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晴川丨论明代通俗小说的政治书写——以重大历史事件题材小说为例

摘要

Abstract

政治是晚明士人的生活常态，影响了他们的命运再造和身份认同，从而也影响到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各种政治力量将文场作为政治角斗场，小说创作成为朝廷政治斗争在文学领域中的延伸。

作者

万晴川，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自

摘自《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7期

无论是从逻辑还是历史层面考察，文学与政治始终难以分割。文学文本是容纳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和文化革命的一个多元空间，在文学创作、阅读、批评中，政治视角是一条“绝对的地平线”，要之，政治性不仅存在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也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内在维度。

受儒家小说教化观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就很密切，政治影响小说家的创作，小说创作辅翼政治运作。至唐宋时期，这种关系更为突出，唐宋传奇作家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政治忧患意识”，而且把小说创作当作攻击政敌的武器。特别是宋元时期，小说这种文体更深入地介入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生活中。而且，随着通俗小说的崛起及影响日著，这一新兴文体很快被运用到政治斗争中，而且花样翻新。

明代政治生态恶化，在不同政治集团、南北地主阶级、文臣武将等各种层面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和利益之争。唐代党争主要发生在士大夫间，影响面小；而明代党争则与皇权、内阁、阉党、地域等多重因素扭结在一起，非常复杂；且明代媒介发达，政治生活下移，主动站队、参与政治斗争者从朝廷重臣到在野士夫、从底层文人到普通民众几乎皆有，其牵涉面之广，参与人员之多，历时之长，斗争之烈，影响之大，都超迈以往。可以这么说，政治是晚明士人的生活常态，影响了他们的命运再造和身份认同，从而也影响到小说的创作与传播。

晚明各种政治势力善于借用各种媒介资源进行斗争，制造舆论，攻击政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书籍印刷品。甚至弱势群体也懂得利用通俗文学来喊冤，以赢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小说家们通过对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解读或重构，自觉参与当时的历史排场，由于彼此政治立场不同，因而观点针锋相对，文场遂成战场，“明季党人，以词曲作戈梃”，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争执中夹杂着个人恩怨等复杂因素。总之，各种政治力量将文场作为政治角斗场，小说创作成为朝廷政治斗争在文学领域中的延伸。本文试图通过几组反映明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小说，剖析明代小说的政治书写特点。

历史大事件的性质之争

历史大事件的性质之争，典型地体现在有关“靖难之役”的激烈争论上。按照儒家的正统史观，朱棣属于篡位，建文占据道德高地；但朱棣及其子孙又是当权派，拥有操控舆论的绝对优势。所以两种势力之间有着很大的张力，三百年来，一些不同的政治势力围绕着“靖难之役”的性质反复交锋，而小说创作也参与其中。

朱棣即位后，立即实行“革除”运动，以确立其帝统的合法性。当时的“文学柄用之臣”便积极配合，或删改历史，试图抹去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或美化朱棣的“靖难”之举，对建文君臣则“肆以丑言诋之”。《奉天靖难记》就是这样一部披着史书外衣的小说。嘉靖年间的白话长篇小说《承运传》仍未完全摆脱“革除”运动的影响，小说把朱棣描述成“应天承运”的“真命天子”，“靖难”是保基业、安社稷、定黎民的正义之举。不过由于时代变迁，作者的态度有所缓和，小说把矛头指向建文臣属，而建文本人则是受奸臣蒙蔽的受害者。

