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謙立（Thierry Meynard） || 落下麥子：澳門耶穌會輔理修士蔡按鐸生平考略

作者簡介：梅謙立（Thierry Meynard），中山大學哲學系、廣州與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提  要] 1666～1671年期間，二十幾位被流放至廣州的外籍傳教士在耶穌會大原堂居住，他們以各種文字留下了一百多份報告、書信、著作等文獻，令人矚目，而與他們同住的中國天主教徒並未得到足夠的關注，澳門人蔡按鐸就是其中之一。蔡按鐸早年在成都與利類思、安文思經歷張獻忠之亂，脫險後加入耶穌會，1669年以輔理修士的身份從澳門到廣州大原堂協助外籍傳教士，並在廣州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歲月。儘管蔡按鐸本人沒有任何著述，但他給傳教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於傳教士們在報告中把他描述為一位殉道者。[關鍵詞] 蔡按鐸  天主教  耶穌會  澳門  廣州[基金項目]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羅馬教廷對華政策研究（1622-1939）”（項目號：21CZJ023）的階段性成果。[原文出處] 《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中西文化”欄目

方豪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考證了許多中國天主教徒的生平事蹟，此後國內外學者又根據新發現的史料加以補充，從而使我們能夠認識到更多中國天主教徒的積極貢獻。由此筆者注意到，在“廣州流放”期間（1666～1671年），一些中國天主教徒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江西人萬其淵對《中國智慧》（Sapientia Sinica）、《中國政治道德的學問》（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無罪獲勝》（Innocentia Victrix）的刊印做出了重要貢獻，實現了第一部中拉雙文書籍在中國的出版。本文試圖考證澳門耶穌會輔理修士蔡按鐸（António Fernandez）的生平。

關於蔡按鐸，現有的研究並不充分。費賴之（Aloysius Pfister）僅提及蔡按鐸的中文和西文名字，並說明他是澳門人、輔理修士。之後，榮振華（Joseph Dehergne）考證出蔡按鐸於1620年左右出生，1670年去世。在考證廣東香山耶穌會士鄭維信的生平時，美國耶穌會士胡天龍（Francis Rouleau）在一個註釋中補充了關於蔡按鐸的資料。榮振華及胡天龍簡略提及了1670年的兩份報告，其中通報了蔡按鐸的死亡，並講述他的生平：一份報告由聶仲遷（Adrien Grelon）在廣州以中華副省的名義撰寫，另一份由弗拉芒耶穌會士馬爾多納多（Jean-Baptiste Maldonado）以日本會省的名義撰寫。其實，蔡按鐸的一生並不簡單，但很遺憾，很多事蹟沒有被充分地講述。本文試圖借助其他史料，如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古洛東（François-Marie-Joseph Gourdon）的《聖教入川記》、意大利耶穌會士陸安德（Andrea-Giovanni Lubelli）的《1670年廣州住院與傳教團簡報》以及西班牙多明我會士閔明我（Domingo Navarrete）的文獻，來彌補此缺失。

一、在成都給耶穌會作僕人（約1642～1651年）

按照胡天龍和榮振華的考證，1669年耶穌會日本會省名錄標示蔡按鐸時年49歲，由此可以推斷他出生於1620年。蔡按鐸的葡萄牙文名為António，很有可能是因為他的父母是天主教徒，所以在他受洗時給他取了這個名字。按鐸與António的發音很接近，因此這也很可能不是他的中文原名，因為“按鐸”之義恰好符合其日後作為“司鐸”之助手的身份。

《聖教入川記》稱：“幼時曾受伊等之教育。”後來，蔡按鐸在江西給外籍傳教士教授中文。由此可知他曾跟隨耶穌會士接受相當好的教育，不僅識字，還會說廣東話、官話和葡萄牙語，甚至可能還懂拉丁文。

自1583年在肇慶時起，耶穌會士就習慣僱用一些本地僕人來幫助他們處理買菜、做飯等日常生活事務。當他們到達一個新地方時，也許會因為別無選擇，只能僱用非基督徒，不過，只要可能，他們還是傾向於僱用天主教徒，因為這些人更容易得到他們的信任。蔡按鐸非常特殊，他還沒有加入耶穌會之前，就被專門從澳門派往四川，給成都的兩位耶穌會士做僕人——很可能是唯一的例子——這表明耶穌會肯定他的能力，並給予他高度信任。

