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龙 李全平丨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

摘

要

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40多年来，成绩令人瞩目。与此同时，日益突出的新老问题，比如近代社会史的贯通性问题、思想理论缺失问题、宏观研究不足问题、区域的代表性问题、脱离时代中心话题的问题以及过度恋慕地方文献的问题等，正在成为困囿社会史继续前进的桎梏，因此十分有必要以“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可能性。

行龙系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全平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5期

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40多年来，成绩令人瞩目。与此同时，日益突出的新老问题，比如近代社会史的贯通性问题、思想理论缺失问题、宏观研究不足问题、区域的代表性问题、脱离时代中心话题的问题以及过度恋慕地方文献的问题等，正在成为困囿社会史继续前进的桎梏，因此十分有必要以“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可能性。

近代史与近代社会史

历史分期的目的是更好地反映历史发展规律。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自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以后，学界往往把1919年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把1840年到1919年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学科目录，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将过去的所谓“中国现代史”（1919-1949年）划入近代史范畴。至此，中国近代史获得了较为完整贯通的概念。

对历史进行分期在研究中是必要的，但历史又是迁流不居的连续体，任何时段的划分都是对变动时代的切割，终都避免不了人为因素，都会有局限性。一种历史时段的划设一旦成为通行的基本标准，就会对现实的研究状况造成有形和无形的规制作用，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形成限制。复兴以来的近代社会史一直深受“80年”时段的限定。首当其冲地就是通史性专著的贯通性受限，如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和陈旭麓所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两部经典著作基本沿袭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代史”划分。即就龚书铎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亦鲜少涉及1919年以后的社会内容研究。其他各种社会史专题大都自觉不自觉地以这个年份为界标进行划限。此外，各种论著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都深受这一规定的影响，严重制约了研究的纵深发展。

历史时期的划分往往以政治事件发生的时刻为标志，但社会史与政治史不同的是，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突变的时间节点对社会史而言常常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难以构成清晰而确定的分水岭，社会史相关的转变往往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所以，近代社会史显然已不能仅仅停留于“80年”的研究对象，也不能把前后两截简单地进行拼合。那么近代社会史如何划分时段？如何从社会史角度的立场和角度理解近代中国？如何在“110年”甚至更宽阔的时段框架内实现贯通？如何写出高水准的“110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通史专著？业已论定的专题和形成的大量研究成果如何在一个新的整体中接续“后30年”？等等此类，都成了摆在社会史面前的重要课题，甚至一些原有的论证过程和学术结论恐怕还要做“伤筋动骨”般的扩异。

中国近代史虽只有110年，却是各种新事物激变簇聚的时代。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置放于数千年中国大历史的变局中，置放于110年近代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析比较，才能避免以人为划分的历史时段机械地对历史过程进行肢解的做法。一项社会史的专题往往经过多个朝代、穿越几次重大政治变革之后，才能透析出深藏其后的社会规律。例如近代社会史领域曾备受关注的人口、婚姻、绅士、宗族等诸多专题，无不是在“长时代”的视野中才更显其学术价值和史学启益。因此不仅是1919年，即就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也不能成为困囿近代社会史新的绝对界限。

比如笔者倡导的“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就主张将集体化时代的分期界定为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互助组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结束这一时段。这一界定就是努力突破固有政治事件划设，从集体化时代本身理出分期线索的一种思考和实践。当然对集体化时代的具体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还要根据具体问题放宽视野考量，不能把全部视线局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还必须根据研究的问题和选定的专题来具体划定时段，尤其对共和国孕育时期的历史应给予足够的关注，甚至有些问题还需要追溯到更远。

所谓“通前至后”突破原有历史分期，并非要抛弃分期研究的方法，也不是另觅一个其他事件奉为新的划设标准。站在社会史的角度，历史时期的划分不应从外部或主观上找个界段来框设历史，而应符合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存在形式。所以，近代社会史应在“长时段”的学术关照下根据选定的专题和关注的问题因地制宜地划取历史分期，扩展研究视野，突出分期的开放性和整体性，重视社会历史过程的延续性和贯通性。

