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丨“历史化”的构想与矛盾

内容提要

如何编纂当代文学史？“当代”仿佛缺乏线性的时间长度，当代文学此起彼伏地分布于人们周围，活跃的程度远远超过稳定性，众多作品之间的权衡、比较以及联系和呼应的描述远未完成，纷至沓来的作家无法在文学史构建的大师座次之中找到毋庸置疑的位置。这时，“当代文学史”可能是一个冒失的，甚至得不偿失的称谓。很大程度上，“当代”这个概念拥有的积极意义是尖锐、犀利、令人激动的现场氛围以及闪烁不定的多种可能，而不是老气横秋的“历史”面目。文学史赋予的秩序即是指定标准，规范表情，这时，“历史化”犹如制作学术套餐配备的烤箱。

作者单位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3期；摘自《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壹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策略和实践方式，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十分短暂。迄今为止，无论是欧洲文学史研究还是中国文学史编纂，这种学术语言逐渐积存了一些问题。这并不奇怪。一种学术语言通常显现为一种视角，一种范式，或者一个相对聚焦的领域，洞见与盲视并存。特殊的视角敞开一些层面的时候，另一些层面可能转到了背阴的一面，甚至遭到遮蔽。人们无法拥有一个全知的视角，无法巨细无遗地再现全景，取消聚焦同时意味着取消独特的发现。因此，意识到各种学术语言内含的限制不仅可以保持思想的弹性，避免陷入某一类型结论的独断，同时有助于学术语言的拓展、补充，增添必要的补丁。文学史编纂遭遇的一部分问题源于既定视角的封闭性，考察对象的某些性质徘徊于视角之外，迟迟未能赢得足够的关注；另一部分问题来自既定视角的延伸——持续的考察逐渐进入纵深，一些模糊的、忽略不计的内容显出了特殊意义，强烈要求合理的解释。这一切构成了学术语言的内在层次，带动概念、术语系统的新陈代谢，保证学术语言与考察对象之间始终保持对话、互动的活力。

如何编纂当代文学史？“当代”仿佛缺乏线性的时间长度，当代文学此起彼伏地分布于人们周围，活跃的程度远远超过稳定性，众多作品之间的权衡、比较以及联系和呼应的描述远未完成，纷至沓来的作家无法在文学史构建的大师座次之中找到毋庸置疑的位置。这时，“当代文学史”可能是一个冒失的，甚至得不偿失的称谓。很大程度上，“当代”这个概念拥有的积极意义是尖锐、犀利、令人激动的现场氛围以及闪烁不定的多种可能，而不是老气横秋的“历史”面目。文学史赋予的秩序即是指定标准，规范表情，这时，“历史化”犹如制作学术套餐配备的烤箱。

贰

对于当代文学史的编纂说来，“历史化”时常设立了一个相对的观念：“批评化”。这种表述似乎暗示了一种强大的学术努力：尽快使作品摆脱文学批评的掌控，安全地降落在文学史监管的领域。

尽管“历史化”与“批评化”存在许多重叠的区域， 二者仍然显示出不同的指向。“批评化”更多地指向作品本身，指向文学的现场，指向当代文化气氛，甚至某种程度地介入商业宣传。批评家的判断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 见仁见智；各种激情未经时间的沉淀，往往包含即兴的成分。他们可能卷入与作家、读者的互动，击节称赏或者无情讨伐隐含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激荡。“历史化”对于文学批评的“印象主义”与“专断主义”——朗松的概括—— 啧有烦言，文学史开始转向作品生产的种种外围的、相对稳定的因素，譬如作家的身世、某种主题的历史渊源、另一些作品的相互衡量、经典秩序的复杂参照，如此等等。“历史化”业已退出文学现场，平息置身其中的特殊情绪，甩下各种意气用事的褒贬，“历史化”包含的时间距离仿佛增添了鉴定的“客观成分”。尽管二者之间存在各种过渡的梯次，但是，两种原型泾渭分明。因此，愈是清晰地区分二者，这个问题愈加尖锐：“批评化”与“历史化”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二者是不分轩轾的两种文学研究方式，还是构成了初级至高级的发展，犹如童年阶段成长为成年阶段？文学史作者显然倾向于后者，有意无意地赋予“历史化”某种优越感。“批评化” 的初步加工仅仅为“历史化”提供基本原料；作为后续的另一种方式，“历史化”更为成熟，更为严谨。“历史化”之于“批评化”毋宁形容为指导者与被指导者，双方的关系不可逆。历史的评判仿佛意味着最高同时也是最终的评判。

相对于“批评化”，“历史化”显然更为关注隐含于作品之间的来龙去脉。断言一部作品的独创、开拓之功或者贬抑一部作品因循守旧、平庸无奇，文学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背景。一部作品赢得的各种评语业已包含文学史的注解——例如，所谓的“独创”亦即声称，文学史的检索证明这一部作品的许多内容前无古人。如同从个人品行的鉴定转向家族身世与血缘，文学史力图在时间维度显现诸多作品之间的关系网络；当然，文学史考察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家族追溯。文学史不仅分析带有血缘联系的作品，同时分析作品的不同类别，解释冲突的美学如何分别造就各自的杰作。开启经典遴选机制的时候，文学史必须周密地考虑经典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尤其是各种类别的经典——譬如，诗歌、小说、戏剧，或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如何保持均衡。显而易见，“历史化”必须某种程度地牺牲作品的独立自足换取文学史的宽阔视域。

