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平 杨阳丨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初建与上海渔阳里
摘要
近来，上海开始了红色资源的立法工作，提出打造“红色一平方公里”风貌区，即以中共一大会址为中心，囊括方圆一平方公里区域内坐落的许多革命遗址，其中就包括新、老渔阳里，以及过去少有人知的博文女校、维经斯基故居、又新印刷所等。
作者
忻平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杨阳系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摘自
《史林》2021年第1期
致谢
本文承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瑊提供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5期
随着近年来上海渔阳里历史的发掘和开发，“渔阳里研究”在中共创建史研究领域形成一股热潮。从时代背景看，这是新时代中共创建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表现，有助于搞清“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方法论看，党史借助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方法，拓展了学科视野；从研究趋向看，这是党史研究与城市史、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一种自然延伸。当下的“渔阳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党的起源和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兴起的理解，构成了党的创建史研究领域一种多元联系和切片式观察时代思潮涌动和各种复杂状况的崭新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如“中国共产党为何在上海诞生”这一课题能够获得显著研究进展，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上述认知的打开和不断深入。
重新发现渔阳里
上海渔阳里街区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活动场所，具体是指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这两座石库门房子由一条狭小的弄堂相连接。
老渔阳里2号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1920年抵沪后的寓所，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中共机关刊物《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编辑处，更是中共中央机关最早的办公地，也是中国第一批共产党员确立信仰之地。
新渔阳里6号曾是杨明斋等人筹设的中俄通讯社。1920年8月，俞秀松、陈望道等8名青年在此发起组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地还设有党培养青年干部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等人曾在此就读。就上述情况而言，老渔阳里2号是发起建党之地，新渔阳里6号是建团之所。
这样两处在中共创建史上意义非凡的场所，后来却长期在公众视野与学术研究中湮没无闻，发生在渔阳里的建党伟业鲜有人知。近年来，上海党史学界通过重新发掘史料，揭示了这些场所重焕光辉的曲折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便指示上海市委注意寻访建党历史遗迹。1950年9月至1951年4月，上海市委调查核实了三处史迹并向中央报告，分别是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南昌路铭德里2号“党成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旧址即中共一大代表住宿地。1951年7月，中央指示上海市委：“这几个地方，如属可靠，即可用适当方式保存，留作纪念。”1952年，上海方面决定将这三处史迹联合建立革命历史纪念馆，其中第一馆为中共一大旧址，第二馆即老渔阳里2号，第三馆是博文女校。
各方对第一馆均无异议，对第二馆却存在不同看法，比如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局有关领导认为“纪念馆的布置对观众影响很大”，陈独秀等人住处“似可不必恢复原状”。上海市委在请示报告中也指出“第二馆有陈独秀的卧室，对观众既无教育意义，且使讲解上发生许多困难”，如果将此处“转作资料陈列室，则因地方狭小”，也不便布置；“渔阳里二号应否作为中央工作部的问题，我们不敢判断，希请示主席后决定”。1954年2月，中央有关领导前来上海视察后指出：“布置方针未确定前，尽量以不开放为宜。”由此一锤定音。1954年1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请示市委：“第二馆主要是陈独秀住宅，意义不大”，因此“可暂封闭，不再开放”，但可供给党史学者作“研究之用”。于是，第二馆最终停止公开，将其“作为纪念馆办公用”。此后老渔阳里2号逐渐湮没为民居。
老渔阳里2号门庭冷清的状况持续了半个多世纪，遗憾地成为“被遗忘的革命旧址”，与近在咫尺的中共一大会址的盛况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党史学界一直呼吁重视保护老、新渔阳里并加强研究。2001年，有关部门修缮新渔阳里6号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2018年，黄浦区启动“革命遗址保护项目”，对老渔阳里2号进行修缮和改造。2020年4月，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市长龚正率市领导前往瞻仰市内的六处红色革命遗址，其中就包括老、新渔阳里，可以视为对党的孕育之地光荣历史的一种追认。
随着党史学界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和对“党的诞生地”的弘扬，渔阳里重新焕发出光彩。有学者提出，从历史的连续性角度看待1920年中共发起组的成立与次年中共一大的召开，二者“都是‘开天辟地大事变’中的一页”，都是“伟大的里程碑的组成部分”。也有学者将老渔阳里2号定位为中共发展历程中的“五大历史见证地”。2017年至2020年，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联合其他单位连续举办了四届“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学术研讨会和四届“渔阳里文化论坛”，为中共创建史与渔阳里研究构建了学术交流平台。2020年，时值中共发起组在渔阳里建立一百周年，张云撰文指出该地在党史上享有“十个地”之誉。李瑊主编的“渔阳里研究”论文集《渔阳里：红色征程的起点》（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上海渔阳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孕育之地》（学林出版社，2020年版）先后出版，专注于渔阳里研究，体现了上海党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趋势的加强。
