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丨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立足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讨论

摘

要

新世纪以来新XX史的相继推出划出了一条刻意“求新”的当代史学演进轨迹；逐新风尚一路猛进，虽然其论证内容或有不同，但其思维方式和立论模式却基本一致。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新世纪以来史学演进的总体趋势。其中，的确也有务实求真的创新性成果的推出，为新时期史学的开拓建构助力颇多；但也出现了一些逐新求异的流风，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结构出所谓新的成果。流风所向影响颇大，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作者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8期

新时期以来的史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世所共见。在深刻的内在反省和高度对外开放交流的促动下，历史学发展在开拓创新中形成了最具鲜明的时代特色：新领域、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甚至新话语等，实际上提示着中国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论是宏观性研究，还是微观性探讨，史学研究的新成果林林总总，令人目眩。总体来看，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学取得的成就更突出地体现在新领域的开拓与新体系的建构方面。

如何确切地定义“新史学”，是颇多争议的一个问题。从20世纪初梁启超高举这一旗帜之始，百年来学人多所论议，旨义所在并不相同，其内涵、外延颇多差异。就本文而言，不拟纠结于概念本身之争，只是从问题的学术聚焦和学术讨论的可操作性出发，以两个视角来限定这一学术用语的基本义涵：即新时期以来史学演进的新走向或新态势。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的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医疗社会史、区域史以及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等等，均可一概将之视为“新史学”之范围。

一

20世纪80年代，当思想领域改革开放的春天已经出现后，史学界的理论思考也进入了极为活跃的时期。学界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问题等也进行了深入讨论。学术思想的活跃与相对宽松开放的学术环境，共同创造了一种“多元化”理论与方法并存的学术生态环境。

“历史发展动力论”和“历史创造者”的大讨论，成为中国史学界思想、理论转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在对“文革史学”批判的同时，人们也对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革命运动”为主导内容的史学理念提出了强烈质疑和深刻反省。同时，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任务的提出，面对人们社会生活的新变动，中国历史学如何确立自己在新时期应有的地位和实现自身的学术价值等问题，就成为人们必须关注却又并非能够即刻解决的课题。正是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感受到了“史学危机”的存在和由此而生成的压力。

在1983—1985这5年间，“史学危机”成了史学界的一个主题词，起先，是由大学生和青年学者提出，继而，整个史学界都卷入了“是否存在史学危机，史学危机症结何在”的讨论中。事实上，学界虽然争议热烈，在基本问题上却没有获得多少学术意义上的认同，但是，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史学本身面临着不容回避的时代挑战和寻求新突破的巨大压力的问题。各种试图冲破陈规旧矩的创新和努力，就在“史学危机”深沉的压力下开始萌动了。在这个大背景下检视新史学发展走向，我们应当关注以下两点：

第一，“史学危机”无疑是“新时期”史学转向的历史前提。“于是，有关‘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的自我反省和重新定位，成为对史学发展道路的探讨和预见。”“与‘史学危机’讨论同时兴起的，是‘三论’热、历史发展合力论和‘历史创造者’的争鸣”，是“‘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倡导”。社会史不过是当时众多寻求突破的努力之一而已。

第二，从整个20世纪发展的长程来看，而不仅仅局限于新时期的短程视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兴起不能定位于新兴学科，也不是新开拓。准确地说是“复兴”。早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与文化史就已经兴起并一时蔚为风尚，中国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曾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复兴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来摆脱史学危机，借以重新建构新时期历史学的学术追求，既不仅仅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也不仅仅源于西方学术理论的冲击，更根本性的原因恐怕还是中国历史学学科内在发展的必然走向所导致的。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史又以区域史、乡村史的拓展和社会生态史或环境社会史的建构，刷新了自己的学科风貌。这些论题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学术研究空间和学理建构内涵极其丰富，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预示着近代史乃至整个历史学方向和学科的生成。

二

新时期以来新史学研究实践表明，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或跨学科研究似已成为一种惯性态势。虽然人们关注的历史理论的学科来源并不一致，但是，在跨学科研究取向中所造成的“社会学化”问题却未能从根本上引起我们的重视。

