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敏 || 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学术期刊融合发展新引擎
杜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秘书长。
在出版业不断数字化并探求智能化的背景下，知识服务的价值被再度凸现出来，成为出版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和出版新形态的发力点。这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用户知识需求不断多样化的要求，也是数字时代出版业进行供给侧改革、主动寻求新发展路径的行业自觉与积极选择。作为学术期刊人，不能无视学术期刊知识服务观念淡薄、知识服务形态简单的现状，并思考如何创新性走好知识服务的发展之路，充分发挥知识服务给学术期刊带来的新发展机遇。
社会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既受实体性要素、属性化要素、关系性要素的影响，也受社会环境要素的影响。其中技术是社会系统中最核心要素中的实体性部分，对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变革会引起一系列变化，开创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新方式，改变社会关系的建构方式，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技术促进社会发展这一一般规律，也在出版业鲜明地表现出来，形成了数字出版，即用各种数字技术进行知识内容的组织、提取、编辑、加工、呈现，并通过有线网、互联网及卫星网络进行传播和互动的知识流动的过程。这是海量内容不断生成、技术创新不断出现、信息组织非常快捷、传播效果即刻呈现的过程，给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出版业不断带来生机与活力。这一出版技术新形态，产出不同类型的数字出版物，如电子图书、数字期刊、网络教育出版物、数据库出版物、网络原创文学、网游产品等等。在这一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受到了学界及业界的特别关注。其服务属性与价值不仅被再度凸显，并成为出版业媒介融合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也成为当下数字出版的出发点与目的。
1. 知识服务在中国知识密集行业中的自觉
知识服务作为知识经济浪潮下的必然产物，一经产生就受到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理论界和行业实践的热点。自20世纪90年代始，欧美发达国家就致力知识服务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涉及信息、技术、法律、金融、管理等各种不同行业的咨询服务、培训服务、技术创新支持服务、信息服务等各种知识服务类型。在学术界，美国、加拿大、丹麦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不同国家和机构，从管理学和组织机构入手，对知识服务的概念、特征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认为知识服务是知识管理、知识组织和知识市场相结合所发展和延伸出的一种服务形态，以满足用户的需求进行生产、提供基于内容的有价值组织及结果输出的过程。知识服务的内容包括信息、知识产品或以知识为主的建议和方案，目的是实现知识的增值。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图书情报系统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联合世界各地图书情报机构共同参与开发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CDRS）后，1999年，有学者就提出知识经济与图书馆的知识服务，2000年明确提出知识服务是新世纪图书出版领域的生长点。图书情报领域在之后展开对知识服务内涵、特点，知识服务的实现技术、实践模式，知识服务的组织创新、知识管理、知识产业等不同问题的多样探讨与研究，已形成较具共性的认识，认为知识服务是文献及信息服务的深化方式，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各种显性、隐性资源，采用一定的技术工具，进行知识内容定制化、个性化的知识创新和深加工的交互式服务。至此，图书情报系统完成了从文献服务到信息服务，再到知识服务的逐步转型，并于当下向着智慧服务的方向迈进。图书情报领域关于知识服务的系列研究及其充满创新性的行业实践，带来知识服务影响力的持续外溢，影响到同样具有知识服务属性的出版业。
2. 数字出版知识服务价值由隐到显的突变
知识服务是出版的本质属性之一，在不同出版技术形态下的知识服务方式、途径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其价值也由印刷出版时代到数字出版时代出现了不同，即由隐含到显性的巨大变化。传统出版是知识生产与知识服务双性并存，并以知识生产为显在的社会化知识流通过程。在此阶段，知识服务依托于知识生产之中，知识生产特征显著于知识服务的特征，其服务属性未能获得充分彰显。相反，在数字时代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知识作为人类智慧的累积与反映，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进一步成为了产业发展的催化剂和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随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各类新型社交平台的搭建和广泛应用，在多元主体的参与和互动下，知识生产进入到用户参与的新阶段。