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文君 || 趙樹理與《紅旗》相關史實考論
翻閱1959年的《紅旗》雜誌，處處可見與人民公社成功經驗相關的文章，如第3期的《高唐縣人民公社是怎樣大辦工業的》，當期社論更以“十分指標，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幹勁”作為鼓動各行各業加快步伐、實現大躍進總目標的“戰鬥口號”，這樣的高調輿論姿態為1959年標註了歷史的基調。而這一年出版的圖書，很多是農業豐產經驗和大煉鋼鐵經驗的展示和交流，諸如《1959年山東省穀子豐產經驗》、《1959年廣東省早稻高產經驗》、《1959年全國小高爐生產技術會議資料匯編》等，對數量的追求和對現代化的向往，構成了1959年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關鍵詞。然而，也正是在這一年，轟轟烈烈的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出現了很多問題，成為越來越沉重的話題。在1959年，趙樹理這位處於歷史風口浪尖的作家，以其對農村的深入瞭解表達了對時代主流的認知，其中有分歧，有不解，有困惑，更有直言不諱的坦蕩。他因而奮筆直書，也因而擱筆長歎。他在這一年的行為與選擇顯得相當執拗，然而在時代車輪的疾馳中，可以看到這位作家身上難能可貴的真。
一、先行者趙樹理：如何對待農業合作化、公社化
觀察1959年趙樹理與《紅旗》的相關史實，有一點問題十分值得注意，那就是1959年的趙樹理為何會在接受了《紅旗》主編陳伯達的小說稿約後，最終捨棄了文學創作，而寫了一篇未能在《紅旗》刊發的政論文《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這一行為選擇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什麼？在趙樹理因給陳伯達的兩封信和這篇未在《紅旗》發表的政論文而受到來自中國作家協會的批判時，他依然固執己見的理由在哪裡？這兩大問題都與他如何對待農業合作化有關。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這樣敘述這個時期的作家趙樹理：
文學史研究者關注作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寫作姿態，趙樹理“文攤”作家的自我宣示，一方面表明了他對待文學創作的態度，那就是從實際工作中出發的寫作，向壁虛構之事在他看來只是文學的末路；另一方面，他這種相對狹隘的寫作姿態讓他在更為複雜的歷史情境中顯得落寞與不合時宜，這些都造成了他在1959年的困境。
有學者認為：“如果說趙樹理的小說在建國後確有某種後退，或與主流意識形態確實產生了某種裂隙、齟齬，那就是源自合作化運動。趙樹理建國後的絕大部分創作都是對農業合作化的回應，但這個歷史事件卻危及了趙樹理的價值底線。撇開合作化，你不可能看到一個真實的趙樹理。”趙樹理對待農業合作化的態度大致經歷了歡迎、支持到質疑、反思的過程，不妨以1957年、1958年他的寫作與文學活動為線索，來瞭解這位作家對待農村與農業合作化的態度。
1957年趙樹理的兩篇文章值得注意，一篇是寫於1957年4月的《“出路”雜談》，該文發表在《中國青年》1957年第9期，這篇文章中他以勸慰的口吻來說服當時在農村的知識青年能夠安心於農業生產，認為農村同樣是可以給青年人帶來發展的地方，他談道：
從趙樹理在這篇文章中表露的觀點可以看出，他對農業合作化的基本態度是擁護的，儘管他也看到了一些問題，但在當時他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是正常的，也恰恰是這些問題的湧現更需要有知識的青年留在農村發揮自己的才華解決它們。另一篇是寫於1957年9月14日的文章《願你決心做一個勞動者》，這是趙樹理給自己的女兒趙廣建寫的一封家信，發表於1957年11月11日的《山西日報》。在這封信中，趙樹理以家長的姿態勸說女兒紮根農村，而不是僅僅做一個不切實際的“作家夢”，他這樣寫道：“農業社可以產生作家，只是把當作家放在第一位，而生產就成了‘業餘’。農業社參加的這種人多了，也許會把社變成了小的作家協會，只是不容易把社辦成個模範社。”這封家信也決定了趙樹理女兒一生的選擇，作為作家的父親並沒有讚同女兒走文學創作的道路，這正與趙樹理對文學的理解有關。在趙樹理看來，文學決不是象牙塔內的孤芳自賞，文學的廣大天地正在於中國鄉土大地上的普通百姓，為他們寫，為他們歌，並能對他們的思想和生活產生切實的影響，這正是趙樹理心中理想的文學形態。