1640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類思（Lodovico Buglio）率先到達成都；1642年8月29日，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來成都協助利類思；至於蔡按鐸何時到成都，我們並不清楚。需要注意，1635～1639年左右，安文思在澳門聖保祿學院教授哲學，因此他很可能那時已經認識蔡按鐸。由於蔡按鐸的天主教背景，兩位神父完全相信他，將很多事務交給他來處理。不過，安文思在1644年4月10日所寫的描述天主教與佛教界發生巨大衝突的報告中並未提及蔡按鐸，但我們很難據此判定蔡按鐸當時不在成都。

1644年8月，民變首領張獻忠率軍攻陷成都。次年11月，屠殺蜀中百姓4萬人。關於1644～1647年張獻忠之亂，安文思返回北京後，以葡萄牙文撰寫了詳細的報告。杜寧·斯波特（Tomasz Ignacy Szpot Dunin）及費賴之對這份報告進行過簡單的討論。之後，古洛東在上海看到這份報告，便將其翻譯成中文，並加以註釋，在1918年以《聖教入川記》之名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據該書記載，在張獻忠攻陷成都之前，利類思和安文思準備離開成都時，曾委託一位“安當先生”保護教堂：

利、安二司鐸見事不佳，亦作暫避之計，即將聖堂託安當看守。按安當先生，係廣東澳門人，前同二位神父來川者，為人忠厚，深洽二位神父之心故也。

古洛東這裡所言之“安當”翻譯自法文Antoine，不過他並未考證其中文名字，其實這位來自澳門的“安當”先生應該就是蔡按鐸。利類思和安文思離開成都後不久，便被張獻忠的禮部尚書吳繼善邀請返回成都。張獻忠對西方天文學頗有興趣，經常邀請利類思和安文思，他們不得不配合。不過，他們很快發現張獻忠極度暴力，似患有精神病，甚至要殺害全城居民。1645年，在成都大屠殺中，蔡按鐸第一次倖存：

二司鐸為眾人求赦，說盡理由，無情不陳，以致聲淚俱下。無如刑官不聽，急飭動刑。利司鐸再為哀求，謂安當是己義子，教養多年，將為聖教效力，且伊原籍澳門，非四川人，請祈赦之。安當竟得獲免。

考慮到張獻忠之所以屠殺成都人民，是因其認為成都人背棄了天，所以天派他來懲罰他們，而蔡按鐸能夠倖免於難，很可能是因為他出生於澳門，“非四川人”。

1646年2月，兩位神父向張獻忠申請離開成都返回澳門，獲得准許。不過，他們一離開宮廷，張獻忠便立即下令將神父們所有的傭人都剝去頭皮殺死。這時，蔡按鐸第二次倖免於難：

安當乃澳門人，此次雖云免死，然亦受重罰，被鍊囚入監內，與各犯官定為斬罪。後安司鐸苦苦哀求，認為義子，審訊時受鞭刑一百下。安當先生為愛耶穌之故，忍耐受之，未出怨言。所受傷痕，被司鐸用藥醫好。後來為主亦受許多苦楚。

此事在中國教會內廣為流傳，1670年，雖已是十多年後，依然有三份報告提到它，如陸安德《1670年廣州住院與傳教團簡報》：

他前往中國內地協助諸神父。他經歷了嚴酷的考驗，在服務諸神父的過程中遭遇了很多磨難，甚至一個殘暴的叛亂者命人割了他兩百刀。安文思和利類斯兩位神父在獄中和在患病期間，他對兩位神父的關愛極為重要。他是兩位神父的救命恩人。兩位神父設法對他的恩情給予百倍報答。於是，他被接納入了耶穌會。他在會中始終嚴守德行，深獲讚揚。

陸安德此處所稱的“兩百刀”（duzentas espadas）應係誤解，聶仲遷比較正確地指出是“鞭刑一百”（verberibus, quae ei semel ad centum inflicta）。

