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丨上海中共建党的红色历史空间
摘要
在中国共产党长达一年多的组织酝酿、发起组成立、各地建党、筹开“一大”的历程中，上海是中共建党活动最为集中的城市，粗略统计至少有40余处相关场所。如此众多、遍布全城的建党红色资源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也是开展党史教育的最佳场馆。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5期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革命的初心之地。在“五四”运动中，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汇集了一大批革命者。他们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办报刊，搞集会，建社团，开会议，形成特色各异的红色政治场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伟业，也给后世留下了众多光彩夺目的红色历史足迹。
上海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近代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其他城市、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近代城市，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则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地与活动中心；而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则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了基本成员，上海发起组实际成为组建中共的“临时中央”。总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有声有色的活动也构成了上海近代史的华彩乐章。
城市空间是促成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党的必不可少的“地利”条件。上海汇聚了现代政党领导社会运动的所有资源和条件，如经济基础、中西交汇、信息传播、交通枢纽等。总之，上海近代城市化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
上海租界地带是中共早期成员活动的舞台，也是中共“一大”的会议场地。近代租界的存在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租界既是中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耻辱象征，又是中国人民获取现代经验、走向独立的开端。生活在租界里的华人既需忍受二等公民的待遇，又得以在外国势力庇荫下免受军阀或专制政府的骚扰，并躲避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外侵内乱。上海成为中西方文明共存、竞争、融合、多元的世界性大都会。不受北洋政府直接控制的相对独立的环境，使得中国革命者可以利用这一“缝隙”，进行反抗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并最终收回外国列强利权的革命活动。
相对于公共租界而言，法租界警力有限，管理相对松懈；法租界繁琐的批捕程序，也容易为革命党人的逃脱和营救提供机会。法租界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在客观上为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当然，这并不是说，法租界当局对中国革命更加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陈独秀钟情于法国大革命，钟情于法兰西文化，这也是他选择在上海法租界居住与活动的理由之一。他主编的《青年杂志》自创刊号起就特别地加上了法文：LA JEUNESSE。
再深入分析，早期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主要栖居在法租界中区。1914年法租界完成最后一次扩张，将西界推进到了徐家汇地区，然后开启新城区的建设规划。在新兴的“西门区”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望志路（今兴业路）等相继建成，这里交通便利，房价相对便宜。陈独秀寓所的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等，“一大”代表居住地白尔路（后称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以及“一大”会址望志路106号、108号（今兴业路的76号、78号），形成了中共建党的核心场域。这个新街区即是“西门区”，而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就在这个区域内。当然，渔阳里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性街区。
渔阳里街区：建党活动的中心场所
渔阳里街区作为上海建党的活动中心，被赋予了重要的时代使命：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创建中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革命青年的培育中心、工人运动的策划中心和各地建党的指导中心。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追捕，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离京，只身来到上海，“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4月，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于是，一系列的建党画卷便依次展开。
返沪后，陈独秀邀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复刊之事，参与商谈的有《星期评论》的编辑李汉俊、沈玄庐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等人。不久李达从日本回沪，担任编辑工作，并入住老渔阳里2号。5月，陈望道被邀请加入编辑部。复刊后的《新青年》杂志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前沿阵地。9月《新青年》刊出一则启事：“凡关于投稿及交换告白杂志等事（彼此交换杂志均以一册为限），均请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社编辑部接洽，凡关于发行事件，请与上海法大马路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总发行所接洽。八卷一号以前的事仍由群益书社负责。”
5月，陈独秀、李达等在老渔阳里2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为召集人，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邵力子、戴季陶等。夏天，在陈独秀的倡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由陈望道翻译的中国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就是交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研究社还先后出版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和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经典书籍。
6月，陈独秀约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和陈公培，在此成立“中国共产党”，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施存统回忆：“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起草纲领十余条。”老渔阳里2号成为革命者的聚会中心，各地的革命者纷至沓来，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着一行字：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可见当年之盛况。毛泽东也走进了渔阳里，与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后来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情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是他“一生中最关键时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一大”以前，先后在老渔阳里2号入党的有李达、沈雁冰、林伯渠等20人左右。
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李达任主编，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沈雁冰等为主要撰稿人，该刊公开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持续至1921年7月7日。