1958年趙樹理有了續寫《李有才板話》的創作想法，以此反映當時的人民公社、大躍進，這樣的創作構想顯然表明了趙樹理對這場歷史進行記錄的願望。1958年11月他訪問了朝鮮，期間參觀了平壤、元山、咸興的四個農業社，這樣的經歷一方面強化了他對農業合作化這一農村政策的持續關注程度，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他在更為實際的層面對自己在這場運動中所能起到什麼作用的思考，這種思考集中在他一生生活和工作最長的地方，即：趙樹理的家鄉晉東南地區。有學者認為：“一九五九年後，趙樹理對合作社和公社進行的揭露和批評，以及提出的一系列建議，大都受到了晉東南合作化問題的影響。晉東南發展農業合作化具有相當優越的條件，假如擁有如此優越條件的合作社都出現了危機，那麼，那些各方面條件都不如晉東南的農業社又當如何？——這可能就是趙樹理一九五九年後對失望於合作化的認知邏輯。”這一判斷值得注意，不僅因為趙樹理對晉東南地區農村情況的瞭解最為深入，而且也因為這裡生活着的都是他的父老鄉親，趙樹理一生的文學創作之魂正在於此。晉東南的地方風物與鄉里鄉親給了他取之不竭的創作動力，正是這一方水土的養育和滋潤，使這位從晉東南走出的作家時時想着為這裡寫點什麼、做點什麼。
但是，多年積累的對這一方鄉土的熟稔到了1959年突然發生了變化，這一年的趙樹理重回晉東南時竟生出了很多隔膜之感。這種隔膜感在下文趙樹理給《紅旗》主編陳伯達的兩封信中隨處可見。我們先看看1959年晉東南的實際情況如何。據《晉東南大事記（初稿）》所記，1959年的晉東南地區形勢不容樂觀。1959年的自然災害難以逃脫，1960年的人禍亦不曾避免，以下幾則記載為我們留下了爬梳歷史真實面貌的依據：
不帶任何情感偏向的檔案材料中的這些大事記，記錄了晉東南地區1959年發生的自然災害和受災情況，僅1959年5月就發生了兩次較大的自然災害，甚至可以說這一年的整個五月份都是在抗災中度過的。如果說天災難防，那麼人禍的發生則有其客觀原因，長期的營養不良導致很多廠礦工人都患上了浮腫病。不獨1959年的晉東南地區如此，在《晉東南大事記（初稿）》中記載了這樣一則報道：“（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 《晉東南報》報道：長治市收容所成立僅四個月，就收容外省流入的災民一千一百一十六人。”由此可見，1959年的晉東南地區相比其他地方尚不是最壞的程度，然而，歷史上素來農耕傳統深厚，而且氣候、土壤條件較好的這一方水土，1959這樣的災年在其農業發展史上也是實在不多見的，到了1960年竟出現了建國以來的歷史最低值，即：
“農民留糧下降”的結果恰恰最為趙樹理不滿，這與他對農民利益的竭力爭取顯然是相違背的。在趙樹理的心目中，農民在田地裡辛苦操勞一年最大的願望就是不挨餓，但這樣的最低要求顯然不是年年都能實現的。風調雨順之年背後，更多是他們在土地上辛勤勞作之後對豐衣足食的祈盼。1960年晉東南地區農民的留糧是260~270斤，平均到每個月，一個家庭的口糧只有二十一、二斤，這在人丁眾多的農村家庭裡是很難維持溫飽的，由此可以判斷，1959年晉東南的農村的確進入了一個非常時期。1958年年底在出訪朝鮮回國後，趙樹理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太原，他“匆匆跑到太原，請求省委安排工作”，省委派他到陽城縣作書記處書記，“到陽城上了任，一接觸實際，覺得與想象相差太遠”。這是1958年年底到1959年年初趙樹理的真實心境，他瞭解到的實際情況與他的期許產生了強烈的落差，出現這種心理落差的根本症結即在於，他十分關心農民的口糧問題是否得到真正的解決。先前因為參觀了豐產田和水利設施，看到了勞動現場農民的積極性高漲，所以他報之以樂觀的心態，“對一九五八年報上登的產量數字信以為真，我認為口糧問題徹底解決了，為公社寫了建議信”。