郭麗娜 || 語文、教育與實業：廣州丕崇書院辦學經過（1898～1907）

作者簡介：郭麗娜，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提  要] 廣州丕崇書院是清末新政時期法國在穗創辦的一所官辦初等教育學校，旨在教授法國語文。書院創辦動議由法國語文聯盟提出，辦學過程由法國外交部主導，多個部門撥款資助，天主教會負責管理。不過法國的境外辦學理念與其全球資源調配能力難以匹配，在穗實業不興，書院不久陷入嚴重內部管理問題和外部環境變革的現實之中。法國外交部多方協商，努力適應清末教育新制，同意教會聖心書院兼併丕崇書院，並打算將中法韜美醫院遷至書院原址，重組“文—醫”教育體系。就丕崇書院創辦本身，這是法國在東亞推廣語文教育的一次嘗試，為後來在中國西南推廣文化積累了經驗；從中國教育發展史的角度看，丕崇書院客觀上在初等教育階段對中國教育現代化產生了正面影響。[關鍵詞] 廣州丕崇書院  法國語文  初等教育  實業  中法韜美醫院[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法國收藏中國西南文獻的整理與研究（1840-1949）”（項目號：19ZDA221），並獲法國人文之家的資助及法國外交部檔案館的協助。[原文出處]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中西文化”欄目

丕崇書院（École Pichon）是清末新政時期法國在廣州創辦的一所學校，關於書院的性質和辦學情況，學界瞭解不多。鑑於此，本文梳理法國外交部藏丕崇書院檔案，還原書院辦學基本經過，並以法國在全球推廣語文教育為切入點，指出丕崇書院與其他西方在華學校的性質差異，討論在近代全球化過程中，法國特有之文化殖民策略及其在東亞變局中的應變方式，同時指出這段歷史對於近代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客觀影響。

一、丕崇書院：一所“官辦”的法國在華語文教學機構

法國外交部藏丕崇書院檔案共兩冊，收錄該部就書院辦學一事與法國駐華公使、廣州領事、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府、殖民地部、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聖母會（Frères des Maristes）、法國語文聯盟（Alliance Française）和東方匯理銀行等公私機構交涉的往返函電，以及若干外交部政策處備忘錄。參與丕崇書院籌辦的法國外交官有駐華公使斯蒂芬·畢盛（Stephen Pichon）以及駐穗領事福理業（Leonce Flayelle）、阿爾杜溫（Charles Hardouin）、甘世東（Gaston Kahn）、萬祿德（P. Véroudart）和伯威（Joseph Beauvais）。檔案第一冊起止日期從1898年1月15日至1901年12月1日，共194頁（未計正反面）；第二冊從1902年2月7日至1910年1月27日，共273頁（未計正反面）。其中牽涉法方內部協商、法中雙方交涉、書院辦學情況和財務狀況等重要內容，涵蓋書院籌辦到被聖心書院兼併的整個過程，為迄今發現有關丕崇書院的最完整檔案。

檔案內存一份漢語《丕崇書院規程》，尤為珍貴。《規程》云：

啟者：大法國為需人才，而為華人有志於法文暨諸西學者起見，於惠愛六約其舊領事館府內，已建一大書院，名曰丕崇書院。

《規程》透露兩點重要信息：其一，丕崇書院是一家法國政府官辦學校，而非教會學校；其二，地址在廣州惠愛路原法國領事館之內。在福理業致法國外交部第53號電函中，有一份衙門手繪圖，標注書院擬修建在“1867年3月6日租讓於法國的廣東藩台衙門地基”上，左臨“大法領事永租地和法友街”，左側入口正對“惠愛街”。《宣統番禺縣續志》卷四十記載：望春園“東園在布政司署”，“同治六年割署東偏地為法領館，園廢。”在美國人魏魯門（D. Vrooman）於1860年繪製的《廣州城和整個郊區的地圖》（Map of the city and entire suburbs of Canton）上，布政司署在城隍廟以西、廣州府以東；在1923年廣州區域圖上，城隍廟以西和廣大路之間為法領事署，因此福理業函件中所言“衙門”為廣東藩司署，在今之廣州中山四路南越王宮博物館。1890年沙面法領館啟用，廣東藩司署則空置。畢盛出任駐華公使之後，開始規劃這一用地，修建丕崇書院。

