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丨从汉语哲学的视角看中国哲学研究

从汉语哲学的视角

看中国哲学研究

江怡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

江怡

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0年第5期

摘　要    “中国哲学”始终处于一种自我肯定与否定的矛盾中：中国哲学往往被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却失去了哲学在文化中的特有地位；中国哲学被归之于从三皇五帝开始到孙中山结束的中国传统哲学，这又失去了中国哲学的当代形象；中国哲学被归类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等并列的哲学二级学科，这又从学科体制上失去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应有地位。结果，当我们如今谈论中国哲学时，必须要加上某个定语，以确定我们用这个语词究竟是指什么。在这里，我主要是从“汉语哲学”这个概念出发来讨论中国哲学，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定位当代中国哲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摘自《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原题为《从汉语哲学的视角看中国哲学研究70年》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5期

引言：问题背景

汉语哲学问题重新进入当代哲学讨论的话题，与中国当代哲学自觉意识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初期，陈康先生曾经发过这样一个誓言，希望未来的国际哲学界能够因为不懂汉语而感到遗憾，因为未来的哲学可能就是以汉语的方式表达的哲学。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提出汉语哲学问题，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一个新的转型，这不仅体现在我们接受了百年的西方哲学发展历史后所需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当代中国所面对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是否能够以哲学的方式加以解读。

当代中国哲学应当以何种方式出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重新展现在世界哲学舞台，而是中国哲学应当以一种新的方式讨论哲学问题。这种新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同维度，比如，一方面，是对传统哲学的一个重新改造，另一方面，是如何以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来讨论中国现有的问题。因而，围绕这个出场方式引发了中外之争和古今之争等不同的学术争论。

关于中外之争，今天的中国哲学依然处于与西方哲学的不对等交流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没有摆脱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制约，因为“中国哲学”原本就是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之下被确立起来的。所以，中外之争是一种历史现象。但古今之争却始终存在，今天讨论的几乎所有哲学问题都不是来自于当下，而是来自于过去。因而，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是否能够以当下熟知的方式加以处理，或者以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表达传统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当代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话题。那么，汉语哲学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展现中国哲学的特有品质，还是试图用汉语的方式来表达哲学的一般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以一种新的方式展现传统中国哲学的话，那么，汉语哲学早就出现了，甚至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但是，如果我们是以中国特有的语言结构或者表达方式来诉说中国哲学可能具有的普遍意义，那么，汉语哲学就有了一个新的指向，这不仅是指对传统哲学的改造或者说以汉语的方式来表达传统西方哲学问题，更重要的是，以汉语的方式来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

如果我们大致观察一下70年来国内的中国哲学研究，就会发现，“中国哲学”始终处于一种自我肯定与否定的矛盾中：中国哲学往往被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却失去了哲学在文化中的特有地位；中国哲学被归之于从三皇五帝开始到孙中山结束的中国传统哲学，这又失去了中国哲学的当代形象；中国哲学被归类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等并列的哲学二级学科，这又从学科体制上失去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应有地位。结果，当我们如今谈论中国哲学时，必须要加上某个定语，以确定我们用这个语词究竟是指什么。必须承认，我不是中国哲学专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做过系统研究。在这里，我主要是从“汉语哲学”这个概念出发来讨论中国哲学，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定位当代中国哲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传统思想的表达方式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按照目前通行的理解，汉语哲学研究首先需要从对汉语语言结构的分析入手，这涉及到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或者说中国传统思想的表达方式。虽然汉语结构分析在汉语言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但语言的表达方式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和哲学意义似乎并没有在汉语言学中得到强调。例如，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讨论了汉语的字词句（即他的“词句论”），也讨论了汉语的表达式（即他的“范畴论”），还讨论了汉语表达式的各种关系（即他的“关系论”），但唯独没有讨论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讨论汉语文法对思维方式形成的重要影响。在现行的汉语言学研究中，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似乎都集中于语言形式的实证研究，而缺少对语言表达式与语言内容即思想的关系研究。汉语哲学研究就是试图从这种关系研究入手，力图说明汉语这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究竟是如何反映了汉语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又是如何影响到汉语使用者的思维方式的。

