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 || 流動抑或紛擾：民國前期農民離村現象及時人的認知
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曾提出“自由流動的資源”（free-floating resources）的重要概念。在近代西方，知識人脫離了封建等級制的羈絆，擺脫了對貴族的依附，在社會身份和思想上都以“自由流動”為特色，而這樣的“自由流動”者也多被視為正面的資源。但在近代中國，也曾出現農民和知識人離村的流動，卻不被視為人力資源的注入，而被看作一種負面的因素。這種中西認知的迥異固有文化的差異在，也因“流動”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需要將其置於具體語境中認識。
劉咸炘曾觀察到一種世界性的“浮亂”——“離鄉輕家，民浮亂失業，此世界勞動主義所以起。今基爾特主義者已見其弊，而倡愛鄉安土之心矣。”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浮亂”可以說是“自由流動”的同義詞，雖褒貶大異，卻都與不同程度的“失業”相關。在很多人眼裡，勞動主義和基爾特主義或有些相近（都傾向社會主義），但劉咸炘看到的是另一種類似，即都有應亂和弭亂的一面。劉咸炘關注的是世界，而不僅是中國，但強調亂生於“浮”，注意到“離鄉”與“輕家”的共同，似又帶有中國特色。換言之，民初一度流行的家庭革命與當時不少人的離村，都伴隨着中國現代性的展開，是所謂“現代”的某種表現。
從更長的時段看，離村在中國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意識層面得到強調的表述和實際發生的史事有時存在緊張，如一統始終被強調，而分裂也長期存在。那些實際存在而沒有得到充分表述的史事，是史家不能忽視的。
“離村”就是一個多少被遮蔽的持續現象。根據在大一統後確立的“編戶齊民”體系，由於牽涉到賦稅（含勞役）的徵收，成規模的農民離村是不那麽容易的。但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戰亂時的遷避，朝廷（國家）提倡或默許的大規模人口遷徙也屢見於歷史，較近的一個顯例就是從清初開始而長期延續的“湖廣填四川”。還有一種李中清所謂“自發性移民”，似乎悄無聲息，卻以一種積水成淵的方式，在實際流動規模上可能超過政府主導的移民。故以強調安土重遷著稱的中國傳統社會，實際也能為長距離、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提供情感和財力支持。安土重遷持續呈現於“意識形態”層面，人口遷徙則長期貫徹於行動之中。
在明清歷史中，從東南到西南、西北的移民規模宏大，持續時間漫長，涉及的範圍廣泛。這類移民或許是人類歷史上除了移民美洲之外規模最大的“離村”。考慮到當時的交通條件，遷徙的時空距離是相當可觀的。且儘管有“賤商”的傳統在，至少到明清時代，中國其實有着足以支撐人口和商業流通的遠距離信用體系。故我們認知中的鄉村呈現出兩重性，一方面是顯得比較停滯卻也得到較多表述的“常態”，另一方面則是仿佛無聲無息卻至少在數百年時間內不斷的擴展。
近代中國一個關鍵性變化，就是城市的興起和城鄉的疏離甚至走向對立。在後五四時代，一種分業的思路逐漸流行，逐漸形成一個工業城市和農業鄉村對峙的二元化虛擬結構（詳另文）。受當時反傳統傾向的影響，鄉村的停滯常被詬病，而安土重遷和不鼓勵遠遊的古訓似又被認為表現了鄉村的實際。在這樣的語境下，離村這一新型遠遊式流動，引起了較為廣泛的注目。
顧炎武關於“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 的名言，在民初得到較廣的傳播。蓋近代因尋求富強而重工商，又“誤以各國都市之繁盛為其工商發達之原因，遂群以振興市面為唯一之策劃”，實際偏向今日所謂消費行業，而“於通商惠工之政，反視為緩圖”，使都會成為“交通及銷費之地而非生產之地”。若鄉村之民“群棄其生利之地而集於銷費之地”，不啻由人民“集中於農村”的“承平之象”轉而為“集中於都市”的“衰亂之徵”，實為“國家之大患”。
民國前期的農民離村，究竟是一種因應時代的流動（故至少可以接受），還是一種影響社會“進步”的紛擾（因而不可接受），以及時人何以會這樣或那樣看待離村，仍是需要辨析的問題。此前許多人有意無意間是從由村入城這一視角觀察離村的，其實離村首先是多向的流動，固然有很多是入城的，然鄉村與鄉村間的流動也不少見；其次它也是有往有返的循環流動，不僅鄉村間的互遷如此，有時由城入村的還超過由村入城的。學界對農民“離村”已有相當的關注，唯這一層次豐富的現象非簡單的數據足以表述，還有待發之覆。
當年農民的離村，是一個多向的流動。吳至信在1937年曾據“過去若干年之情形”以及“各地農民之地理環境”分析中國農民離村後之出路，分別為謀生海外、移墾邊區、寄跡都市和流為兵匪。華北諸省農民大都以“走關東”為出路，而東南沿海如福建、廣東等省之農民則多到南洋各地謀生。在“靠近工業都市或政治中心之地，農民離村後每視到城市求業為一生路”。至於西北、西南諸省，則“當兵作匪，幾為農民最要之出路”。除華北與東南數省之外，“到都市與作兵匪又幾乎為全國各地農民離村後之共有現象”。
這個概括大致點出了離村農民的走向，然或許為了彰顯表述的科學性，區分得太清楚，話又說得太果決，至少對西北、西南諸省，或不免言過其實。不過他指出離村入城者與“工業都市”和“政治中心”的關聯，雖同樣太果決，卻也不無啟發，因為這兩者在那時的中國其實不多，則走這條路的離村者究竟有多少，或需要進一步的斟酌。
就一般所知的社會性格言，農民似乎並非一個富於冒險精神、勇於追逐機會的群體，如果離村形成規模，多半是情形不好所迫。據陳達當年對905家華僑的調查，因經濟壓迫而出洋的約佔70%，因有南洋關係而去的近於20%，則不得已離開家鄉的明顯更多。而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對山東農民離村原因的調查，受經濟壓迫離村的比例也近似。兩者皆有很大的不得已成分，離村入城估計也類似。既然情非所願的比例都較大，從“紛擾”視角看離村現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除了負面的被迫出走，這些離村人中或也不乏是為了能掙更多錢的正面追求，似可用“謀生”來概括。孫本文就說，“離村之人，大都只求謀生，初不問其為城市或鄉村”。蓋“闖關東”和“下南洋”雖有風險，回報確實都不低。據上海《大晚報》1935年的報道，九一八事變之前，“每年山東農民由東北銀行、匯款莊、郵局等匯兌機關匯至山東農村之款，可統計者在五千萬元以上，農民由東北回魯自行帶回者尚不在內”。而據福建方面的統計，1925~1938年間，華僑匯款年均接近六千萬元。當事人在異鄉的辛苦或不為家鄉人所悉知，但掙錢的成功故事應也會鼓勵一些人走上“遠遊”之路。
