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跃进丨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田野基础、历史脉络与创新维度
摘 要
本文从概念、命题/理论、分析框架和价值证成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逻辑空间，并指出，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是一项跨学科、超国界、跨代际的系统工程，如何处置古今中西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究的问题。
文章信息
# 作者：景跃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 摘自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 原题
《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若干议题——田野基础、历史脉络与创新维度》
# 本文刊于
《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9期
田野基础
“田野”视野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扎根之地，又是中国政治学学者发生思维转型的现实依据。田野政治学本质上是中国政治学，它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基于中国国情来检验西方政治学理论；在“必要之时”，勇于承担起作为学者的使命——建构能够解释和说明中国政治现象的概念、命题和理论。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提供了这样的“必要之时”。尽管这一点尚未成为政治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西方政治学主流理论无法充分解释中国政治的发展，是一个众人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对此，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西方学者并非没有感受，而且作出了诸多的回应。例如，自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黎安友在“威权”前面添加形容词（韧性威权）以来，类似的做法几近成为一种产业。有学者统计了1987年至2019年这32年间，在威权前面添加的形容词已近20个之多。用国内流行的术语来说，这或许表明西方的相关研究已进入一种学术“内卷”。
相比于西方同行，亲身处于改革开放实践场域的中国学者没有那么多学术之外的负担。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国家依凭“实践”这一工具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拓了改革开放的宏业。如今，中国这块富硕的田野再次成为检验理论的场所，所不同的是，这次接受检验的是曾被认为是“普遍真理”的西方政治学理论。
结果众所周知，西方理论在中国实践前面出现了卡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国政治学分化的逻辑起点。对于一部分政治学研究者而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开启了第二场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第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旨在从个人崇拜和“左”倾路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这次发生在学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则要从西方政治学的学术权威和教条知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此，中国政治学在不经意间经历了双重意义上的分化：一是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分化；二是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内部分化。经由这些分化，中国政治学界存在多种声音已是一个现实。
历史脉络
发生在“田野”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构成了一个改变中国政治学的支点。它不但促使人们反思主流理论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也提出了如何看待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化。
1840年之后西力东渐，中国被硬拽入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秩序之中，从“天下”的顶峰跌入“万国”的深谷。西人眼中的中国，不是愚昧落后，便是软弱可欺。被人打败了，不得不改变自身，这便是近世中国历史景象的原色；在这一原色上勾勒的画面自然是悲怆的。对于数代中国人而言，“落后就要挨打”，恐怕是最有说服力的真理。而对落后的归因，非常容易导致对自身制度和文化传统的不自信。
在经历了百年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了被宰割的命运，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使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人终于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时代背景的这一转换，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政治学”在中国政治学舞台的亮相。质言之，历史政治学旨在摆脱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研究的独大影响，通过历史视野的引入，从基础层面打开中国政治学知识建构的自主空间，为当代中国政制提供合法性基础。
相比于历史政治学的框架搭建，人们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变化或许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不同的反向逻辑演化过程。
金耀基先生曾借用汤因比的文化反射律来描述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通常情况下，当两种文化相遇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透射过程一般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价值观念（文化）。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器物层面）、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制度层面）、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价值层面）可以视为这三个逻辑环节的具体展现。
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变了国人的认知和心态，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近代史的“反向运动”。变化从GDP数字/良好绩效开始，国人以此为依据，推导政治制度的优点，再由制度推导到文化与历史，提出文化自信。无论是中国近代史的三阶段论，还是新时代的四个自信论，两种论述的运思方式和推论逻辑是一致的，皆从绩效合法性出发，经由制度的中介，最后推导至价值合法性，但是它们所体现的国运和得出的结论刚好是反向的。
如果说清末李鸿章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乃是对那个时代的悲叹，而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则是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自信预测。两个大变局，百年对千年，人们对古今中西关系的看法出现了大反转。
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逻辑空间
田野政治学与历史政治学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建构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主张。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此刻，我们需要作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程度和层次处在一个怎样的状态？换言之，我们所要从事的理论创建工作属于什么性质？有哪些特点？
一般而言，理论创新可以根据挑战的性质和程度区分为不同的层次，依次为：（１）新的概念，用于说明新的现象；（２）新的修正性/补充性命题，用以解释原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３）对原有理论作出重大修改，提出新的中层理论；（４）范式革命，颠覆原有的知识框架并进行重构。在这一理论创新的程度谱系上，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发生在范式革命的层次。在这一假设下，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空间至少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一）基本概念的创制与重构
基本概念对于一门学科的重要性已为学界所公认。近年来关于西方政治学概念是不是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的合适工具，逐渐成为一个反思的话题。基本概念的创制与重构便是在这一语境下提出的问题。
具体而言，这一命题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恰当性，它要求认真辨析来自比较政治学的相关概念，不能无差别地将它们运用于中国政治的分析；二是建构性，要求我们认真对待中国政治经验的特殊性，在缺乏适当概念的情况下，学会用抽象符号来加以提炼和表达。
在恰当性考量方面，亦已形成相关的学术争论。例如，围绕西方“公民社会”概念，学界已发表商榷性论文；对“治理”概念的各自理解，显示了不同阐释方案之间的张力；而“威权”概念则已基本退出国内政治学专业期刊的版面（概念泡沫的清理是建构中国政治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工作）。
相比之下，在建构性考量方面所体现的努力似乎更见成效。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已出现不少颇有影响力的概念（术语），如压力型体制、差距信任、政治锦标赛、市场＋官场、举国体制、国家治理、协商民主、代表制民主、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势能等，其中有些是中国学者自创的（包括经济学家），有些具有“混血”的性质，有些是海外首先使用但在中国成为建制性概念。徐勇教授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系统梳理了“田野政治学”脉络中的若干概念，如祖赋人权、家户制、韧性国家、韧性小农、关系叠加、国家化、农民理性的扩张等。