一方面用户各种个性化、定制化、目标性的知识需求不断增多；另一方面，使有针对性地提炼各种知识，提供各种知识产品和解决方案的高阶段知识服务进入到可操作的实践阶段。这时，知识服务不再是知识生产的附着性特征，一变成为出版知识生产的出发点和产业激发点。有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描述：“读者从以往希望获取和利用海量信息资源的需求，转变为需求个性化、专业化和定制化的出版物产品或服务，社会也迫切需要出版业将汇集散在于各类平台的用户创造内容聚集、整理并系统化处理后，再以出版物方式通过知识服务汇入知识蓝海。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出版知识生产已经与知识服务结为生产——服务共同体”。换句话说，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已经与知识生产融为一体，知识服务成为海上冰山的外显部分，知识生产成为冰山下潜在的基础部分，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属性由潜在凸变而为显在。这种变化，从系统的角度看，是与新技术这一社会变量所引发的系列新变革联系在一起的。
3. 数字出版知识服务是当代出版发展的主动力
数字出版是数字技术在出版业持续应用与不断发展的结果。它不仅呈现出创新性强、关联度高、附加值大、传播面宽的显著特征，而且也是出版业在新发展阶段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践行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大力发展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首先，数字出版是国家着力打造的新业态。2014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了“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之后又不断推进出版业转型升级，先后进行过3次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试点单位的征集和遴选活动，共遴选出110家知识服务试点单位，以及32家技术支撑单位，不仅彰显国家推进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战略，且树立了中国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先行者，有效地推进了我国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工作。其中已有28家首批试点单位开展了知识服务标准研制工作，确定了24项知识服务领域的标准，为后续出版知识服务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也为持续性地发展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家对知识服务的支持与推进，在出版界及期刊界先后产生了学术上的回应，如期刊界认识到交流与对话是学术期刊被忽视了的基本功能，试图建构新媒体时代的学术平台，形成以学术期刊平台建构为核心，多角度、深层次的探究，有效促进学术期刊数字平台的建构实践。
其次，是高质量发展的行业追求。中国已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是从宏观经济层面看，还是从中观的产业发展看，亦或到具体出版机构，均要以创新为动力。创新驱动不仅是促进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需要，也是支撑消费升级、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需要；不仅是行业竞争能力提升的核心要素，也是企业提高产品性能和服务附加值的关键，是促进新科技、新模式、新产品和新业态的必须。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编制印发了《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这是学术期刊不断走向繁荣、加快传播载体融合创新、提升传播力，走向传播方式与新媒介技术相匹配的发展方向。一方面要使“出版创新创造能力充分激发，优质内容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要更好抢占数字时代出版发展制高点，“推广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传播”。其中，用户贡献内容的“互动式、服务式、场景式传播”，即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可见，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已纳入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行业目标，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是出版业和期刊界均认识到，知识服务是推动内容汇聚的新动能，是实现产业快速增长、向高质量出版发展转型的新方向，是优化产业结构、深化供给侧改革、提质增效的新手段。