民國前期下南洋的群體究竟有多大，尚乏較準確的數字。據說1922~1939年間從廈門、汕頭、香港出洋的移民就約550萬人，則年均出國約三十餘萬人，絕大部分前往東南亞。但同期回國的也不少，有些年份甚至歸國者多於出國者。故淨遷出的人數，年均不過十多萬人。相比而言，闖關東的調查和研究要豐富些。據統計，1912~1949年，山東移民東北三省總人數達一千八百多萬人，回返山東一千零四十四萬五千人，回返率為56.8%，留住率為43.2%，年均淨遷出的人數超過二十萬。因為這些數字多係當時鐵路及港口的統計數字，肩挑步行者以及乘坐民間帆船登陸者都未計算在內，故實際數字應更高。從整體人數言，闖關東這一群體要大不少。
據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於九一八事變前的實地調查，東三省移民中山東籍者佔全數90%，其中又有90%是在1912~1930年間離村，這其中的一半是在1925~1930年間離村。在1927~1929三年中，“內地移入東北人口三百餘萬人，山東人佔全數百分之八十”。那些離村人口特別集中的年份，多因輸出地出現了較大的災荒。如1927年一年間“直魯災民之北來者”就有百萬人，而1928年還更多，即因直魯出現嚴重的旱災。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人嚴禁關內人進入東北，移民數量驟降，但從1939年起日本人到山東徵招勞工，幾年間移民數又大增至近百萬，移民的產業結構也由農業為主向工礦方面轉化。
至少在九一八事變之前，華北很大部分的農民離村是“闖關東”，而在東南沿海則一直是出洋。即使不計這兩個大宗的流向，離村農民中也有很大部分是鄉村間的互遷。據1934年實業部的數據，在鄉村間互遷的比例要大於城鄉間互遷的。而據金陵大學就全國8區101處38,256農家的調查，農民遷徙仍“以由農村到農村者為最多”，超過由農村往城市者。
更重要的是，所有這些定向流動本身都存在大量的回流，故就特定走向言，也常常是往返雙向的。因此，看似較高的離村率是要打折的，因為“一面離村，一面同時亦有來村者；而離村者之中亦有不久回村者”。當年大型的調查數據有二，一是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於1935年對22省離村農戶的調查，一是金陵大學於1928年至1934年對全國南北16省101處38,256農家遷出、遷入狀況的調查。根據後者，個人離村的“遷出者佔全數1.3%，遷入者佔1.5%，遷入兼遷出者佔1.7%”，則“農民離村者不如來村者之多”。孫本文因而強調，“研究農民離村，同時應研究遷入的人數，否則便不能明白其真相”。
汪疑今就把由農村到農村的遷徙稱為“‘農業的’移民”，而把農民“離開農村而集中於都市及其由都市回到農村的環流”稱為“‘工業的’移民”。“環流”二字特別能表明城鄉之間也是互遷，而非單向的。在16省統計中，“由農村往城市者，反不如由城市來農村者為多”。而“走入他村者”的人數“比往城市者反多一倍以上”。據實業部1934年的數據，由城市回遷鄉村的比例也略高於從鄉村遷往城市者。這道理很簡單，那時中國工業發展有限，城市工業不可能吸納所有的離村農民。
惟就離村的整體結果言，由於所謂淨遷出的存在，農民流動仍表現為單向的。其具體數據，因調查者的不同及調查時間和地域的差別，也有所不同。據中央農業實驗所調查，離村農民“到城市作工者佔27.7%，到城市謀事者佔20.2%，求學者佔17.5%，到別村做僱農者佔22.6%，到墾區開墾者佔5.9%”。到墾區開墾的，應也屬鄉與鄉之間的流動。而據《農情報告》所刊一項1935年的調查，全家離村之農民的去處，到城市的約佔59%，到別村的約佔32%，墾殖約佔4%。兩者大致相近，由鄉入城者約佔60%，鄉與鄉之間的流動約佔30%。
孫本文指出，歐美工業國家“大批農民離村往都市作工”是單一的；而在中國，則離村農民“有往都市者，亦有往其他農村者”。這樣的中西差別，是中國農民離村的又一特色。而時人（以及後人）更關注離村入城這一種流向，或也受到外國的影響。
整體言，因為缺乏對城市規模及其容量的針對性的計算，農民離村的規模顯然有所誇大。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於1935年進行了一次全國性的農民離村調查，在有報告的1,001個縣中，農民全家離村總戶數近200萬，而有青年男女離村之農家更超過350萬戶（後者雖以戶計，但每戶離村的大約就是一二人，而前者的兩百萬戶保守計也達六百萬人，故就總人數言，前者應超過後者），其中遷至城市的約佔60%。不過該報告指出了，第一調查當年黃河、長江流域各省水旱災患奇重，所以逃難人數特多；第二各農情報告員僅統計其所負責的區域，而由甲區移往乙區或由甲村移往乙村，均列入離村之家數中。“自全縣或全省觀之，其離村之農民，未必有若是之多也”。
這種從各地招募報告員的調查，數字可靠性本就存疑，僅能提供參考。報告沒說這數據是當年的或是積累的。一般積累的要說明從何時起，故只能理解為當年的，則此數據的參考價值更多是臨時的而非長遠的。蓋若所反映的趨勢是持續的，青年男女離村按一戶一人計就是三百五十萬人，舉家搬遷的兩百萬戶保守計也達六百萬人，兩項相加幾達一千萬。當年中國農村人口大約三億多，照這樣流動下去，沒有多少年中國農村人口就所剩無幾了。實際上，一個以農業人口為主的國家，真出現這樣巨量的人口離家出走，早已是天下大亂，議論蜂起，不會僅有數量不多的人在那裡說空話。
而最具迷思的，可能是離村者中進入城市的人數。據上述調查推測的離村者近千萬的數字，進入城市的60%即接近六百萬人！若有這樣的流動量，中國所謂城市化就真要拔世界頭籌了。具體言，1935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是否達到一億尚不敢說，城市要能容納這樣的年流動量——意味着至少提供三百萬個就業崗位（全家離村的200萬戶和單身離村的350萬戶均按每戶一人算，其60%即約330萬），當時中國城市的工業、商業和服務業（如拉人力車）要吸納這樣規模的待業人口，不知要有多高的增長率，實在有點匪夷所思。