1. 從資助教會辦學到法國外交部辦學

關於丕崇書院辦學，外交部檔有三份函件，說明在書院籌辦過程中，學校性質發生變化。第一份文獻是1898年1月15日福理業致法國外交部政策司快電，內有一份附件，為1898年1月11日福理業致法國駐華公使函，云：

尊敬的專員，謹告知，去年12月8日電已收悉。得知：在您的提議下，部門（引者按：指外交部）決定今年撥出1,000法郎專款，資助天主教會在粵創辦學校。

該函提供了一個基本信息，在穗創辦法國語文學校的動議來自法國駐華公使，法國外交部並未打算以政府名義出面辦學，而是進行財政撥款，資助天主教會辦學。福理業在電函中言及遵照上級指示，照會兩廣總督，以廣州同文館設有俄語和英語講席而缺少法語講席為由，提出在穗辦學的要求。他還積極與巴黎外方傳教會廣東監牧主教邵斯（Mgr Augustin Chausse）接洽，商討下一步行動。

邵斯主教

第二份文獻是1898年12月10日法國外交部長德爾卡塞致福理業電：

同意您在領事館舊址籌辦一所學校。謹提醒，諸事謹慎，保護好我方產權，切莫引起中國政府的抗議。

在這份函件中，法國外交部進一步表態，不僅資助教會辦學，還提供辦學場地，選址是法國領事館舊址。不過根據法中協議，領事館是專用地，如今用於“籌辦一所學校”，學校多少帶上一點“法國官方”色彩，因此德爾卡塞指示福理業謹慎行事，儘量打消地方政府和民眾的疑慮。福理業依照指示，迅速擬出方案，準備與邵斯主教簽訂場地租讓協議。

第三份文獻是1900年2月11日新任法國駐穗領事阿爾杜溫致外交部長德爾卡塞電，云：

關於在廣州辦學一事，閣下在我離開巴黎之前，有了書面指示。可是我抵穗之後，接到畢盛公使另一份函電，他擔心邵斯主教態度不明確，我們需另尋方案。

不久之後，我接到北京公使新指令，概要如下：我們自行籌辦學校，招募教學人員。學校直屬領事館。畢盛先生還指示，做好隨時動工的準備。

至此，情況發生變化，法國外交部從原先打算資助教會辦學轉變為政府自行辦學。在此需提及兩個關鍵要素：時任法國駐華公使畢盛和法國語文聯盟的積極推動，以及法國國內正在醞釀的政教分離法案對海外事件產生的影響。

畢盛

首先，畢盛是丕崇書院辦學的靈魂人物。他“生於科特多爾（Côte-d'or），記者，年輕時便投身政治，是極端共和分子，政治主張激進，與喬治·克萊蒙梭的觀點接近……1893年選舉失利之後，進入外交部門，1897年12月起任駐北京公使”。作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激進派政府成員，畢盛在華履職期間積極配合法國政府推廣文化殖民，外交作風強硬，不留餘地。他借廣州灣平石事件，就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沙耐思（Chanès）神父遇害一案，向清政府索取80,000法屬印度支那銀元的高額賠款，隨後指示福理業將賠款分成三份：第一筆54,000法郎交廣西傳教士司立修（Chouzy），填平傳教會預支蘇安寧（Bertholet）案的撫恤金；第二筆用作丕崇書院啟動基金；第三筆轉交邵斯支配。

丕崇書院轉為法國“官方”學校之後，以畢盛的姓氏命名，寫作“École Pichon”，漢語譯為“丕崇”，“École”譯為“書院”，是對清代舊教育體制的適應。1900年3月11日下午4點，畢盛出席書院奠基儀式，親自“放下第一塊基石”。參加儀式的共有19人，分別是畢盛夫婦、公使團軍事專員維達爾（Vidal）、海事部武官德·拉·莫特·杜·波爾達耶（de la Motte du Portail）、法國駐穗領事阿爾杜溫、副領事紀廉（Guillien）、海事部文職教官德·伯爾卡爾（Burquet de Beauregard）、海事部醫生德福雷辛（Defressine）、北京公使館譯員貝爾托（Berteaux）、榮譽軍士菲力皮尼·保羅（Filippini Paul）和在穗法國商人布費特（Bufètre）、巴斯凱（Pasquet）、阿爾貝爾（Albert）等9人。官方文件顯示沒有教會人士出席，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書院與教會沒有直接關聯。