“历史化”倾向于冷却冲动，撤离现场，对于起伏的激情潮汐打一个问号。即时的喜怒哀乐缺乏深思熟虑的斟酌，各种情绪无不带有肤浅的气息；置身于事实的发生现场恰恰远离真实。现场互动往往沉溺于纷杂的细节，目迷五色，只有退到历史的位置上才能仰望宏大的目标。总之，“历史化”时常觉得，现场体验是一些没有价值的花絮，重要的是经受“历史考验”。所谓的“历史考验”往往托付给时间，时间距离提供可信的结论。时间之流仿佛具有某种神秘的功能，认识之筏漂流的距离愈长，回首瞻望的对象愈清晰。

许多时候，文学现场的“批评化”与文学史提出的结论存在差异，甚至相距甚远。然而，为什么不是将这种差异解释为不同语境结构的必然产物，并且对于差异的双方相提并论，而是轻率地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可信？李白或者杜甫同时代诗人的相互评判必定比我们对于唐诗的观点逊色吗？这时，“历史”概念隐藏的无意识是，此刻、现场、即时的存在仅仅是泡沫一般的表象，真实的本质只能在尘埃落定之后现身。这种无意识隐含了存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分歧。存在主义正视此刻的存在，尽管此刻存在的诸多表象无法吻合未来认定的“本质”。本质主义的思辨认为，某种绝对的“本质”高悬于宇宙深处，潜伏于无数表象背后，不可能立即浮现，只有耐心地等待“历史化”筛去那些混乱的琐屑，“本质”才能穿过历史包含的时间长度隆重登场。这种理论预设充分肯定了“历史”，轻蔑地摒弃了当下；同时，这种理论预设清晰地划分了“表象”与“本质”，“表象”无足轻重，众望所归的“本质”只能授予历史。现场与表象的结合无望提供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依赖历史与本质的相遇。

这种理论图景的未竟之处在于，无法精确地断定“历史”的时间长度。哪一个时刻是历史发现“本质”的“标准时间”？这个缺失的逻辑前景是，“历史”之后还有“历史”，“再解读”之后还有“再再解读”。后来居上，新的结论必定更为正确，以至于严肃的“本质”迟迟无法一锤定音。历史无限拉长，某一个时刻出现的“历史化”迟早又会被挤兑为另一种“批评化”。

如果不是在无尽的时间之流引入语境结构，“历史化”无法摆脱这种理论困局。一种观点通常诞生于既定语境，并且在既定语境接受衡量与评判。少量的观点可能穿透既定语境的限制而将余热带入另一个语境结构，这并不能证明一个结论：大量囿于一时一地的言论缺乏意义。孔子或者柏拉图的大部分思想已经过时，但是，他们之所以无愧于伟大思想家的称号，毋宁因为他们的观点之于当时语境结构的巨大作用。文化时间——而不是物理时间—— 从来不是均匀地流动，而是由一个又一个大小不一的语境衔接与叠加起来的。既定语境之中某些观点享有的崇高声望可能在另一个语境结构急剧衰减。“批评化”与“历史化”分别置身既定语境陈述各自的结论。如果人们觉得某些“批评化”的观点平庸乏味，参照的是另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化”观点，而不是因为姗姗来迟的“历史化”。换言之，只有共同的语境才能提出统一的衡量标准。

文学批评业已承担分析、品鉴和评判当代文学的职责，为什么“历史化”仍然尾随而至？这时，与其将文学史视为文学研究收尾的清场工作，不如关注文学史的开拓性——这种学术语言之所以再度介入，恰恰由于文学史作者意识到另一种语境结构的到来。他们迫切地觉得，只有文学史才能充分地显现另一种语境结构提出的深刻主题。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编纂、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乃至90年代的《再解读》无不显示出这种特征。

叁

编纂当代文学史的时候，许多作者表述了一种观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是“学科”规范的完成。“历史化”时常被视为种种知识的稳定剂，载入史册的结论不容任意篡改。因此，“学科”对于“历史化”的垂青意味着，这一套知识已经定型。学院体制内部，“学科”是知识传授的一个枢纽，包含一套完整的基本规定，譬如教材、课程、课时、作业、考试，等等。这些规定组成了知识传授的标准流程，平均的意义上显现出教与学的最大效应。然而，许多“学科”的设计并非无可争议，只不过这些争议交付知识与权力的协作关系给予平息。“文化研究”对于学科历史的考察表明， 某些学科的知识传授与权力要求存在复杂的纠缠——“学科”（discipline）的另一种翻译即是“规训”。从知识的生产、分类、包装、检索到运输与消费，学院体制设置的“学科”基于现代性平台。至少可以发现，古典知识与后现代知识的生产、消费模式远不相同。京师大学堂课程设立之前，文学史并非文学研究的“标配”。