第三，是新技术支持下的必然结果。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技术支持，不是简单的出版+数字技术，而是基于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数字技术与出版产业深度融合的结果，具有很强的技术功能。有学者对其技术功能进行过六点总结：第一，多维展示功能，即在线上、虚拟、动态地展示，包括基于AR技术对现实的增强展示、基于VR技术的虚拟展示。第二，知识增强功能，知识服务、融合出版物、超级连接、可穿戴设备所及扩展性音频、视频等。第三，知识发现功能，除向用户展示显性知识外，还额外提供数据背后的数据，知识背后的知识，具有知识发现的功能。第四，数字传播功能，是即时、交互、同步广传的。第五，优化体验功能，为用户提供增强现实的体验，或者沉浸式体验，或者多感官综合体验。第六，流程再造功能，即具有对数字出版内部流程进行再造、重塑的功能。这几点较为准确地总结了数字技术的技术功能，为以用户为导向，以服务为目的的出版知识服务的实施以及实施平台的建设提供了支持。借助数字技术建构的知识服务平台，除了能提供传统的文献知识服务、学术知识服务、科研服务外，还能与各类机构用户、个体用户进行联结，通过发挥各个群体的价值，来实现成果共享，从而推动不同群体的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生态系统。可以说，基于数字技术的知识服务平台的建设，不仅是媒介融合的过程，也是多主体参与、多知识聚集、多价值实现的过程。
第四，是经济属性外化的结果。数字出版知识服务是服务——出版一体化的过程，这一出版新业态具有很强的经济功能，可观的经济收益，且利润正在逐年增加，成为改变出版形态的重要牵引性要素。如2017年底，我国数字出版收入7,071.93亿元。2019年底，数字出版收入规模达9,881.43亿元。2020年，数字出版业收入11,781.67亿元，比上年增加显著。可见，包含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在内产业收入呈持续上升的朝阳之态。
基于以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既是国家着力推动的新业态，也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同时又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赋能、经济效益牵引，它必将成为学术期刊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引擎。但如何确保这一新引擎发挥应有之力，产生根本性的推进效果，就与期刊业对知识服务根本性特征的认识存在密切关系。
出版机构各种创新性的实践，逐渐改变着中国出版业的面貌。那么，数字化进程中的学术期刊该如何进行数字化知识服务，才能“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坚持一体化发展，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选题策划、论文采集、编辑加工、出版传播的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升级”，完成“开发全流程数字出版平台，综合性学科资讯平台、知识服务平台，运营服务学者的虚拟学术社区”的任务，加速推进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进程？我们以为，必须清楚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现状表现在人们对之的理性认知以及知识服务的实践活动之中。从学界看，对学术期刊知识服务已形成一定的认知，但仍需丰富和深入；从实践看，大型期刊数据库的知识服务早于各学术期刊，且其服务与各个学术期刊存在显著差异。
1. 对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理性认识
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发展现实的影响下，我国学术期刊界对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及其发展的迫切性与必要性有了一定认识。就国内数字出版的现状看，国家战略的推进，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及知识的增加，人工智能、云计算技术、融媒体的广泛应用，以及知识服务在大众传播领域、在学术传播领域的大量实践活动，促使我国学术期刊界对数字知识服务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认识到知识服务是学术期刊高效传播之路，实现从检索评价到数据服务的功能拓展。国际期刊界的施普林格、艾思唯尔等期刊集群及单刊平台，均已实现了“传统论文+增补内容”的出版模式，并不断推出交互式、多媒体在线服务和应用平台。内外期刊界的现实与实践，使国内学术期刊界一方面明确了要向互联网+知识服务的产业转型，要从单纯的内容服务转向知识服务，从单纯的发表论文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另一方面，明确了要采用新的数字技术，多媒体融合，以大量真实用户数据为基础，对用户行为、兴趣进行特征抽取来构建用户画像进行知识服务，并要将高度专业化、高度定制化、高度交互性、高度精准和深入性作为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特点。这样的认识普及度虽有限，但有益于学术期刊界实现数字知识服务。