1907年書院在畢盛出任法國外交部長期間清盤，當時法國外交部秘書處備忘錄記載如下：

廣州法國學校創辦於1898年。當時在華只有兩所法國學校，分別是上海公董局的法文書館和北京聖母會法文學校（École des Maristes de Pékin），後者受到遣使會的庇護。法國駐華公使依法國語文聯盟之倡議，得到本部門和殖民地部出資資助的承諾，在藩司衙門創辦一所學校，教授我們的語文，擴大我們的文化影響，培養各類實業所需之譯員，從事1895、1897和1898年我方與中方簽訂協議所涉及在華南各類業務，諸如鐵路、礦務等。

上述備忘錄提及的“法國語文聯盟”是1883年7月21日成立於巴黎的公益性私營海外語言文化推廣組織，旨在協助法國政府在海外推廣法國語言文化。倡導者是當時茹費里內閣的重要成員之一、後駐倫敦大使保羅·康邦（Paul Cambon），學術委員會組成有外交官茹瑟朗（Jean-Jules Jusserand）、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政論家勒南（Ernest Renan）和文學家凡爾納（Jules Verne）等知名人士。“法國語文聯盟”作為非官方組織，獲得政府要員和社會菁英人士以私人名義支持，代表法國外交部提出在華辦學的建議，得到外交部的支持，是在情理之中，也反映出一種隱蔽性極強的文化傳播協同策略。

另外，普法戰爭失利之後，法國國內民族情緒高漲，政教分離呼聲日高。激進共和派政權打擊教權，集中財力，推進社會改革，也傷害到教會的感情。19世紀末法國教會的海外活動處於一種矛盾狀態，既仰仗法國政府的遠東保教權來維護教團利益，在具體事件中又不見得配合政府的行動。就書院籌辦一事，邵斯顯然不滿畢盛借廣州灣平石事件，向清政府索取高額賠款，加深廣東地區民眾對教會的誤解；沙耐思案件的賠償金一分為三，對於邵斯而言，在情感上也難以接受。因此邵斯一再向福理業強調，巴黎外方傳教會在穗辦學，“是傳教事業以外的事，純粹出於愛國，未參雜任何私心雜念”，並言及巴黎外方傳教會已經營廣州灣和東營兩所小學。對於邵斯不配合的態度，畢盛非常惱怒。他警告邵斯，若非外交部介入，教案是得不到賠償的。他在寫給德爾卡塞的函件末尾補充說：“我也給邵斯主教一次教訓，我看值得他改變態度。”正是如此，法國外交部接受畢盛的建議，出面操辦學校。

2. 辦學方式和教學內容：公私協同，從事法國語文教學

阿爾杜溫接到指令之後，迅速制定方案，先後在1900年4月和7月與梅州籍建築商蔡敬簽訂了兩份工程承包合同。第一份是法國領事館辦公樓工程合同，附設計圖紙。領事樓為一層建築，中西合璧設計，“屋身正面活包，丈深包皮弍丈五尺，地腳四周大牆深三尺活三尺，用紅白粗幼和灰沙造好為止”，佔地面積215.3平方米，造價4,800法屬印度支那銀元。第二份合同是丕崇書院工程合同，也附設計圖紙，為兩層建築，“大樓正面活六丈七尺，大樓身橫包皮六丈，用唐尺計”，一樓是教室，預留一處小教堂，造價共計18,200法屬印度支那銀元。

丕崇書院工程合同

其中第一份合同為第二份打掩護，首先它向中國民眾說明丕崇書院的官辦性質，其次法國外交部改變廣東藩司署用途，需要為外交部審計司提供一個合法的撥款理由，支持辦校。書院竣工之後，1901年開始招生，當年9月13日（農曆八月初一）開學。書院管理架構如下：屬外交部，外交部聘請聖母會修士管理書院，聘期十年，成立管委會，向法國領事館負責，聖母會作為天主教修會，同時接受廣東監牧的監管。財政收入分四部分：外交部每年撥款6,000法郎，支付四名聖母會修士的薪水；殖民地部撥款1,000法屬印度支那元，廣州公董局撥款400法屬印度支那元，書院收取學費。書院每五年向外交部支付一次場地租金，年租一個法郎，相當於無償使用。甘世東出任駐穗領事之後，發覺書院財務混亂，遂上報外交部，邀請東方匯理銀行介入財務管理。