但是這種盲目的樂觀很快被他1959年在晉東南農村參加的實際工作中暴露出的問題所蕩滌一空，農民留糧減少必然導致口糧緊張。他向公社提議，卻也遭到了冷落與不滿，最終他只好將其參與農村工作的範圍限定在一個管理區，並在那裡辦起了試驗田，但實際情形是：“他在管理區工作又面臨‘進退失據’的困境：管理區上的幹部每天都要上報各種材料、數字，自己作為堅持原則的黨的幹部當然要求匯報要實事求是，但很可能因此使管理區的幹部因為達不到上級要求的數字，而受到批評。”至此，這位走遍晉東南地區每一個溝溝坎坎的作家趙樹理，仿佛失去了他回到鄉間，廣泛地與農民、鄉土接觸的機會，他對鄉村的熱情最終使他喪失了作為作家的廟堂之高位，而主動沉入民間。
探討趙樹理對農業合作化的態度這一問題，並不在於他是反對還是支持，或者是何時支持又或何時反對，畢竟，我們不能要求作家跳出時代的規約，即便對農村如此瞭解的趙樹理也不可能跳出時代的羅網，然而，他又的的確確是一位先行者。原因有二：一是在眾多反映農村題材的作品中，趙樹理的小說最不知識分子氣，他創作的現代小說實際上更多地借用了通俗故事的寫法，如《登記》；二是在他寫的《“鍛煉鍛煉”》這部小說裡，以文學的筆觸為我們留下了來自趙樹理的鄉村發現，“小腿疼”和“吃不飽”這樣兩個落後人物的塑造，恰恰是他對農村實際生活中農民留糧不足情況的真實反映。在《趙樹理年譜》中有這樣一個細節：
趙樹理以自己的知必言、不回避問題的文學寫作觀念支撐了他關於農村的一系列作品的構思與創作，也以此完成了他一生對農民的熱愛與對農村問題的關注。陳徒手在《1959年冬天的趙樹理》一文中這樣記敘趙樹理的這一年：“1959年，趙樹理五十四歲。在這之前，他一路順利，被譽為文壇的‘旗幟’。那一年，他從北京到省、縣裡，為農業問題上上下下折騰數次，寫了幾封分量很重、與眾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給地委書記、省委書記，直至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和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兼《紅旗》總編輯陳伯達。就是這幾封信和文章釀成‘禍根’，在當年冬天開展的反右傾運動中，使趙樹理成了中國作協整風中內部重點幫助對象之一。這個寒冷冬天的印象，鬱結成趙樹理一塊難於治愈的心病。”這位已經習慣於在北京、晉東南往來奔波的作家，因1959年對農村中“大躍進”出現的複雜情形的關注與感知，而走上了以信諫言之路，他也因此與1958年創辦的《紅旗》雜誌有了歷史性關聯。
二、“故意找難題的人”：趙樹理給《紅旗》主編陳伯達的兩封信
1959年4月17日至27日，趙樹理參加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這次會上並未查閱到趙樹理有過發言，反倒是一個約稿細節值得注意。就在會議期間，時任《紅旗》主編的陳伯達向趙樹理約稿，請他將完成的小說作品交《紅旗》發表，趙樹理接受了這一約稿請求。《紅旗》剛創刊不到一年的時間，作為黨刊的影響亟待擴大，因而，陳伯達的這一約稿不僅是例行公事之舉，而且也是以其主編身份為《紅旗》辦刊作出規劃。儘管《紅旗》更多是一份理論刊物，但是它在創立之初並沒有一味遵循理論刊物的定位，而是一份綜合性的刊物，向作家趙樹理約稿小說作品，這一舉動本身就說明了當時《紅旗》的辦刊傾向。趙樹理十分看重這次約稿，他把它看作是“光榮的任務”，一直將此事放在心上。但是，在晉東南地區農村的所見所聞在很大程度上擾亂了趙樹理的創作想法，寫小說的意圖沒有真正付諸實施，而是借由書信的方式向陳伯達道出了自己心中的困惑與苦悶。
趙樹理在1959年7、8月間給《紅旗》主編陳伯達寫了兩封信，這兩封信前後寫作的時間正是趙樹理對當時的農村問題思考最為深入的時期，這一點從他在書信中所談內容即可以看出。書信作為與人溝通交流的工具，不僅能夠真實地反映寫信人當時的心境，而且也能為我們探察時代氛圍提供更為鮮活的史料。正如一位學者所言：“作家書信的文學史價值首先體現為史料價值。書信對於通信者來說是情感交流載體，也是重要信息源。而對於後來的讀者和研究者來說，它可以是一種普通讀物，但更重要的還是一種信息源，是珍貴的歷史讀物。事實上，現代作家書信的挖掘、發表和出版，人們更看重的也是其史料、文獻價值。現代作家在動蕩時代的遷徙、遊歷中寫了大量書信，使他們成為名副其實的社會通信員、民間采風者和歷史見證人，信中記下的所經所歷所觀所感，可豐富一般的歷史研究。”的確如此，書信在作家的生命活動中是十分值得關注的一個信息載體，在書信的私密性與公共性之間，我們可以窺見許多重要的時代信息，可以更為細微地感知歷史的氛圍。
