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亞琴 || 當代英國童書中的中產階級秩序和女性主義立場——布萊頓和威爾遜作品分析
在當前英國兒童文學領域，兩位女性作家的影響力引人注目。伊妮德·布萊頓（Enid Blyton, 1897~1968）一生出版了約400本童書，其中最著名的是“五小歷險記”系列（The Famous Five，21本）。布萊頓開始發表作品的年代是第二次戰爭爆發前後。在她去世的1968年，僅英國境內五小系列就賣出約300萬冊。同年，她的作品翻譯數量領先於狄更斯、左拉和安徒生等人，一度位居世界第3位，僅次於列寧和聖經。比布萊頓晚一代、生於二戰結束之年的傑奎琳·威爾遜（Jacqueline Wilson, 1945~ ）同樣寫出諸多深受兒童歡迎的作品。威爾遜出版童書100餘本，賣出約2千萬冊，作品被翻譯成30餘種語言。2002年，威爾遜因對英國學校所做的讀寫方面的貢獻而被授予“英帝國勳章”；2005~2007年，獲“童書桂冠作家”榮譽；2008年，被封為大英帝國女爵士（Dame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是首位獲此殊榮的童書作家。威爾遜作品所獲獎項包括聰明豆獎（Smarties Prize）、衛報童書小說獎、英國圖書童書年度獎以及藍彼德圖書獎等。2003年，英國孩子提名威爾遜為“最喜愛的作家”，而且多年來她是英國公共圖書館被借閱次數最多的作家。
布萊頓和威爾遜有很多相似之處：同為女性作家，專注於兒童文學，注重刻畫女性角色，深受英國乃至全世界孩子們歡迎，對青少年、尤其女性青少年讀者產生了深遠影響。與羅爾德·達爾、茱莉亞·唐納森、菲利普·普爾曼、J. K. 羅琳等同樣深受孩子們喜愛的作家們不同，布萊頓和威爾遜創作的不是童話或科幻故事，她們在小說中建構兒童的真實生活場景，使讀者設身處地與小說中人物一起面對問題，因她們的困境而焦心，為她們的成功而興奮，在此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接受作者的態度和立場。在此背景之下，她們之間亦存在巨大差異：因為對兒童所處環境設定不同，對兒童最切身的問題和希望的認知不同，所以展示的價值觀和女性主義的表現形式也有所不同。
一、布萊頓的作品及其對中產階級秩序的維護
在1951年出版的全集前言中，布萊頓寫道：
與很多童書旨在幫助兒童識字、閱讀或幽默取樂的簡單目的不同，布萊頓有意識地在書中傳達特定的價值觀，為孩子們灌輸一系列她認為“體面人”應當秉持的或值得追求的品質。
（一）既定秩序的價值序列
布萊頓對於通過講故事來進行道德灌輸這一點直言不諱，並且認為這是為孩子講故事的首要目標，即為他們樹立行為品質的典範，塑造符合特定社會期待的人格。《五小歷險記》中隨處可見對社會主流話語，即英國上層中產階級主導的社會秩序和價值觀的維護。
五小分別是：兩兄弟朱利安和迪克、妹妹安妮、表姐妹喬治娜以及喬治娜的狗提摩西。朱利安最年長（在第一部書裡12歲），安妮（10歲）最年幼。他們是作者塑造的具有領導能力和責任感的男子和溫柔賢惠、善解人意的女子形象。居於中間的是同歲的迪克和喬治娜（11歲）。喬治娜是渴望當男生的無所畏懼的女生，她為自己取了男生的名字“喬治”，只有別人叫她“喬治”才會答應。他們出身良好，家境優渥。在第一個冒險故事的開頭，喬治娜家經濟窘迫，父親是不太成功、無法創造很多財富的科學家，母親要通過在假期接待朱利安兄妹三人增加些收入；但第一次冒險活動讓孩子們意外找到了家族很久之前遺失的大量金幣，從此喬治娜家再也不用為金錢煩惱。可以說，這幾個孩子來自典型的英國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四個孩子加一條狗構成五小系列的主要角色，在歷次冒險活動中，孩子們的父母是不在場的：他們或休假，或出差，或潛心於科研，抑或冒險場地不在自己家裡。待事情終於水落石出，一開始偽裝成好人的壞人被揭露，才被交給父母或警察進行後續處置。每一本書都是一次完整的冒險故事，這些故事建構了一種夢幻般的愉快場景。在這裡，孩子們獨立於成年人的世界，他們自己做主，而非時刻受到大人保護；他們無所不能，努力實現自己的光榮夢想。