至於教學計劃和教學安排，外交檔案藏書院規程共三份，按歸檔次序分別為：第一份為手寫稿；第二份是漢法對譯印刷版，應是作為招生之用；第三份是打印稿，送外交部審核之用。三份內容不同，應是根據書院招生情況有所調整，其中第三份最為詳細，寫明：

書院分3個班，含院長在內共有4名法國教師。規定如下：

教學大綱：在校學習法文（含翻譯、口語和文法）、通史（中國通史和法國通史）、地理、物理、化學、自然史、會計、哲學、品行、打字、音樂、繪畫、體育。宗教課程視個人需要而定。

時間安排：第一學期農曆正月二十日開學，農曆六月和七月放假七周；第二學期至農曆十二月二十日結課。

禮拜日和禮拜四晚無課。

每日早上八點半上學，十一點放學；下午一點上學，三點放學。

體操：逢禮拜一三五中午十二點半至一點有體操課。做放鬆運動、行路、器械運動、軍事演練、打鼓和吹號。

英語課：授兩次英語會話課，開課時間為晚上五點半至七點。在校外國學生每月付費1.25元。法文課一班付費0.2元，二班付費0.4元，三班付費0.6元。

學費：學費每月2.5元，其中2元為基本費，50蘇為體操費。學費需在農曆五日前交納。

分班：學生分三個班。初習法文者分入第三班……二班為法文提高班……一班含高級法文課程和科學課程兩部分。

教學計劃：

三班：讀寫譯，會話，數數，畫畫，唱歌和體操。

二班：閱讀進階，寫作，寫字，會話，文法，算術，地理，自然，畫畫，唱歌和體操。

一班：大綱所列全部課程。

丕崇書院法文章程

由此可見，書院為一小學教育機構，以教授法國語文為主，在此基礎上導入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在課程設計上，部分移植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免費、義務和世俗初等教育的內容，但作為法國政府在華教育機構，書院是收費、非義務的。

二、書院的困境：強文化與弱經濟之無奈

書院在1901年秋正式招生，直至1907年清盤，從籌辦到結業前後大概十年，歷經興衰變遷。從宏觀層面看，書院衰落可從法國在全球的地位沉浮中尋找原因。所謂語文，指語言與文化，與經濟實力同為衡量一國軟實力的兩大指標。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興起，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康邦是茹費里內閣的經濟學家，從1898年到1920年駐英，長達22年，深知文化與經濟合璧之重要性。“法國語文聯盟”的成立，意在經濟競爭之中穿插文化競技。不過文化推廣與經貿發展既可互為犄角之勢，也會因內部資源調配而出現紛爭；另外教與學之間也會出現認知差異。

丕崇書院入學掛號單

1. 內部問題：多頭管理和缺乏共識

領事甘世東是最早指出書院存在嚴重管理問題的外交官。他在1904年11月26日寫給德爾卡塞的函件中指出“書院運作三年，並未達到預期目標”，原因有三點：政府內部、政府與教會在教育上未達成共識；書院管理混亂；法國在穗實業不興。

首先在政府內部，外交部及其下屬駐華公使和駐穗領事，與同級部門殖民地部及其直屬印度支那總督府，各自的職能和站位不同，對書院功能的理解存在全域主義和地區主義的差異。書院中後期陷入招生和財政危機，領事甘世東和萬祿德從區域資源調配的角度出發，先後提出與石室聖心書院合併的方案，以及書院舊址重新規劃，創辦一家中國醫科學校的建議。然而法國外交部作為上級單位，從統籌全域出發，重視政府的權威以及事件對法國國際聲譽的影響。1907年8月12日，外交部政策司回覆駐華公使館，反對使用“合併”（la fusion）一詞，建議使用“組合”（la combinaison），並指出：

總之，在我們的舊衙門內成立一家由中方管理的機構極為不妥，即使教學語言為法語，也是不妥的。就算帝國當局願意讓步，放棄衙門地產的所有權，我部也不會同意。因此我們不能採取任何舉措，讓他們產生錯覺，認為是隱性退回衙門租界。