朱棣死后，后继者对“靖难”史有过不同程度的纠偏，特别是自万历以后，世风沦丧，道德崩坏，在这种背景下，为建文死节的忠臣的道德价值就凸显出来了。朝廷通过褒奖建文死难“忠臣义士”，“以培圣代纲常”，“挽千万世之颓风”。这时史著多以“忠义”命名，还出现了一些伪作，模拟建文从亡之臣的口气，记载建文出亡的事迹，名为史书，其实是小说。这时期的通俗小说，也积极响应政治召唤，为“靖难”死难之臣正名，重塑人们对“靖难”史的认知谱系。《西湖二集》《型世言》《续英烈传》等小说皆是如此。然而，这时期的文学和历史有关“靖难”的叙事都是在承认成祖为圣主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难免进退失据，既称颂朱棣，又肯定建文；既褒扬殉难诸臣，又称燕王起兵为“起义”。这种写法体现了明人对于“靖难”解说的无助，这一尴尬只有到明亡后才破局。南明弘光即追谥建文为“让皇帝”，补谥建文忠臣，夺“靖难”功臣谥或改予恶谥。鼎革后人们更没有了禁忌，因而对“靖难”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都为建文鸣不平。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关注“靖难”事件，首先是将其作为明亡的原因来审视的，有人认为明末之所以出现众多“狯猾之徒屈膝拜伪”的变节行为，乃是“靖难”杀戮的报应。其次，清初人把“靖难”事件作为一种民族感情的寄托，但由于文字狱酷烈，只能采用隐晦的方式来表达，明遗民吕熊作于康熙年间的长篇小说《女仙外史》，就借“靖难”题材抒兴亡之感，歌颂抗清志士，诛伐“以夏变于夷”的民族败类，突出“褒忠殛叛”的主题。

从明初至清初，史家和稗官对“靖难”的书写，经历了从“革除”到“逊国”再到“篡夺”的演变过程，既是因应形势的变化，也想通过自己的书写来影响朝廷对“靖难”事件的政治定性和史家的历史叙事，在还原历史方面，有时小说发挥了比史书更为重要的作用。

历史人物的正邪之争

在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进行评判时，小说家常受到乡谊、党派等多重因素的干扰。如于谦在“土木之变”中有再造社稷之功，但因性格刚直而与翰林院侍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和右都督石亨等结怨。英宗复辟，于谦受诬处死。于谦冤死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为应对舆情，石亨、曹吉祥之党徒炮制了小说《正统传》，把于谦塑造成大奸大恶之人。在徐、石、曹集团倒台后，朝野为于谦平反，浙籍文人也纷纷创作文学作品歌颂于谦。如长篇小说《于少保萃忠传》的作者都是杭州或浙籍人，不但与于谦是同乡，而且有的渊源颇深，他们在小说中宣扬于谦“勋著天壤，忠塞宇宙”的伟功和忠义，但也多有夸饰和虚构。可见，无论是于谦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企图通过“土木之变”中于谦的小说书写，争夺政治话语权和历史定谳权。

小说对平辽总兵毛文龙的历史评说，也以实录的名义夹带党争和地域的私货。

毛文龙因经商而定居杭州，其舅家沈氏乃杭州望族，在当地很有影响力，毛文龙的部属又以浙兵为主。崇祯二年（1624年）五月，袁崇焕诱杀毛文龙，“杭人莫不怜之”，其党羽、族亲、部属等积极为他鸣冤，四处活动。“己巳之变”后，朝野都把这事件与毛文龙之死联系起来，舆论开始逆转，描写“己巳之变”的时事小说《近报丛谈平虏传》中就写遭难百姓怨恨袁崇焕不合杀毛文龙，弄得鞑子犯境。浙人又开始为毛文龙颂功和鸣冤。在强大的舆论诱导下，很多人受到蛊惑，时人将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比之秦桧之杀岳飞”。直到清朝，毛文龙仍是浙江人心目中的抗清英雄，甚至到后来满文档案公开时，仍有人责怪同为乡人的万斯同为何不在撰写《明史》时为毛文龙说话。

