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孤》原型拐卖案：新闻报道别用“爱”美化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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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失孤》原型近日终于找到了失散24年的儿子。认亲仪式上，从河南赶来认亲的郭新振与父亲郭刚堂一家抱头痛哭的场面，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这样的故事，聚拢了很多爆点，社会极其关注，本应该是一次极佳的普法机会，但我们看到个别媒体在报道中的表现是不合格的，试图用“养父母”一家对郭新振的爱来美化犯罪。
这主要表现为，有的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对“养父母”一方进行了过度的美化包装。从这些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养父母”在“收养”郭新振后，对他也很好，即使是在农村，也给他订了牛奶。郭新振从小读书好，但养父母家境一般，两个姐姐很早就出来打工挣钱赚学费，帮衬着小郭读完大学，又买房买车……按照这样的套路报道下去，“养父母”一家简直就是好人。
但媒体却忘记了，这种温情背后是一起刑事案件。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养父母”是收买被拐卖儿童的一方，他们在郭新振被拐卖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我国法律规定：拐卖儿童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都是犯罪。
早在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就通过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并于当年的9月4日施行。这份《决定》第三条规定，严禁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经时任国家主席以主席令形式发布，具有与正式的条文一样的法律效力。
郭刚堂的儿子是1997年被拐卖的，《决定》是在1991年作出的，其合法权益受《决定》的保护。而在两次刑法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也都强调了“买方有罪”这一条。也就是说，买方父母的行为，至少已经有违法的嫌疑。
虽然法律条文也规定，如果没有虐待儿童，也没有阻碍解救行为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但这并不妨碍从性质上认定其有罪。一个是罪，一个是罚。有罪可以无罚，但无罚并不能倒推为无罪。
只要对有关法律稍有了解，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买方父母对亲生父母的伤害是极其残忍的，哪怕是他们满足了“没有虐待，也没有阻碍解救”的法律要件，可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他们24年前的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依然是有罪的。
因此，媒体不能因为所谓的“好”而对郭新振的“养父母”进行美化，更不能因此而丧失基本的价值立场。
一方面，媒体需应当理直气壮进追问这种买卖是如何发生的，买方是否需要承担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积极做好拐卖儿童“买卖同罪”的普法宣传。
另一方面，媒体还可借此讨论如何破解“打拐”之难，除了买方市场的存在外，国家福利体制和领养制度的改进，也应该纳入视野之中。
拐卖儿童，对家庭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有人评论，对于郭刚堂来说，他失去了两次儿子。一次是24年前被拐走的那次，一次是今天被找到的那次。被拐走的儿子，已经与买方家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有可能是真挚的，这就让郭刚堂和郭新振陷入到两难的困境：郭刚堂想要这个儿子，但他的心不在自己这儿。郭新振突然多了个亲生父母，对养父母也要承担责任。
这种困境，是绝大多数找回孩子的被拐家庭都要面对的。时间越长，伤害越深。父母的爱是伟大的，绝大多数亲生父母都没有选择与买方父母对簿公堂，而是选择了和解。这种和解，也是出于对亲生孩子的爱。这也是媒体可以跟进的一个方向。
无论如何开展讨论，如果对买方的打击没有真正执行到位的话，那么就有人不惜铤而走险，去满足买方的需求，拐卖儿童的现象就不会终结。
所以，真正负责任的媒体，应该有基本的价值立场。即使是“养父母”对郭新振再好，即使是郭刚堂选择放下这段恩怨，但法律不应该放下，社会不应该放下，媒体不应该放下。
媒体和媒体人须具备基本的法律素养，并在报道中将法律的光芒投射出去。这是对媒体人的基本的要求。媒体不能跟风贩卖情绪，煽情是廉价的，媒体不能因无知而成为恶的帮凶。众声喧哗中，媒体人应该是冷静的，现实版《失孤》看到的核心事实应该是买卖双方触犯刑法以及对一个家庭深深的伤害，媒体要做的是用核心事实引导社会进步。
总而言之，媒体是社会的良心，在一些事件面前，媒体需要有一把清晰的尺子去裁量宣扬什么，鼓励什么，倡导什么，批评什么，鞭挞什么，揭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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