社会史与总体史

社会史兴起于对传统史学特别是传统政治史的反思乃至反叛之背景中，是以革新猛将的姿态面世，故而“新与旧”始终是社会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史就是在史学界猛烈抨击“旧史学”的形势中发轫的。最为学界称著的就是梁启超关于传统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抨击。稍后的二三十年代，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和国内日渐高涨的革命形势与摆脱“民族危机”之需，一场波及面较广的社会史大论战，直接揭开了中国宏观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当时虽没有形成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史，但也首次使“宏观社会形态史”跃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成为推动史学革新的重要力量，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曾经的“五朵金花”，大都与之脉络相承，密不可分。

社会史的复兴同样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的氛围中以新的面孔出现并快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史学从政治笼罩突围出去的学术努力使得社会史备受关注。社会史麾下人口史、妇女史、秘密社会史、社会生活史、家族史、风俗史、灾荒史等论著不断问世，给人无比兴奋和新奇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得力于跨学科渗透与多元化理论以及西方中国学的影响，社会史经历了由社会学、到历史人类学再到各种“中层理论”的视角转换，在研究课题、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此同时，大量新的专题研究在社会史旗下集中涌现，出现了日常生活史、生态史、环境史、心态史、概念史、个体生命史、心性史、心灵史、医疗史、身体史，等等，其所焕发出的活力和生命力前所未有。但回顾整个过程，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主导趋势就是持续不断地“求新”，大幅度开拓新领地，学科外延不断扩新。虽然所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但本土社会史理论和“总体史”的缺失以及研究专题的琐碎也日益成为通病。

时至今日，近代专题社会史比比皆是，研究近代社会史题目的学者在数量上倍增，各个方向和选题纷扰多姿，大量的地方性民间文献得以挖掘和整理出版，但从总体史理论高度和方法论角度进行深入探究的论著和学者并未增多，新的方法、概念没有在宏观社会史理论体系的高度上进行整合，研究专题的多样化和整体理论的苍白并存。如若失去“总体史”的理论自觉，无限沉溺于主观意义世界和生活细节本身，社会史研究不但不能揭示社会历史真相，甚至会深陷迷惘，最终丧失自主反思和判断的能力，对培养新一代社会史后继者也十分不利。

中国近代社会史在新时期要回归结构、意义和事件三位一体的“总体史”。结构既包含长时段视野下一定的历史时期，也包含一定历史时段内和一定空间范围中的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等具有坚实“内核”的要素，以及不同要素在更大时空范围的交融路径和机制。同时，结构也不是固化或静态的，甚或机械肢切后的几个板块，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经过了人类个体或群体认知、体验与改造并赋予其特定意义关联的结构及其过程，且所关联的意义和事件本身也是结构的组成部分。历史结构与个体不是纯然二分的主客观领域，前者不能完全决定后者，后者也非前者的附生品，研究中更不能将以前的二分图式翻转过来而一味提高文化领域或人的意向性的自主性，但社会史中的个体必须是有肌体、有心灵、有情感、有意志、有时空和意义维度的人及其周遭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事件则是凝聚了个体和结构及具体情境的历史片段。总体史是三者交揉契合而成的历史织体。需要指出的是，从逻辑推演，一切过去历史所形成的“混沌整块”自然就是全部的总体史，但这里所谓的“总体史”是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全景理论视域，并非囊括一切经验史研究的“全部史”（all history）。

研究中具备了这种总体史的理论视野，无论从特定的结构、还是行动意义抑或具体的历史事件入手，均能启动其相邻部分而进入或至少是接近总体史。例如，“华南学派”从宗族、仪式、族群认同等方面切入，思考华南地区在历史上逐步纳入国家进程的复杂形态和种种关系，就是通过历史剖面中的几个环节打开了认识总体历史景象的一种研究路径。近年来，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团队，以人口资源环境尤其是“水利社会”和“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为突破口，认识山西在整个近现代史中的地位，思考区域社会的可能性和不同类型，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努力在总体史的理论视野中打通历史与现实，文献与实物，乃至社会与政治、结构与过程之间的分野，从而得到对历史总体的认知。

整体史与区域史

时至今日，区域史在可供深入细致的研究方面还有着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区域史中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潜力依然深巨，区域史遍地开花的研究景况仍然是社会史中最具活力和魅力的一个研究领域，依旧迸焕着持续长久的影响力。但是，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需要冷静思考其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要处理好区域史与整体史的关系。

