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飞丨对话的伦理与新文化道德规范建构——以“五四”新旧思潮论战为中心

摘  要

“对话”伦理的确立标志着新文化生产中“对话”范式建构的正式启动，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特质，秉承思想自由原则，坚守现代民主社会道德、法律准则，还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印记。

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摘自《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8期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巨大进步，广泛开展的思想讨论与观念交锋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出现于新文化运动后的“新思想报刊”成为活动开展的主要载体。各时期思想精英都郑重思考如何运用报刊这一新兴媒介推动对话交流，以及对话交流应该遵循的活动原则。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派为代表的新思想领袖率先建构“新思想报刊”在新思想文化对话交流活动中应遵循的路径与原则，为思想文化发展开创了新传统。新思想领袖能完成新开拓，不仅是“新思想报刊”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包含其对自戊戌维新到民初近代新兴报刊在思想文化活动中的行为模式、遵循原则的继承与强烈反思。引发新思想领袖反思既往并自觉开创新路径与原则的历史契机，是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春的新旧思潮论争。

“一战”结束前后，得时代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对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得出新结论，不再追逐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思想被新崛起的世界范围的新理想主义、和平主义等革新思潮占据。随着观念的根本转移，他们成长为集革新家、舆论家、宣传家于一身的新思想领袖并以群落形态聚集，这标志着中国变革之路的根本转向。新思想领袖群落在巨大思想变局中直接铸造出“新思想报刊”。以《新青年》为起点的“新思想报刊”与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宣传媒介差异巨大，其功能定位变成对理想主义世界改造运动的理论宣传与实践鼓动，承载新时代，簇新社会理想。“新思想报刊”舆论活动方式及应遵循的对话交流方式、伦理原则自然发生质变。新文化运动之初“新思想报刊”刚出现，没开展成规模的舆论宣传与思想交锋，因此“新思想报刊”的舆论活动方式，以及应遵循的对话交流方式与伦理原则问题，未得到新思想领袖的特别关注。直到首次大规模思想讨论与交锋——新旧思潮论争及舆论攻防战——展开，触发新思想领袖正视两个时代报刊媒介舆论活动方式、舆论手段的本质差异，并申明“新思想报刊”舆论活动应坚守的对话伦理。这可视作自觉建构新文化生产道德规范的开端。

晚清、民初报刊舆论习气与“双簧信”、林纾师徒的搏战

 解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最富标志性的论战——林纾等与“新青年”派的鏖战——须从晚清、民初报刊媒介孕育发展出的舆论风气和舆论活动惯例谈起。论战主因是“双簧信”事件。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3号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刊载新旧文学家相互论辩的两封信。首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模仿旧派口吻，质问“新青年”派颠覆传统思想观念、伦理原则与文学主张；随后，刘半农以“新青年”派代表自居，逐条批驳，言语轻薄，措辞强横，并直指近20年影响巨大的林纾，否定其文学活动价值。这激起俨然以旧派文坛宗师及卫道领袖自居的林纾的愤怒。他以卫教名义站到社会舆论聚光灯下，与“新青年”派论理。

