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丨“正统在我”：中古正统建构与文学演进
摘
要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中古各政权有关政治正统地位的建构与争夺对文学发展之方向与内在演进所产生的影响深巨。二者互相涵育，不仅促进了十六国至南北朝文学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呈现，也为隋及唐初南北文化与文学的真正融合提供契机和可能性。唐代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就是各种文化与文学元素经过“百川东到海”式的激荡而产生的。
作者简介：
王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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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7期
在中国古代，正统建构既关系天下稳定，也攸关每一个王朝和帝王的执政合理性，因而，其在政治文本、思想文本和文学文本中均有呈现。十六国南北朝各政权对抗时间久长，政权更迭频繁，且与华夷、南北等问题相糅合，故此一时期的正统之争在国史上尤为激烈，对文化及文学发展的影响亦特深巨。本文拟以正统争夺为语境，对十六国君主的文学形象建构、南北文学对立和隋唐文学融合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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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胡主“雅好文学”与正统制造
西晋永嘉乱后，十六国君主“俱僭大号，各建正朔，或称王爵”。然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几乎所有胡主都意识到，唯有在文化身份上获得华夏民族认同，方能“擅中华之称”。但由于胡汉矛盾激化，“夷夏之别”亦由先秦两汉时的文野分际逐渐转向种姓之辨，故胡主欲在中原建政树统，种族之别是必先克服的障碍，而“制造祖先”以改变文化血统则成为其破解此难题的重要手段。十六国胡主常通过对族群记忆与祖先记忆的重新建构，带动族群边界移动，以实现对本民族族群身份的重新塑造，进而调适“中国人”的成分与性质以淡化华夷界限。具体到操作层面便是“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即攀附中华圣贤为祖，对己族塞外历史予以刻意遮蔽或“选择性遗忘”，从而“制造”出华夏正统的身份，使“当下通过历史关系的调整变得具体并获得意义”。此在刘雄等人的身份构造过程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刘雄乃刘渊弟，其墓志所体现出的血缘谱系，反映了前赵君臣建立正统的努力。刘渊是十六国时较早树立王旗者。进入中原后，他将历史上汉匈间的舅甥关系这一历史资源转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源，起事之初自称“冒顿之后”，后谓“汉氏之甥”。称王后，他远祀汉高祖及其以下三祖五宗，且近尊蜀汉刘禅，把汉匈两族最高贵的政治血统巧妙嫁接，为其政权建构起充分的历史基础。此种“制造祖先”的做法在其他胡主处亦屡见不鲜，部分胡主甚至将祖先建构的触角延伸至华夏先祖。如后秦开国君主姚苌之父姚弋仲云其为“有虞氏之苗裔”，大夏国主赫连勃勃则云其为“大禹之后”。此于《晋书·载记》中颇常见，其结构化的情节是：一个远古华夏的英雄或其子孙，因各种原因远徙边地，后成为本地土著的统治者和开化者，而本土民众也就自然成为他的后裔。通过记忆回溯和文人学者的称颂赞咏，胡主在政权内部反复论说自己的合法性与正统性。这类祖先制造模式的频频使用，充分表现出胡主在文化谱系中将自己的族源与华夏文化进行嫁接的努力和为自己的政权寻求合理性法统、文化依据的热情。
和中原历代君主一样，少数民族领袖不仅利用华夏原有的符号系统，如祥瑞、图谶、德运，甚至还利用天文星占和史书编撰来论证自身的正统地位。据《晋书·载记》载，十六国君主们从孕育、出生、外表都具有一系列异于常人的表现。这种模式化书写套路，基本遵循了《史记》《汉书》等经典对古之圣贤和受命天子的书写标准，将原属华夏圣贤的身体符号予以复制。这既满足了胡主们的自我期待，也左右着读者的阅读认知，从而创造出社会化的崇拜趋向，充满着浓郁的政治意义。另外，沿用华夏历史叙事模式，让人在阅读十六国北朝历史时，不自觉将其代入秦汉魏晋华夏帝国的正统谱系中，从而在叙事模式或框架中不露声色地植入正统建构的意图。