1908年12月1日，新任領事伯威建議與法屬印度支那共同開發丕崇舊址。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安東尼·克羅博克沃斯基（Antoni Klobukowski）堅持殖民地利益至上，覆電云：

特告知，很遺憾，無法接受您的建議：首先北圻和法蘭西遠東學院已開出漢語課程，無需再派年輕的公務員到廣州學習漢語，況且他們已能與兩廣在殖民地（引者按：指法屬印度支那）的行商交流。我與法蘭西遠東學院負責人溝通過，他對派一名走讀生到廣州不感興趣。最後，至於印度支那在廣州派駐一名商務代表的建議，謹提醒，外交部長已要求召回所有遠東代辦。鑑於此，我無法答覆您。

在此情況下，法國駐華公使巴斯德（Edmond Bapst）電告伯威：

顯然克羅博克沃斯基先生認真研究過您的報告，可是我對殖民地的財政狀況能否允許我們在廣州成立一個商業代辦處，並在那裡安頓一名河內學校的學生，表示存疑。不過總督府可將我們的財產用作他途，比如在那裡安頓行政部門的年輕人，那些具備漢語知識並有意在穗謀生的年輕人。如果克羅博克沃斯基先生對此尚無興趣，那麼可以考慮有條件交還衙門，我想外交部對此不會有所異議。

從公私機構協同的角度來看，法國政府對在華辦學寄予厚望，可是巴黎外方傳教會和聖母會作為私人機構，未必有此期待。外交部最初意屬巴黎外方傳教會，希望資助後者辦學，主要是因為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華活動將近200年，執行羅馬的神職本土化策略，走底層傳教路線，熟悉地方情況和風俗，有一張忠誠可靠的傳教網絡，經驗豐富，能協助政府推廣語文政策。儘管政教分離觸動傳教會利益，當法國政府有意辦學時，巴黎外方傳教會神學院仍予以配合。1898年12月5日神學院回覆外交部，諮詢“政府對赴華任教的傳教士給予多少資助；在廣州還是在重慶辦學；聖母會是否願意協助”。不過當時兩廣教案不斷，邵斯是兩廣教會主事人，對畢盛處理教案的方式持有異議，書院管理權最終落入聖母會之手。巴黎外方傳教會則在丕崇書院招生三年後，即1904年3月，在石室教堂內自創聖心書院。這一消息由駐華公使館頭等參贊賈思納（Jean Marie Maurice Casenave）傳遞給德爾卡塞。賈思納在函件中彙報了上海準備創辦教會大學的傳聞，提到聖心書院準備開辦英文班，與丕崇書院形成生源競爭，後者的“學生人數從110人減至75人”。外交部盛怒之下，向當時的廣東監牧梅致遠（Mgr Jean-Marie Mérel）提出警告。

梅致遠主教

外交部後委託聖母會管理丕崇書院，而聖母會在華履歷較淺，資質和能力未必達到要求。1905年3月25日，甘世東建議兩家書院合併，提到聖母會修士曾在地理課上展示一張1900年英俄德法瓜分中國的地圖，引發學生騷亂。甘世東認為如果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管理，就不會出現這種因無知而引起的教學事故。此外，甘世東還指出若干管理問題：修士挪用經費，財務帳目不清；管理規程有嚴重漏洞，初級班和提高班學生摩擦不斷。另外，法國外交部原要求聖母會派遣四名修士赴穗任教，實際到崗的只有三位，而聖母會負責人仍按四個名額領餉，並按中國農曆計月薪，每名教師每年多支一個月薪水。法國外交部忙於全球佈局，財政上捉襟見肘。萬祿德上任之後，針對聖母會修士的貪污嫌疑，窮追猛打，會同東方匯理銀行對書院進行財務審核，當然也為書院的未來規劃提前做好準備。

2. 辦學動機與外界期待：教與學之認知差距

法國一貫重視教育，法國教育聯盟曾指出：“誰掌握了學校，誰就掌握了世界；誰掌握了法國的學校，誰就掌握了法國”。顯然，法國外交部自覺在華辦學，教授法國語文，力促中法貿易，背後隱藏的是一種法式教育理念和文化推廣策略。然而，外界的期待未必與法國政府一致。