通過這些故事，作者向讀者傳達了獨立、勇敢、公正、慷慨等主流價值和生活態度。五小無一不是這些精神的體現。他們對未知世界——沉入海底多年的船只殘骸、數百年前的城堡、城堡裡的秘密通道、地牢等——充滿好奇；敏銳地感知到事物的蹊蹺之處；遇到危險從不退縮，無論是暴風雨的惡劣氣候，還是曲折幽暗神秘詭異的地下通道。他們為了查明事情真相無所畏懼，遇到壞人鬥智鬥勇。每個故事的結局都是五小獲得勝利，壞人受到懲罰。主要人物黑白分明，性格始終如一，沒有分毫怯懦、狡詐或背叛；敘事符合懸疑故事的套路，結局沒有懸念。正如作者所說，她要給未成年的尚不具備成熟鑒別力的讀者一種安全感，告訴他們好人就是好人，正確的自然是正確的，陰謀不能得逞，真相終將大白。
故事中與“好人”品質和崇高道德感相伴隨的是作者無意間流露的傲慢、狹隘而有偏見的世界觀。在布萊頓的時代，傳統社會支持的以長子特權和男性特權為代表的等級秩序依然存在。中產階級男性成員被描述為勤勉、努力、對工作極端負責，比如朱利安的父親和喬治娜的父親昆汀；中產階級女性成員則溫柔、賢惠、顧家，以丈夫為中心，比如朱利安的母親和喬治娜的母親芬妮。在五小系列中，這一模式化關係投射到孩子們身上，長子朱利安擔負保護者和領袖責任，被父母和弟妹們當作他們這個小團體的天然領袖，表現出男權的優勢地位：
長幼和性別差異外，英國上層中產階級價值觀意味着上等人與下等人之間、英國人與外地人之間的等級次序：英國工人階級或僕從群體在小說裡出現的時候，或者忠厚老實、一心為主，如喬治娜家的廚娘喬安娜；如果不順從，則討厭、愚蠢，或狡詐、惡毒，如喬治娜家的臨時廚娘斯蒂克太太一家、蘇提家的管家布洛克。五小系列中對外國人的懷疑和鄙視比比皆是。為了表明喬治娜父親的研究很重要，布萊頓屢次表示“他的成果會對國家有好處”；“若他的成果被外國人得到，將是巨大的損失”或“對英國造成巨大的危害”。在布萊頓筆下，這些下層人等不僅外表肮髒，而且道德敗壞。比如《五小陷入冒險》中，面對外來者“喬”，朱利安懷疑她是威爾士人。雖然後來他們發現喬和喬治娜一樣是個假小子，但喬治娜恥於和他們為伍。朱利安僅從他們外表邋遢就判斷出他們道德低下。在這些上等孩子們眼裡，甚至在喬治娜家的保姆喬安娜看來，以喬為代表的“他者”外表邋遢，毫無修養，道德低下，他們的本性就像動物一樣，或者說他們的體內保留着動物的自然本性，還未得到文明的馴化。
在某種程度上，對底層人、外國人或有色人種的歧視是中產階級價值觀的必然。根據他們偏離“英格蘭上等白人”的程度，這些人或多或少受到輕視或憎惡。事實上，布萊頓因其作品中流露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而遭受很多譴責。根據2009年BBC檔案記錄，1936~1963年間布萊頓的著作在BBC被禁止。2016年12月，英國皇家鑄幣咨詢委員會討論了為布萊頓發行紀念幣的事項。會議備忘錄顯示，委員們否決了該計劃，因為“布萊頓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者，性別主義者，反同性戀者，並非十分受推崇的作家”。布萊頓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作品中女性人物的行為特點需要放在上述背景中理解。
（二）布萊頓塑造的女性形象