1647年，清軍擊敗張獻忠。在混亂中，兩位神父與蔡按鐸失散，他們懇請肅親王幫助尋找他：“謂失去澳門人安當，不啻已失至寶，因其幼時曾受伊等之教育，為人真誠，抱為義子。”最終，兩位神父成功與蔡按鐸會合，並一道被押往北京，1648年初到達。在成都的這三年時光中，兩位耶穌會士與蔡按鐸共同面對生命危險，他們彼此祈禱，相互救助，並得以一同倖存。因為這段經歷，蔡按鐸與兩位耶穌會士建立了非常親密的關係。

二、加入耶穌會（1651～1666）

在顛沛流離中，蔡按鐸表現出堅定的信德，使其於1651年被允許加入耶穌會，成為終身修士（hermano，brother）。根據Pina的研究，1589～1675年間，共有13位澳門人加入耶穌會，他們都被派往內地，以輔理修士的身份服務；其中，前兩位是鍾鳴仁和黃明沙，他們被派往肇慶。由於這些澳門人從小便接受天主教教育，因此他們比較熟悉天主教，也理解耶穌會的生活方式。在內地，這些澳門輔理修士同時負責各種各樣的工作：向本地人傳教、平日購買食物、管理房產、接待客人、口譯、教授外國人中文、陪伴外國人旅行，等等。

蔡按鐸作為耶穌會輔理修士的工作與他此前作為僕人的工作相比，也許沒有很大不同。不過，他現在要跟其他耶穌會士一樣，遵行修道生活的戒律：每天進行個人祈禱、參加團體祈禱和彌撒；每年進行為期一周的避靜，等等。

經過10年在中國內地的服務，蔡按鐸理解到他的工作能夠幫助實現耶穌會的使命，於是他選擇加入中華副省。與其他加入中華副省的澳門人一樣，蔡按鐸的初學（noviciate）培育在內地進行。很長一段時間裡，初學院都設在杭州，不過據Pina所言，蔡按鐸在福建延平正式加入耶穌會，在那裡做了兩年的初學。然而，Pina可能把蔡按鐸與另一位澳門輔理修士范有行（Paschalus Fernandez）混淆了，因為按照耶穌會中華副省的名錄，1648～1651年，范有行恰好也在延平。因此，我們很難確定蔡按鐸兩年的初學生涯在哪裡度過。

1660年，蔡按鐸被派往江西贛州，幫助弗拉芒人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與奧地利人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學習中文。1662年4月13日，葡萄牙人郭納爵（Inácio da Costa）與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在江西建昌出版了《中國智慧》，此書包含《大學》以及《論語》前半部分的中文與拉丁文雙語文本，並附有拉丁文《孔子傳》。按照《中國智慧》書內的說明，柏應理和恩理格參與了翻譯及校對工作，但未提及蔡按鐸的貢獻。即便如此，也並不意味着蔡按鐸沒有參與耶穌會士的翻譯工作，後文將說明閔明我曾向他請教過翻譯方面的一些問題，因此蔡按鐸很可能也曾幫助其他傳教士從事翻譯工作。

1665年，原屬耶穌會日本會省的聶仲遷轉至中華副省；作為交換，蔡按鐸轉至日本會省。但蔡按鐸本人是否同意這樣的交換？結果很可能如此，起碼他並沒有表示反對。後來，意大利耶穌會士陸安德（他本人屬於日本會省，並負責在廣東的傳教工作）稱蔡按鐸自己要求轉到日本會省。不過需要注意，1658年，廣東被從耶穌會中華副省中分離出來，併入日本會省。此前中華副省在廣東的傳教事業缺乏進展，而陸安德1659年便在廣州建立了耶穌會教堂。由此可見，陸安德應該會熱烈歡迎精通粵語的蔡按鐸加入日本會省，在廣東傳揚福音。不過，蔡按鐸沒有時間投入廣東的傳教事業。1664年楊光先在北京掀起曆獄；1665年幾乎所有傳教士都被押送北京審查。大概那時，蔡按鐸回到澳門避難，因為在1666年日本會省的名錄上可以看到蔡按鐸的西文名字，並發現他跟23位神父及其他12位修士都住在澳門聖保祿學院。然而，澳門耶穌會團體已然客滿，無法給那麼多人安排工作。