1907年2月12日萬祿德在寄給法國駐北京公使的電函中說：

院長修士報告說，平均有50名學生，而實際上，許多在開學不到一個月就離開，大概不足30名學生能正常上學，與1903年書院招生人數200名相比，這個數字差得太遠了。為什麼招生情況不理想呢？為什麼曇花一現呢？原因很簡單：學生的期待與書院的辦學宗旨之間存在差距，學生將學習當作尋找謀生之路。英語是遠東商業語言，法蘭西文化知識對他們而言一無所用，即使有機會進入廣州僅有的幾家法國商行，用處也不大。在立志從商的少數幾名學生中，有來自法屬印度支那華商家庭的，被寄養在廣州親戚家中，便於照顧，而為了照顧他們的需要，我們還不得不開出英語選修課。

European Factories at Canton (c. 1840)

萬祿德曾經在上海領事館工作過，瞭解江浙一帶的營商狀況和人文環境，認為嶺南文化更為功利，“人文素養不一樣。江蘇人偏思辨，廣東偏實用。”換言之，法方意在做教育，進行文化輸出，尋求文化對話，而家長和學生關心的是謀生。

話雖如此，但凡辦學，不論公立私立，學生出路仍是辦學方必須考慮的問題。教與學之間的認知差距歷來存在，而對於外國學校，情況則更加複雜。丕崇書院作為官辦學校，法國政府需考慮文憑如何發放，才能獲得中國政府的承認和主流社會的接納。至於私立學校，多數不得不順應形勢，開辦英語班。聖心書院如此，人文環境較好的北方亦一樣。1920年代法國香檳省耶穌會在天津創辦工商學院，“天津耶穌會士決定將學校從法文過渡到英文教學，儘管這一決定在法國駐北京當局看來是一項對法語的背叛行為”。1905年11月26日甘世東在致外交部電函中提及，“廣東教會抱怨清政府把公職留給官辦新式學校，拒絕本地天主教徒申請公職，這違反了雙方協議”。在此具體事件中，牽涉的是禮儀問題。學而優則仕，求穩入仕是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之一，也是大多數家庭對子女的期待。巴黎外方傳教會一直反對教徒拜孔祭天，而拜孔祭天是入仕必經禮儀。聖心書院學生研修西學，拒絕中式禮儀，必然仕途不暢。如何調和鄉土文化與西方宗教禮儀，這是天主教會開展教育事業面臨的另一矛盾。

三、內外協調與適應：重組“文—醫”

清末教育新政廢科舉，興學堂。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12月6日，清廷下諭設立學部。法國外交部在書院出現招生困難之後，立刻進行反省，嘗試適應，提出改良方案。

1. 教會主“文”，從事初等和中等教育？

1905年12月26日，甘世東致電法國駐華公使團，建議合併聖心書院和丕崇書院：

丕崇書院目前運作情況不佳，原因主要是學生無法充分就業。這或許也是所有學校，不論中國或外國學校均普遍存在的問題。不論如何，書院還是為學生進入教會書院接受中學教育打下了基礎。

甘世東在函件中提到梅致遠主教接受他的建議，會儘量淡化教會書院的宗教色彩，處理好主教、兩廣總督和領事館三方的關係。甘世東此函說明法國外交官留意到清末教育新政的動向，對中國未來教育分層有所思考，並試圖參與。甘世東離任之後，兩家書院的合併與丕崇舊址的重新規劃方案留由萬祿德制訂。

1907年4月12日，萬祿德致函駐京公使巴斯德，提出合併兩家書院的具體方案。他談到與聖心書院交涉，後者希望領事館支持，但不希望法國政府干涉聖心的辦學自由；另聖母會當時還管理廣西蘇安寧學堂（也稱“法文學堂”），該學堂運作狀況良好，聖母會副會長曾去信法國外交部，談及丕崇書院關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導致蘇安寧學堂關閉，影響法國在東亞的聲譽。萬祿德認為聖母會是顧慮書院合併之後修士的去向，而非政府聲譽，因此讓聖心書院兼併丕崇，政府資助聖心書院開出法文部，將“學校合併”變為“學生合併”，為最佳方案：