对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认识，大型数据库实践早于各学术期刊，如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是学术期刊编辑与学者进行互动交流、查询知识资源的服务平台。其知识服务平台随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在不断的发展与改进中，目前其新旧平台双轨运行。旧平台既可对各库的文献进行检索，又形成台港澳经济与社会等若干重点选题；不仅有对期刊、研究机构、学者的学术评价，还有分学科的优秀论文推荐。其新平台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知识服务属性体现，加强了与读者、研究机构的互动性，强化了便捷用户使用的服务性，利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打造“学者在线”人文社科学术成果发布以及按需出版平台，增加了面对青年用户的“发文指导”，包括如何进行论文写作、如何进行论文发表；增加了针对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推荐”，以及基于资料库的“热点词”推荐；增加了数据库咨询、转载咨询，以及移动端访问二维码扫描路径。这种发展，充分体现期刊数据库知识服务理念与实践超前于各个学术期刊。又如中国知网，采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的知识组织与数字出版的形式，对出版的各类文献资源进行全面、系统地整合和发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知网知识服务平台”，此平台可以迅速、全面对总库文献进行检索，并进行数字资源重整后的个性化增值服务，专业化的内容定制、内容推送和相关知识服务。之后又建成数字化、交互式的“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工程”平台。此平台集学习、研究和学术文献评价为一体，实现了从文献产品向知识产品出版的转变，因此带来知网的主营业务从文献的数字出版转向知识库的生产与传播。在我国，除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及其他大型期刊数据库均已先行于各个学术期刊进行基于内容的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当然，这种知识服务是大型期刊数据库的知识服务，并非各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知识服务。
2. 学术期刊知识服务存在的多重矛盾
就多数学术期刊而言，数字化知识服务面临相当多的矛盾与发展困难，主要集中在这几方面：
首先是学术期刊知识内容生产的分散化与传播集约化的矛盾。我国现有的学术期刊，大多分散在各高等院校及各类研究机构，由期刊编辑部分别负责内容组织、选择、编辑、加工，知识内容资源十分分散，这造成一个严重后果是，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对期刊数字化和数字化期刊的接受度低，“没有能力或没有规模收益而不愿意创建自身的发行平台，而不得不接受第三方发行平台”，出现了大型期刊数据库与个体期刊、作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出现知识生产机构与知识传播机构分离的矛盾。尽管各编辑部现在注重通过微信社交平台进行学术期刊知识的再传播，但编辑部的微信公众号受社交圈范围广狭的影响，传播有时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用户个性化、精准性、解决问题的需求难以快速得到满足。
其次是学术期刊知识内容的先进性与传播技术落后化的矛盾。学术期刊知识服务最核心点就在于其内容的创新性，学术期刊也期望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知识内容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出去。但大多数的学术期刊知识生产方式仍处于纸质期刊数字化阶段，虽已借助知网、万方、维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等大型知识服务平台实现了数字化传播，但整体而言，学术期刊个体的传播技术有限，知识服务的效率不高、效果不佳。
再次是学术期刊知识服务意识不足与知识服务要求精准化、个性化的矛盾。学术期刊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缺少与学者同是学术共同体的协同发展意识，难以尽心为其服务。另一方面，目前可供期刊选择的来稿量大，但质量高者甚少；学者发表论文的需求很大，纸质期刊可发出的内容有限，这导致学术期刊难以对每个学者进行精细化的服务。再一方面，学术传播移动技术的发展，使学者们在学术社交圈日益活跃，但很多编辑难以适应学术社交圈的新变化，难以开展有效的知识服务。
最后是学术期刊编辑部规模小、经费有限与知识服务需要数字新技术、发展需要资金的矛盾。现在大多数学术期刊编辑部是以纸质期刊出版工作流程进行机构设置与人员安排的，编辑部的规模小、人员数量有限，经费投入不多。但知识服务是基于数字技术、大量知识内容的服务形态和新业态，既要转变原有工作的组织方式，又要进行数字平台的建设、知识内容的集聚；既需要编辑人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数字技术知识与处理能力，应当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与能力。无论是数字技术的推进与发展，还是数字平台的建设，以及原有编辑人员的培训、新技术编辑的引入，均需要相应的人力和经费投入。