这些概念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尚不能作出最终判断。有些经历了各种打磨而幸存，成为政治学词典中的专业词汇；有些则有可能在时光的流逝中逐渐消失。不管结果如何，概念建构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这些术语旨在更准确地认识和描述中国政治现象，以避免西方概念运用于中国场景时出现的“概念拉抻”现象。可以预见，这方面的工作将因循已有的轨迹不断深化下去。
（二）新的理论命题及知识体系
除了概念，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也涉及命题的建构。这些命题既可以是反向的，亦即对既有命题的否定或修正，也可以是正向的，亦即以陈述句的方式将两个概念联系起来。从逻辑上说，所谓理论就是众多命题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起来。就此而言，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类似于一个搭积木游戏：首先是拥有一系列合适的概念，然后在概念之间建立系统性的联系（命题），最后将命题以逻辑的方式建构为理论。当然，这只是一个抽象的说明，实际的理论建构过程很可能是在三个层面往返穿插、以互动的方式进行的。
应当承认，相对于概念建构，中国政治学在提出有效命题方面似乎有所欠缺。如果按照描述性和解释性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命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进一步的差别。相对于解释性命题，描述性的命题稍微充分一些，尽管因果-机制性解释在科学价值上要高于单纯的经验描述。
然而，即使是描述性命题，我们也必须承认相应的不足。尽管许多学者在从事中国政治研究，但人数多寡与成果大小之间似乎没有必然联系。至今，我们对于中国政治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认识仍是肤浅的，或是跛脚的。
值得注意的是，执政党从意识形态维度提出的一些命题，对于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著名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陈述可以视为执政党对中国政制的自我认识之正式表述。如何将这一命题（及其他相关命题）转化为学术表达并融入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三）比较政治学分析框架的重构
作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具有双重的溢出效应：既溢出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也溢出了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论其政体类型，还是民族-国家类型，都无法恰当地栖身于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大厦。因此，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必须进行调适，以容纳来自中国的经验。
到目前为止，能够最大程度容纳不同国家/政体的分析框架是结构-功能主义或政治系统论。两者虽有诸种重要的区别，但在两个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一是系统思维，无论是对其作有机体的理解，还是将其视为具有反馈性的机械装置；二是它们的分析层次都超越了政体论，因而不同类型的政体可以放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描述、分析和比较。事实上，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二战之后新兴民族国家涌现而带来的比较对象扩张的问题。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理论在比较政治学中的退场或边缘化，自有诸种原因。面上的主要理由是它们不能满足因果机制解释的要求，停留于泛泛的一般性叙述，但同样重要的是，它们无法充分凸显不同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而这种差异和二元对立（先是民主与极权，后是民主与威权）却是西方民主输出国意识形态斗争所需要的。
对于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而言，“将结构-功能主义带回来”或许是一种必要的选择。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带着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加以重新构造。调整后的分析框架能够提供新的比较分析视野，例如不同制度结构的比较、过程机制的分析以及绩效和缺陷的比较等。
（四）价值维度的正当性论证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１）文化定见或前见；（２）理论制约人们的观察；（３）在理论与事实发生脱节时，价值立场决定人们如何看待和对待现实。虽然这三种机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社会科学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恰恰相反，价值系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支撑。
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在理论言说方面，既要保持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又要保持价值与事实的一致性。近代以来，西方以实力为后盾，以普遍性名义推行自身的理论和制度，将发展中国家视为被征服和被改造的对象，旨在建立一个基于西方现代化经验的世界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与经验、价值与事实的双重一致性。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种新的可能正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这种可能性要成为现实，价值因素是必备的条件。对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而言，提出新的概念和命题以及重构分析框架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们局限于经验描述和概括、因果机制分析、知识的逻辑结构调整，只回答了“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问题，没有回答合理性和正当性的问题。显然，在价值观严重“赤字”的情况下，任何经验维度的成功都是不可持续的。无论是现实本身，还是知识领域，都必须有价值（信念）作为支柱。在此，实践与理论、政治与学术、事实与价值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互为条件并相互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维度的正当性论证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基石。
小结
本文从概念、命题/理论、分析框架和价值证成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逻辑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对“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关于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如果止步于此的话，这项任务是难以完成的。严格地说，中国政治学者面临的理论建构任务是一部五重奏：（１）建构一个能充分解释中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知识体系；（２）重构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框架；（３）建构一个足以支撑中国政治经验理论的价值体系（中国价值观）；（４）重构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知识（普遍价值）；（５）重构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与中国扮演重要角色的新型全球化相适应。这五项任务一起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工程。其中，理论与实践、经验与价值、现实与历史、中国与世界，彼此交织，相互渗透，共同演奏。理论建构的基础是经验的，但理论得以确立的依据是价值的；同样道理，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但其指向必定是世界的。
因此，强调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强调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并不拒绝对西方学术的借鉴。海外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众多成果是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资源，而不是遗弃的对象。换言之，政治学知识的重构必须在中西政治学知识的互动过程中来实现。这意味着理论建构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不但要整合政治学内部的分支学科，而且必须以跨学科、跨国别的方式合作进行。在笔者的想象中，最终的理论建构成品应当是具有特色的、并列-包容式的，更具解释力的，而不是排斥性的。
这一历史任务对我们的学术创新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学恢复以来的知识积累主要是在西方话语的支配下完成的，这意味着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转化。这种情况下，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巨大张力可能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理论建构的任务可能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尽管如此，“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笔者相信，中国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开端虽“简”，但未来的前景“必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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