在“双簧信”事件多数知情者看来，钱、刘作法不光彩，胡适等“新青年”派和许多新旧知识分子批评此举轻薄、草率，且以化名攻击敌手亦显卑劣。这些舆论活动手段是胡适等所不齿的民初旧派报人的不良手法。借助新兴报刊媒介、以不正当手段打击对手的现象在晚清报刊界盛行，多集中于革命派、维新派、立宪派等改革势力间，以及他们与清政府等旧派政治势力的争斗中。尽管采用不良手段与高远理想不相融，但革命派等为改革手段暂时从权。然而，民国建立，共和目标初步达成，晚清报刊盛行的以不道德、无底线手段煽动舆论、攻击对手的做法被完整承袭，渗透到逐步败坏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大批报人自甘堕落。一方面，宁为无良政治、肮脏社会活动前驱，开始沦陷于民初毫无节操的污糟党派政治中，紧接着沦为袁氏政权打击政敌的舆论大棒。政治丑行中都穿梭着堕落报人，他们公开造谣、蛊惑、栽赃、勒索。此不良传统未随袁世凯弃世而消歇，反被固定下来成为报刊舆论活动的惯例。另一方面，大批报人在不良政治、社会中推波助澜，将此类活动变为牟利工具，创造黑幕文学、影射文艺、泼秽水的批评等文艺形态，并建构巨大产业链条。同时，堕落报人在不良政治生态和舆论活动中发展出多种类型的纯熟构陷、攻讦手段。这些普遍存在的堕落的报刊舆论活动产生严重后果，导致社会环境加速败坏，更令普通大众乃至知识界逐渐淡漠于对社会基本道德原则的坚守，认为报刊舆论活动超越底线的行事方式本应如此，甚至有意模仿并纯熟运用，包括“新青年”派中坚分子钱、刘。刘半农长期混迹于海上文坛与报刊业，对行业手段极为熟稔。迫于社会大众与报界同业始终不认可《新青年》，钱、刘采取民初报人惯用的非常规手段来实现突围。

钱、刘首先设计出论敌，即作为旧派代表的虚拟人物王敬轩，他们依照旧派思维特点及对新旧思想、文学等问题的关注点，精准设置论题，有意放大负面形象，将其设计得极端冬烘迂腐，与旧派不完全符合；钱、刘在答复虚拟建构的论敌时，精心设计，采用极具刺激性的表述方式，肆意抛出爆炸性论点与挑衅性言语。通过专门策划与精心设计，钱、刘有计划地制造出社会舆论热点，借助不正常的报刊舆论话语场域，有效鼓动社会舆论。按民初报刊舆论界的固定套路，“双簧信”效果颇佳，超过预期。

林纾与弟子张厚载奋起搏战，反击方式不脱民初报刊活动固定套路，效果与“双簧信”不相伯仲。林纾在这场主要通过报刊媒介的舆论搏战中采用过正当做法。他紧随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引起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余颂华讨论；他在北京《公言报》公开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质问蔡纵容教师倡导“覆孔孟、铲伦常”、废古书、兴土语。但同时，林纾借助上海《新申报》《神州日报》、北京《公言报》等旧派阵地和庸俗小报发起舆论攻伐战，大肆运用民初舆论活动最卑下、低劣的手段。1919年2—3月间，林纾在《新申报》为自己所设的专栏“蠡叟丛谭”中发表影射小说，公开侮辱、诽谤、诅咒“新青年”派新思想领袖，对“名教罪人”恨不得食肉寝皮，疾呼武人维持礼教、消灭言论，行事丑恶、卑劣，与无行文人、堕落报人毫无二致，令舆论大哗。客观而言，林纾的做法和钱、刘生造王敬轩的行为本质接近，深受民初舆论活动不良习气影响。不仅如此，林纾与张厚载采用更恶劣的手段，游说北京政府各派力量，伙同安福系，与军方、警方、特务机构和国会的反新文化势力暗相勾结、密切磋商；与此配合，他们借助烂污小报、小册子、专栏，如张厚载在《神州日报》主持不定期栏目“半谷通信”，制造谣言煽动舆论，意欲引发政治力量干涉，掀动社会恐慌，借此达到从组织到人员消灭新文化群体的企图。

论战伊始，社会舆论符合林纾等的预期，他们借助不正常的报刊舆论话语场域，充分利用谣言在公共话语、政治生态中的传播、煽动与破坏力，使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旧之争发酵成重大社会政治事件。谣言在北京四起并迅速传遍全国，各地报刊舆论界都在散播与讨论。谣言风传北京政府各派力量，包括总统府、总理府、国会、安福系，以及军方、警方、特务机构将对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思想文化群体，尤其对推动新文化并为其保驾护航的北大校长和“新青年”派主要领袖施以重手打击，引起社会的极大恐慌。同时，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据称参议院提出议案查办蔡元培、弹劾教育总长傅增湘。林纾等自以为得计，确信倾覆新思想文化只在旦夕之间。林纾、张厚载旧文人积习甚重，且长期受晚清、民初不良舆论风气熏染。在他们看来，采用这些手段无可厚非，因为是按舆论活动的惯例行事。