實際上，從1920~1936年期間，全國城市人口增加約539萬人，年均不到32萬人。而據王士達的統計，1928~1933年間“上海增加三十五萬七千餘人，廣州、南京各增加二十三萬人，北平增加十三萬人，漢口增加十二萬人，青島增加六萬人”，總計六大都市約增115萬人，年均16萬人多。全國中小城市數量雖多很多，但各市人口增加量則要少很多，即使按兩三倍計，年均也仍不過30~50萬人的水平。這兩項數據與上面推測的近六百萬完全不具可比性。
稍後吳至信又據中央農業實驗所“最近三年來各地農情報告員之調查報吿”，三年間“離村者竟達一千三百餘萬之眾”，他自己都覺得“言之得毋驚人”！這個“驚人”的數字與前引數字相比已有減退，姑仍以60%計，每年入城人數也超過二百五十萬，與上引十多年間城市人口不過增長五百多萬的數據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語。
故若根據中國城市人口的增長數量來反推農民離村入城人口，即使樂觀地擴大很多倍，那數量也相當有限。但如果考慮到城鄉之間的流動是雙向的，即有大量的入城農民實際又返回了鄉間，雖仍不足以落實巨量的離村者，城市人口的增長和離村人數的統計就相對接近一些。可惜時人和後人多更注意離村入城的單向流動，而相對忽視規模並不小的由城返鄉的流動。
這樣看來，“農民離村最大的去路，自然是逃往都市”的說法，既是事實，也是迷思。事實是這現象的確存在而引人注目，迷思則在於幾乎從一開始各種說法甚至數據都不那麽可靠，表述的隨意性和情緒性相當普遍。若據以立說，須仔細斟酌。而時人對數據的解讀，也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其中一個傾向就是忽視了這去路同時也是回路，真正能留在城市的數量是很有限的。
而且那時中國工業化程度不高，除“紡織工業尚具相當規模外”，其它工業並不發達。“略具工業化雛形之省份，不過遼寧、江蘇、河北、廣東、山東、湖北等六省”，其“工業化僅集中於極少數之城市”，分布並不普遍，“殊不足以產生全國農村人口之移動現象”。故中國農民之離村，主要“並非由於都市工業化之結果”。吳至信這個觀察大體可立，中國是真正的廣土眾民，區域差異原就很大，程度不高的工業，各地發展水平也很不一樣。
同時，大城市和小城市可容納的務工人數和類別也不一樣。竺可楨在1920年代所獲的數據，若以一萬人城邑以上之人口為城市人口，則浙江城市人口佔15%，而江蘇佔19%。以江浙兩省之地（當時上海屬於江蘇），50萬以上人口城市佔全國三分之一，10萬至50萬與5萬至10萬人口的城邑也各佔四分之一強。其城市人口“遠過於全國之平均，而蘇則尤甚於浙”。不僅上海、無錫、南通“已工業化，即杭、嘉、湖、蘇、常之以蠶桑為業者，亦可謂之工業化，以其能以人工製造品銷行於外，取良好之代價以購飲食起居之必需品”，其整體“工業化之程度甲於全國”。
江浙約即前引吳至信說少數靠近工業都市之地，但他關於“農民離村後每視到城市求業為一生路”之說，也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靠近工業城市的地區，農民入城務工的可能性的確比其他地方更大，然當地的農村受到工業化的衝擊也最大，後者可能恰是造成農民離村的一個重要淵源。
薛暮橋曾說，“都市工業品之侵入，實為農村巨變之最大原因”。在他家鄉江蘇無錫禮社鎮，“滬寧鐵路通車以前，禮社之經濟尚逗留於自足經濟之中。開明地主每年亦僅入城一次，農民更墨守鄉土，終生未嘗一睹都市文明者十之八九”。當地“一切主要消費品均屬土製，食土產，衣土布，非唯洋貨不易多見，即京貨、廣貨亦視為珍奇”。自滬寧鐵路通車“遠道貨物，紛至沓來。昔之視為珍奇者，今已為日常所必需。且青年男女之求學都市者，常挾其物質文明以輸入附近農村”，遂“引起鄉村財富之激急流出”。
面對“都市工業品長驅直入，首當其衝者為紡織等家庭手工業”，主要副業蠶桑也隨之衰落。由於“家庭手工業及農村副業破產，農民之收入因此大減”，而“都市高利貸資本更假手於鄉村地主而侵入農村”，農村的“自足經濟迅速破壞”。再加上部分農業已在使用機器，使農村中產生大量“過剩勞動力”。於是農民“不得不打破其墨守鄉土之故習，群集都市，成為產業工人、商舖店員或勞動後備軍”，禮社鎮離村人數佔全人口的21%。
在走往外縣的569人中，“以赴上海者為最多，在400左右，其次蘇州”。而在本縣城區的也“約計百餘人”。他們“以紡紗、繅絲及機織工人為最多，麵飯店之店工次之”。然而中國“都市工業之發展”實“遠不足以吸收此大量之過剩勞力”，故“失業者亦不少”。許多“流亡農民常因不耐長期失業之困迫而重返故鄉”，儘管返鄉者並“不足以掩蓋農民離村之趨勢”。
與無錫類似的變化也發生在鄰接上海的寶山縣，這裡“十多年前，真可說是康寧承平的世界。男子種田，女子紡紗織布”。但“上海資本主義的煤灰，逐漸破壞了這平靜自足的田園生活，轉移了自來男耕女織的舊習，改變了男人女人謀生的方法”。過去織布是“中小農的主要副業，收入頗大”，隨着“土布的銷場全被洋布侵奪去了”，“多數女人都拋下梭子，去做‘男人家’的事，即作長工，當‘腳色’，而男人們的勞力反轉漸感多餘無用起來”。
這種衝擊是全方位的，寶山本少有大地主，家道中落的小地主和富農不得不“將交通便利地方所有土地，由‘地鱉蟲’做中介，賣給上海有錢的商人和豪紳（此種事實，在近滬之地，更屬顯見）”；有的因子侄兄弟連年析產而分成數家十餘畝的小農，不再需用長工，使“原本靠佃田、做長工或當腳色活命的壯丁，尋不到長年工作”。許多“無恆產，沒信用，借不到債的貧農，則不得不另行尋找活命的路徑”，於是
這類變化在江南似相對廣泛，據一位到江南採集生物標本的人記載：
寶山和無錫相似的變化增強了城鄉的關聯，也強化了農村與都市之間的緊張，使得農民離村不再僅是一個鄉下的問題。而那位江南觀察者的最後一語尤有餘味，在過日子一年不如一年的背景下，到都市謀生可能就是最後的出路，卻也並不十分鼓勵人，其失敗或許意味着“走頭無路”。
而在那些並不靠近工業城市的廣大鄉村，受工業的衝擊雖更小，但入城務工的機會也相應更少。有人論及江蘇常熟農村貧苦農民“向城市另謀生活之道”說，因“內地城市工業尚未發達，無法容納，大都轉趨大城市”。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察，工業不發達的所謂內地城市，能提供的工作數量是有限的。如廣西全省既“沒有一個超過十萬人的城市”，也“沒有一個超越三百工人的工廠”。據對永淳等4縣24村273人離村情形的調查，職業以傭工為最多，佔49.4%；軍警其次，佔23.1%；“工”僅佔6.7%，尚不如“商”所佔的8.55%。