汉语表达式的第一个明显特征是其指事方式，即“能近取譬”，以借喻和类比的方法来传达语词的含义，而这个含义本身在原表达式中是没有得到清晰表达的。这是中国语言表达的特有方式，即以借喻的方式或者是类比的方式来表达事物或对事物的认知。汉语表达的第二个特征是，以取象的方式强调字形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古代文字的形成过程，就是以取象方式表达中国人对事物的理解。汉语表达的第三个特征是言不尽意的方式。“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上》）“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三国志》）这不仅强调了字形和意义之间的解释方式，还涉及在形义之间生成新字的各种方法，包括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由于汉语本身不存在单独的标音系统，因此，汉语的标音就只能借助于文字本身。这就使得汉文字在汉语文化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我们对汉语文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对汉文字的理解而实现的，因为汉文字记载了中国文化的所有历史，也传承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在这种意义上来看，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分析我们的汉语文字，进而研究汉语结构对中国文化形成的作用，或者是从中国文化观念中挖掘汉语表达方式的重要影响。

反观70年来国内的中国哲学研究，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中国哲学研究始终纠结于“以西释中”或“反向格义”的学科情结，或者是为论证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而套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或者是为了捍卫这个学科的独特性而在史料学中寻找思想根据。虽然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从汉语哲学的角度看，这些研究似乎都没有为我们提供真正有效的或可以得到普遍认可的哲学理论，也没有对传统哲学问题提供具有当代意义的哲学回答。其次，当代中国哲学始终纠结于在传统继承与当代创新之间徘徊。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历来被看作是在继承传统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哲学也往往被看作是以此为主要内容。然而，对传统哲学的研究由于缺少创新意识和方法而难以长久，这已经为许多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从汉语表达式的特征来看，中国哲学研究应当抓住汉语的这些特征，根据对汉语结构的文本分析，揭示出中国哲学思想的“微言大义”。再次，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迫切需要真正的思想包容和学术规范，需要逐步改变哲学研究中“唯我”“唯上”“唯本”的现状。最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迫切需要真正的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需要提升进入国际学术主流的整体能力和自主话语。

汉语结构的普遍特征

如何从汉语表达式的表意活动中找到一种逻辑关联性，这是我们研究汉语结构普遍性问题的重要出发点。由于我们在运用表形系统来做出表意活动时是按照每一个人对字形的解释去理解意义，因而使得表意活动具有特殊性而不具有普遍性，这就需要通过语言结构的分析去把握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词概念，由此说明汉语结构所具有的普遍特征。

今天更需要的是弥补性工作，就是要把中国古代文献中隐藏的逻辑结构显示出来。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主谓结构是隐藏在表达方式之中，因此现在需要重建，就是要把这些结构凸显出来，这是当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献解读方面应当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在符号系统的意义关系上，特别是在所指与能指的关系上，能指概念作为一个语言符号系统的主要功能，主要表征语言指向对象的一种活动方式，即我们以能指的方式断定对象，但这种断定方式是以观物取象的方式。我们的语言结构本身是不能独立作为一个完整的表意结构，而只能够借助于非语言的形态补充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才能使我们的语言表达变得更加完整准确。这就使得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

汉语的使用在确定能指和所指关系时，更多取决于一些非语言或外在语言的因素，如语境特征的描述。汉语是一种语境敏感的语言，它必须借助于外在的非语言因素。因而，文字的组合方式、情景依赖等语境因素，都会直接影响汉语的意义。汉语的表达方式往往是意在言外，这就导致了外在语言的因素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但在汉语结构方面，我们的语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表征我们的思维方式呢？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汉语的思维表征，一个是汉语的文字表征。思维表征部分就是汉语的意义表达问题，也就是我们用汉语如何表达我们试图表达的意义。其中，一方面，这包含了意义在言语之外，即非语言的因素影响了意义的表达；但另一方面，汉语的结构特征也规定了意义的表达，如并列、递进、承接、选择、转折、复合等句型结构，突出了语句意义的强调、选择、因果、条件等表达方式。汉语的文字表征体现为“文”与“字”的分离与结合。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当我们留下一些文字的时候，这个文字实际上是一种痕迹，承载着的是意义。但在汉语表达式里，由于“文”和“义”系统互相独立，因此如何把这两个独立的意义系统结合起来，使它们完成表意功能，就是一个重要问题。或许，这对于使用汉语作为母语的中国人而言，这种表意功能是自然而然的，但对于西方人来说则难于理解。事实上，中国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都是通过语言来表征的，而语言表征如何被解读出它的意义，则又取决于非语言的因素，这些就使得语言的结构变得极为复杂。