“历史学的社会学化”问题，究其根本而言，不在于社会学概念、理论、范畴引入的多与少的问题，其特指的是“社会学理论模式”（或社会学知识结构）先行的取向原则：即以先验的社会学知识模式来填充特定时段的史料，借以建构出社会史的体系；而并不是在对其“社会”历史运行本身做符合历史学学科规范的研究基础上，进而与社会学理论、范畴进行双向学科整合而形成的社会史体系。

正是基于学科理论建构的必要性，我认为这样一种取向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憾：比如，社会史的复兴及其学科建构伊始，实质上包含着对既有的“革命史”、“阶级斗争史”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史模式的反思，或者说是一种研究取向的否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学科的存在与否或者一个学科发展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构起“合理说明与解释模式”。显然，作为一个具有学科或学科方向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无法回避的带有学科根本性的问题就是：

第一，中国近代社会史划分的标志是什么？任何历史研究都无法回避历史分期问题，它是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历史学学科建构的基础性问题。1840年作为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历史分期，体现着自己的学科质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标志，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史”理论认识和体系建构的重要关节点，亦即作为历史界标的划分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事件和时间是什么？它体现着社会史之不同于政治史、通史的理论内核。而事实上，这一问题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建构和发展中完全被忽略了。这自然为社会史学理体系建构设置了内在的困境：一方面，社会史的形成原本就具有对“革命史”范式的认知否定，其主旨是建构“有血有肉”的“全面”的历史，以此超越内容过于干瘪的“革命史”。另一方面，作为近代社会史研究起点却又沿袭“革命史”的历史分期。这种学科理论上的矛盾和冲突，无疑构成社会史学科发展的困境。既然社会史是不同于“革命史”的另一种新史学体系，那么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历史分期为什么等同于革命史的分期？

第二，无论社会史有多少种不同认识和理解，但在学科定位上属于历史学则并无太多争议。因此，如何在历史发展的长程中揭示和展现“社会”本身的历史进程和趋向，并以此与经济、文化、政治的历史演进有所区分，是其学科建构和学理认知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被忽略或被模糊，社会之为史则无以为据。问题是，社会史理论建构中的“社会学化”能够呈现的内容则只是一个“历史上的社会”的知识体系，即将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归置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之内分别加以描述，却无法真正建构或说明社会本身演变的历史趋向、时代特征以及各社会要素的内在关系。人们所能真正看到的其实是“社会问题”史研究，而非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学化”取向莫甚于此。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区域史与区域化取向问题。区域史并不仅仅是时空结构下的历史。在此可引述国际区域史研究的经典以为参证。

其一是布罗代尔。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是区域史的经典之作。从学科理论的规范性和准确度看，布罗代尔提出历史时段理论，有助于我们对区域史学科规范建构的思考。他将历史时间分为三个层次，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体时间，分别赋之于历史学特质的概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这是一个蕴含全面的时间空间和经济、文化、制度与人事的历史学范畴，具有学科建构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其二是滨下武志。他提出的“亚洲经济圈”理论对我们正确地认知区域史规范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研究视角是以“地域性”到“区域性”再到“全球性”的线索展开的，进而对“亚洲经济圈”理论和“全球化与东亚区域历史”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这种视野，就是以探求历史学规律的“总体史”为目标。这一模式建立的基点恰恰提示我们：区域史并不仅仅是相对于民族国家史的地方性的历史模式，它是一个新的整体史的研究视野和方法。

在近年来的“区域化”研究取向中，学术界的盲目跟风和随波逐流的非理性倾向是十分明显。对此问题，有学者提出进行“跨区域研究”或“区域比较研究”作为弥补。然而，这仍然未能切中要领。因为，跨区域的区域史研究和区域史比较研究并不具有操作性。在已经失范的学术状态下，“区域”并无限定，完全是研究者个人随意设定的范围，何谓跨区域当然也就无从说起。

如何在学术规范意义上建构整体史意义上的区域史？由于区域范围的界定本身即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区域史的实践也就难以在规范的学理层面获得一致认同。区域史是现代历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学术建构，它不是历史本体存在（如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典章制度等）。正因为如此，学术规范的建构尤其关键，否则无法进入真正的学术话语体系，致使所有的研究内容都可标举为区域史，而实际上又在消解着真正的区域史。