饒滌生就說，“都市所能容納的人口，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帝國主義支配下奄奄一息的民族工業”所“需要的工人，簡直是‘微乎其微’、‘少之又少’的！因此都市工廠的工人，早已達到飽和點以上，再也不能容納了”。且即使進入大城市，能“入工廠充勞役”已經是很不錯的，很多進入上海、武漢、南京、天津、廣州各大城市之人，往往“只有拉黃包車充當牛馬”。湖北孝感離村鄉民去漢口，所操職業也“不外賣力拉車而已”。
不過錢智修已指出，農民離村入城趨勢呈“加速度之進行”，固然大都因“生計問題有以驅迫”，而城市在生活狀態方面的吸引力，以及確實有更多發展的機會，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有人甚至認為，農民離村是受到“都市生活之外面的美麗的誘惑”。因為“都市之生活，無論從何處觀察，亦比農村美麗繁華遠甚。衣服住居，固無待論。就食物一項而論，都市亦優於農村”。這使“思想見識全無之農民”初與都市接觸，遂感“無不驚奇”，於是受此美麗誘惑而離村。這是比較想當然的見解，尤其“思想見識全無”一語提示出作者是以看“他人”的眼光看農民。普通的農民可能會羨慕“都市之美麗誘惑”，但因此而棄家離村，或太理想化，人數恐怕有限。
也有人把離村農民按貧富區分，以為“富人的離村，多是為憧憬着都市舒適的生活”；而貧民的離村，則“完全是因為生活艱難的緣故”。而據張履鸞在江寧縣楊柳村的調查，由其他職業改入農業的人數是由農業改入其他職業人數的兩倍多。前者“大都皆係不大得志而略有資財與田產的商人”，見“工商業遠不如農業之穩定”，於是回家耕種，其中“屬於小康級的人數，竟達75%”；而後者“大抵皆係半由生計之驅迫，半由城市生活之吸引。富有者較少，而貧苦者較多”。中國固然是廣土眾民，各地發展差別較大，然兩種截然相反的認知提示出，農民受城市生活吸引而入城，更可能是觀察者一廂情願的代言。
而且都市未必歡迎農民。儘管農民以所獲之米穀供給都市，他們若“飢餓流離，轉乎溝壑。而都人士則並不憐恤之，且恐其侵入都市而為盜也”。在這樣的氛圍下，如果農民真因“都市之美麗誘惑”而離村入城，恐怕在都市很難安居。故在常規的狀態下，農民進城是一個冒險的行為。前引“求親託友”反映的是具體現象，前輩或者同鄉的提攜是外來者在城市裡找到足以謀生而且比鄉村收入更好工作的重要前提。
如吳至信所言，由於“中國工業化過於遲滯，不能吸收大量勞力”。而且“廠工大都有組織，貧苦來奔之農民，亦不易插足”。且“以農民之智識技術，在都市中必難謀較好之地位”，於是只能“充作苦力”，甚至失業。換言之，在城市的工業和商業沒有發達到可以持續使用大量勞動力之前，去了城市並且能留下來的人，在整體農民中所佔的比例應是不大的。所以有多少進城農民能留下，其實是一個城鄉兩面的問題：首先城市要有這個需求，其次農村去的人要有適當的保障。
我們且設身處地從農民的角度想一想，有家累的人離村入城，先要考慮家裡誰來管？因為家裡的地（不管是租佃來的還是自有的）如果不種了，是沒有多少收入的。如果進城沒有一個可確定的收入，那如何養家呢？所以在常態下，農民要進城找工作，一般要有相對的保障才敢去。那些鄉間沒有家累的青年農民，應該比一般人生活更好，可能也只有實際需求較強（如掙錢娶妻）或者受到某些新思想影響的，才會去冒這個險。或許兄弟較多尚未分家的家庭可以允許未婚的青年入城，一是本無家累，二是如果他能在城市穩定謀生，不僅可以寄錢回家，而且不用在農村家中分產業了。
至於舉家離村，就很有點不歸路的味道了。農民不到迫不得已，不會輕易走這條路。但在既存的統計中，舉家離村的比家中一二人離村的少不了多少。根據法國學者謝諾（Jean Chesneaux）對上海的觀察，這意味着在城市找到工作的人很多都過得不算好。因為在城市謀生的農民常寄錢回去養家，由於“低工資的不能堅持長期匯款”，因此“在上海經常帶家同住的，正是那些工資最低的，特別是由江北來的工人”。反而是“有相對穩定職業”而“能保證養活留在農村的妻兒”的人，可以維持單身在城市的生活，而不必舉家離村。
貧苦的農民其實也“知道離鄉背井是一件辛苦的事”，並且“和他們的‘安土重遷’的保守的根性是違背的”，所以只有在“萬分不得已的時候”他們才會離開故居。故即使盡量正面地假設離村農民中有三分之一是因為嚮往改善生活而向城市遷徙（這已相當不符合農民心態），其餘三分之二因被迫“亂跑”，也說明鄉村情形確實不好。既然有相當數量的農民成規模地離村，且多數帶有被迫的成分，可以肯定那段時間農民的生活並不安穩。
所以吳至信強調，中國農民離村問題不能像西方那樣以工業發展來認識，主要“並非由於都市工業化之結果”，亦非“農村人口壓力之驅使”，而係“天災兵禍所使然”，這是“本問題在中西根本不同之點”。孫本文也認為，“我國近時農民離村現象”與“歐美工業國家由於工商業發達而生的離村運動”不同，主要是“由於荒災貧窮等原因，迫之使不得不離村而別謀生路”。而中國“離村現象的重要性及其引人注意者即在於此”，因為可據此“看出農村生活的安定與否”。
唯當時社會秩序再差，也很難有數百萬人“轉於溝壑”而不引人注目。除闖關東或有稍大的容納量外，其餘沒有任何去處能容納前引統計出來的離村人數。故既存對離村人數的統計有明顯誇大，是可以確定的。即使調查中一些看似“確切”的數字，也是一種無意中的“誇大”。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新知識人對農村已經不那麽理解了。故在調查統計中把農村中的尋常現象“也刻板地作為數據的一部分，於是把常態看成了變態。
如中國的農村從來是農工商混合的經濟體系，農業雖為主，與農相關的工商也是常規的存在。居住農村者中間“有一小部分時常出外經商，故終年往來頻繁”，是較平常的事。而農村女性“因婚姻關係出嫁而離村或入村”的數量很大，據金陵大學調查，“因婚姻而離村者達23.2%，入村者達34.9%”，是遷入、遷出最主要的原因（遷入者以婚姻為最多，遷出者以婚姻為次多）。把這些“尋常農村中極自然的現象”考慮進去，就可知“我國農民離村運動，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嚴重”。
誇張的離村人數引發不少想像性的解讀，隨着五四後讀書人對農村和農民關注的進展，農民離村現象得到了更多的重視以及具有特色的演繹。當年知識人對於農民離村的描述，不論是針對本事還是影響，多少都有些迷思的成分。在他們的討論中，不論是同情的還是批評的，有意無意間都存在借事表意甚或借事抒情的誇大成分，多少都有些失真。唯本文不僅是針對這類細節的商榷，畢竟這不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更多是遮蔽與被遮蔽的認知問題。