布萊頓的女性人物們置身於英國中產階級主流價值觀和體制之中，她們的行為一般與主流話語相符，為讀者展現某種高尚的品質；如果她們的行為向主流話語提出挑戰，背離它，那麼這一挑戰和背離也是以主流話語為背景的。布萊頓著作中女性形象有很多，最典型的是五小系列中的安妮和喬治娜。
安妮符合主流話語的女性形象，她身材嬌小，需要男性的保護；喜歡布娃娃、蓬蓬裙；享受自己的女性角色。五小一起經歷冒險時，安妮經常感到害怕。由於在年齡和身體上都更為弱小，她總是會哭和受保護的那個。《五小再上麒麟島》中，朱利安阻止安妮跟他們一起去一個地方：
《五小意外歷險》中，幾個孩子去追蹤壞人的時候，迪克說：
然而，安妮一方面是柔弱的，另一方面卻是勤勞能幹的，她認同主流價值觀要求的女性責任，承擔家務事，喜歡家庭活動。她在整理家務瑣事方面展現出過人天分和能力，當她在這方面得到稱贊時感到無比自豪。在《五小一起出走》中，孩子們住在麒麟島上的一個洞穴裡，安妮承擔了把洞穴變成家的家庭角色；乘着篷車旅行的時候，安妮主動承擔整理篷車的任務。
正因為安妮身上的諸多美德，安妮的膽怯和對冒險的本能恐懼並未受到批評。寫到安妮的時候，作者一直是肯定和理解的語氣和立場，因為在布萊頓看來，或者按照主流話語的標准，女性本來就是柔弱的，女性的價值恰恰體現在溫柔賢惠、生兒育女、照顧家人和對家務的打理等方面。因此儘管安妮表達了她的恐懼，卻並沒有受到其他幾人的排斥或嘲笑。
如果說安妮的角色符合傳統中產階級秩序和價值觀認同的女性角色，那麼喬治娜就是安妮的對立面，沒有安妮的對比，喬治娜的行為不會顯得如此具有顛覆性。布萊頓對喬治娜的刻畫反應了她激進或進步的傾向，是布萊頓為女性描繪的更廣闊而自由的天地和另一種人生價值選擇可能。喬治娜使用男性化名字，像男孩一樣裝扮：留短發，穿男生衣服，力圖不僅在外貌上成為男生，而且時時刻刻像男孩一樣行為。更為重要的是，喬治娜在傳統被認為屬於男生的品質方面比男生更突出，比如勇敢、慷慨、不拘小節，在一般而言男生更擅長的領域比男生做得更好，比如游泳，攀爬，駕船。安妮第一次見到喬治娜，喬治娜說：
安妮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她對喬治娜說：
喬治娜立刻反唇相譏：
在這裡，喬治娜的獨立意識和現代性十分顯著：儘管身為女性，但她不需要和其他人在一起。當喬治娜的父親昆汀安排她帶表兄妹們去海灣轉轉時，喬治娜不願意，昆汀表示：“讓喬治娜幹什麼她就得幹什麼，如果她不幹，我就收拾她。”
顯然，昆汀是男權的代表，喬治娜的不順從則是平穩甚至有些沉悶的曲調中的不和諧音。不過，布萊頓筆下的喬治娜即使反叛也是有限度的。比如，昆汀脾氣壞，對孩子不太友好，沒有幽默感；完全不顧家務，缺少生活技能，母親默默承擔一切。孩子們有些怕他，有他在場時，大家很不自在。但五小（包括叛逆的喬治娜）非常尊重昆汀，從未對他的大男子主義提出不滿或抗議。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們的良好教養，也可以說是對既定秩序遵從的態度。與此相關的一處細節是喬治娜對職業和性別的認識。她的父母要度假時，準備工作完全由母親承擔，而且三番五次催促父親，才勉強准時出發。喬治娜的反應是：“決不會嫁給科學家。”在另一次冒險經歷中，孩子們討論到昆汀作為科學家的生活，朱利安說不介意成為科學家，“我長大後要成為某種真正有價值的人，我要獨立自主”；迪克想成為醫生；喬治娜則表示她長大了要與提摩西一起生活在麒麟島。從外表到內心都希望自己是男孩的喬治娜並未像朱利安和迪克那樣表達自己的職業志向，她表達的是“不會嫁給科學家”，而非自己是否希望當科學家，甚或提出更現代的問題，比如考慮是否結婚。
