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映丨以整体性研究消解后现代主义史学

摘要

后现代主义史学者以文本为理论原则，试图取消历史和文学、现在与过去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线，推出的碎片历史刻意对“宏大叙事”、进步史观、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连贯性等方面的全然“解构”和否定，割裂并背离了历史的整体性。历史被不断解构、碎片化的断章取义，有可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有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对此，弗朗索瓦·多斯不无感叹地写道：“随着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和大量增加，历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历史学或许和昨天的动物学一样，也面临消亡的危险；或许和地理学一样，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

作者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载

《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4期

摘自

《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

原题

《整体性研究：反对后现代主义史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学术思潮在西方逐渐发展并蔓延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在历史学领域，后现代史学否定“大写的历史”，强调重视历史中的“他者”和边缘群体，渐有将历史解构为局部性实践和断裂为诸多碎片的趋势，传统宏大叙事的方式受到冲击和挑战。在后现代主义之前，历史学所关注的各类问题中总是存在着基于整体史探寻历史规律的范式。整体史是把握历史规律的前提，寻求历史规律不仅支配着历史探索者的实践，而且激发着古往今来诸多研究者的历史认知。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是探究历史规律的科学化典范。

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面对纷纭激荡的社会思潮，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必要加快构建并形成整体性历史解释理论的史学体系与话语体系，用中国世界史学研究者的视角与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立足点，发中国之声，这既是历史学融合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今新时代的期盼。

01

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史学的挑战

近代西方史学发端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其对人文主义的强调摆脱了弥漫着神学味道的中世纪历史观。在崇尚理性的启蒙时代，历史整体性与进步观念不断得到阐发。19世纪以后，出现了兰克史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等众多流派，尽管史学观念和研究范式不断革新、转向，但具有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学发展模式是清晰和明确的。20世纪中期以后，现代世界文明的信仰迎来了重大考验，历史进步观念和元叙事不断受到冲击。其中，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史学的挑战最为严峻。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源于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悲观论调，激发了西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后现代主义反对“体系”，信奉断裂、非理性和多变性，它逐渐发展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时髦词汇和人们的普遍意识，并且蔓延到历史学领域。后现代史学强调过去与历史的断裂，历史只是一种文本间的、语言学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的主体性，挑战着当代史学的研究。

后现代史学对整体史及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产生了强烈冲击，对现代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原则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历史研究由宏观叙事向日常生活史转向，即主要以普通人和之前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事件、被认为无关痛痒的现象为研究对象，从过去以现代化理论所确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转向细致叙事的人文历史学方法，构成了历史的“碎片”研究。过去一些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偏爱于论及微观课题的新史学，使历史学陷入碎片研究的困境，成为一种非体系化的历史学。

年鉴学派在后期倡导的“新史学”日益与之前主张的整体史分道扬镳。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放弃了史学整体观念的使命，将历史解构为局部性的实践和断裂为诸多碎片，而且将人类排除在历史学研究中心之外。他们从“结构”退缩到象征性文化，转而研究季节、周期等“不变的历史”。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历史领域还兴起了一种认为以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前提的历史哲学，即“碎片化的历史哲学”。阿格妮丝·赫勒认为：“后现代人继承了历史意识，而不是宏大叙事的自我满足。对于世界的持续增长的透明度的信任已经不在了。这不是一个书写体系的恰当的时代。相反，这是一个书写碎片的恰当的时代。”大写的历史经历裂变，“历史”一词逐渐转变为复数，过去被忽视的材料成为历史学者仔细考察的对象。

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以及年鉴学派的新史学，运用新方法拓展了新的范围和史学对象，呈现更加多面、精细的历史图景，对于打破以往僵化教条式的历史观亦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后现代史学为现代史学带来了严重的挑战。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注重人类历史演变的趋势，尊崇历史进步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统一发展的整体性过程，讲求理性与逻辑，注重实证。而后现代史学基本否定了启蒙运动及其理性主义，它反对历史进步论和宏大叙述；漠视人类社会主流的政治、经济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转而关注小人物的日常记忆，尤其注重村庄、妇女、移民和边缘人群，等等。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有失偏颇的研究方法导致越来越难以把握历史的整体发展。后现代主义史学者以文本为理论原则，试图取消历史和文学、现在与过去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线，推出的碎片历史刻意对“宏大叙事”、进步史观、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连贯性等方面的全然“解构”和否定，割裂并背离了历史的整体性。历史被不断解构、碎片化的断章取义，有可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有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对此，弗朗索瓦·多斯不无感叹地写道：“随着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和大量增加，历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历史学或许和昨天的动物学一样，也面临消亡的危险；或许和地理学一样，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

02

整体史观念及其历史规律解读范式

后现代史学致力于瓦解历史学的宏大叙事，削弱它赖以存在的前提假设，导致历史处于碎片研究和“非合法性”状态。面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缺陷，史学实践必须重视整体史观念，回归历史的真实与客观，并寻求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总结。事实上，历史学家一直重视“整体的历史”书写，即从整体上探讨人类命运。如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希罗多德的《历史》等，但限于地理与时代知识，他们仅对已知的疆域或历史发展进程作出解释。在启蒙运动时期，历史编纂学发展出“整体史”的观点，诸多历史学家将其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多个文明，把过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天才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美德、文化技艺和祖国的事件”。启蒙思想家借助普遍历史的法则，明确阐发了世界上一切存在物都有规律。