《辽海丹忠录》和《镇海春秋》就是在袁崇焕被逮、舆论偏向毛文龙之际而“造作”的小说，都称赞毛文龙是集忠、勇、智于一身的一代名将，是海上长城，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出于私利。《辽海丹忠录》的作者陆人龙是杭州人，早年与毛文龙都是屡试不第的秀才。陆氏兄弟可能认识毛文龙之弟毛季龙，而且与毛文龙的部属或许也有瓜葛。由于这些关系，陆人龙对毛文龙不吝赞美之词，小说开篇就说毛文龙是应时出世的将星，他忠君爱国，体贴军士，爱护百姓，乃当世李广和岳飞。由于《辽海丹忠录》《镇海春秋》中的材料大量摭自毛文龙的疏揭塘报等，而这些材料多虚妄之词，因而影响了小说的历史价值。

《镇海春秋》的作者应与阉党有一定的关系，小说公开贬低东林党人，美化阉党。宁锦大捷本是袁崇焕之功，作者却渲染太监纪用的足智多谋和指挥若定，最后将之归功于魏忠贤的英明领导。《镇海春秋》对王化贞和熊廷弼的评价也完全暴露出作者偏袒阉党的立场。约成书于顺、康熙年间的《樵史通俗演义》，其作者可能与东林党有瓜葛，而且由于成书相对较晚，毛文龙的真面目也大致露出，故小说中的描写较为接近史实。作者指责毛文龙“平日好为大言，没甚本事”，以“诳天子，诓钱粮”的方式聚敛钱财，又通过行贿魏阉固宠。当然，小说中也有不实之处，如称赞文龙拒绝拜魏忠贤为父，“替杭州人争气”，特别是涉及某些敏感史实时，忌讳尤多，这突出表现在对冯铨和吴三桂的描写上。

由于乡谊、党派等多重因素的干扰，小说作者在对某一历史人物作评价时截然相反：或故意抹黑，混淆视听，或偏爱有加，精心粉饰，都带有各自的政治目的，试图通过小说的传播，使其形象深入人心，并影响其历史定位，增加其个体或集团在政治斗争中的砝码。

文臣武将的战功之争

从有关明代“播州之役”的小说书写，则可窥见在文武官员、政治派别及区域利益的矛盾冲突中，小说创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播州杨应龙叛乱平后三年，即有小说《征播奏捷传》刊出。小说以四川平播总督李化龙的部将总兵刘綎、陈璘为叙事焦点，大肆渲染他们的战功，而贬低贵州巡抚郭子章及其部下在平播战役中的作用，可能是李化龙的部下武将所编创。这引起了郭子章的愤慨，他乃作《黔中平播始末》以辨正。《征播奏捷传》和《黔中平播始末》分别站在四川武官和贵州文官的视角叙事，都分别隐含着作者的政治态度。

对于杨应龙，川贵两省官员态度截然不同，“蜀抚按主抚而黔主剿”。杨应龙与蜀中诸将多有交往，尤与川中名将刘显、刘綎父子交谊深厚。刘氏父子对应龙多有袒护。征播之初，刘綎逗留不进。小说作者对此避而不谈，而是大肆渲染蜀中将领的英勇，贬低贵州官员。总之，关于“平播之役”事件的小说书写，文官武将、党派之争和地域意识都渗透于其肌理之中，在看似客观的描写中，隐藏着强烈的政治诉求。