通過喬治娜，布萊頓表達了女性的獨立意識；與男性相比，女性可以進入男性主導的事務或領域，並且能夠比男性做得更好。布萊頓開始寫作五小系列的時間是二戰爆發的年代。當時婦女被號召走出她們的傳統性別角色，孩子們也被要求在緊急疏散的時候更加獨立。布萊頓的著作正是對這一時代背景的回應。喬治娜身上體現了新時代女性應擁有的獨立、勇敢、不輸於男子的氣魄，但正如上文所述，喬治娜的獨立是有限度的，限於中產階級等級秩序。通過安妮，布萊頓展示了此種秩序支持的女性典範。在她看來，女性能夠通過在家庭內部居於主導地位而實現權力慾和自我價值。布萊頓既肯定安妮的選擇，也支持喬治娜的叛逆，她告訴女性讀者，女性可以是居家的，也可以是和男子並肩奮鬥的。這是布萊頓賦予女性選擇的自由，更是在二戰爆發的背景下布萊頓為維護中產階級等級秩序所作的最大努力。
二、威爾遜的作品及其女性主義立場的選擇
威爾遜曾直言她對布萊頓作品的看法：“我沒法理解伊妮德·布萊頓怎樣做到天天寫，卻仍然把真實生活中的一切排除在外。”“書中人物的家人不吵架，父母不嘮叨，小夥伴們對口紅和男孩子不感興趣，孩子們從來不聽低級故事或尿濕褲子，她無視嬰兒、懷孕和性。”威爾遜也曾一般性地評論過往的童書：“在我成長的年代，童書往往是平淡的、中產階級的，我想要更刺痛的書，展示生活真實樣子的書。所以我決定自己寫。”從二戰到世紀之交，英國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傳統政治體系日益式微，男權等級秩序已然成為歷史；英國自由主義體制逐漸暴露出可怕的弊病：社會兩極分化，階級固化，社會邊緣群體往往陷於不確定的命運而無力自救。如果說布萊頓表達了確定性、英式風度和體面生活，展示了英國中產階級推崇的價值觀，那麼身處全新時代的威爾遜則將目光轉向個人，轉向作為個體的青少年（特別是女性）面對的現實困境，她的作品表達了明確的女性主義立場。
（一）始於悲傷與憤怒
在布萊頓講述的故事中，社會秩序穩定，家庭結構完整，生活安定而富裕，父母正直、親切而可靠；同時他們卻也是不在場的。與此相反，威爾遜的故事則是在悲傷與憤怒中開始的。女性主人公面臨的壓力來自社會和家庭，尤其是父母制造的壓力。單親家庭（尤其是父親不在場、孩子只有母親）是威爾遜故事中最常見的場景。她處理的社會問題包括：母親精神錯亂（The Illustrated Mum）；繼父離家出走（Clean Break）；父親家暴（Lola Rose; Cookie）；母親罹患癌症（Lola Rose）；單親母親生病（The Mum-Minder）；母親早逝（Double Act; The Cat Mummy）；非親生哥哥的刁難（Midnight）；因父母年邁而遭同學排擠和霸淩（Bad Girls）；姐姐智力缺陷（Sleep-Overs）；複雜的大家庭（Butterfly Beach; One Big Day Out）；在兒童福利院的孤兒（Tracy Beaker）等。
這些主題與社會體制關係不大，它呈現的是微觀家庭場景，展示的是家庭成員間關係，這些關係中尤其常見的是不正常的父母為孩子帶來巨大壓力、讓她們深感悲傷與憤怒、靠一己之力難以解決的狀況。對比布萊頓的作品，故事背景是富有的家庭、和善的雙親以及良好的教育資源，故事情節的推動要靠日常生活之外的冒險；威爾遜則直面日常生活本身，主人公是種種困境的承受者，父母就是生活困境的主要制造者。值得注意的是，威爾遜千禧年之後出版的作品都以孩子敘事者（通常是主人公）的第一人稱寫作，用孩子的卻並不幼稚的口吻，免去可能限制故事衝擊力的道德教化立場。威爾遜作品有很多，下文以《紋身媽媽》和《羅拉·羅斯》為主分析其作品風格和女性主義立場。