在農村調查興起之前，農村的形象就已趨於負面化，而這些調查無意中分享着類似的思緒，調查產生的描述和數據又提供了某種“事實”，進一步強化了此前的傾向性。觀念和調查之間的循環和激發，最終構建了鄉村形象的負面“迷思”。在這段時間裡，鄉村確實受到包括天災、戰亂在內的重大衝擊，特定區域甚至瀕臨崩潰，但即使遭遇眾多接近歷史極值的小概率負面因素疊加來襲，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到1936年也恢復了，最能表現中國鄉村的韌性有多強。故對於當時農民離村的認知和解釋，都要有所辨析。
朱偰曾說，“必有城鎮，然後農業方有所憑藉”，同時城市也是鄉村移民的一個前提。而從一般言“現代”所本的西歐模式言，現代社會的重心移向城市是一個帶有必然性的發展傾向。如果確實如此，則像農民離村入城這種社會流動，是一種因應時代變化的舉動，似有一定的建設性。然而時人對農民離村的認知，大體都視為一種造成或至少表現社會動盪的紛擾。一些人或就是直觀的想像和隨意的感喟，另一些人則做出了學理的論證。
如董汝舟把農民離村看作“農村破產的表徵”，而他的依據之一是卜凱（John L. Buck）的研究，說離村者中10.2%為商人，4.1%為官吏。這數據多半是轉引的，因為他給的出處是錯的。其實這僅是河北鹽山縣150戶中49個離村者的統計，帶有偶然性， 不能隨意擴大為是在表述整個“中國”。這且不論，從解讀言，據當日和今天的標準，其中有近15%的離村者應算是上升性社會變動，離“破產”似尚有些距離。董汝舟顯然先有負面的態度，然後據以想像，並做出先定的判斷。
那時一些有意無意間帶有“城市傲態”來觀察農民的人，語及農民則表述常較隨意。如千家駒說“被迫離開土地的農民，若要不在飢餓線上奄奄待斃，就只有流為盜匪，或出外從軍”，就是脫口而出的隨便一說。如果離村農民真是“只有”如此，則如上所述，社會再亂，所能容納的兵匪數量仍有限，據此兩者統計出的離村農民總數，只會是個很小的數目。
陳正謨在1935年出版的《各省農工僱傭習慣及需供狀況》廣被引用，他的材料是借用金陵大學農學院在各縣的農情報告員代為查報。陳先生自己認為
其實不然。從被陳正謨引述的報告員原文看，這些在地方的報告員，率多“文學愛好者”，其報告中不乏言過其實，甚至尺水丈波的描述。如說四川徵兵使“死亡者不知凡幾”，故農工缺乏；又說因為徵兵和民團抽丁，“鄉間所有農工，不是老弱，即係愚庸”。這都是過度描寫的顯例。四川軍閥間作戰向以不甚嚴酷著稱，其戰死者似不至於到“不知凡幾”的程度。而1928~1937年間四川人口在四千八百萬至五千萬之間，農村中的壯年男性保守算也有一千萬之譜，焉能盡被徵兵抽丁而去！“愚庸”何所指另當別論，恐怕作者也未必認為被抽徵的都是“智秀”之人，或不過順手寫下，卻多少透露出對農民的輕視。
像這樣對入城和留村者分類的描述不少，各有特色。如有人說，由於農民大多入城，鄉村中“只剩下少量的具有十八世紀頭腦習慣的人在過着十八世紀的生活，用中古的技術求得生產來供給自己”。這位作者是農民的同情者，然“十八世紀”和“中古”用語體現出其自身的“現代”眼光。而其口滑也是顯著的，離村的人再多，也不可能只剩“少量”的人居留在鄉村。
又如胡希平說，“強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謀糊口；而所殘留於鄉村者，大都老弱貧病者流”。而在山西安邑，又是“有知識有門路者，均出外謀生；無知識之健壯者，亦棄農當兵”。江蘇南通也是“稍有能力者多往都市或工廠工作，留在家鄉者是忠厚懦弱的農人”。但在山東壽光縣，“出外覓食”的才是“賦性誠實、天資明敏者”；留在農村的，則因“人心浮詐，風俗奢華”而“為習俗所染，只想法吃巧食，或當兵，或為匪”。
汪疑今甚至一則說城市“在年齡精壯上吸收農村勞動人口，留老弱的劣質人口於農村”；再則說都市“吸收農村精良性質的人口入於工業，又把劣質的人口復返於農村”。他根據上海某紗廠工人退職表，明確“以怠慢、成績不佳、身長不足、淘汰人員、及負傷而還諸農村者”，皆“無疑地是劣質的人口”。或因有類似優生學的“科學”眼光支持，汪氏可以說出這樣在今日看來非常政治不正確的話。即使如此，把因工傷殘者算成“劣質人口”，在當時也難脫偏袒資本家之嫌。
可以看出，對離村和留村的人做出對應性表述的還較常見，從強弱、智愚到賦性、心習等，各說不一。唯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其共同傾向是對佔農民大多數的留村人有所貶低。這些立言者中相當一些人表現出了對農民的同情，但並不妨礙他們實際把留村之人講壞，揭示出其下意識中隱伏着明顯的重城輕鄉心態。那時的普遍認知是不把農民離村入城看作順應時代發展的建設性社會流動，即並不視為資源的注入，卻又以重城輕鄉的眼光看待離村農民，視作秩序紊亂、社會動盪的表徵，頗有些詭論意味。
也有少數人如米迪剛似更多看到農民主動的一面，他認為“目下農村居民中，其性情活動者，因咸思出外謀生”；而“資質謹願者，則仍多樂居鄉土”。楊開道有相似而辨證的看法，他一方面說鄉村中“有才智的人，不甘於鄉村工作的勞苦，並且嫌報酬太薄，生活太低，所以紛紛跑入都市，求一種較輕易的工作，較豐的報酬”。另一方面又說因為“田園耕作的種類和方法”十分繁複，需要據天時人事“計劃農事”，那些“無才智的蠢人”是“難以勝任”的。而“都市中則有若干甚簡單甚機械的工作，並且有若干共同的工作”，使“作工者有追隨他人及偷閒的機會”。於是“無才智的人，也都趨入都市來做這樣的工作”。鄉村中有才智的冒險家和無才智的蠢人都群趨都市，頗有些意味深長，但城鄉間的不融洽，也在不言中了。
同樣表述隨意而頗費斟酌的，是鄉間農工究竟是過剩還是不足，及其與離村的關聯。如說山西省臨汾縣農工太多，是“因3年前山西鈔票倒塌，人人吃虧。多數人無錢使用，又無特別技能，只得為人做工”。而同省忻縣“因西北方商業停滯，商人失業，回家種田，故農工太多”。兩皆明顯言過其實，所謂“鈔票倒塌”大概指晉鈔的擠兌和貶值，而金融機構本身及相關行業所僱人員，似不足以影響一縣農工的多寡。而“商人”失業回家種田的，即使充分考慮昔年農與商的密切關聯，怕也難以造成農工過剩。
同在山西，又可以發現農工缺乏的現象。平順縣“感覺農工之缺乏，其原因大都是向來做農工的人，多跑向都會去”。河北三河縣的農工缺乏，也因“農戶子弟以農家工作過為勞苦，工金又少，俱奔工商二途”。兩地皆距所謂工業都市較遠，據上面的探討，附近的城市或工商容量有限，應不足以造成農工缺乏。可知這些調查員的表述的確頗為隨意。