当然，17、18世纪建立的“整体史”观念只是一种尝试，伏尔泰仅是将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纳入到整体结构之内，他在自己的著述中也没有能够很好地运用。对于整体世界历史的系统性解释来自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历史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整体的、有机的视野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将透过历史中的现象和本质事件获得推进历史进程的实体性因素，进而获得探寻历史必然性的联系，人类的历史发展因而不再是毫无秩序，而是呈现出历史规律性。

事实上，对历史规律的研究是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个体的需要。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奥古斯丁建立起“上帝的计划”来呈现整个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近代开始，维柯率先摆脱“神意天命论”，强调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从各民族的具体历史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启蒙思想家将进步观念引入到历史思维，试图阐明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由愚昧到科学的内在发展过程。杜尔哥和孔多塞阐述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康德从人类道德实践的理性角度对“普遍的世界历史”进行审视，黑格尔则“把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的必然性作了较为深刻地辩证理解，从而超出了一般的因果必然性分析”。然而，他却将世界历史的主体界定为绝对精神。

脱离物质载体的绝对精神是不可能存在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基础上，超越黑格尔，第一次真正发现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本质、规律，使历史研究第一次变成了科学。他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马克思对历史本质的阐述，深化了对历史进程和历史规律的认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卢卡奇尤其推崇马克思的整体历史观，“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整体来认识”。卢卡奇对总体范畴的强调使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从一种隐性逻辑变成此后诸多学者关注、研究的显性学说。

马克思整体历史观的科学性在于将人类历史的整体看作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的过程，他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实证性要素建立起唯物史观，强调历史的运动和发展不是外在的目的论，而是具有内在的自然必然性。而且，其必然性并不是绝对的趋向，而是辩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解释历史的出发点总是“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所以它必须尽可能地排除偶然事件，压缩多元性，以便描绘出一幅统一的（‘多样的统一的’）、合乎规律的、至少有一定趋势的历史发展图式；不管这种发展的模式是直线的、圆周的（循环论的）或者是‘螺旋式的前进的’，但是不可能是意外的和偶然的集合”。这一科学性主张，使其后的一些主要历史著述将历史发展纳入到一种与整个人类发展阶段有联系的长期框架中进行研究，在寻找人的解放的道路中从整体上去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03

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构建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面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跨越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信息、商品和人员流动不断增长，时间节奏感以及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中国史学研究者该如何应对西方后现代史学理论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应该如何努力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历史唯物主义以认识和分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为研究起点，世界史建构的中心主题应是关注人创造历史及人和自然的共生共存，叙述人的生产活动，研究在生产活动中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进而探究人类社会结构，揭示社会矛盾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从而形成严谨、缜密而又彻底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将人类活动的空间结构视为从“地域”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这既是历史唯物史观的核心部分，也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构未来社会和考察整个人类社会的理论根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

构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要推动历史方法论的发展和融合。任何学科的进步都伴随着研究方法的突破，世界史学术体系构建需要综合各种最新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贯通融合。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历史编纂学出现过诸多方法论流派，其不断变化，反映了西方传统认识论的困境。其中，兰克史学的核心是通过史料批判确定史实，对历史事实不作任何价值判断；年鉴学派方法论的核心是跨学科、长时段的理解整个社会结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注重社会经济形态的有序更替，从整体上总结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时间向度去考察西方历史方法论的趋势，只有通过整体的、动态的历史解释模式，才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部机制。因此，新时代的史学方法论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史观为方法论核心，与时代精神内涵相融合，进而探寻人类历史整体性的真相、解释并认识历史本质。

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是世界历史上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在中国向全球性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国别和区域研究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其不同于传统国别史和地方史书写，中国提倡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在方法论上是一种以整体性为核心的相融贯通的研究方法，其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它既是对相关国家或特殊区域文化的系统性认知，也是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内在动因的整体性历史解释。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点是对人类活动的诸多空间单元特别是尚处于研究匮乏乃至空白地区的发现和探究。以整体性历史解释为导向，坚持方法论的融合，对国别和区域进行系统性研究，其最终目标是形成对人类整体历史的全覆盖。

构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要推进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明确其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使命与社会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人类社会既充满希望又面临重大挑战，在“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下，史学研究者应充分利用已有的基础和优势，加强对人类命运、全球问题的关切，多提出一批具有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建构出能与国际学术界主流体系有效对话的世界史话语体系，这是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内在诉求。如“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标识性意义的中国概念和话语体系就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世界史的理论与实践的重点是将中国最新成果推向世界，从与国际接轨到参与世界、融入世界，再让世界倾听中国概念和话语体系的历史讲述，并引导国际史学界的讨论和探究。

构建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要以问题意识作为史学理论创新的起点。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事实上，史学创新过程也是发现、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既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历史研究的动力之源。在世界史研究中，我们应该关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问题、本质问题和时代性问题，回应并解决21世纪整个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回应史学重大前沿问题，回应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如环境变迁、医疗健康和恐怖主义等具有共识性问题。这些问题既体现历史学人的学术良知，也是以世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与当下时代需求相结合，关注人类未来的创造性发展。因此，构建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应以问题为导向，以唯物史观为前提，注重史学方法论的融合发展，多设置议题，扩大和深化与国际学术的交流和合作，总结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用中国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表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与内蕴，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行动与目标指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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