目前趙樹理公開問世的書信並不多，但在這些公開出版的信中，1959年8月20日最終完成的致陳伯達的兩封信在文學史料價值與思想史價值上分量最重。從史料價值來看，它豐富了我們對1959年“大躍進”、人民公社這場歷史事件的認識，尤其是趙樹理信中所談都是農村工作中出現的具體問題，因而，少了虛假的說教，而多了設身處地的考量與苦口婆心的思慮。例如在第一封信的書寫中，在即將談到重要內容、也就是問題及解決問題的建議時，他這樣寫：
可以看出，趙樹理寫這兩封信時是作了十分慎重的思索，他寄希望於《紅旗》主編陳伯達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希望能夠以書信的方式引起中央領導對這些問題的注意。但同時，趙樹理也對此書信會引發的後果作了充分的自我預期，但他的預期多半在於思想問題的改造，而實際的情形是，他的這兩封信與他同時附在信後的文章《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並沒有轉到黨政農業領導部門，而是被轉給了中國作家協會。“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時，陳伯達想起趙樹理給中央的‘萬言書’，把它交給作家協會，讓作協批了趙樹理一頓。趙樹理不服，拒不接受批評。他說別人不瞭解農村情況，無權批評。”
在趙樹理寫給陳伯達的第一封信中，隨處可見這位作家內心的歉疚與不安，它們成為解讀20世紀後半期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心態史的最好佐證。在第一封信的開頭，趙樹理直言：“我很抱歉，為《紅旗》寫稿的事，至今尚無着落。但仍在努力搜索中。現在我想向你談一些關於農村工作中的事。”在這裡，趙樹理依然葆有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受人之託必當完成所託之事，答應給《紅旗》的小說作品雖然還沒有成篇，但他仍在努力。但是，他內心更為迫切的訴求則是要以書信的方式與陳伯達談談農村的問題，這是趙樹理在1959年為自己尋找的紓解心中鬱悶與困惑的途徑之一，即：以信求解。這種方式趙樹理並不是第一次嘗試，他幾乎每次下鄉都要給作協的領導去信，以此匯報自己在下鄉期間的思想動態，下文所談他1959年年初寫給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的信即是一個典型代表。可以說，1959年的趙樹理在很多問題上都充滿困惑，面對上級的農村政策和農村實際生活間的矛盾，他內心的選擇常常是遊移的。這種遊移不定在他給陳伯達的第一封信中以工作上的無力之感凸顯出來：
趙樹理在1959年經歷的內心最大波動，就是他對參與農村工作的無能為力，頹然之感由此而生。但是，他並未就此放棄，他依然要把他發現的問題訴諸筆端，這一次不是通過小說的方式，而是通過書信的途徑。在信中，他認為：“農業合作化以來，國家工作人員（區、鄉幹部）對農村工作逐漸深入是好事，但管得過多過死也是工作中的毛病——會使直接生產者感到處處有人掣肘，無法充分發揮其集體生產力。”這一判斷十分敏銳，或許只有趙樹理這樣在鄉間生活了數年的人才能夠寫下這樣的文字。農村工作有它自己的特殊性，那就是要順應百姓多年來形成的勞作傳統，這是中國農耕文化的歷史積澱，正所謂：播種有時，收獲有時。如果一味強調條條框框，那麼就限制了農民在土地上的熱情。如信中所談：“規定下種斤數、定苗尺寸，規定積肥、翻地等具體時間，規定每種作物的產量等等，都會使直接生產者為難——因為情況千差萬別。”