整体史必然取径于区域史，直接从整体出发容易陷入绝对抽象，造成空疏学风。但如果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整体史分解为区域史，再把区域分解为更小的“区域”，那么研究的“区域单元”就会无限细分下去，走入还原论的误区。区域必有边界且边界必从整体中切划，但如果将“整体史-区域史”同“朝廷-州府”或“中央-地方”形成对应图式，把“区域史”等同于“地方史”，又会在无形中将整体史和区域史编织进“高与低”的级序，进而把“高层整体史”还原为“基层区域史”。这又造成两个负面影响。一是将研究者的主要精力导向对地方性资料的发现和对先前少被人关注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上面。二是脱离论题与区域间的可适性分析。

区域取自整体，其意义赖于整体。单纯的区域视角会把本来连续的区域空间按照某种学术需要或规范进行条块化分割，虽然产生了所谓的“区域史研究”，但终不可避免地陷入零碎。所以，离开了区域，就没有整体；离开了整体，区域也就失去了意义。回归整体史不能直接否弃区域史，或者用整体史代替区域史，应在理论视野、学术职志和地方文献使用等方面多途并进。

整体史不仅包含着区域史，还包含着区域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机制与规律的历史。近代社会史在揭示后者方面明显还很薄弱。以往关于近代区域社会研究的思维范式，往往强调从完整地理单元的空间分布中找寻共同的社会文化特质，侧重区域内的经济状况、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民俗习惯、迁徙模式等，较少把不同区域与更大范围内的人类活动放到一起进行考察研究，甚至研究者为争得区域研究上的“合法身份”而有意对所研究区域进行“核心化”和“界域化”的论证，无形中凸显了区域的闭合性，加深了区域史研究中的学术隔阂。

没有绝对的区域，也没有绝对的整体。区域是整体的区域，而区域本身又是个整体。所谓的“整体史”既是包含“区域”的“整体”，也是“整体的”区域，兼备二义。所以“近代区域社会”这一理论概念十分有必要在一个整体性的时空范畴内，从联系和互动的建构论视角进一步延展其指称更大规模地域范围的能指性，从只注重区域社会文化特质的传统区域研究视角，向构建跨越区域普遍联系和动态演变的研究视野过渡，找寻使其成为一个跨区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历史文化的累积，捕捉跨区域、跨族群、跨文化乃至跨国界的历史进程与可比要素，建立多线和立体的研究视域，不断丰富跨地域社会生成与演进的连续性和相关性。

区域社会史风靡史界的数十年间，区域性的档案、文献和资料大量地被挖掘整理出来，史料价值珍贵，学界运用地方性文献开展区域史研究也不断迈向深入。但也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在历史文献的阅取方面，研究者仿佛刻意避开传统史学文献而使用民间文献，恋慕于地方性文献的堆积和单纯史实的叙述。二是在对传统文献的熟稔、掌握与运用能力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径直对地方文献进行“阐释”和“发微”，所释读出的史识生硬而孤僻。回归整体史应更加注重从地方性文献中提取出有关整体史的普遍性知识，从区域史研究中引申出具有更大范围准适性和概括力、能够同其他专门史进行有效对话的解释框架与理论关怀，在文献解读和叙事安排上体现更深刻的总体史脉络与深层思想逻辑。

区域史中田野调查的方法目前在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已经广泛应用开来。近年来，国内不少研究机构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注重史料建设，搜集到完整集中、数量庞大的基层档案资料。史料的占有和掌握固然会带来研究上的便利性和优先性，某种程度上也是学术地位的象征。但是，在回归整体史的趋势下，还必须摒弃“挟资料以自重”的心态，要积极推动这些基层资料和民间文献在不同学科和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运用现代技术等多种手段推动资料实现共享，让更多的研究者能够通过不同资料进行分析比较、开展学术研究，以不同区域性文献资料的共享共用，凝练出更为宏观的社会史论题，以共享来促进整体史的回归。

回归整体史，要有回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职志。重视对历史进程中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是中国社会史的优良传统。当前，在全球化速度数倍于近代中西方交流进程的背景下，中国正在经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诸如“民族复兴”“一带一路”“国家和全球治理”“中国经验”等重大时代主题，都给繁荣中国近代社会史提供了更为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空间，需要我们在区域的基础上更大地拓宽研究视野。因此，再出发的社会史，不仅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创造，而且要关注他们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和塑造了他们生活的大历史，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对接当今社会的一些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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