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证据，不要相信任何人，尤其是“弱势”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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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怎样才能有效提高报道的专业性呢？许多年轻记者，很希望能够知道前辈踩过哪些“坑”，蹚过哪些“雷”，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也有不少记者曾经经历过不止一次的技术失误，因为技术问题或导致稿子夭折，或导致报道出现瑕疵，或导致一些更严重的错误。

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本文由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子渊“自揭其短”，把他经历过的“坑”“雷”呈现出来，时刻警醒新闻路上的小伙伴。

01

我举正反两个例子说明采访中核实双方信息的重要性。

第一件事，是我刚当记者不久，大约是2007年或2008年时的事情。当时在《法制晚报》的热线部，有一周是我们组负责夜线值班。那天，报社接到一个电话线索，说有一个人要寻找失散多年的同窗好友，希望得到媒体的帮助。

当天突发线索不多，这件相对比较软的线索我们也去采访了。受访者详细地讲述了自己要找好友的原因和经过，说他和好朋友之间的感情非常深，经历过很多事情，两个人算得上是生死之交。为了证明这段友情深厚，他还讲了很多两个人在一起的细节故事，情感细腻丰富。

那天的采访不仅仅是我们，京城几家媒体的记者都在，大家都被这个人讲的友情故事所打动。回来以后各家媒体都刊登了这篇感人至深的“伯牙子期”的故事。

可没想到，报道刊发出的第二天，就出了大问题。那位被寻找的人的父母就打电话给报社，说自己的孩子根本不是这个人的朋友，这个人讲述的事情都是假的，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感人至深的兄弟情谊，也不是什么同窗好友，相反，这两个人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

换句话说，是债主找不到欠债的人，便编造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媒体刊发后，或许会有人提供线索，他们就能根据线索找到人去追债。

因为事情闹了个大乌龙，最后，各家媒体都纷纷从网上撤下了报道。我依稀记得，当时至少有三到四家京城媒体采访了这个线索，只有一家报纸没有发稿，其他的媒体都被骗了。而那家没有发稿的媒体，据说是因为编辑咬死了这篇报道是“单方讲述，没有佐证”，所以躲过一劫。

其实，采访要双方甚至多方佐证，这个规则所有的记者都清楚，但之所以大家这次没有做到，还是因为这并不是一个舆论监督式的报道，单从事件本身来看，没有什么冲突性。很多记者都先入为主地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软新闻，就是一个友情故事，所以把心里的那根弦儿给放松了。

02

第二件事，差不多是同一年，我接到了一个线索，说门头沟一所小学的老师把学生给打伤了，孩子伤得非常严重在住院。这个线索放在当今也是非常火爆的，在首都北京居然会有这样恶劣的老师敢对小学生下毒手。

于是，我就去门头沟医院采访被打的小学生，那个孩子确实受了伤，四肢有擦伤，脑袋破了，眼睛还被打肿成了乌眼青。孩子的家长给我讲述了孩子被老师殴打的经历，说老师在校门口打他，老师的男朋友也帮着一起打孩子。孩子自己也说，这些都是老师和老师的男朋友打的，就因为自己在课堂上调皮，老师就在课下殴打他。

像这种纠纷报道，肯定要两方采访，当时我也采访了学校和门头沟教委，两边的答复都很含糊，言辞闪烁，大意就是说正在调查之类的官话。

这种答复在这类事件中是很常见的，毕竟教师打人，学校和教委作为主管部门压力很大，所以言辞闪烁，支支吾吾，也似乎证实了他们确实理亏。

在采访了两方后，我正打算回去写稿的时候，打孩子家属的一个举动引起了我的不适。那个孩子的爸爸在我临上车前，突然掏出一沓钱要强行塞到我的相机包里，我一再拒绝，赶快钻进车要溜，他甚至扒着车门把钱往我身上扔。

这种情况很出乎我的意料，当时车已经开起来了，我一只手拿着钱，一只手赶快给报社领导打电话说明情况，同时叫停出租车让司机在路边先不要走。报社领导得知这个情况后，在电话中直接告诉我：无论对方什么态度，必须把钱送回去，否则就不能发稿！

于是，我回去追那孩子的爸爸，追上以后我跟他说：“这钱我不能要，报社也不允许要，你有事说事，别把我往火坑里推，这钱我不要了，稿子我也不写了。”我把钱塞进他手里，转身就跑了。

回到报社后，我和编辑都觉得对方的举动很奇怪。哪有自己孩子被老师打了，占理的一方还要贿赂记者呢？当时我们判断这个事件可能另有问题。

于是，第二天我又自行来到事发的中学，要求对此事件进行采访，校方的态度还是躲躲闪闪的，就说是正在调查，等教委或者区委宣传部门的通报。

当时我就想：你学校总要下课吧，你总会有老师和学生出来吧，发生这么大事，不可能学生和老师都不知道，都一个字不说。于是我就在学校周围溜达，等着学校放学。

正在瞎溜达的时候，有一个保安走到学校围墙栅栏处，递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一个老师的电话，然后他就走了。

我拨过去电话，对方说等中午下课后再联系。到了中午，我又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对方自称是学校的老师，因为实在看不下去这个事情，所以想把真相告诉媒体。她说，那个孩子确实是被老师的男朋友打的，但起因是那个孩子的家长把班主任围殴打成了重伤，老师的男朋友气愤之下才打了孩子。现在，那个被打的班主任老师还在医院抢救呢！

根据这个“老师”提供的线索，我去了医院，果然找到了被那个男生一家人给打成重伤的老师以及正在陪护的另外两名老师。那个女老师已经被打得不成人样。陪护的老师跟我讲述了这个老师被打的经过，是因为那个男生非常顽劣，多次在课上捣乱，最严重的甚至在课堂上跳上讲台裸露生殖器，班主任老师管教无果就骂了孩子，孩子家长得知后便纠集了几个社会人员把班主任老师打成了重伤，班主任老师的男朋友气愤之下才打了那个孩子。

后来，这篇报道我如实地发了出来。教委和公安机关也都介入了调查，后来据说也是为这个班主任老师正了名。

通过这两件事，我想说，记者采访，可能会天然地给予“受害者”更多的同情，从而更愿意相信“弱势群体”的话，放松了平衡报道、双方采访的原则标准。而从以上两个事情可以看出，在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所谓的“弱者”，很多人会伪装成“弱者”以求让记者或外界更同情自己，甚至有“恶人先告状”的情况发生。

其实，破解这些难题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无论面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要轻易地相信，都要多方采访，严加佐证。尤其是采访对象有一些异常举动的时候，更要小心再小心。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连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都不要完全相信，因为眼睛和耳朵接收的信息也会骗人——所谓证实性偏见，你更愿意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信息，而排斥相反的信息。相信逻辑，相信证据，比相信感官更有用。

作者系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子渊

文章经授权转自“磨稿子”公众号

主编：刘娟

编辑：蒋婷婷

校对：李媛 毛洁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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