《紋身媽媽》主人公海豚和姐姐星星與媽媽金盞花相依為命。全身布滿紋身的金盞花患有心理疾病，雖然她愛兩個孩子，卻輕浮、酗酒，耽於愛情和夢幻，不切實際。星星的爸爸米基是媽媽最在意的人，他與金盞花有過短暫的戀情，星星出生之前離開金盞花；海豚爸爸對金盞花而言是米基的臨時替代品，金盞花懷孕（海豚）後離開了他。母女三人靠領取社會救濟生活。上中學的星星拼命學習，渴望通過上大學脫離不正常的原生家庭。一次偶然的際遇金盞花找到了米基，米基才得知自己有個女兒，帶走了星星。再次被米基拋棄的金盞花陷入精神錯亂，用塗料塗滿全身，試圖遮蓋紋身，變成米基和女兒們喜歡的愛人和媽媽。萬般無奈的海豚叫來救護車，金盞花被送進醫院。海豚在朋友的幫助下找到自己爸爸，可是這麼多年過去，爸爸已經有了新的家庭，雖然他願意負起撫養海豚的責任，但海豚被暫時交由托管媽媽照顧。《羅拉·羅斯》的主人公羅拉·羅斯的父親時常對母親家暴。當他最終開始向女兒動拳後，恰好彩票中獎的母親帶着羅拉和弟弟逃離到倫敦，開啟新的人生。逃離父親後，母親依然是那個多愁善感、意志薄弱、不會預算過日子的戀愛腦。接着母親確診罹患乳腺癌，對孩子們而言，世界末日無非如此。最終母親的姐姐芭芭拉姨媽來幫助她們，或許這個沒有男人的家庭能夠終獲平安。
海豚、星星和羅拉們本應在父母照拂下學習、遊戲、交友，現在卻由於家庭的原因而不得不迅速長大。不正常的家庭——父親缺位，母親神經異常，經濟窘迫——使孩子們處於極度不安全的環境。海豚在學校受到同學排擠和嘲笑，星星在與朋友或異性交往時極度自卑，羅拉乾脆不喜歡上學。面對無望的環境，她們滿腔悲傷和憤怒，逐漸像刺蝟一樣敏感而多刺。
星星批評母親不應該總是紋身，金盞花答應了她，但後來又有了新的紋身，星星當面斥責母親“像馬戲團的怪物”；母親一反不顧家、不做飯的常態，為孩子們烤餅乾：
羅拉發現母親與偶遇的男生打情罵俏：
這類對話不斷出現在小說中，她們對自己媽媽既愛又深感無奈的情緒中全部是悲傷和憤怒。
（二）終於成熟：理性、樂觀與愛
威爾遜筆下的主人公們始於悲傷與憤怒，終於由能量和樂觀帶來的希望。她們在不正常的家庭中頑強生長，體驗着物質匱乏和情感缺失，卻最終成為更加理性的人：孩子比不正常的媽媽更理性。星星期待着終有一天離開這個家：“我要保持尖子，通過所有考試，盡快滾去上大學。我等不及離開這個垃圾堆。”羅拉在媽媽彩票中獎後，建議她不要告訴父親，否則獎金會被父親揮霍一空，但媽媽還是沒有遵守諾言，把中獎的事告訴了爸爸。媽媽帶着羅拉和弟弟離開爸爸後，又和學藝術的大學生傑克談起了戀愛，羅拉想的是：“媽媽怎麼這麼蠢呢？如果她失業然後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如果傑克開始酗酒並打她，我們得再次逃跑怎麼辦？彩票獎金讓我感覺安全得多。”
她們甚至試圖像大人一樣解決問題。在很多時候，媽媽像孩子，孩子變成了媽媽的監護人。在金盞花因找不到米基和星星而偏執迷狂的時候，海豚擔負起帶媽媽回家的責任，金盞花則像犯了錯的或叛逆期的孩子。同時她們往往是在殘缺的家庭中也能感受到愛的人：再差勁的媽媽，在孩子眼裡也是最好的媽媽；愛猶如這令人絕望的糟糕生活中僅存的一線光：
羅拉得知媽媽患了癌症：
她們理性、樂觀，時常還很幽默，最典型的是翠西·比克和《小旅館的大明星》的主人公艾爾莎。由於內心的自卑和不安全感，她們的幽默時而到了極端的境地：她們癡迷於講笑話，甚至抑制不住自己講笑話的衝動，成為他人的笑柄。這些不正常源於對暫時逃離或忘卻苦難生活的極度渴望。她們就是打不死的小強，在艱難困苦中頑強生長。威爾遜著意於以積極的方式解決問題，主人公的悲傷和憤怒最終由運氣、希望以及各種形式的愛來平衡，這些因素在最困難的情境中成為維系家庭的紐帶。《獨立報》曾評論威爾遜做到了將“粗礪的現實主義和溫暖之間令人信服的混合，在這裡，混亂大多被愛所彌補” 。
與布萊頓相比，威爾遜塑造的女性形象更為獨立，或者說她的作品表達了更為明確的女性主義立場。首先，在五小系列中，儘管布萊頓通過對喬治娜的刻畫，表達了獨立女性的訴求，但布萊頓支持的社會等級秩序注定喬治娜需要通過希望成為男生而展示獨立，喬治娜的獨立是以男性的名義爭取的。威爾遜絕大多數作品以女性作為主人公，她讓女生以真實的面貌出現在作品中，這個人物可能像安妮一樣女性化，也可能是十分活潑調皮、有幾分邋遢、留短髮、不拘小節、有些男子氣的女生，但是從來沒有出現過像喬治娜一樣厭惡自己女生身份、極度渴望成為男生的女生形象。在這裡，女生處於主體地位，不需要通過模仿男生來表現某些為人稱道的品質。