在“制造祖先”和“身体复制”外，以文学为途径塑造其文德形象也成为正统建构的有效手段。如《晋书·刘元海载记》云前赵国主刘渊自幼好学，对“《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渊从祖父刘宣“好《毛诗》《左氏传》”。刘聪“善属文”，曾撰“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渊族子刘曜亦“善属文，工草隶”。可见前赵数代国主及皇室成员多善诗能文，几可肩随汉魏皇室。前燕国主慕容皝虽进入中原稍晚，但也“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后燕国主慕容宝亦颇“工谈论，善属文”。后秦国主姚兴长子姚泓“尤好诗咏”。成汉国主李雄第四子李期，“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南凉国主秃发傉檀子秃发归年十三，曾撰《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其父秃发傉檀将之比为曹子建。前秦苻坚“博学多才艺”，其弟苻融聪辩明慧，下笔成章，时人拟之王粲。苻坚从兄子苻朗每谈虚与玄，不觉日之将夕，及临刑，志色自若，并赋诗言志，颇得老庄之趣。
史料所塑造的崇儒尚文的胡主形象，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常充满矛盾，其中不难见出史料拼凑以求润饰的撰述目的。历史书写是颇受政治激励与操纵的文化生产过程，特定政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常利用政治权力对历史书写与文学生产进行干扰。十六国各政权之国史是政权自身形象建构的生动文本，对君主形象之润饰又是其题中要义。虽然十六国国史被毁者甚众，但通过散见及残留的文本，仍不难见出南进中原的十六国君主们希冀通过篡改国史而力图净化和重构自我形象的努力和用心。至北魏，崔鸿访寻十六国国史，编订《十六国春秋》，后又为房玄龄《晋书》取资，据此可知十六国《国史》《十六国春秋》《晋书》间存在着完整的文献因袭链条。换言之，《十六国春秋》《晋书》在撰述和史料采用上均受到十六国国史的影响，《十六国春秋》和《晋书》对胡主多虚美隐恶之辞，这与其说是出自北魏崔鸿或唐代史官之手，不如说是十六国史官和国主苦心孤诣、联手润色的结果。
综之，十六国胡主借助文学文本，塑造其文德之君的形象，编织“正统在我”的合法性证明，此不仅吻合华夏民族的心理期待，亦符合经典叙事的话语逻辑，易获得华夏民族的认同，从而奠定其执政的合法性，并在政权内部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终使文学文本派生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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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各方“引善自向”
与文学的相互定义
公元439年，北魏结束了十六国以来的纷乱政局。在正统观念上，北魏除了沿袭十六国原有的“血统正统论”，还进一步展衍出“空间正统论”和“文化正统论”思想。“空间正统论”主要是仿效“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天体运行规律，确立以中原为中心的地理正统观念。与地理空间论并行的还有“文化正统论”。北魏入主中原后，在文化建设上不断加强去夷即夏的努力。孝文帝自幼就雅好读书，其在位期间，还多次以华夏正统继承人的身份频繁参与祭祖、祭天、祭圣等活动。通过一系列举措，旨在“以仪式感和庄严感，来彰显帝国与文化的威权与正统”，进而强化北魏在华夏文化与历史链条中的正宗身份。