可见，学术期刊界对数字知识服务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且大型学术期刊数据库已不断创新性地进行知识服务，但学术期刊知识服务所面临的以上多重矛盾，使数字技术下学术期刊的知识服务任重而道远。不仅如此，学术期刊还面临着数字化不发达，却要赶上智慧出版的新变革。以上新技术的实体性社会变量，促进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仍需不断推进与快速发展。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大系统下的子系统是相互嵌入的，既可以通过大系统去观察一系列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也可以从小的子系统去观照大系统的有关问题。如果我们把知识服务作为一个系统，数字出版知识服务是其子系统，那么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则是数字出版知识服务下又一子系统。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这一系统的发展既要明晰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子系统的发展目标和一般性发展规律，又要达成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自身系统的发展目标，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5G等系列新技术，并根据自己知识资源的特点进行知识服务的融合式发展。
1. 把握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特征及发展规律
数字出版知识服务与传统出版知识服务相比，其最大不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数字出版知识服务是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传统出版模式是基于文献资料的“编印发”线性模式。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及各种社交网络的普及，使知识生产者除精英化的知识生产者和知识生产机构之外，社会公众有大量机会通过各种途径和社交平台参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知识生产与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和互动的状态，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利用数字媒体和技术进行知识建构、分享、评价和使用的一种状态。这改变了过去单一主体主导知识生产的业态流程和服务形式，转向多元主体，包括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出版社、期刊社、技术企业及相关科研机构、高校、技术公司的联合驱动，共同发力的知识服务的过程，是我国出版业知识服务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而言，是学术机构、学者、作者、编辑、出版机构、传播机构等多方参与的过程。
其次，数字出版知识服务是以用户为导向的服务。它遵循着现代服务业的运作方式，以用户为导向和核心，为目标用户提供公共性、特定性的知识需求，以及高附加值、高层次、个性化的服务。这是知识服务的出发点。首先，它是基于出版知识服务机构对用户需求调研基础上的服务。出版机构根据自己的知识资源、技术的可行性分析，确立自己的服务定位和产品定位。要对目标用户的类型十分清晰，弄清楚是个体还是机构用户，是随机的还是持续性的用户，是购买力旺盛的还是一般的用户，等等。这种调研和定位既是为了更好对用户进行知识服务，也是为了知识服务机构可持续的发展。其次，它是基于知识资源充分获取、挖掘、计算和评价的基础上，知识资源转化和应用的一种知识服务。无论是扩展性知识服务，或是定制化知识服务，都需要出版机构进行存量知识的积累、定制知识的获取、增量知识的挖掘。在此基础上，形成可供知识检索的知识库，为知识服务提供知识来源和储备。
再次，数字出版知识服务是基于平台的服务。知识服务平台是数字技术支撑下连接出版机构知识服务内部资源与用户外部需求的渠道，是出版知识服务实现的技术接口。无论是知识的采集、组织、存储、检索还是与用户互动，都离不开新兴的数字技术支撑。“构建知识服务平台就是应用信息技术为组织开展知识服务提供一种重要有效的支撑环境，为知识服务活动提供多种知识源、知识工具、交互工具和服务手段，并通过技术功能系统与其运行其中的组织环境协调发展。”
以用户为导向的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给学术期刊出版机构提出新要求，要寻找最适合的数字出版知识服务路径。
首先，把握数字出版的不同进程。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经济的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带来经济创新性发展。数字出版作为数字经济的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出版产业变革与发展的新动能。我国数字出版依据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与数字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出版数字化和数字化出版两种不同形态。出版数字化是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出版产业改造和升级的一个过程，包括内容生产、软件系统、业务管理、产品运营等各个不同环节的数字化改造与建设，是循序渐进的数字化的出版过程，其终极目标是实现数字化出版。数字化出版是基于互联网技术所进行的全过程数字化出版，包括内容策划、内容生产、出版运营全过程的数字化，是数字内容生产和数字知识服务融为一体的新型出版活动。两相比较，无论是出版数字化还是数字化出版，都是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创新性出版形态。而数字化出版则是更为长久的，可持续的一种发展。