其次，威爾遜的女性主人公都有某種自己擅長的能力，比如繪畫、寫作或講故事，這些能力不僅有助於故事最終向着好的方向發展，而且意味着她們非常有可能成長為職業女性，這與布萊頓作品中的女性構成對比。喬治娜雖然像男生一樣勇敢而有技能，但是在職業女性的考量方面仍然帶着舊時代的烙印。
再次，在五小系列中，無論喬治娜還是安妮，女生是與男生一起行動的，而且，朱利安在五小中始終佔據支配性男權的領導地位。而在威爾遜那裡，女性被推至幕前，她們是獨立存在的，即便是讓孩子們失望又憤怒的單親媽媽們，她們也曾有離開男人獨自撫養孩子、應對各種困境的決定和努力。男性的形象經常是暴力的（羅拉的父親），或不太負責任的（星星和海豚的父親），或柔弱甚至虛化的，以至於故事中女孩子們發出“不需要男人”的呼聲的場景不勝枚舉。
最後，威爾遜作品中的終極“拯救者”一定是幾乎全能的女性。在《紋身媽媽》的故事中，海豚經歷了媽媽精神紊亂、姐姐星星在父親出現後被帶走、媽媽把自己塗滿塗料、歷盡艱辛找到父親卻無法被立刻接納，最終可以依靠的是善良、寬容、能應對一切棘手情況的托管媽媽“簡阿姨”。《羅拉·羅斯》故事裡媽媽身患絕症並被男友拋棄，年幼的羅斯帶着弟弟，生活不知怎樣才能繼續下去，這時芭芭拉姨媽從天而降一般出現在他們身邊，她聰明、有錢而且可靠，猶如全能的救世主。
三、童書中的英國自由主義價值體系
布萊頓和威爾遜作品之間的差異一方面來源於時代：布萊頓寫作的年代早於威爾遜，她更加認同既定的等級秩序；另一方面也來源於英國自由寬容卻也貧富分化的社會形態。但二者之間有着重要的關聯：她們同屬英國自由主義傳統，作品帶着顯著的英國特色。布萊頓描繪的溫情脈脈、家庭幸福、行為正派、孩子們在學費昂貴的寄宿學校接受教育的是英國社會；威爾遜描繪的家庭不健全、窮困潦倒、行為乖張、孩子們隨時有可能被送到福利院或托管家庭的也是英國社會。
（一）英國自由主義與貴族文化
英國社會的顯著特點在於它既支持等級秩序，又保護個人自由。這與英國貴族階層在英國史上的長期統治地位密不可分。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政治現代化進程不同的是，自17世紀中葉英國內戰之後，近300年間，英國本土從未有過暴力革命，其政治現代化是由傳統貴族階層主導、在原有體系內部漸進發生的。在英國，兩黨制、議會制、選舉制等現代政治的重要機制是貴族階層內部的政治鬥爭以及貴族與新興階層之間彼此滲透、鬥爭和妥協的產物。至19世紀，將普通民眾納入政治體系的議會改革也是由以大貴族為首的精英集團領導的。英國的現代政治體系與原有傳統之間沒有顯著的革命性斷裂。由於貴族長期佔據統治地位，貴族主義文化在英國佔據主流，形成一套成體系的支持等級秩序的行為方式和道德觀念。在現代化進程中，中產階級經濟實力日益強大，政治地位不斷提高，然而，英國中產階級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們與貴族階層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接受貴族階層倡導的等級秩序。