應該說，第一封信的字數不長，但是信中所談內容則具體、不落虛言。不過，在寫第一封信時，趙樹理發現這樣寫下去恐怕會把信寫得太長，而且容易使陳伯達認為他是個“故意找難題的人”，反倒忽略了對信中所提問題的解決，所以這一封信內容寫到一半，趙樹理就擱筆不寫，轉而重新調整行文、措辭和口吻，這就是他給陳伯達的第二封信。仍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封信趙樹理並未將其撕毀廢棄，而是連同後來寫的第二封信一起寄給了陳伯達。與此同時，他在第一封信中沒有展開的“二 公社在現階段應該如何領導管理區”這一部分內容，最終被趙樹理擴充完善，並在此立意之上，寫出了隨信附寄的文章《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
在第二封信裡，趙樹理亦談道：“自去年冬季以來，發現公社對農業生產的領導有些抓不着要處，而且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體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縣來加以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到了基層生產單位的管理區，對這些事情就進退失據。”如何改變這種工作上的進退失據之態，趙樹理開始了他不知疲倦、甘冒風險的遊說之路，他“到公社去說，公社說上級要那些東西，公社無權變更。我就在這種情況下遊來遊去，起不到什麼積極作用，有時候或者還得幫一幫管理區整理點對實際生產無補的材料”。字裡行間透露出的失落與無奈可見一斑，在趙樹理看來，他一生最為看重的為農村出力、謀劃的這條路似乎是越走越難，越走越走不通了。因而，他在第二封信的結尾處寫道：“在這種情況下，我不但寫不成小說，也找不到點對國計民生有補的事，因此我才把寫小說的主意打消。”至此，他已經放棄了為《紅旗》寫小說的想法。
在細讀趙樹理給陳伯達的這兩封信時，除了考察其文學史料價值與思想史價值，還有一點頗值得探究，那就是文體的變化與未完成之作的啟示。在日常書信的寫作中，趙樹理在第一封信中嵌入了思想匯報這一文體，例如在“一 農業合作化的成績與問題”這一部分，他用數字排序的方式舉列了農業合作化取得的九個方面的成績，但對這些成績他並未多談，而是直指問題，如個體與集體的矛盾、集體問題與國家的矛盾，如所有者與決定者的矛盾，如隊包產與管理區統一經營的矛盾……這些矛盾的累積實在是千頭萬緒，要解決它們也只能是採用趙樹理的遊說之法，他談道：“我每碰上這些事，大體採取兩種辦法，一是說服區、鄉領導者根據實際情況要求實際效率，另一個辦法則是默許社幹們陽奉陰違。”
準確地說，趙樹理在第一封信寫作時，更多地把寫作重心放在了反映問題上，並列舉了大量農村工作的細節，但是，在寫信的實際過程中，他越來越感到以思想匯報這一方式寫信的“不妥”。如果以這樣的方式寫下去，那麼這封信大概永遠寫不完，因為，話題一旦打開，那麼，擺出的問題會越來越多，解決的方法又在哪裡？因此，他便決定再重新寫一封信，而不再在信中採用條分縷析的方式來擺明問題，這就是第二封信中他又重回書信文體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一封信的未完成反而帶給了趙樹理寫作上的靈感，他心心念念之事終於以政論文《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的書寫方式落實了。
那麼，趙樹理投書《紅旗》主編陳伯達是否找對了人？陳伯達又如何看待他信中所寫的內容？對這一問題的考察將牽扯更多的歷史細節。如果說，僅僅從領導人身份這一背景出發，那麼在1958年《紅旗》創刊後，陳伯達在當時的地位的確不低，而且，他在1959年1月18日同樣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就是陳伯達請中央福建省委轉交給毛澤東的關於人民公社生產方面幾個問題的來信，信中的主要內容是談他在廣東、福建考察農業生產時的一些看法，一共七點，較有代表性的包括：