目前来看，“渔阳里研究”使得党史研究在“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上开拓了新的空间，获得新的活力。当下研究的显著特点在于解放思想，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趋势、近代中国思潮和上海城市发展的视角去审视党的创建过程。在20世纪初的时代背景与国际形势下，既将上海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也将其划分为若干个城区、社区展开微观研究，尤其对上海法租界中各块具有不同特点的社区进行剖析，使研究能够更加精细、多视角地下探到城市内部。目前已有研究成果体现了这一新特点，如蒋杰在《中共“一大”为何在“树德里”召开》中提出关于“一大”选址的论述，李瑊提出将西方城市学研究中的“社区”（城区）概念及范式运用到渔阳里研究中的主张。尽管有的研究未冠以“渔阳里研究”之名，但实际研究对象与之密切相关，研究方法也多采用历史学视角和社会学理论，综合借鉴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为中共诞生地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学科研究的新空间。
渔阳里与中共建党工作
1920至1921年间，老渔阳里2号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大致可归为五个方面，现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老渔阳里2号是中共早期组织与苏联、共产国际和远东共和国的布尔什维克之间的重要联络点。比如，1920年5—7月间，苏联伊尔库茨克政府派遣来华的波波夫到上海活动，“在法租界渔阳里二号与陈独秀见面”，其间多次造访。一些来自共产国际、苏联的情报便是由波波夫等人带到老渔阳里2号，以此作为中、苏革命者之间的主要联络站。1920年5月，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抵达上海，到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面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事宜，后来又多次举行座谈。日本驻沪情报部门长期监视老渔阳里2号的活动，视此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总部，称“上海共产党是全中国共产党员的代表机构”。
第二，老渔阳里2号也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之间的通信中心。中共一大以前，“各地中共小组概由上海小组负通信联络之责”。根据日本外务省所藏资料发现，陈独秀从上海向日本发信，任命施存统、周佛海二人为“驻日代表”，“负责与在日本的同志联系”。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张申府、陈公培、赵世炎在出国以前已经是中共党员，他们与上海的党组织之间始终“保持通信联络”。据张申府称，旅法党组织“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老渔阳里2号也发出一些信件或者派遣一些使者前往各大城市，协助当地建立党组织。如陈独秀从此处将“建党和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等情况通知了毛泽东”，并请其于长沙建党。
第三，老渔阳里2号还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的集聚地。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明星人物，其身边围绕着一批追求新知、倾向革命的青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毛泽东后来总结，“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深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这些聚集在陈独秀周围的青年革命者，有的直接住进其家中。如陈望道、李达、张国焘、张申府抵达上海后，就住在“陈独秀的家（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张申府把这里称作“党的总部”。
第四，老渔阳里2号是初步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地。毛泽东在1936年回忆，1920年他到访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又如，后来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林伯渠，1920年12月到渔阳里拜访陈独秀并多次与之座谈，由此转变信仰，加入当时上海的党组织。
第五，此地还是党的重要会议的筹备处或召开场所。李达回忆，“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即老渔阳里2号）召开的”。1920年夏，“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以后，经常地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社内开会”，与会者不仅包括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也有陈独秀召集而来的若干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讨论主题是“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问题”。包惠僧也说，老渔阳里二号“是陈独秀的住宅”，“在商量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初，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张东荪等曾到这个地方开过座谈会”。在陈独秀离沪之前，此地作为“经常集会之所”。施存统也回忆，1920年6月间“在陈独秀家里集会”，“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并由与会者起草党纲。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也是在老渔阳里2号开展的。会议前夕，李达在此发函要求各地选派代表到沪开会。大会期间，新渔阳里6号也发挥了党的“联络机关”的作用，“一大”代表常至此地活动。