新旧思潮论战与“新思想报刊”对话伦理的确立

 林纾与张厚载是时代落伍者，思想与视野的局限使其无法洞悉整个时代观念的遽变，未能及时感受整个社会对报刊舆论界的要求和定位正发生质变。转变的出现离不开蔡元培与“新青年”派思想领袖的有意引导，更是大批进步报人力图一扫报刊舆论界恶劣习气而主动作为的结果。谣言四起之际，新思想文化力量和进步报刊、报人高歌猛进，不约而同地集体讨伐旧派力量。

笔者关注的重点是，新思想文化势力和进步报人通过新旧思潮论战扭转民初无道德底线的报刊舆论风气，以及重新为报刊舆论活动确立新标准，树立新风气。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新思想领袖和参与论辩的新思想文化同路人、进步报人等慎重审视首场真正的思想交锋，反复阐述同一命题，即以报刊媒介为舆论平台的思想讨论、文学批评应遵循的道德标准与伦理原则。他们清醒认识到当时报刊舆论活动乱局形成的症结所在，认为只有尽快清除长期污浊风气，才能建构合乎新时代要求的健康媒体舆论平台，以公正、自由的讨论机制保障有效知识生产、真知探求。他们借此时机集中倡导新标准、新风气，希望启迪报刊界自觉改造报刊舆论活动方式，并期待彻底改变普通民众与知识界扭曲已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新思想文化力量和进步报人为确立新标准、树立新风气，着重申说报刊舆论活动的道德、法律与思想底线问题。首先强调坚守中华民国资产阶级宪法的思想自由原则。全国教育界、进步报人面临现政权可能再度承袭袁世凯对宪法原则公然破坏的巨大威胁，立刻同仇敌忾，群起抗争，严厉批判以暴力压迫思想自由的行为，揭露黑暗政治势力破坏宪法的险恶用心。

同时蔡元培和“新青年”派领袖从各自角度阐释新报刊舆论活动应遵循的道德标准与伦理原则。蔡元培在新旧思想争端中作出重要表述，其预设受众是整个中国社会，因此坚持将争论全部置于公共舆论媒介平台，将林纾《致蔡鹤卿太史书》与回信同刊于《北京大学日刊》。蔡对林提出的卫教、白话文等核心问题极少正面应答，这不是其话题重心，蔡撰文的立意和逻辑思路是为阐明“思想自由”原则和“兼容并包”主义，及教员校外政治言动与学校无涉的现代大学理念，乃至立身处世的正当道德规范与伦理原则。蔡虽围绕北大论述，但阐述的不仅是现代大学需遵守的准则，更是文明世界的基本准则，认为文明世界最重要的报刊舆论活动也须循此通例。此外，蔡将与张厚载的通信刊载于本期，期望通过这一对话阐明一些原则。蔡批评北大学子和媒体从业者张厚载严重违背做人底线，道德有亏：一方面蔡指责张明知林纾小说意在毁坏北大名誉，却主动助其师投稿发表于报刊媒介并传播扩散，败坏本师声誉，损害母校形象；另一方面，蔡批判林以“谩骂语轻薄语”侮辱人格“实为失德”，实际也指责张利用媒体从业者的便利条件推波助澜，帮助散播不道德、无底线的污言秽语的行为。蔡通过具体分析林、张借报刊媒介做出失德行为来强调作为文明社会成员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其批评对报人是一种尤为严厉的警示。总之，蔡元培的重要论断对步入革新的报刊舆论活动影响重大。