首先，英國傳統社會實施較為嚴格的長子繼承制，貴族階層的次子們不得不進入工商業、軍界和金融界，從而英國貴族階層與中產階級之間是融合而非分離的；其次，由於英國貴族階層的政治勢力和文化優勢，中產階級在取得財富後一般傾向於投資土地，努力使自己躋身貴族階層，兩種階層進一步融合；再次，中產階級將子女送進收費高昂、灌輸貴族文化的公學接受教育，新興勢力與原有貴族階層之間不僅不是對立的，而且中產階級極力模仿貴族文化；又次，由於貴族階層和中產階級之間天然的融合，而且貴族階層以積極、開放的態度接受現代工業革命和民主改革，從而英國的精英階層是團結而非分裂的，精英階層的團結一方面使英國避免了革命，另一方面則使“現代化”程度不夠徹底，國家力量從來沒有像大陸國家一樣深入和全面；最後，在貴族階層最終喪失政治統治地位、民主政治成為主流的時代，貴族文化在英國仍有強大的影響力，它不僅吸納了中產階級，而且為全社會樹立了行為典範。
英國現代自由主義與貴族文化的密切關聯意味着英國社會始終與追求平等的民主精神保持距離，換句話說，由於貴族階層的影響，雖然英國是最早肇興的現代化國家，卻是頗具保守氣息的國家，在長時段內英國社會精英和民眾都明確支持等級秩序，“不同情境下的個人依其不同身份和目的安放其情感和歸屬，自然的等級制度和家長制作風，即對他人的權力和義務，通過社區關係交織在一起”。等級秩序體現在英國人與外國人的關係上：“英國人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 ；體現在性別關係上，男權具有優勢，為婦女和孩子充當保護人角色；體現在階層關係上，上等人高於下等人，上等人要富有公共精神，為共同體謀福利，並為普通人展示何為高貴品格。
中產階級文化與貴族主義文化之間存在重要差別，比如貴族階層向來以不勞而獲、慷慨仁慈、具有統治特權為特徵；中產階級則與新教倫理要求的行動倫理相一致，信奉自我奮鬥和專業精神。但是二者之間有更多的共同之處，其中最顯著的是對秩序和責任的認同。人們之間通過有等級、有道德、有相互間權力和義務關係的共同體紐帶聯結起來，父權責任長期在英國塑造着公共價值觀。
布萊頓的作品正是英國中產階級價值追求的真實寫照，她揭示了英國自由主義充滿道德和秩序的保守層面。這些作品以英國社會精英階層生活為背景，為青少年讀者闡釋什麼是體面的英國人應當追求的高貴品格、良好教養和懲惡揚善的公共精神，可謂英國上層中產階級孩子的行為指南。考慮到布萊頓所處的二戰及二戰後的環境，大英帝國的自信和驕傲尚未完全散去，英國上層中產階級依然秉持着等級秩序觀念和對本階層成員體面生活包含的道德和責任的體認。在安妮和喬治娜身上，可以看到布萊頓在即將到來的新時代號召的女性獨立和中產階級秩序之間進行協調的努力，或者說布萊頓在新時代為傳統等級秩序進行了有力辯護。
（二）帝國末路與個體選擇
如果說布萊頓的作品是對中產階級秩序的維護，而中產階級支持的頗具貴族文化色彩的社會秩序包含了強調共同體責任的道德層面，那麼至20世紀末21世紀初，隨着殖民地紛紛獨立，大英帝國勢力衰退，英國國內社會狀況和家庭結構發生了變化，原有以權力責任關係為基礎的道德共同體趨於解體，新一代女性童書作家威爾遜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其關注的焦點都與布萊頓完全不同。
傳統家庭模式仰賴的道德觀念基於階層間和性別間的等級秩序，它既是不平等的，又是充滿道德和責任意識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女性逐漸走出維多利亞時代確立的傳統家庭角色，走向職業崗位，獲得更多經濟自由；1970年代的女權運動和性解放運動進一步賦予女性精神自由和獨立意識，原有性別角色定位的影響力逐步減少；加之英國福利國家的全面發展，政府為單親家庭提供住房、子女撫養和教育等方面的救助政策，諸多因素導致原有的男權秩序不再被認為牢不可破或理所當然，作為最小共同體單位的家庭亦日趨瓦解。至1990年代，英國的離婚率、婚外生育率、同居率以及不婚率均為西歐各國最高。由於女性經濟能力和自主意識的提升，她們不再懼怕離婚或獨自承擔撫養子女的責任，從而導致婚姻和家庭大量解體，未婚先孕或離婚的單身母親數量急劇增加。世紀之交，英國約200萬孩子生活在130萬個單親家庭，其中90%是單親母親家庭。