這封信毛澤東看後隨即在1959年1月26日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由此可見，毛澤東還是比較重視陳伯達在這封信裡所提出的問題和看法。而從陳伯達信中所提的一些觀點來看，也確實與趙樹理給陳伯達信中談論的問題有不謀而合之處，例如應盡量尊重農民的意願，在農業生產與農村生活的安排與把握上應給農民留有餘地，這實際上也正是趙樹理信中所談不應“管得過多過死”。但當陳伯達看到趙樹理的信與政論文時，情形似乎另當別論了。趙樹理在信中與文中走得更遠，也想得更深。對陳伯達來說，他奉命去廣東、福建調查研究，也必須發現些問題，但將趙樹理的信與文章轉給相關分管農業的領導，恐怕卻不是陳伯達所能為和願為的，他的選擇是讓趙樹理的上級組織——中國作家協會來應對。謝泳在《書生的困境——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問題研究》中提到了“兩種悲劇”的說法，他認為：“百年中國文學中存在兩種悲劇，一種是‘魯迅悲劇’，一種是‘趙樹理悲劇’。所謂‘悲劇’，是指這兩位作家本身追求的理想和價值最後都從一種形式上被高度認同，而事實上卻被完全否定的結局完成，作家本人的歷史命運處在一種悖論中。”“趙樹理悲劇”的含義更關聯着20世紀後半期當代中國歷史進程中的諸多話題，在他人生的後半期越來越生發出這樣的疑問：我該寫什麼？這正是趙樹理之問。如果他僅僅是一個只問寫作而不問現實的作家，一個只關心文學而不關心鄉土大地上生息着的人們的作家，那麼，在他內心裡這種“我該寫什麼”的煎熬將不成問題，也不會承受這樣一種悲劇命運。
三、《紅旗》雜誌的未刊稿與已刊稿：趙樹理之問——我該寫什麼？
1959年趙樹理為《紅旗》雜誌完成的這篇政論文《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最終並未在《紅旗》發表；趙樹理的《地方戲和年景》發表在《紅旗》1962年第19期。從這兩篇文章的解讀與闡釋中，我們仍要探察“我該寫什麼”的“趙樹理之問”。
前文所提《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是趙樹理將給陳伯達的第一封信中的第二個內容重寫而成，那麼，我們有必要先看看這封信裡趙樹理未及寫完的這一部分內容：
趙樹理之所以放棄這部分內容，原因在前文已經談過。但是，他卻在調整書信寫作的思路時，有了一個更為大膽的想法，那就是何不再沿着“公社在現階段應該如何領導管理區”這一話題另寫一篇文章。於是，我們看到了《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這篇政論文的寫作實踐，從文章標題中即可看到它正是對“公社在現階段應該如何領導管理區？”的擴大化，把具體的管理區擴展為一般意義上的農業生產。“之我見”的結構則遵循了一般政論文的寫法，趙樹理看重自己對農村工作的熟悉，他當然是有這樣的自信的。正如文中“小序”所言：
這篇文章正是趙樹理多年來積農村工作的經驗、觀察而寫出的“之我見”，文中內裡充滿着他對農業生產各項工作的真知灼見。目前所能見到的這篇文章並不完整，因這篇文章與他給陳伯達的信在趙樹理生前並未公開發表，它們是作為內部批判材料而傳閱和使用的。現在所能見到的最全的版本是收錄於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趙樹理全集·第V卷（1957—1961）》中的。但通讀全文後，發現這也並非是該文最完整的樣貌，儘管如此，卻並不妨礙我們對這篇政論文的理解與闡發。這一版收錄的該文共分為四個部分，它們分別是：重新認識政治掛帥的重要性；勞動力在現階段農業生產中的決定作用；農業社集體所有制特點的利用；任務交換、分配、生活（消費）等問題，這些問題涉及了趙樹理所接觸到的農業生產的方方面面。儘管這不是一篇文學作品，但是它在趙樹理個人生命歷程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否則，他也不會在寫作該文時一再斟酌。在給陳伯達的第二封信的結尾，趙樹理談到了寫作《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時的心境，這裡面有十分值得注意的作家心態史的描摹與呈現。