三、從澳門到廣州的晚年（1666～1670年）

耶穌會士曾在全國各地建立許多天主教團體，不過在廣州流放期間，這些團體無法得到靈性的照料，尤其是聖事方面（如彌撒、告解等）。當時，只有中國籍多明我會神父羅文炤可以自由旅行，施行聖事。他在得到日本會省及中華副省視察員（visitor）達·伽馬（Luis da Gama）允許後，於1667年2月從廣州出發，開始在整個中國進行牧靈旅行。此後，羅文炤向達·伽馬報告，稱其可以很順利地執行任務。於是，達·伽馬將中國籍耶穌會神父鄭維信從印度召來澳門，準備進入內地。1668年8月19日，鄭維信到達澳門；不過，他12歲便離開了中國，直到35歲才回來，因此仍須恢復中文水平。剛好在此時，中華副省的代表（procurator）殷鐸澤偷偷離開廣州，來到澳門，並在那裡找到了鄭維信。在廣州時，耶穌會士討論了培養本地人的迫切需要，因此，殷鐸澤應該會強烈歡迎鄭維信神父返回內地。

在達·伽馬和殷鐸澤的安排下，蔡按鐸於1669年陪同鄭維信前往廣州。胡天龍猜測他們在夏天或秋天到達廣州，不過，由於閔明我記載他於1669年8月19日和蔡按鐸討論過關於中國禮儀的問題，因此，他們應該在此之前就已經抵達。

蔡按鐸之前應該頻繁地陪同外籍耶穌會士從澳門去內地，不過，這一次比較特殊——雖然他陪同的是一位中國神父，但這位神父離開中國已有23年，因此蔡按鐸可能需要像幫助外國人一樣在語言和風俗習慣上幫助他。由於鄭維信長期患有肺結核，所以他首先在廣東服務；而由於其神父身份，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廣州一帶協助傳教。

於是蔡按鐸來到了廣州大原堂，那時外籍傳教士已在此留居三年，各種生活需要已大致安排妥當，不太需要蔡按鐸的幫助。不過，由於蔡按鐸精通廣東話的優勢，他可以協助陸安德及其傳道員傳揚福音——聶仲遷在報告中也證實，蔡按鐸的確參與了傳教工作，特別面向中國男性。不僅如此，在1670年的報告中，馬爾多納多特別強調蔡按鐸在拓展教務方面立下了汗馬功勞——協助改建聖堂，以及推動建立新的教會團體。

四、堅持利瑪竇的適應政策

同住廣州大原堂的外籍傳教士與中國天主教徒在文化事業上頗有合作，如萬其淵幫助傳教士在廣州完成對《中國政治道德的學問》（主要內容為《中庸》）的刻板。不過，在理解儒家經典方面，許多耶穌會士已潛心鑽研十餘年，相比之下，反而是跟他們同住的中國天主教徒很可能不夠專業。然而，與那些精通中國經典的神父們不同，多明我會士閔明我過去在浙江時，因忙於傳教，從未深入地閱讀中國典籍，因此，他抓住在廣州被扣留而被迫賦閒的機會學習，經常向中國天主教徒請教，這一經歷充分反映在《大中華傳教區的古今之爭》（Controversias antiguas y modernas de las missiones de la gran China）中。另外，閔明我也試圖在廣州直接了解當地人對中國禮儀的解釋，因為他希望能夠找到證據，證明外籍耶穌會士扭曲了祭祖、祭孔禮儀的本意。閔明我在他的書中提到了“耶穌會士的三位基督徒”，這些人都受過教育，一位是秀才，一位是傳道員，一位是印刷師。閔明我提到的印刷師便是萬其淵；秀才姓張，是南京人，由意大利耶穌會士潘國光（Francesco Brancati）施洗，聖名Marcos；傳道員是廣東人，聖名Juan，在廣州天主教會負責人、耶穌會士陸安德手下從事傳教工作。

除此三人外，閔明我曾數次提及蔡按鐸。他們之間的交往應該發生在1669年，即蔡按鐸到達廣州（8月）至當年12月9日閔明我偷偷離開廣州之間。雖然閔明我也住在大原堂，但他跟大部分耶穌會士的關係已經破裂，蔡按鐸不可能不知道這一情況。