其次，找准发展知识服务合理路径。从前述可见，出版知识服务转型既有国家政策的持续性保障，又有数字出版发展规划的具体目标和要求，这就为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确立了方向。从2015年《关于开展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工作的通知》，到2021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则的通知》，再到2022年《新闻出版业数字出版“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可以看出，国家意在形成以国家平台为枢纽，行业平台为支撑，覆盖国民经济主要领域，分布合理，互联互通的国家知识服务体系，为广大用户的生产生活提供精准高水平的知识服务。所以，各出版机构可根据自己已有的优势，找准自己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目标。
再次，加大技术投入与知识资源的发掘。数字出版知识服务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知识服务形态，所以知识的存贮与获得、服务能力与技术的支撑几大要素构成了知识服务产业发展的核心。既不能脱离数字技术进行知识服务，也不能只有知识而缺乏服务的手段与载体。满足用户的知识服务需求，必须几者同抓共促，持续性发展。正因为如此，国家遴选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试点单位时，均强调具备一定的规模内容资源储备，且具有行业的代表性，内容资源在行业具有明显的优先优势。要求申报单位不仅有转型升级的工作机构，数字出版的专门机构，且开展了一定规模的数字出版业务和工作部署，具备一定的数字化资源建设库；具备开展全流程数字出版的经验积累。恰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所要求的“具备对内容资源进行标引、加工及审校的能力和条件，对语义分析及建模技术、规模化资源与组织技术、云计算技术、数据挖掘和知识管理、知识组织、管理与呈现、基于大数据全样本的用户行为分析等新技术具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应用能力”。可以说，知识尤其是专业性、权威性的知识体系，是开展知识服务的基础。而对知识内容进行有效管理，使之数字化、结构化，便于实现知识服务却需要专门的技术支撑。如对知识资源的标引是知识检索的前提，没有正确的标引，无法实现知识的精准检索，完成知识服务。所以，技术应用与知识积累的同步发展，对出版机构知识服务转型十分重要，对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依然如此。
最后，探寻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模式。出版知识服务作为出版新形态之一，如何经营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有人提出要遵循商业运作方式，用数字技术和知识经济创造需求，引导消费。有人提出具体的付费模式，如为其知识阅读、音频、知识讲堂、私人定制等内容付费的会员付费服务模式。或以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为主，辅以少量费用的体验式付费模式。也有基于问答式的付费模式。还有根据消费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盈利模式，如根据垂直机构进行盈利的模式，也有基于虚拟现实的VR、增强现实的AR等技术进行大众化盈利的模式，有基于第三方平台对知识资源进行授权许可赢利的模式，还又基于自主平台服务的赢利模式。这些不同方式，为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出版知识服务可持续发展进行有益的尝试。总之，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发展，有多种具体的选择，既可以通过加大数字技术投入、加紧数字人才培养，变革业务组织形式，实现跨越式发展；也可以在体制机制上实现变革，进行资本重组，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产业形态超前布局，使出版主体变为多元主体参与与支持、服务水平与能力不断提升的新型出版业态。
2. 抓住学术期刊知识服务发展的关键问题
学术期刊数字知识服务，作为出版知识服务子系统下的子系统，既是整个出版行业繁荣发展的需要，也是出版业数字化在技术支配下进行跨越式发展的必然。我们以为推进学术期刊数字知识服务应把握几个关键性问题。
首先，把握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趋势。根据《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的最新要求以及学术期刊出版单位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的现状，要以知识服务观念的确立为前提，以加快数字技术的应用为条件，以期刊内容的整合与重组为基础，以人才的培养为根本。这几个要素是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不能缺少的基本构成要件。但从发展进程和发展目标而言，从出版数字化的阶段性、策略性、局部性发展到数字化出版的长期性、战略性、全局性的转变，要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与过程。如有学者将我国传统出版在数字技术冲击下的发展总结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数字出版”阶段，政策发力迅猛，机构急速跟进，但未形成商业模式；第二阶段是“转型升级”，国家政策支持、发展资金充裕，形成专利文献模式、整合出版模式、大数据服务平台模式；第三阶段是“出版融合”阶段，国家媒介融合战略倒逼出版机构媒介融合快速发展，大型出版集团战略并购，资产重组，纷纷上市；第四阶段“知识服务”阶段，用户阅读习惯变更的深层次需求，带来知识服务的增值变革。