女性獨立、擺脫家庭束縛，既是她們爭取自由的勝利，也是英國社會一貫信奉的自由主義原則的結果。今天，“英國所有的公民自由權都源於一個基本原則：人們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可以做他們願意做的任何事情”， 這一原則與19世紀密爾在《論自由》中論證的“對於本人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主權者” 的自由主義精神一脈相承。與此同時，獨立自主亦使她們從此失去大家庭和共同體的庇護。與雙親家庭相比，單親家庭面臨着一系列問題，例如，收入低、就業困難、精神壓力大、社會孤立等，單親家庭的孩子被置於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基於以上背景，威爾遜小說不再關注等級差異，一方面她不再以帝國眼光審視他者，她的作品中幾乎沒有出現過對外國人或其他種族的偏見抑或責任；另一方面她不像布萊頓那樣認為上等人與下等人之間有道德層面的差別：人們的生活環境差異巨大，威爾遜對於英國社會的分化了然於心，但她並不認為不同階層的人們應該持有不同的道德觀念。她關注的是經濟或精神陷入窘境的弱勢和邊緣群體的孩子如何在艱難的環境中生存下去。由於個人直接面對社會，人們不再擁有傳統的靜態共同體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的等級秩序提供的安全感，而是處於更加不確定的社會大環境。在布萊頓書中設定的穩定秩序中，孩子需要在日常生活之外的意外冒險中獲得高貴品質；威爾遜則通過年輕媽媽的不正常經歷為孩子呈現了真實而殘酷的反面教材：不確定的生活造就了任性的母親和不得不獨立的孩子。在沒有道德共同體或男性可以仰賴的年代，可以倚靠的只有自己，因此必須自我成就，讓自己成為理性而健全的人——這是威爾遜對社會邊緣群體孩子們的期許，是她的故事為孩子們傳達的訊息。
布萊頓和威爾遜的著作從不同方面展示了英國的自由主義體系。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個體系最推崇的價值是“自由”，它把國家行為限制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在傳統時代，自由意味着貴族相對於專制統治者的獨立、相對於底層人依賴他人的獨立，也意味着充滿道德感的等級秩序：佔據優勢地位者具有道德和經濟優勢，應當負起公共責任，具有勇敢、正義、慷慨等體面人應有的優良德性和公共精神，為低位者謀取福利；在現代，階層分化和“上等人”仍舊存在，但是等級秩序及其附帶的道德責任已然成為歷史，佔據人口大多數的普通人享有法律規定的平等和自由，每個人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並負責承擔它的一切後果。它意味着把選擇的權利和空間留給個人，成長也留給個人，無論天使還是魔鬼。布萊頓和威爾遜書寫的不同時代和角色對應英國自由主義體系預設的多樣性，她們為青少年讀者展示了生活的多種可能：階層分化和豐富多樣並存，美好與殘酷同在，正如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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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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