更費斟酌的是，有時一樣的事可同時成為農工缺乏和過剩的原因，如糧價低賤、農村經濟衰落、兵災匪患等，皆被認為既造成農工缺乏，又造成農工過剩。委託調查的陳正謨只能勉為其難地把這種“既……又……”的模式做出一種循環的解釋，即城市工商業發達需人，就使鄉村農工感覺缺乏；而一旦城市工商業衰頽，失業者返回家鄉，又使鄉村感覺農工太多。其說似稍順，然如上所述，城市能僱傭的工人和廣大農村的勞動力的數量，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之上，前者最多衝擊後者，很難造成缺乏或過剩的結果。
對於農工需供狀況調查，有618縣填報回饋，其中填報“缺乏農工者計268縣，佔43.36%；農工過剩者計228縣，佔36.89%；農工之需供適中者計122縣，佔19.74%”。假設這些填報是大體準確的，則“缺乏農工者最多，農工過剩者次之，而需供相稱者最少”。在陳正謨看來“農工需供之不相應”，是造成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要因。其實如前所引述，農民離村和入村這樣一種往返循環的流動，雖有因果關聯，卻不必是一種直接的因果關係，或不如說更多體現出廣土眾民的多樣性。中國各地發展實際不同步，這種異象共存的狀態很難以單一的模式來解釋。
儘管洪亮吉在清代中葉已注意到所謂的人地矛盾，吳至信就明確主張中國農民離村不能以人口或耕地因素來解釋。一般所謂人口密度過高之所以不足為據，是因為中國“近百年來人口增加至微”，而“農民離村乃以近年而越演越厲”，則“其非全由於人口壓力所促成，固顯然也”。而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對22省離村農戶的分析，佃農佔35%，自耕農佔29%，地主佔19%。其中“地主離村者竟佔若是高之百分數”，也無法“以土地之有無多寡來解釋”離村現象。
有意思的是，這類當年設計和從事調查之人（以及後來的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農民本身似乎並不看重。今人喻晗根據1936年中央農業試驗所的《農情報告》整理出的江西農民離村的原因中，學者關心的名目如“農村金融困敝”僅佔0.7%，“耕地面積過小”也佔0.7%，而“鄉村人口過密”佔2.1%。這些數據不論出自農民本身接受調查還是由農情調查員填寫，都比較支持吳至信的見解。
上引這些有特色的調查表述，多少都表現出城鄉的不均及城鄉關係的不融洽。除了帶想像的感嘆和隨意的表述，時人對農民進城的注重，也受到輸入觀念的影響。李大釗很早就提及，歐洲資本主義成長過程中，“因為小產主的消滅與牧業代替農業的結果，農村的人口也漸集中於都市”。那時雖然尚少見後來所謂現代化的思路，但中國會像歐洲一樣發展，是很多人的預期。不過錢智修很早就提醒說，“都市集中為工商業發達以後之自然產物”，英法各國是“以工商業立國”，而中國“尚未改其農業國之素質”，故“現在之都市集中，不過一時病的狀態之表見，而非遵工商業發達之順序者”。
吳至信稍後也將中國的農民離村與西方國家比較，指出“歐美國家農民離村，由於工商業之吸收，農村生活程度因之提高”；而中國則多是“天災兵禍所造成，農村經濟崩潰所加速”。故歐美的農民離村是自動的和“常態的”，而中國的則“是被動的不是自動的，是病態的不是常態的”。這是農民離村“問題在中西根本不同之點”，故“農民離村在西歐國家不成問題，而在中國不僅成為問題，而且因數千年以農立國之故，更成為一嚴重之問題”。
1930年代初南京的一份調查也表明，農民的離村入城並“非因都市直接生產的工商業的繁榮需要勞力而被吸收到都市”，而更多是被“天災、戰爭、匪亂、土地不足等原因”所迫而“亂跑”。由於作者的調查對象是從各地遷到南京仍然務農的人 ，這一觀察的代表性要略打折扣。但外地遷徙而來的農民仍然務農，仍從一個側面證明工商業的繁榮及其所需勞力確實規模不夠大。
基於類似的思路，當有人試圖阻止“鄉村的人民都向都市遷徙”的趨勢時，楊開道就認為不必，而其論據即“鄉村人民群趨都市”是“都市鄉村人口消長中一種自然的現象”。將來中國農業學術漸漸昌明，農業機械漸漸輸入，工作效率大增，則多餘下來的農民除一部分去開闢新田地外，“大多數的人，必定跑到都市裡，向工商業中謀生活”。當然前提是中國“工商業逐漸發達，各種職業所需的人甚多。足以容納很多的新入都市的鄉人”。從長遠看，“今日之病態的離村轉而為將來之常態的離村乃勢所必然”。
這還是以一種長程的樂觀看待農民離村，比他更積極的是廣西的劉宣，他也反對“用政府力量去防止農民離村”，因為“農業包括從種植、製造到販賣的全過程”，若“從眾人的利益、社會的幸福設想”，應認定農民離村對“我國目前的環境是有利而無害的”，是應當獎勵的，否則“中國的農業決難打得出一條出路”。與楊開道仍着眼於由農業向工商業發展的現代化思路不同，劉宣似更側重農業本身，這在當年是很少見的。而米迪剛則居於其間，他認為農民離或留的兩面皆可以利用，前者可藉以“獎勵移墾，振興工業”，後者則“大可利用發達農村生計”。故“有一部分青年出外謀生，於國計民生上尤覺相得而益彰”。
汪疑今則旗幟鮮明地鼓吹農民入城，以為凡到城市工作的人，“知識風習已進步，脫離鄉村的地方孤立性而和國家或世界接觸，把自己和資本主義世界連繫起來”，已“再不能安心於舊日的傳統秩序之下”，所以是“最有進步意義的人口”。但這些已“工業化的人口”，要他們“復歸於農業”，也“不能回復勞苦工作的勞動”了。似乎一旦入城而成為“工業化的人口”，就已走上一條不歸路了。唯在他看來，不論這些人是促進還是阻礙了“農村生產之進步”，他們都“使農村勞動力脫離舊秩序而自由而社會化，是更深地資本主義化的”，故最終是使農村進步的。
上述的觀點背後，都有一個西方發展模式在。他們雖以西方發展模式為“自然”為“常態”，但通過中西對比，說明中國農民離村主要不是因為城市工業發展的吸引所致，即不是中國工商業發達的自然產物，則只能是一種工商業尚不發達的“非常態”甚或“病態”的現象。如果中國農民離村不是一種因應時代發展的建設性社會流動，而是一種非常態的負面表現，則將其視為影響社會安定的紛擾，就相對順理成章了。很多人雖不一定得出這樣的結論，但無意中或分享着類似的思緒。
這就引出進一步的問題，即當年農民何以會成規模地離村。不僅中國傳統強調安土重遷，就是從實際考慮，農民也不會輕易離村。如馮和法所指出的，農業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土地不能遷動。農民非出於不得已的逼迫，是不肯離開其原來的農村的”。不僅自耕農，就是沒有土地的佃農和僱農，離開熟練的生產方法去另找職業，是很困難的，故“非出自特殊的壓迫”，也不願離開農村。蓋“以中國農民之樂土重遷，忍苦安命”，只要“可以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決不會“源源離村而度無所依藉之生活”。