与此同时，北朝君臣也还致力于不断削弱甚至消解东晋之正统性，南北正统争夺和文化冲突遂呈现出异常激烈的态势。如南北使臣互聘就更多以折服对方为目的，以维护己方正统。陈庆之使北时曾云“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当在梁朝”，杨元慎则予以反唇相讥，并从地理中心论的角度突显北方乃正朔所在之优越性。北魏时，南齐刘缵奉命出使北魏，谓：“此山去燕然远近？”。北魏主客令李安世反唇回曰“亦由石头之于番禺耳”，斥南齐为蛮夷。他们的言辞既是政治宣言和立场宣示，也是正统文化观念的呈现。受此影响，南北双方对己皆充满心理优势和正统自信，对彼则充满警惕和敏感。《洛阳伽蓝记》卷一所云的“推过于人，引善自向”正是各政权在文化上互相诋毁以构建有利于己之文化形象的惯常手法。这不仅反映在官修史书与政治外交场合，也大量存在于民间和社会大众的文化观念中，并与华夷、南北等固有观念相糅合，从而使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对抗与争夺显得复杂而多元。
此风所扇，文学创作与交往遂再次成为争显优势、建构正统的重要场域。首先，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体现了征服与征服者的历史。《羌胡伎》《横角鼓吹》等曲多源于北境，其辞亦多以胡语写就，传入南朝，虽以异国情调带动起新的流行趋势，但“歌辞虏音，不可晓解”，在南北对立的背景下，南人对于北人曲辞的翻译与接受必先经过心理和情感的认同，从而使歌辞烙下文化冲突和正统之争的印记。《魏书·祖莹传》尝载，王肃自南入北后，官拜尚书令，曾于尚书省内作《悲平城》一诗，为彭城王元勰误作《悲彭城》诗，从而使一场诗歌创作与吟咏活动中暗含着紧张、激烈的文化冲突。“平城”与“彭城”在双方诗作中均以极具主观色彩的政治景观存在，因而在正统争夺中具有深刻的象征含义。彼此对对方故土和记忆的伤害，显示出浓郁的文化对抗意识。
另外，据《洛阳伽蓝记》载，王肃所娶北魏（陈留）公主于诗歌应答如流，反应敏捷、承接巧妙均显示出北魏洛阳时期贵族妇女于文学上的造诣深厚。然而杨衒之隐藏在其中的文化态度颇可玩味，其以北魏为本位的文化心态，使《洛阳伽蓝记》一方面借文字以达到抑制南朝文化之目的，另一方面又积极维护并夸饰北人成绩，以彰显、提升北朝的文化品位，褒贬损益之间，“正统在我”的心理隐然可见。
使臣作为国君之代表，维护国体之正统乃其职责所在，然一旦文学交流有损于正统建构，则文学亦会因此成为定义彼此的工具。“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徐陵虽在北地对魏收文集予以接受，但其一旦返回南方，则沉之于江，这固然与二人诗美标准之差异性体认有关，但更与徐陵代表的南方文化自身所充斥的文化优越感有关。徐陵对魏收的做法，魏收又施于傅縡，甚至将其赠诗讥为“以蚓投鱼”，借贬低对方以建构自我文化优势之动机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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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之际正统追尊与文学融合
公元589年，隋灭陈而一统天下，现实政治中的外继性正统对抗遂暂告结束，但隋唐政权究竟以梁陈、西魏北周、东魏北齐何者为政治统绪，成为摆在隋唐君臣面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对此，官方与知识思想界的认识似并不一致。早在隋灭陈后不久，杨坚就与群臣自觉继承了北周的正统秩序。之后，李唐代隋而起，依五德转移说推导，奉周、隋子孙为二王后，自觉继承北朝法统。天宝八载（749年）七月，玄宗诏封元魏后人为韩国公，意味唐室将其所继承的北朝法统已由隋、周上溯至北魏了。
综合来看，隋唐的北朝正统论，基本遵循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的秩序展开。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灭陈，国家一统，政治与地理版图虽已一体，但文学与美学上的对立仍在持续，数百年对立所致的文化隔阂难在短期弥平，其必以惯性影响特定时段的文学、文化演进。
在《隋书·文学传序》中，魏征对南北朝文学的观察主要聚焦在北魏太和元年（477年）至北齐天保十年（559年）这八十余年间，并体现出如下特点：