我们以为这是从政策及企业发展模式层面的分析和总结。但从数字技术的运用层面看，初级、中级、高级三阶段的划分似乎更符合数字期刊出版业的实际状况。初级阶段就是转型阶段，“出版机构进行出版内容的数字化转换，业务流程数字化升级、数字内容资源有效集成等工作。”中级阶段即数字化深化阶段，出版机构实现出版数字化后，要进行产业机构的调整，管理机制的变革，推动传统知识生产与数字化业务的有效融合。高级阶段即融合阶段，出版机构在此阶段实现出版知识服务的全面融合发展，形成创新性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平台。我国大多数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尚处在出版数字化的初级阶段，部分出版机构处于中级深化阶段，而高级的数字化出版是其终极目标。作为个体的出版机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虽处于数字出版的不同阶段，但在瞄定数字化出版的大目标与方向后，可弯道超车式发展。
其次，把握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规律。学术期刊知识服务有其不同于一般数字出版机构知识服务的特殊性。在开展知识服务时，一方面要注重学术期刊自己知识服务平台的搭建。通过知识服务平台的建设，出版知识服务机构可以提供大量的、各具特色的知识资源，既可为知识资源的共享、整合、升级提供技术支撑，探究服务的模式，也可为增强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机构知识服务的质量、提升出版知识服务的影响力奠定基础。正因为知识服务平台是实现知识服务的集聚性平台，所以国家对知识服务技术平台的建设也十分重视，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研究院启动了新闻出版大数据应用工程——国家知识服务平台项目建设，搭建国家知识资源服务平台。学术期刊通过搭建的数字化知识服务平台，可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并进行知识服务，也可挖掘用户模糊化的需求、分析用户尚未意识到的潜在需求；或进行专职顾问式的端对端服务，或进行参考咨询服务的问答模式服务；或进行自助服务的知识库服务。另一方面，学术期刊知识服务平台的搭建可注重与已开展知识服务的大型期刊资料库平台的对接。既要开发期刊自己的数字知识服务的新产品，又可通过行业期刊知识服务平台或国家层面更大的知识服务平台进行传播，增强知识服务的价值。如北大万方数据知识平台，是集海量学术资源、专业算法模型、深度数据加工、直观图谱展示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知识服务平台，可进行万方智搜，查阅数字图书馆收录期刊、各类论文、专利、标准、科技成果、法律法规等；可在创研平台为用户提供有关文献精读、选题发现、定题评测，并可与行业最具影响力专家学者进行学术文献上的交流；同时，可为用户进行定制性的科研成果诚信检测、学术论文检测等。这种在海量知识资源基础上的知识服务，是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没有用户的使用，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潜力。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平台遵循着这一共同的规律，可根据期刊发展目标开发自己的服务内容，也可与大数据平台链接或合作，满足用户需求。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知识服务还可探索数字出版基础上的新型智慧出版，可以创造用户需求的场景，激发用户各种不同需求，并以专业化为特色，优化知识组织，加强知识管理和服务。同时，不同学术期刊知识服务平台要打破竞争所形成的垄断壁垒，突破第三方平台在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传播中形成过度集中的行业垄断。
再次，构建符合学术期刊工作特点并能满足用户需求的知识服务平台。知识内容生产的创新性是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最大亮点，所以知识服务的开展要以之为核心，首先打造稿件快速处理的板块。采编发系统要方便作者、编辑和审稿专家。其次，打造知识服务的平台，方便最新信息的快速传播、方便知识衍生新产品的展示与传播。再次，行业信息展示模块以及交流互动模块。同时，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形成多维数字融合+智能分析，实现从单一化、固定化、静态化数字内容服务到多样化、个性化、动态化的大数据内容服务，促进智能分析+数据产品开发+互动互通的多种智能的实现，使感知、记忆、推理、计算、预测等智力活动贯彻到学术出版各环节，实现智能出版，形成多媒体、交互式在线知识服务新业态。
总之，数字技术给出版业带来的变革是出版业快速发展的契机，也是出版业和期刊业创新内容载体、增强知识服务能力的关键。无论出版知识服务还是期刊知识服务，要顺势而为，抓住关键问题，形成出版新业态，扩大知识服务的影响力和增值能力，推动中国学术事业高质量发展。
〔注释从略。引用时请以繁体中文原版为准〕
[责任编辑 刘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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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 陳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