汉语结构与其他语言

共同表达普遍观念

哲学一定是与表达哲学观念的语言结构密切相关。西方哲学的概念研究是依据哲学家们对他们使用的语言结构的解释，中国古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也是依赖于我们的语言解释系统。例如，《易经》提供的对宇宙的认知，就是古代人认识世界的一种框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是从1到万物的一套算术系统。这是一套可以形式化运行的方式，这如同毕达哥拉斯早年在构造世界构成方式时提出的那套数字系统一样。可见，不同语言系统可以承载着相同的哲学概念，所表达思想内容之间的互通性，就涉及到哲学翻译的可能性。

哲学翻译的可能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在各个不同哲学形态里包含的可以被称作哲学的概念之间是否可以互译的问题。而且，事实上完成的哲学翻译究竟是语言互译，还是概念互译，或观念互译？例如，西方语言中的“being”这个哲学概念究竟应当如何翻译？“是”，还是“存在”，或是“有”？国内哲学界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长久讨论表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它承载的是一个概念的可理解性问题。如何把一个来自异域文化中的概念理解为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概念，这原本就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在哲学翻译上通行的方式是对所翻译的概念术语加上详细注释，用以解释这个概念在原有的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最初含义，并且用本土语言对这个概念加以翻译。当然，这样的注释通常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原概念在原有语言中具有的含义以及哲学家对这个概念所赋予的含义，例如，黑格尔使用的“Sein”与海德格尔使用的“Sein”在原有德语中具有相同的含义，但在他们的解释中有不同的概念内容；另一方面则是翻译者在自己母语中对这个概念的翻译和解释，这个翻译和解释是否符合原概念在哲学家那里的理解。正是基于这样两个方面的考量，翻译者通常会以较大的篇幅对所翻译的哲学概念做出详细注释，而这些注释不仅为理解哲学概念提供了帮助，而且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充分根据。例如，陈康先生所翻译的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就是国内翻译的经典之作。虽然我们还可以讨论《巴曼尼德斯篇》里的很多内容是否如同陈康先生所解释的那样，但我们要理解柏拉图的这篇名作，就只能是从他的注释入手。

汉语哲学：

关于中国语言哲学的

一种设想

 汉语哲学的话题，既涉及到中国的语言结构，也涉及到是否承认汉语表达方式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最主要的工作方式是注疏，这种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理解经典文献做准备，也构成了整个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包括对《道德经》和《论语》这些经典的注释。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时，主要不是阅读这些经典本身，而是阅读各种注释版，恰恰通过阅读注释，我们才能够知道经典的真实含义。由于不同注释家对文本的解读不同，通过文本比较，我们就能够了解古人如何解读最初的原始文本，由此形成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由此可见，中国哲学研究始终重视语言的作用，或者说，中国哲学正是通过对语言意义的梳理而得到阐发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哲学，也就是通过对语言的研究而表达哲学思想，以解释汉语的微言大义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事实上，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形成了整个近代中国哲学史上有典型代表的语言哲学，这就是以语言分析方式处理古代文献。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建构一种作为语言哲学的中国哲学，来解释中国哲学的微言大义，用语言分析的方法说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

这样，汉语哲学就有了一个新的解读。汉语哲学不是关于汉语本身的哲学研究，也不是关于汉语能否表达哲学的语言研究。汉语哲学应当是关于哲学本身的研究，也就是讨论哲学的普遍概念是否可以在汉语中得到理解的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对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的汉语翻译，纳入到汉语哲学的讨论当中。例如，围绕being的讨论就不是一个翻译问题，而是一个哲学理解问题。当然，在其他语言中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但在汉语表达式里，当讨论这些西方概念时，如何用汉语的方式去表征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这就属于汉语本身的问题，也就是汉语能否传达哲学的普遍概念的问题。这样，研究汉语哲学，就变成了研究作为语言哲学的中国哲学。

由上可见，汉语哲学讨论的是哲学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关于汉语的问题，也不是关于语言的问题。汉语哲学不涉及语言的问题，虽然对汉语哲学的研究是从分析汉语的语言结构入手的。汉语哲学也不是对某个特定的哲学语言的研究。哲学使用的就是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但是，自然语言本身承载的内容是哲学概念，这套哲学概念需要经过解释才能够被理解。“让哲学说汉语”往往被理解为提倡汉语哲学的重要理由。但是，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比喻而已。汉语哲学不是让哲学说汉语，而是讨论哲学与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何种语言，比如，普遍语言、理性语言、逻辑语言以及表征语言，或者是某种自然语言，比如，法语、德语、英语、汉语，等等，它们都表征着我们所讨论的哲学问题，也就是用于揭示这些语言中所承载的哲学概念，考察这些哲学概念在这些语言中的普遍意义。汉语哲学就是要处理这些与哲学密切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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