1669年8月19日，閔明我向張秀才（Marcos）請教關於祭天、祭孔、祭祀的問題。按照閔明我的記述，這位傳道員答道，因為中國古人不認識真正的上帝，所以他們祭天、祭孔、祭祀是為了祈求他們所需要的東西。當然，我們無法得知閔明我是否如實記載了當時的回答，或者他是否有自己片面的理解。當時蔡按鐸剛到，閔明我便舉出李東陽等編纂的《大明會典》中關於祭孔禮儀的規定來向他請教“迎神”。閔明我解釋為，“他們揭開獻祭的肉，典儀說：‘願孔子之神降來。’然後，獻祭者舉起一杯酒。”根據閔明我的記述，蔡按鐸肯定人們如此相信：

通過祭祀可以使國家變得更好，人可以變得好和誠實，如同我們自己相信通過彌撒可以變成好基督徒、好修士，因為只有天主能給予這些。這就是精神上的善，而祭祀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物質上的善。

中國天主教徒和蔡按鐸一樣，很自然地將祭祀禮儀與天主教的彌撒聯繫起來。但對閔明我而言，這樣的聯繫證明祭祀本身具有宗教性，於是他認為祭祀是偶像崇拜，必須徹底摒棄。不過，大部分耶穌會士並不承認祭祀和彌撒有任何聯繫，因為他們試圖把祭祀描述為非宗教性的倫理道德或政治儀式。蔡按鐸回答閔明我時也許不夠謹慎，因為他的說法似乎肯定了祭祀和彌撒有相似之處。不過，蔡按鐸還特別說明，即使中國人的祭祀不追求物質上的善而追求精神上的善，這種祭祀也是無用的，因為這些最終只有天主才能給予。總地來看，蔡按鐸的解釋還是比較符合耶穌會的立場。

除此之外，閔明我還向蔡按鐸請教孔廟的意思。那時，耶穌會士試圖把孔廟非宗教化——他們拒絕把廟翻譯成templum（英文temple，神廟），而要翻譯成aula（英文hall，殿堂）。為了反對耶穌會士的主張，閔明我詢問蔡按鐸，皇宮是否可以被稱為“廟”。蔡按鐸理所當然地回答說，皇宮不能被稱為“廟”。於是閔明我認為，蔡按鐸的說辭便足以否定外籍耶穌會士把“廟”翻譯成aula的合理性。閔明我的證明思路可以這樣表達：

（1）廟等於aula

（2）皇宮等於aula

（3）因此，皇宮等於廟

（4）因為（3）不成立，而（2）顯然成立，因此（1）不能成立。

其實，閔明我的證明在邏輯上是錯誤的，因為“能被稱為”與“等於”在意義上並非是等價的；而且從蔡按鐸的回答中也不能推導出對閔明我翻譯主張（必須翻譯成templum，而不能像耶穌會士一樣翻譯成aula）的支持。總之，在對中國禮儀的理解上，我們看不出蔡按鐸與外籍耶穌會士之間存在着如同閔明我所說的那種本質上的區別。蔡按鐸沒有把祭祀、祭孔當作偶像崇拜而予以排斥，正相反，他肯定其在倫理道德和政治上的價值，並且也強調，只有通過天主教的禮儀，人們才能得到恩典。

五、信德的榜樣

按照傳教士慣常的寫信風格，陸安德在1670年的報告中展示了蔡按鐸的信德：

他為人單純樸素，對拯救靈魂之事積極熱情。他從不遊手好閒，而是愛神父們，周全地服侍神父們，並以更大的熱忱專注於拯靈之事。他愛教友們，並以更大的慈愛照料他們。他在操勞這些善事以及日夜服侍石嘉樂神父的過程中生病去世了。他的臨終聖事都做了，所用器具都是很好的。在患病的略早前，他已經做了靈魂告慰，滿懷虔敬，立下諸多新的決心。

由此得知，1670年初，蔡按鐸日夜照料意大利耶穌會士石嘉樂（Carlo  Della Rocca）。後者於1670年6月10日去世，八天之後（當月18日）蔡按鐸也去世了。所謂的“靈魂告慰”（exortações espirituais）指在一周時間內做個人“神操”的靜默退省。