在此情況下，最簡單的辦法顯然是讓教會自辦法文部，接收丕崇的學生。要相信教會書院有意願按教育規律自行發展。教會書院將保持相對於我們的獨立；而我們在外交層面上無需對其做出任何承諾。總之，教會書院將與其他在華學校一樣，得到我們的資助，但不是一所像丕崇書院那樣的法國學校。這樣的話，聖母會修士繼續執教，書院合併工作也就簡化為學生接收工作。

顯然，萬祿德主張政府部門各司其職，教育回歸教育，外交部專心外交，儘量不介入與此無關的事務。這一建議是相當務實的。對於聖心書院能否發展成為高等學府的問題，1907年7月25日，萬祿德覆函北京公使，指出除缺乏師資外，兩廣的文化和營商環境與江蘇完全不一樣，加之華南缺乏京漢鐵路那樣的重大基建項目，法國企業無法介入當地民生，聖心書院儘管用意良好，但不可能像耶穌會上海震旦公學那樣發展成為高等學府。他還留意到聖心書院的優秀畢業生一般會選擇進入中國官辦高等學府升學。他建議，為了避免出現雙頭管理的困局，被辭退的丕崇聖母會修士不參與聖心書院的管理工作，而是以招聘方式進入聖心執教。

聖心書院年終獎賞目錄

法國外交部最終面對現實，同意兩家書院合併。1907年伯威出任廣州領事期間，東方匯理銀行參與丕崇書院的資產清算工作。1909年1月8日，伯威與兩廣總督張人駿一起出席聖心書院期末優秀生獎勵大會，此舉可以視為法國政府放手教會辦學的標誌。根據外交部檔案館藏當年《聖心書院年終獎賞目錄》，內有聖心書院監督教員名表，教務長為蘇安當（A. Clauzet）神父，監督團由中外名流組成，外方有帕斯卡（L. Paschal）、本尼迪特（L. Benedict）、約翰（L. John）、阿爾伯特（Marcel Albert）、拉菲里斯（L. Raphaelis），中方是士紳陳季峰、杜鹿笙、李德、李伯祿、莫國匡、張學庭、楊松堅、康仲覺、曾玉岡和毛富春。

2. 政府主“醫”，發展高等教育？

至於丕崇書院的重新規劃問題，萬祿德曾有兩套方案：第一是與兩廣總督張人駿協商，嘗試中法合作，在丕崇原址創辦醫科學校，承諾為廣東民眾提供便利；第二是用丕崇地皮換取中法韜美醫院附近的水師提督府和十六營公所，對韜美醫院進行擴容，提升醫患接待能力。中法韜美醫院是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前身，法文名稱為“Hôpital Doumer”，為法屬印度支那首任總督杜美所創辦，用其姓氏命名，醫院主要接待殖民軍士，兼顧民用。不過，張人駿拒絕談判。萬祿德在報告中指出，中法合作辦醫需要中方具有兩個決定性情感因素：“第一，與我們齊心協力發展醫療和教育事業的意願；第二，他們對不懈努力，爭取重獲所有權的藩司署有正確的道德認知。”他認為這兩點均不存在，而張人駿則迅速在水師提督府附近“開始興辦水師學堂”，無意合作。

商談無果之後，萬祿德積極與韜美醫院、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府和河內醫科學校聯繫，建議將位於廣州外城臨江地帶的韜美醫院遷至丕崇舊址，在廣州內城創辦醫科學校，聘請人手，招收學生，將西方醫學理論和臨床實踐相結合，服務廣州民眾。作為廣州領事，萬祿德此舉一是希望取得地方對法國的信任，二是通過與法屬印度支那合作，發展醫療事業，把廣州與法國在東亞最大殖民地法屬印度支那的利益相掛鉤，為法國在穗爭取更大的發展空間。他還做好1909年完成搬遷和開始招生的預算，將此前外交部、法屬印度支那和廣州公董局的撥款全部用於新建醫科學校，並預計招生30～40名，收取學費1,200法屬印度支那銀元。他還積極遴選法文水平較好的學生，派往河內深造。1907年共有五名學生獲外派深造，分別是“20歲的廣州人柳壽鵬、22歲的江蘇蘇州人錢祖培、23歲的廣東新會人林文章，增補20歲的廣州人李軾”，後再增補“學醫信心堅定的黃仲文（Hoang Tchong Ouen音譯）。