首先是為何寫這樣一篇自己本不擅長、也非分內之事的文章？他寫道：“在這種情況下，我不但寫不成小說，也找不到點對國計民生有補的事，因此我才把寫小說的主意打消，來把我在農業方面（現階段的）一些體會寫成了意見書式的文章寄給你。”“意見書式的文章”這是趙樹理本人對這篇政論文的文體認知，他在寫作時已經確立了閱讀該文的對象，那就是對農村工作關心的上級領導，希望以這種提建議、發表意見的商榷式寫作為當時農村出現的問題找尋解決之道。但寫這篇文章的過程較為艱難，“因為要避免批評領導的口氣，曾換過四五次寫法”，寫好一篇“意見書式的”政論文並非一件簡單輕鬆的事情，尤其是對趙樹理來說，語氣的拿捏、措詞的掂量，都讓他在寫作這篇文章時感受到了“寫法”上的繁難。“最後一次雖然這種口氣去掉了，可是要說的話也有好多說不進去了”，這也是趙樹理在文體選擇上的糾結。在書信中，他可以比較隨意地與陳伯達漫談，因為，這畢竟是私密性的文體。然而，當他要寫反映問題的這篇政論文時，則必須用更為正式的寫法，很多可以深入談的問題，囿於作者所預設的讀者對象的身份因而無法深入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篇政論文在思考的深度以及所提問題的尖銳程度上並沒有達到趙樹理當時的心理預期。但“即使如此，這文章仍與現行的領導方法是抵觸的，我估計不便發表”，在寫作時趙樹理已經做好了不發表該文的心理準備，但他並沒有料想到這篇文章會引起更大的風波。
其次是這篇文章的很多內容都能在趙樹理先前的文字中找到對應，也就是說這雖是一次全新的寫作，但很多觀點的形成與打磨實際上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從這個層面來說，該文又是一次新瓶裝舊酒的寫作，它構成了作家趙樹理對農村工作的完整理解。比如文中第一部分“重新認識政治掛帥的必要性”，與他1959年《給邵荃麟的信》中的相關內容多有相似，可以對讀。在《給邵荃麟的信》中，趙樹理談及公社化引發的新問題第一點就是：“政治掛帥還有點強調得不夠，特別表現在對群眾的宣傳教育方面。”在該文第一部分內容中，趙樹理也強調“重新認識政治掛帥的重要性”，並談道：“判斷一個地區的工作是否政治掛了帥，是要看參與工作的大多數人的工作熱情是否是由他們自己的政治思想支持着的。”“政治掛帥”的說法十分能夠體現當時的時代話語，這也是當時的政論文通用的行文邏輯。文中第二部分“勞動力在現階段農業生產中的作用”，則與1959年的一篇未完成之作《高級農業合作社遺留給公社的幾個主要問題》裡提到的“勞力為主”這一認識上的偏頗有極大關聯，也可對讀。在《高級農業合作社遺留給公社的幾個主要問題》和《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中，趙樹理分別寫道：
趙樹理對勞動力問題的看法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帶有偏頗性。這從另一層面說明，他對“大躍進”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勞動力效率的提高，以及勞動主體意識的張揚。當然，這些都無法最終改變這場運動帶來的弊端。如果說政治掛帥、勞力問題還是較為宏觀的命題，那麼在《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的第三、四部分，則將問題具體化，並提出了許多切實的建議和工作方法。在與蘇聯集體農莊做了一番對比後，趙樹理傾向於尋求更為符合農業生產實際的措施，並提出了針對指標、計劃、措施、評比這四個方面的管理辦法，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工作的積極性。在文章最後，趙樹理如此寫道：“所說‘抓生活’，就是以搞好生產作為物質基礎，通過思想教育和時間安排，使群眾有錢花、有糧吃、有工夫伺候自己，可以精神飽滿，心情舒暢地參加生產。”
有錢花、有糧吃、有工夫伺候自己，這是趙樹理心目中農民的生活樣貌，這也是他一生的文學理想中所寄託的鄉土情懷最為樸素的展露。這篇《紅旗》雜誌上的未刊稿是作家趙樹理的“意見書”，在當代文藝版圖上，作家寄望於最高輿論媒介的影響，進而使高層對他所關心的問題加以關注，趙樹理是一位先行者。他的政治理想與文學理想都成為值得我們一再探究的話題，也豐富着我們對當代作家文學生活的理解。
一直到1962年，趙樹理才有機會在《紅旗》發表了一篇他的散文，即1962年10月1日出刊的《紅旗》第19期上的《地方戲和年景》。該期《紅旗》可謂國慶專號，不僅有《社論：新興的人民力量是無敵的——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三周年》，而且還專門發表了各界人士的文章。既有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重要人物，如陳垣，也有自然科學界的重要人物，如錢學森、竺可楨、華羅庚，文學藝術界則是老舍、趙樹理、周立波。這三位作家的文章作為國慶十三周年的獻禮發表在這一期的《紅旗》上。當然，細讀趙樹理這篇散文，並沒有明顯的為國慶而作的意思，而是趙樹理回憶鄉間生活的一篇普通散文，字裡行間透露出的都是作者對地方戲的熟稔，對民間娛樂方式的歷史性追溯，更有對於戲與年景關係的思索。他寫道：