作为新思想文化运动领袖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灵魂人物，陈独秀自新文化运动伊始即立场鲜明地宣示，作为有“主义”的报人，为维护真理必须彻底、毫不妥协，采取决绝手段进行正当斗争。在思想斗争舆论阵地中，陈独秀偏爱《新青年》“通信”栏，他关于坚守“主义”的报人需恪守原则与维护立场的论断集中于“通信”栏中对读者来信的回复。作为坚守“主义”的新报人，陈独秀可称典范：一方面，他俨然真理化身，态度极端强硬，口吻不容置疑，当有人质疑“新青年”派对守旧人士态度过于严厉、专横时，其驳斥斩钉截铁、果决而坚定；另一方面，他与对手论辩时，始终严守目的与手段完全一致的原则，意见表述坦白直接，使用手段正大光明。陈独秀作为新思想文化领袖与报刊媒体革新的首创者，其尊奉的行为准则为报刊舆论活动革新作出表率，并在“新青年”派的“《晨报附镌》时期”和“语丝派”的活动时期得到更充分的落实和发展。陈独秀创立的《新青年》属于第一份由信奉共同主义的同人主持的“新思想刊物”，为后来新思想、新文学刊物提供了办刊标准与范式。需要说明，在坚守“主义”的新报人看来，“为主义”办报，为宣扬真理的思想交锋，与民初政党烂污的办报手法、卑劣的争斗伎俩间横亘着巨大鸿沟。陈独秀“为主义”办报的理念和经验，很快随他转向共产主义而被运用于党刊的创办，开创了现代中国新型政党刊物的办刊传统。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他期待遵循现代民主社会讨论、磋商的交流方式，将“新思想刊物”塑造成讨论问题、研究学理的公共论坛，倡导以公平讨论、和平竞争推进思想自然进化，强调宽容。胡初次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时申明原则，并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媒体活动中严格遵循，甚至在“新青年”派与林、张激战之际向张厚载约稿，希望引起讨论。正因胡邀张参与，“新青年”派和进步戏剧家据理辩论，使“五四”新旧论争在正当伦理约束下取得成果。胡在《新青年》编辑部解体后将原则落实于20世纪20年代的《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等报刊的舆论活动中，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思想传统、活动方式的形成。

结语：现代中国“对话”伦理确立的开端

在现代中国真正起点的新文化运动中，经蔡元培与“新青年”派等新思想领袖倡导引领，立意革新的进步报人充分继承晚清、民初报刊媒介孕育发展出的舆论手段，并极力纠正以往形成的报刊舆论活动恶劣习气，在创造新的有效舆论手段的同时，共同推进“新思想报刊”等进步报刊初步确立报刊舆论活动新的道德规范、伦理原则，核心正是全新的“对话”伦理。“对话”伦理的确立标志着新文化生产中“对话”范式建构的正式启动，呈现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特质，秉承思想自由原则，坚守现代民主社会道德、法律准则，还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印记。

新旧思潮论争后，“对话”伦理得到新思想领袖的 集体认可，在新文化阵营单向舆论攻伐战中得以展现。最具代表性的活动首次发生在新文化运动转折点“陈独秀被捕事件”后，核心成果是新文学发生；第二次是刚建立的“新文学共同体”首次集体亮相并发出共同声音，立足“新思想报刊”攻伐黑幕文学、鸳鸯蝴蝶派。新思想领袖与新文学家只作“主义”和思想交锋，坚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新思想领袖和进步报人倡导“对话”伦理，不是对人类关系的抽象思考，也未升华出形而上的新“对话”理论，只是纯粹考量思想文化活动的实际伦理问题，他们确立“对话”伦理的开创之功对现代中国新文化生产的道德规范建构，即现代中国思想、文学、现代民主社会伦理建立，以及现代中国报刊媒介、舆论环境建设影响深远。仅就20世纪20年代而言，首先，新思想领袖和进步报人树立的新标准、新作风很快在多数主流报刊媒体得到奉行（包括新型政党报刊），成为新行业规范。广大倾向新文明的报人将新标准、新作风奉为职业操守准则。其次，广大知识界逐渐消除旧风气熏染。最后，对活跃于革新后报刊舆论平台的新思想文化宣扬者及新文学家、艺术家而言，这些“对话”伦理逐渐成为约束思想观念与文学艺术活动的铁律，现代中国思想运动与文艺运动的基本行动原则、话语规范、伦理界限等也由此逐步确立。“新思想报刊”“新文艺报刊”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在现代中国思想与文学、艺术发生期仅完成了最基础性的思考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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