石嘉樂和蔡按鐸的喪禮在同一天舉行，不過，陸安德報告中的注意力都放在石嘉樂身上：

兩人的葬禮是在同一天舉行的，早前去世的石嘉樂的遺體安放在棺槨之中。葬禮莊嚴隆重，按照中國習俗，這樣的葬禮是可行的。葬禮成為一場教友大集會，也是對異教徒的一場宣傳會。通過這場葬禮，異教徒們便不再像以前那樣誤認為我們不善待死者了。

為何陸安德沒有提及蔡按鐸的棺槨？也許神父與修士之間的喪禮有別，又或是因為石嘉樂先去世，所以他的棺槨有特別的安排，不過這已無從考究。

如前文所說，1670年通告蔡按鐸死亡的三份報告，都提及他在成都為基督信仰忍受苦難。雖然1644～1647年張獻忠在成都對教會的破壞與1664年楊光先在北京發起的曆獄以及由此導致的廣州流放有很大不同，但這都使傳教士強烈地意識到，中國天主教一直面臨着被毀滅的危險。在1666～1670年間，陸安德、聶仲遷等耶穌會士用非常悲傷的語氣報告了他們所面臨的困境，並把1666年8月15日去世的湯若望描述為殉道者。報告也提及在中國發生的許多自然異常甚至災難。儘管1669年夏天康熙皇帝已經宣佈天主教並無惡亂之處，但仍不允許傳教士返回他們的原宿之地。直到1670年的最一天（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熙答應了傳教士的這個願望：“伏乞皇上垂浩大之恩，念安當等無辜之苦，賜仍依世祖皇帝時，得生歸本堂，歿歸本墓，以續世祖皇上柔遠之仁，則諸臣有生之年，皆皇上再造之德也。”不過，這個好消息直到1671年3月9日才傳至廣州，因此，當1670年陸安德、聶仲遷、馬爾多納多報告當年6月蔡按鐸去世之時，他們對中國天主教的未來並不確定。20年前蔡按鐸在成都忍受苦難，卻在其間表現出堅定不移的信德。傳教士們深感，雖然自己在北京也被關押一段時間，但他們所受的苦難與蔡按鐸無法可比。因此，可以說，如果湯若望被大部分傳教士視為殉道者，那麼這些傳教士們也同樣樂於將蔡按鐸作為中國天主教徒的榜樣，並以此勸慰他們在劫難中自願背負起自己的十字架。

同時，除了殉道之外，這三份報告都提示出蔡按鐸為別人犧牲自己。按照陸安德的記載，蔡按鐸在執行任務中去世，便是前文所述之“他在操勞這些善事以及日夜服侍石嘉樂神父過程中生病去世了”；同樣，聶仲遷也說道，蔡按鐸由於疲勞而去世。陸安德、聶仲遷與蔡按鐸同住在大原堂，因此他們是可靠的見證人。住在澳門的馬爾多納多根據陸安德的報告也在1670年撰寫了書信，其中提及了蔡按鐸由於愛（caritas）犧牲自己的性命。天主教將善功分成精神上的和身體上的，後者包括看護病人。耶穌會非常重視看護病人，例如在初學兩年期間，初學生會被派往醫院照顧病人兩三個月的時間。並且耶穌會也要照顧自己的病人，一般由輔理修士承擔。儘管這是身為輔理修士的蔡按鐸的份內之事，但他完全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勞作無休，不顧自己而照顧石嘉樂，這令外籍傳教士非常感動。

結語

總之，為了耶穌會，蔡按鐸先做了10年僕人，後在耶穌會內做了20年輔理修士。即便提及他的史料並不多，但依然可以發現他的功勞。由於他在澳門長大並接受天主教教育，他可以充當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既能幫助外籍傳教士更順利地融入中國文化思想，也能幫助中國人更容易理解天主教。由於他澳門人的身份，使得他在成都免於被張獻忠處死，但還是承受了肉體上的懲罰。當傳教士被困廣州之時，他自願離開澳門去廣州陪伴他們，並繼續傳教事業。最終他願意犧牲自己照顧病人，建立了信德的榜樣，向人們昭示通往天國的多條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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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  陳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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