三

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学一定意义上就是伴随着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和植入而兴盛成长起来的。1980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长期被封禁的各种理论、学说和思想，一时大幅度地涌入，为史学研究的取向、史学体系的重构、史学观念的更易等等，提供了充足的条件。稍加追记则不难发现，新时期以来在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对于理论与方法的热衷和努力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问题是，新时期以来历史学理论的基本态势在于：一味忙于求新与引进，而来不及消化与思考；除了在史学理论界留下了思想的足迹之外，并没有引导中国史学产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现在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这几乎成为新的教条主义。

新时期的史学发展进程中形成多种面相，其理论基点和研究方法已经日趋多元。这一发展态势其实蕴含着一个一个相对主导的诉求，即对以往史学体系诠释框架的解构——当然，有些是“无意”的解构。过去30多年，学者在理论方法的追求上做足了功夫，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但其在学术建树或学科建构的实效方面，却未能获得学界的认同。对于走向新时代的历史学的学术使命而言，系统性的学理诠释体系的建构，远比以往体系的“解构”更为重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新XX史的相继推出划出了一条刻意“求新”的当代史学演进轨迹；逐新风尚一路猛进，虽然其论证内容或有不同，但其思维方式和立论模式却基本一致。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新世纪以来史学演进的总体趋势。其中，的确也有务实求真的创新性成果的推出，为新时期史学的开拓建构助力颇多；但也出现了一些逐新求异的流风，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结构出所谓新的成果。流风所向影响颇大，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从许多研究成果看，他们论定的“新”是基于研究理念、方法、视角方面，甚至有些研究只是换了一套话语模式：新词、新语、新概念、新样式，而这些并不构成新学科、新领域、新方向的要件。就学术研究而言，新方法、新理论、新视角等是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学科研究中的，它们同样适用于政治史、经济史，乃至事件史研究。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趋新意味着工具性或研究手段的变化，却并不能由此形成或建构一个新学科或新领域。

无论什么新方法、新视角、新理论，它们既从不属于，也不可能专属于新XX史的特殊领域。学术概念和学术范畴应该在严谨、准确、规范和科学的前提下精确凝练。倘若从更为严谨的学理层面上推敲，这些问题是否值得三思呢？

四

检点历史学的行程，我们当深刻感悟，在一味追逐求新的风向引导下，新史学的发展似乎正在疏离史学求真的学科特质。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学者只应问一学之真伪而不问它的新旧。求真乃史学之所以为史学的根本宗旨。要而言之，史学之求真可分四个方面：

其一是考订史料之真实。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石，是人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所必须的材料。所有史料都是人的活动的遗存，与人本身密切相关，而人始终受到利益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史料本身也当然地受限于各种利害关系——即使不是刻意伪造史料。历史资料的形成非常复杂，撇开历史资料所反映的历史真实性不谈，就资料本身而言，要看清它的真实面目显得非常不易。因而，历史研究要求得历史之真，首先得辨析史料之真。

其二是揭示史实之真相。史料学只是历史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史料学不等于历史学。只搞史料的考订、编排，最多能把一个个的个别史实弄清楚，而不能找出各种史实之间的互相联系，真正呈现历史真相。“阐明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这既是历史学的学科准则，也是中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品格，尽管史学研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学术流变，呈现着不同的特色，但揭示史实之真相却是史学之所以为史学的基本特质。

其三是构建史学之真知。历史学在不断追求真知的过程中，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知识和那些被千百次研究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的经验进行科学抽象，建构起史学的学识真知，以指导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史学研究建构历史的同时，也是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就史学而言，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意味着其知识体系的变革，也意味着史学知识体系在不断求真过程中的自我完善。不断扬弃伪识和建构真知，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体现。辨伪求真与实事求是，是史学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价值。

其四是洞悉历史之真理。处理史料以了解史实，须通过解释始能达成。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或者其学科魅力之所在，就在于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不竭探求和获取。

如何在新时代的剧烈变动与在不断创新的学术追求中，始终坚持历史学求真的宗旨，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学科原则。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达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的学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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