首先，其以北魏—东魏—北齐的历时性叙述路线，表明魏征对文学的观察与其对正统归属的考量基本一致，都是在东魏—北齐的视角下展开的。而对南方文学的评断，则基本是以北方文学为背景和坐标的，是在北方（北齐）话语体系中展开的。其次，魏征对待南北文学表面虽似公正折中，实则暗含正统之争下的文学优劣判断。其论述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观念上：内容（词义）/形式（宫商）、阳刚（贞刚）/阴柔（清绮）、理性（理胜）/感性（文过）、实用（时用）/抒情（咏歌）。魏征对南朝文学的表彰截止到梁武帝天监年间，之后他对宫体诗予以抨击，云其“词尚轻险”，从而给宫体诗以“亡国之音”的政治评价。与此同时，魏征还利用其“受诏总加撰定”的身份“对南方文学颇加指责，而独厚北方文学”。以往论者多从儒家角度辨识其意义，其实当中亦蕴含文化正统争斗中取胜一方的眼光。文学多与道德捆绑，成为政治的祭品，尤其是在南北分裂动荡的局面下，北方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必然带动对南方文化的强制性收编。
隋唐一统后，南北对立从原本政治、地域的分裂转化为文化隔阂，南人所一力推行的“南文/北武”逐渐被“南文/北质”的二元结构所代换。文/质这对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悠久历史。在南北朝时，南人出于政治需要，将北方塑造成蛮荒、自然的边地，以强调北人之鄙野。然“自然”是一个意涵模糊、富有张力的概念。从消极层面看，“自然”是粗疏、荒蛮的；从积极方面看，“自然”又是质朴、天然、不事铅华的。在初唐，胜利的北人接受了“自然”的界定，但着力消解其“荒蛮”的一面，强调其“质朴”的一面。随着“自然”涵义的迁移，虽然统治者继续把南人置于“文”的地位，文/质的二元对立却产生了新的意义。在“质”映照下的“文”，已不具有积极的意义，甚至有过度雕琢和修饰的贬义。初唐君臣将南北朝正统之争背景下相互否定的历史再次重演，通过对“质”之价值的肯定与崇敬，对“文”之意义的弱化，其实质仍是树立北朝隋唐正统论的观念。
质实而言，南北两种异质文学的激烈碰撞，只能通过对传统的梳理，建构彼此皆能接受的文学源流与传统，方能真正完成文学融合。对南北朝文学而言，彼此都认可并接纳且时间距离最近的文学传统便是建安文学。在北朝文学“尚质”传统的影响下，卢思道、薛道衡等在创作中多展现出豪壮悲凉的特点，其所蕴含的生命精神的回归正契合建安文学特质。遗憾的是，他们对此并无理论阐发，进而难以带动一时创作风尚转向。于南方文人而言，对北朝文学的疏忽并不妨碍其理论思考的深入。刘勰指出南朝文学具有“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的缺陷，类似的反思性话语在钟嵘《诗品序》、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也有体现，但这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我圆满，要具有可操作性，同样需要在创作中寻求可供参照的对象。另外，南朝文学批评对建安文学的高度评价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理论上意识到南北文学融合的必要，而只是表明他们已认识到南朝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继承是片面的，从而呼唤被遗忘的生命精神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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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中古各政权有关政治正统地位的建构与争夺对文学发展之方向与内在演进所产生的影响深巨。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它不但被社会文化中现存的意识形态所决定，同时又在生产着意识形态，塑造甚至改变着意识形态。因此文学创作也主动参与到正统建构的过程中去，为其提供争夺场域和形象建构的手段，形态各异，却都服务于“推过及人，引善自向”的目标。二者互相涵育，不仅促进了十六国至南北朝文学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呈现，也为隋及唐初南北文化与文学的真正融合提供契机和可能性。唐代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就是各种文化与文学元素经过“百川东到海”式的激荡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