關於農民離村一個廣義的解釋是帝國主義的經濟入侵所致，曲直生注意到，“現在談農村問題，幾乎沒有一個人不以帝國主義侵略為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解釋”來陳述。如洋紗洋布的傾銷加速中國傳統經濟的解體的說法就起源較早，吳汝綸認為，清末“畿輔深冀諸州，布利甚饒，紡織皆女工。近來外國布來，盡奪吾國布利。間有織者，其紗仍購之外國，故利入益微”。而南宮等縣，“昔日家庭皆以紡織為正業。通商以來，為洋布洋線所擠，不敷工本，相率休其蠶織”。比吳汝綸更具現代眼光的翟克說，由於洋貨日銷，取代了“中國農村的唯一副業的手工業”，失去副業的中國農民家庭“生活因之不能維持，所以農村中之少壯者不能不逃到都市去找求工作，以為補助農村家族生活費之一部”。
中國傳統農村一向是“耕織結合”，不過那主要是所謂家內生活。其他小手工業也或為家庭輔助，或供小區域內人員的使用。能以贏利為目標的紡織等業，僅存在於少數地區。在陳正謨委託的調查中，“因手工業衰落而引起農工過剩者僅佔0.82%”。而喻晗整理出的江西農民離村的原因，副業衰落的也僅佔0.7%。而以當年農民的生活模式和農村的實際購買力言，洋貨在農村的銷售仍屬有限。故若出現廣泛而成規模的離村，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可能是一個根本原因，似乎不像是直接的主要原因。
饒滌生進而指出，“農民的離村是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壓榨下的必然結果，因此農民離村問題的解決，必須以打破帝國主義的統治和掃除封建殘餘的勢力為唯一必要的前提”。只有整個的中國“脫離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的經濟機構”，農民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在帝國主義之外加上“封建殘餘”之後，其解釋就更具根本性了。然而這樣的根本解釋其實針對着整體的中國問題，對那些想要解決農民離村這一具體問題的時人而言，或有些緩不濟急，似也顯得離題稍遠。
除帝國主義之壓迫與窺覦之外，翟克所列舉的農民離村原因還有：歷史政治變亂之影響、地主土豪之榨取、土匪猖獗、天災頻發、買辦階級操縱農產物之市價和封建政治之剝削。這些都是“破壞農村安寧之原因”，也正是農村呈現的“不安之象”導致了農民離村。
關於農民離村另一個也較廣義的解釋，即認為農民離村與頗帶虛懸意味的農村破產或崩潰相關。當然，對一些當事人或旁觀者而言，農村破產似也未必虛懸。畢竟何謂“破產”，並未出現眾皆認可的界定，其實人各有見。而那些對“破產”有切近感受的，至少說明他們所見所聞的農村情形確實不好，對農民生活有直接的影響。千家駒語帶感情地說：
關於離村農民不為匪即從軍，當然是一種帶有比興意味的表述。如前所述，實際的兵和匪這兩個群體絕不可能容納人數眾多的離村農民。但千家駒是通過這樣的誇張描述把農民離村和農村的破產或崩潰聯繫起來。那時這樣思考的人並不少見，如李景漢曾報告長期作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改造農村實驗區的定縣，農民離村率也一度近於4%。饒滌生就驚嘆“農民離村的高度，一至於此”！在比定縣更差的地方，“農民離村的現象，更是報不絕書”。故“中國農民的離村雖然不自今日始，但是到了現在，農民離村的數量卻隨着農村的破產而形成加速的增加”。
幾年前曾經憧憬過到鄉間讀書的顧頡剛，1933年在江浙就觀察到“農村破產情形”，主要是“穀賤、匪多、稅重，鄉村有產者大抵均集中都市”。江浙，尤其浙江，是國民黨統一後能真正實行統治並且進行了某種程度土地改革的地區，卻也出現“南人甚恨國民黨”的情形。我們不要忘記國民黨執政不過幾年，北伐時曾積極擁護國民黨的顧先生此時有這樣的觀感，不可等閒視之。所謂“南人”不必就是貧苦之人，其不滿在某種程度上似能解釋“鄉村有產者大抵均集中都市”的現象——他們眼中的社會失序或與一般人不同，其集中都市可能就是在躲避國民黨推行的土改。
在國民黨真正實現統治的江南出現與國民黨權限不及的華北相似的離村情形，需要予以特別的注意。與相對虛懸的農村崩潰相比，離村是個更切實的“問題”，在相當一些人看來，兩者是相互推進的。或許農村崩潰是虛，鄉村無序是實。如吳至信所說，“農民離村非中國特有之現象，亦非現代始有之現象”。但中國農民離村“此種事實，以近年更為深刻化”。可以說，
既然農民離村的原動力“多非由於社會進化之自然趨勢所促成”，則鄉村社會失序應為農民離村的主要原因。天災和兵禍“予農民之壓力，不僅經濟方面受嚴重之打擊，兼亦危及其生命”。在其他人的調查中，天災人禍也是農民離村的主要原因。
易家鉞稍早曾說，“現在我們的鄉下”簡直就是“土匪世界”——“你講農業他就搶劫，你講復興他要你死”。他的描述帶有很重的比興味道，然而鄉村的社會秩序紊亂是存在的，“大家不能安居鄉間，自然往城裡跑”。鄉民離村入城，使城市和鄉村出現對應性的興衰，成為“中國目前一個大問題”。若要“社會事業繁昌，必先使社會秩序恢復”。因為“在紛擾的國家中，沒有一事能成功的”。
如果那時的中國確為一個“紛擾的國家”，使其如此的原因是很多的。既然離村現象被樹立為社會秩序紊亂的一個表徵，則針對性的探索也相應而生。早在五四學生運動之前，全國教育會就指出，若因“政府失職，不能保護；政治紊亂，盜賊蜂起，鄉村安分之黎庶，不克保其獨立之生活、固有之地位，乃成為流民，走集城市，以求苟活”，是“釀成社會破產之萌孳”。如果不設法解決，則“驅鄉村之民而群集於都會”必成“國家之大患”。然欲鄉村之民“歸安田園，則非得確實之保護不可。今者官治之力已窮，則自治必不容緩”。應以鄉村自治來保障田園生活的穩定。
這是在國民黨掌權之前，所以“社會”想像力還比較豐富，以為政府既然“失職”，不妨改走一條從鄉村自治到穩定田園生活的路。這條路其實相當漫長，前者尤其需要維持國家權力不及基層的狀態。到國民黨掌權後，國家（state）前所未有地力圖走向基層，所謂鄉村自治已很無法實現了。所以吳至信特別提出，因社會治安紊亂而致使鄉民離村入城，“政府應該負責”。這樣一種強調政府責任的持續看法，多少表現出對政府權能的期盼。但吳至信已經指出農民離村與“農村經濟崩潰”的關聯，政府固然有維持治安的責任，在發展經濟方面具有多大的責任和能力，仍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可以看出，對於農民離村的認知和解釋既多元又紛歧，但有一個大體共同的趨向，就是多從負面認識和解讀這一現象，把農民離村視為一種鄉村出問題的結果，甚至就是問題本身。前述艾森斯塔特關於“自由流動”說的是資源，農民當然是一種人力資源，但即使對農民離村持負面看法的時人，也很少視為資源的流失，而注重其對鄉村秩序的影響。同樣，或因饒滌生所說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色，因工業發展而從農村吸引大量就業者這一“常態”現象在中國並未出現，也少見人把農民入城看作資源的注入，仍多注意其對城市生活的擾動。