对于文学史编纂说来，文学观念不是游离的空中楼阁，而是内化为处置各种史料的前提。各种文学观念济济一堂，对于所谓的“历史化”构成巨大的理论压强。毫无疑问，史料包含基本的稳定性，没有人可以任意将《创业史》的作者认定为丁玲，也没有人可以断定刘心武的《班主任》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如此，人们必须正视事实的另一面：相同的史料可能造就相异的文学史。历史著作决非巨细不捐的流水账。诸多素材遵从哪些组织原则？多数历史学家力图超出编年史的简单体例，阐述时序之外更为深刻的内涵。这些事实无不揭示历史的双重性质：过往发生的一切具有客观性质，然而，历史著作来自各种叙述的建构。“历史的建构”是一个涵义丰富的事实。不论众多思想家从哪一个维面接受与阐释这个事实，这种观点逐渐退出了思想的舞台：历史犹如地表之下一个固定的矿藏，历史研究仅仅是发现和展示。文学史亦然。

肆

回到文学史的独特立场，人们同时意识到另一些历史类别的存在，譬如哲学史、经济史、法学史、化学史、数学史，或者工业史、农业史、战争史、灾难史，等等。这种状况可以分解为两个后续问题：首先，文学史与总体历史的关系；其次，文学史与另一些历史类别的关系。

何谓总体历史？一种简单的观点是，总体历史即是诸多历史类别的相加。历史不设门槛，没有哪一种人类活动隔绝于历史之外。然而，诸多历史类别是无机堆放，还是按照某种原则组织起来——后者显然接近于有机整体。无机堆放提供的是各种类别的总和，甚至不存在中心与清晰的边界；按照某种原则组织通常显现为一个同质的总体， 尽管每一个历史类别承担的功能远不相同。文学史组织于总体历史的肌理之中。正如许多思想家指出的那样，现代性降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民族国家的崛起，这个主题同时成为文学史的指南。一部厚重的文学史是民族国家历史之中令人瞩目的一页，一批伟大作家的名字可以使民族国家熠熠生辉——尽管他们的贡献仅仅是若干卷文学名著。

然而，人们可能产生的疑问是，民族国家包含的内容是否被某些文学史作者想象得太简单了？他们仿佛认为，诸多历史类别始终保持相同的姿态与步调向同一的目标冲去。这种前提之下，文学史、哲学史、经济史乃至工业史、农业史不存在实质的内在区别。如果每一种历史类别的叙述无不按照相似的逻辑演示，那么，文学史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政治的附件——政治逐渐充当了诸多历史类别的内在模板。不论如何表述文学史考察的动机，一些当代文学史作者的意图是，借助文学史的跳板跃入政治领域。他们觉得，“审美”是一个狭窄的概念，无法容纳当代文学史的内涵。相对地说，他们宁可援引政治逻辑作为统筹当代文学史的主轴，当代文学史的重大任务是解读时代的政治无意识。

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政治提供的宏大叙事不容置疑地左右了各个历史类别的论述，政治领衔诸多历史类别的状况获得了大量历史叙述的支持。然而，考虑到民族国家的诸多方面构成，考虑到“人的全面发展”，各个历史类别包含的独立意义从未完全消失，譬如文学史的审美意义。如果文学的顽强存在并未被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覆盖，那么，作为“艺术地掌握世界”的生存范畴，审美必然具有独特而尖锐的精神内容。集中展开这些精神内容的时候，文学史不仅可能与各个历史类别相互呼应，也可能与各个历史类别相互修正，相互制约。

谈论文学史编纂的时候，我更愿意证明审美是总体历史内部一种不可或缺的能量——这也是我回顾《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种文学史观念的前提。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论文之中表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曾经从四个向度概括20世纪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改造民族的灵魂”的主题、“悲凉”的现代美感、新型的文学语言结构。如果认为这些特征的发现来自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的辅助——如果“改造民族的灵魂”或者白话文之后文学形式的革命是80年代现代化叙事生产出来的，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立存在显然是一个令人怀疑的事实。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没有听到审美自己的语言。事实上，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晚近几个世纪的文学也不是现代性叙事的标准合作者，无论是愤懑而悲伤的现实主义还是阴郁而反讽的现代主义。对于所谓的“现代性”，文学的审美立场带来复杂的态度——与众不同的接纳与反抗。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四个概括是否完整，这并非我试图回答的问题。我愿意指出的仅仅是，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众多衡量构成的网络：涉及史料与文学观念的紧张、“批评化”与“历史化”的衔接与平衡、进化的线索与个别的自足，涉及文学史与另一些历史类别的参证与对立，文学史置身于总体历史的位置以及不同时段产生的不同意义。当然，当代文学的语境结构可能使文学史的叙述成规遭受更大的压力。这个网络制造的话语空间充满种种歧义、矛盾和暧昧不明的区域。只有意识到这种学术语言的复杂程度，思想的纵深才能敞开。一些作者幸运地免除了这些理论纠葛的困扰，那么，他们的苦恼或许会转向来自学术市场的报告：书店柜台上大同小异的简版文学史著作已经过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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