1920年8月15日，发起组在老渔阳里2号创办《劳动界》周刊，这是革命知识分子创办的第一份专门向工人宣传革命理论的通俗读物。由李汉俊任主编，陈独秀、李达、沈玄庐等为编辑，主要撰稿人有陈望道、邵力子、袁振英、柯庆施等，分设国内外劳动界、演说、时事、小说、诗歌以及读者投稿等栏目。李汉俊发文指出：“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劳动界》周刊深受工人的欢迎，发行量较大，影响深远，各地效仿上海也相继创办工人刊物，如北京创办了《劳动音》、广州创办了《劳动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苏俄影响陆续诞生的各国共产党，为表明其产生的必然性与活动目的，模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写成了各国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23日，上海的共产党发起组也循着这一普遍的历史规律，于老渔阳里2号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一宣言首次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也是首次较为系统地表达了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也是革命者的重要活动空间。1920年7月，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使团在此设立中俄通讯社，1921年1月起称华俄通讯社。新渔阳里6号由杨明斋租赁并担任社长。通讯社由维经斯基提供经费，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公开活动机构；其不仅是共产国际使团在中国的第一个工作机构，也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最早的通讯社。为扩大信息传播，其还在北京设立分社。据曾在通讯社工作的刘仁静回忆，“一九二○年，我找到了一个工作，就是在北京的‘华俄通讯社’（也称中俄通讯社）里，把北京报纸上的消息译成英文，再有人把他译成俄文，通过电报发回莫斯科”。通讯社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报道中国革命情况，发送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提供的消息。一面向《新青年》《民国日报》等供稿，介绍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情况、材料；一面将京沪报纸有关中国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向苏俄报纸供稿。该社所发的第一篇稿件是7月初刊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8名平均24.5岁的年轻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首任书记。在俞秀松撰写的青年团章程中明确规定，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平等；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宣传社会主义。入住于新渔阳里6号的，还有俞秀松、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包惠僧、李启汉等参与建党的青年人，他们时常聚集到这里，热切探讨救国之道。
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苏俄、共产国际决定创办一所东方大学，以培养东方的革命干部，于是陈独秀决定办一所学校，培育后备干部。9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新渔阳里6号创办外国语学社，校长杨明斋。学校在《民国日报》上公开刊登招生广告。于是，16岁的任弼时，17岁的肖劲光，18岁的罗亦农，22岁的刘少奇，还有彭述之、蒋光慈、王一飞、任作民、柯庆施等，走进了新渔阳里。据肖劲光回忆：“我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到俄国去，学习革命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所以，我们学习俄文，都很用功，很刻苦。”其中湖南、安徽、浙江三个省籍学生最多，曾在学社中学习过的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晚年回忆道，“这个班大约有三、四十人，以安徽湖南的人为多”，为了在语言、生活习惯上方便些，分成皖、湘、浙三组，曹靖华为河南籍，被插进安徽组。外国语学社的革命教育活动还是引起了法租界的警觉，遂于1921年4月29日，被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自此，外国语学社的活动受到严密监视。8月，外国语学社宣告结束，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奔赴莫斯科进入了东方大学。
同时，渔阳里街区是工人运动的策划中心。1920年10月3日，李中（原名李声澥）作为筹备书记在新渔阳里6号主持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确定了机器工会的五大原则。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人以嘉宾的身份出席会议，陈独秀被邀请为暂设经募处的主任，并促成了上海最早的两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的诞生。李中等五人被推选为机器工会办事员。毛泽东曾赞誉过他的这位同乡，“李君声澥以一师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李中成为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的主要创建人。
综上而言，新老渔阳里叠加了许多建党的活动。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地位是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商议建党的首议地、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陈独秀的居住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第一本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校对地、中共第一份党刊《共产党》的编辑部、筹建各地共产党组织的“临时中央”所在地、中共一大的筹备地（发起、筹备地和会务组织、报到场所），后来还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共“中央局”办公地。同样，新渔阳里6号是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地、中俄通讯社的所在地、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地和外国语学社的办学地。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党精神的发源地。
“一大”会议代表活动的相关空间
随着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召开中共“一大”被提上议事日程，老渔阳里2号成了筹办这次会议的秘书处。是年初夏，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向各地发函，选派代表来上海出席“一大”。
按照中共“一大”会议会务组的安排，除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住在家中，陈公博携新婚妻子住在南京路的旅社外，其余代表安排住在博文女校内。创办于1916年的博文女校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办学，后搬到白尔路389号延庆里（今太仓路127号）。黄绍兰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两人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同乡之谊。而李汉俊的嫂子——李书城的夫人薛文淑——是博文女校的学生，因此李书城、李汉俊与黄绍兰相熟。李达夫人王会悟担任过徐宗汉的秘书。1921年暑假期间，发起组通过几条线，租借博文女校校舍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
博文女校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就是当时代表们下榻的地方，毛泽东住靠西的一间，睡在用两条板凳架起来的木板上。这里成为“一大”代表的食宿地，也为代表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建党经验的活动场所。
中共“一大”的主要会场在望志路106号。树德里石库门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位于望志路的北侧，而马路对面的南侧当时还只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路口向西也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这里人烟稀少，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1920年秋，树德里房屋刚建成，李汉俊就随兄长李书城等从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搬迁入住。
1921年7月23日，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李书城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后，住进了旅馆。目前尼克尔斯基的住处尚难以确认，而马林的住所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张玉菡研究馆员的考订下有了突破。马林抵沪后入住的旅社为Oriental Hotel，位于南京路北侧的先施公司东亚旅馆（今南京东路60号），房间号36室。至1921年6月14日，马林迁往麦根路32G号德文学社的公寓，经新旧地图比对，其址在康定东路归仁里（今康定东路3弄）。
此外，还有诸多的其他建党空间，不一一列举。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长达一年多的组织酝酿、发起组成立、各地建党、筹开“一大”的历程中，上海是中共建党活动最为集中的城市，粗略统计至少有40余处相关场所。如此众多、遍布全城的建党红色资源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也是开展党史教育的最佳场馆。
毫无疑问，红色革命的历史是上海城市的重要文脉。上海建党的众多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是承载红色历史的重要空间，建筑能将历史予以最为理性、直观和广博的呈现。这些中共建党的初心始发地，也是独一无二的红色历史地标，形象而直观，丰富且独特，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它们是上海乃至中国不可或缺的红色纪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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