韜美醫院舊址

1907年12月18日，韜美醫院負責人孔比亞（A. Combier）醫士回覆領事館：

感謝來函，諮詢我對醫科學校遷至丕崇書院舊址的看法。可是我覺得很難在不改變醫院目前架構的情況下在丕崇舊址授課。

……目前醫院醫生工作量超過負荷，我們已經有三個科的學生，只有兩名醫生。可是未來要開出五個科……

韜美醫院距沙面租界1,800米，可順河到達。可是從租界步行到丕崇書院，需45分鐘，到醫院則需半個小時……

除了人手不足、行路不便、搬遷困難之外，韜美醫院作為殖民地河內醫科學校的下屬單位，未必以民用為主要目的。後法屬印度支那總督克羅博克沃斯基回覆伯威，或許可將丕崇書院改為韜美醫院的療養部。伯威遂電告法國外交部，提出兩個方案：保留丕崇舊址，則需日常維護；歸還，則要做好無法獲得補償的心理準備。

餘論

至此，法國外交部自行推行語文初等教育的嘗試無疾而終。伯威1909年6月24日出席聖心書院的活動，認為教會與兩廣官員和民眾的關係良好：“廣東教會意識到必須採用新方法，與過去那種視對話為福音退步信號的歷史一刀兩斷。”

在上函附件中，他提到梅致遠主教適應形勢變化，在年度慶典中帶領學生高呼“皇帝萬歲萬萬歲，中國萬歲萬萬歲”。1910年初，新任廣州領事與地方名流、各國領事出席梅致遠主持的聖心書院年終獎賞會，看到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與法國劇作家羅斯唐的《雛鷹》（L'Aiglon）同台上演，獲獎英文班學生200名，法文班學生僅60名，不由得百感交集。他向外交部彙報：

非常遺憾。一位英國同行殘忍地說，天主教在為英國國王服務。我們必須承認，儘管情況不利，但是聖心教堂還是在丕崇書院關閉之後，努力在廣州維持我們的語文教學。

廣州石室聖心大教堂

關於丕崇書院本身，仍存在不少細節問題有待考證。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書院的創辦源於法蘭西的文化帝國主義雄心。辦學過程充滿坎坷，折射出文化實力與經濟實力的匹配度、政府內部全域主義和地區主義的悖論，也反映出書院內部存在管理不當和財務混亂等問題。不論如何，法國外交官在這次教育嘗試中表現稱職務實，說明法國外交部在東亞殖民中發揮着主導作用。

聖心書院兼併丕崇書院，由實踐經驗豐富的教會主導文化傳播，政府嘗試醫學教育，儘管後一措施因地區保護主義而未能實現，這一文化推廣和科技教育相結合的方案後來仍為法國向中國西南發展勢力提供了思路。

另外，丕崇書院歷史雖短，但在近代中國初等教育史上的影響仍是不可磨滅的。丕崇併入聖心之後，天主教會團結地方名流，成立監督教學團，康黨中人康仲覺和史學家杜鹿笙均獲聘執教，共同推動文化交流。據國內文獻記載，教育家馬君武和經濟學家陳豹隱（又名陳啟修）均在丕崇書院接受初等教育啟蒙。陳豹隱於1908年赴日繼續深造，後參加抗戰，參與新中國建設，不僅在文史政領域取得不俗成績，而且在經濟學領域大放異彩，為“中國翻譯《資本論》第一人”，著有《經濟現象的體系》與《新政治學》，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1956年，建國後第一次教授評級，他仍被國家評聘為一級教授”，與陳岱孫一同成為當時全國僅有的兩名經濟學一級教授。

語言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載體，語言國際化意味着文化的國際化。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在本土推行義務、免費、世俗的初等教育，旨在培養共和國的合格公民和選民，而丕崇書院的創辦則意在推動法蘭西文化的國際化進程。從表面上看，丕崇書院實體消失，似乎法國外交菁英的此次教育國際化嘗試無疾而終；而實際上，近現代中法之間經濟文化交流頻密，丕崇書院的語文教學在聖心書院得以延續，進而影響到近現代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客觀地說，此次努力是有成效的，它對我們的語文教育來說也是具有啟發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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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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