小说创作引发政治血案

有些小说的创作已不是简单的政治行为，而是暗藏杀机，并最终引发严重的政治血案。在与东林党人的政治角斗中，阉党特别善于借用或编撰小说陷害政敌，大兴冤狱，滥开杀戒。他们模仿小说的形式罗织罪名。阉党群小炮制各种花名册呈献魏忠贤，作为整肃异己的参照。其中就有王绍徽模仿《水浒传》编辑的《东林点将录》，将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与梁山一百零八将一一对应，其后又有《石偈录》等。魏忠贤矫旨刊布，东林党因而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阉党还善于借用小说构陷政敌。熊廷弼被杀不仅是因他丢掉了辽东，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与东林党人的关系。冯铨之父冯盛明时任蓟辽兵备道，后金陷辽阳时逃归，被熊廷弼逮捕下狱，冯铨亦被劾归原籍。冯铨求助于魏忠贤，官复原职，冯盛明释归。假名为熊廷弼的《辽东传》描绘了冯盛明在战场上仓皇逃窜的丑态，冯铨趁机公报私仇，借熊廷弼案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阉党还亲自编撰小说，借题发挥，杀害政敌。如浙党领袖温体仁与东林为敌。他当政时，常策划排挤、打击东林党人，数次欲启用遭废斥的阉党。东林党人郑鄤曾因疏攻客魏而罢官，温体仁、杨嗣昌、张至发欲借鄤以倾文震孟、黄道周，乃先后劾鄤杖母、惑父披剃出家，下鄤于刑部狱。温党陆完学又串通郑鄤同乡、内阁中书许曦。许曦收买与郑家有矛盾的杨琛、郑郏等作伪证，并加入奸媳奸妹等不伦事，撰成秽恶小说《放郑小史》《大英雄传》，嵌入姓名，在市井广为流传。崇祯也欲借此案压制清流，钳制言论，遂下旨将郑鄤磔死。郑鄤死后，阉党又撰小说《扶伦信史》《烈女传》演说鄤杖母、奸媳事，极力污化郑鄤。朝廷处死大臣竟以小说中的虚构故事作为事实依据，这在明代以前绝无仅有。

余论

明代小说以丰富的政治意涵，突破了以往文学作为教化、娱乐工具的传统，形成了中国小说史上独特的文学景观。

首先，唐宋时期虽然不乏利用小说攻击政敌的案例，但常曲笔为之，而明清小说则更为直接和大胆，作者通过对政治大事件的阐释和再现，建构政治话语，小说的文体、修辞、文风等都无不受到影响。反映明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小说，无论是有意虚构，还是秉持补史的严肃态度而写作，其目的都是为了影响政治的运作和正史的编撰，在小说文本的肌理和结构、叙事视角、修辞手法中流溢着浓郁的政治色彩。

其次，唐代小说的作者一般是文人士夫，文言小说传播的范围也有限，而明代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层次下移，通俗小说广为流播，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普通民众得以通过小说的创作和阅读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大多数通俗小说的作者都是底层文人，因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浸淫，而具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意识，但只能通过小说创作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政治才能。

最后，围绕着明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的小说创作，表现出文学与历史、政治三者之间的丰富和复杂关系。这类小说的政治化写作，既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六经皆史”的文学传统之赓续，也与西方新历史主义不谋而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学派，将文学文本作为政治行为和历史事件来把握，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被视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和文化差异的场所。他们认为历史从来都不仅仅是“谁的历史”，而总是“为谁的历史”。在很多情况下，历史记载可能并不是重现过去的真实状况，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含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同样，文学叙事者在处理诸多历史材料时，他所关心的可能往往不是事件的真伪，而是其是否符合自己的写作目的。新历史主义把现实加以历史化，把过去加以现实化。历史与文学互相依存、互相塑造，产生了“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

明代这些政治倾向鲜明的小说，内容多采自野史笔记，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史的写作。比如纪昀主持纂修《四库全书》，总体态度倾向于否定建文出亡的真实性，但在私人场合却表示“理或有之”。《明史》在编撰建文朝史实时，就采用了不少“委巷妄语”。一些私史，如黄宗羲《弘光实录钞》等也是如此。这与明亡后文人士大夫的心态有关，即赵园所说的有关靖难之役的历史叙事，“与其说意在以此存‘史’，倒不如说更在以此存‘人心’”。其结果是，有时历史比小说更像小说，小说会比历史更像历史。总之，在明代重大历史事件题材小说中，政治、历史与小说互相渗透、缠绕与影响，构成了多重因果的相互关系，促进了彼此的多向度发展，远比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论述更为丰富、复杂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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