只有少數像錢智修這樣的人，很早就指出鄉村之人往“都市集中之為害最烈者，尤在將全國之資本、勞力，吸收於少數之大都會或大事業，使田野荒蕪”。稍後農復會也認為，“農民流亡失所”和“資金輾轉流入都市”是並行的現象。蓋勞力和資本是兩種可貴的資源，正是它們的單向流動，加劇了發展中的城鄉不平衡，助推了農民的離村。錢智修的觀察兼顧了兩種處於流動中的重要資源，也提示了可以思考的方向。
錢智修所謂資本的流出，大概與前述地主佔離村者五分之一相關。如吳至信所說，“此輩在農村中多為放高利貸者，農村金融每賴以資周轉。今離村而去，一方面造成現金集中都市，他方面農民告貸無人，資本枯絕”。楊開道也說，由於兵災匪禍，“有錢的農民都離開了農村到城市或是租界裡面去過他們‘苟延殘喘’的生活，沒有錢的農民只好仍舊住在農村裡受兵和匪的蹂躪”。昔年人階級觀念不強，地主也包括在農民之中。這些因避禍而入城的“有錢”農民，多少會帶走在地的流動資金，從而影響鄉村的發展。故鄉村裡中小地主的沒落貧困，是離村現象中一個需要認真考慮的因素。
薛暮橋就注意到，在無錫禮社鎮，“近年因中小地主沒落，要求義莊救濟者日多“，導致“義莊收支失其平衡”。子女教育和婚姻都是他們的重累，“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淪入債叢者，亦已寥若晨星”。而“少數大地主及高利貸者，則受農民覺醒之威脅，一部分已遷居都市，留守鄉間者僅二三人”。中小地主本是高利貸的主要承受者，而大地主和高利貸者的遷居則非常明確地點出了資本的流出。
這個問題當然不那麽簡單，千家駒在1933年就觀察到，最先注意到“中國農村經濟的偏枯”這一問題的是銀行家， 說明鄉村仍是城市金融業放貸的重要對象，故也不排除鄉村資本的流出給城市資本的進入留下了空間。經濟學家何浩若後來提出，中國本是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以“男耕女織” 為標識，由於帝國主義的入侵，
這一“遊民”與“遊資”並生的概念是值得關注的，資源的“自由流動”本是雙向的，然其帶來的損害似乎農村承受更多，戴季陶很早就說，資產常隨“有資力者”而流動，“農民非有資產，種稻養蠶，其資皆假之富者也。今地方之有資力者既轉移他所，則農民唯有坐以待斃耳”。然而資可以有遊也可以歸，若“由地方行政官速開誠布公，召回遷避在外之富民。地方之有資力者既返其居，而一般農民也、工商也，皆可各安其生”。
若遊資能歸，則遊民亦可能歸。米迪剛就認為，要解決農民離村問題，“須竭力提倡發達農村故有之生計，使人民不致趨重都市生活，坐視田園荒蕪，令數千年之社會基礎忽受動搖”。若農村生計發達，農民乃不勸而自留。董汝舟也注意到離村入城的農民是貧富都有，“富者仍然享其舒適的生活，貧者改為工廠工人。農村組織因之破壞，國家基礎逐漸動搖”。此所謂國家基礎的動搖，與米迪剛所慮之社會基礎動搖，異曲而同工。
早在1918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的一項決案就指出，西方“因資本制度過於發達，小地主、小資本家不克自保其獨立之生活、固有之地位，乃降而為勞傭，走集城市以謀工作，此為釀成社會革命之種子”。故“國家之大患，莫甚於驅鄉村之民而群集於都會”。那時中國農民離村現象不顯，所以會議認為中國尚非如此。但若中國農民也像西方那樣走集城市，就同樣可能成為“社會革命之種子”，或引出新的社會問題。
在薛暮橋看來，因都市工業發展不足以吸收鄉村的過剩勞力，許多“沒落地主及失業農民，轉化為流氓地痞等寄生階級，為害鄉里”。是否流氓地痞且不論，“寄生階級”一語則頗道出其間的轉變。在離村者中，有相當數量的人成為軍警團丁一類。如前引廣西4縣的調查，離村人中軍警佔23.1%。這雖可能是個案，且這類人的數額在整體農村人口中所佔比例不會太大，但具體人數應也不少。陳正謨即注意到，“農工當兵之後，不能再受農工之勤苦與社會之壓迫”。他們“一經士兵等生活，則不能回復農工勞苦之工作”，的確容易變成為害鄉里的“寄生階級”。
瞿秋白進而指出，帝國主義的侵入破壞了中國的宗法社會制度，“所謂‘士紳階級’日益墮落；外貨充斥，原料輸出，農民階級更破產得不了。於是社會上發生兩種遊離分子：‘高等流氓’與‘下等兵匪’——都是造成軍閥政治絕好材料”。其實讀書人中層次較低的“遊離分子”和農民中“破產”之人，往往也是革命的主要人力資源。如果農民離村可能動搖社會或國家的基礎，成為“社會革命之種子”，則重要的是讓所謂“遊離分子”安頓下來。
既然“遊民”與“遊資”是並生的，潘光旦就強調要“把人才衰落的現象和經濟衰落的現象看作同樣的嚴重，並且要明瞭兩者之間有密切的因果關係”。不僅“經濟要有着落”，更要“使已經脫離農村生產生活的人還歸到農村裡去”。黃尊生的看法相近，他注意到，“近來一般談經濟復興者，多主張先行復興農村，而尤主張將都市資金歸流到農村去，以此為中國經濟復興的起點”。而“中國的知識問題當然亦可以這樣看法”，因此他主張“中國的知識分子復歸到社會，復歸到群眾，質而言之，即復歸到鄉村”。
可以看出，農民離村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它是多向的流動，不限於城鄉，且有往也有返；離村的農民也是多樣的群體，有貧也有富，有主動也有被動。假設艾森斯塔特所說的資源“自由流動”是一種“常態”，蘊含豐富的中國農民離村現象或是一種另類（alternative）的“自由流動”，時人在論及相關現象時常用的“遊”字，就特別能體現這一特色。人和物都是資源。“遊民”中“有資力者”的離村多少意味着資本的流出，可能影響鄉村的發展。而影響鄉村秩序更多的，則是潘光旦和黃尊生所關注的另一群體即“人才”的流出，他們是歸農召喚的主要對象。關於讀書人特別是新知識人的離村及對其復歸的期盼，當另文探討。
[責任編輯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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