的確如此，在農村的演戲傳統中，請戲班來演戲是一件大事。忙碌了一年，能夠安穩地坐在戲台下看戲聽戲是鄉民們難得的一次放鬆，也是一次祈求來年風調雨順平安吉祥的儀式。如果這一年的戲演得格外精彩，就預示着接下來一年的年景順風順水。趙樹理是格外熟悉這一場景的，他在文中以拉家常的筆調寫出了普通的村民們對一台民間好戲的盼望，這也更是作家趙樹理心中對家鄉好年景的渴望。當然，1962年是調整之年，與剛剛過去的三年自然災害相比，荒年之感仍時時湧現在趙樹理的心中，在這篇《地方戲和年景》中我們可以讀到作家心中的隱痛，感受到他提及荒年時的沉重與心酸。這一篇文章的發表讓趙樹理最終兌現了給《紅旗》寫稿的承諾，儘管這篇文章並非他最為擅長的小說，但是，三年後的這篇已刊稿讓趙樹理再一次回到了時代的中心。
1962年對趙樹理來說還有一件大事可記，那就是全國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的召開。中國作家協會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大連召開這次座談會，趙樹理參會並作了多次代表性的發言。他的發言贏得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讚同，也使趙樹理心中近年來累積的困惑與不解有了一次宣洩的機會。他在這次會上可以說是完全敞開了話匣子，也將自己這幾年對農村的觀察通盤說了出來。他在8月3日、8月5日、8月11日、8月13日、8月16日的會上作了主題發言，就他所瞭解的農村的情況進行了詳談，用語活潑而直指問題。而在其後的座談會上，趙樹理也十分活躍。他不斷插話，越談越自如，更有對自己寫作道路如何拓展的思考，他在會上談到的“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怎麼給時代以影響”，正是“趙樹理之問”的核心所指。他該寫什麼？這樣的自我追問與辯難是作家與時代關係的生動寫照。作為時代中人，趙樹理的處境實際上並不樂觀，1962年的這次會議後來因為“中間人物”的提倡而受到批判，趙樹理也受到了牽連。但作為時代中人，作家趙樹理的文學實踐始終不曾消歇，儘管他還在觀察、體會、思考，但是，他並不急於以文學的方式對這個時代予以匆忙判斷，他更願意慢一些、再慢一些：
“山藥蛋派”代表作家趙樹理在此表現了他試圖走出地域文化進而打量生活的想法，這不能不說是他的一次艱難的進步。在生活的多與舊、無用與不服老之間，趙樹理很顯然選擇了正視，而不是回避，他的衰年變法也正是對“我該寫什麼”最好的詮釋。
《紅旗》與趙樹理最後的關聯，是姚文元發表於《紅旗》1967年第1期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此文不僅徹底否定了周揚，還以不點名的方式將包括趙樹理在內的幾位‘當代語言藝術的大師’稱為資產階級‘權威’”。這也意味著，趙樹理的命運即將迎來更大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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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澳門理工學報》2022年第1期文章合集
《澳門理工學報》2021年第1-4期文章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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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 陳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