1921年7月30日晚，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破坏，代表群体迅速转移至老渔阳里2号商议对策。包惠僧说：“当夜我们到达李达家里会谈，在渔阳里二号，是陈独秀的住宅，李达也住在此处。大家的意见，明天的会，要改地方。”周佛海也回忆：当夜他“力疾跑到渔阳里去商量”，经商议决定翌日“早车赴嘉兴”。中共一大闭幕后，新成立的中央局会议多数“是在老渔阳里二号楼下客堂，或统厢房举行的”，“经常讨论向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汇报工作问题”。相关档案及回忆资料显示，中共创建时期的重要会议大多是在此酝酿或筹备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的必然趋势。环视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唯有上海具备建党的各种主客观条件。虽然上海建党是一个局部的地方事件，但反映的是全国各地党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正因为上海独特的政治地缘条件，老渔阳里2号所具有的这些多重功能和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在当时各地方党的早期组织中并不多见。究其原因，是由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它在建党过程中实际起到“临时中央”和“联络中心”的作用。“临时中央”一词来自包惠僧的说法，他在多篇回忆文章中强调上海党组织具有全局性作用，提出渔阳里“这个地方要算是我党临时中央时代工作部”。李达也说：“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张申府更将此处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党部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委经过调查后，也正式认定老渔阳里2号是“我党成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
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经过民主选举成立的中央局回到老渔阳里2号办公。这里作为最早的党中央机关驻地，在建党历程中发挥了极为独特的作用。2020年7月1日，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向公众开放前夕，上海文物局也将此地的铭牌从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更正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恢复了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渔阳里建党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第一，渔阳里是建党精神的重要起源地。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就是伟大的建党精神，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建党精神的核心内涵是：爱国奋斗、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追求真理、坚定信仰的求是精神，严明纲纪、恪守规矩的忠诚精神，开天辟地、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不畏牺牲的斗争精神。归纳起来，建党精神的根本是初心使命，核心在于立党为公。立党为公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性质的准确定位。《共产党宣言》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习近平总书记说：“共产党员要始终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心系人民、情系人民。”中国共产党人为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彰显了伟大的建党精神，突出了立党为公的宗旨，代表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将党的诞生地建设好、宣传好。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渔阳里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说：“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百年来，上海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不解之缘，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发之地，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地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共产党人梦开始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上海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三，以上海“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为契机，把光辉的渔阳里建党历史与红色文化资源利用好、传承好。红色历史是上海的荣耀，城市内留存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渔阳里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据2010年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统计，全市红色文化资源共计657处，现存444处；经过十年修复，至2020年上海的红色遗址达612处。这些红色遗址具有地位重要、时间集中、区域集中等特点。对这些红色遗址进行统一管理，发挥其资政育人作用，不仅有助于当下开展“四史”学习教育，亦也有助于深化改革开放。
近来，上海开始了红色资源的立法工作，提出打造“红色一平方公里”风貌区，即以中共一大会址为中心，囊括方圆一平方公里区域内坐落的许多革命遗址，其中就包括新、老渔阳里，以及过去少有人知的博文女校、维经斯基故居、又新印刷所等。通过对这些红色革命遗址的改造与保护工作，可以直观而立体地展现中国共产党从筹备、初建至正式成立再至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是初心孕育之地，而渔阳里就是上海的革命中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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