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丨合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为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叙事问题的思考
摘 要
以文明叙事凸显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厚度与德性品质；以富强叙事彰显中国近代史上大多数集团、群体、力量参与历史活动时的普遍心理共性与共同诉求；以阶级叙事呈现中国近代史上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以及真正能解决这些困境的历史力量与历史过程，并从中总结值得后人珍视的历史经验。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摘自《开放时代》2021年第5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2期
在历史研究、历史教育与公共历史当中，历史叙事问题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历史叙事，即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基于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从哪些角度着手来叙述、描绘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广阔的、长时段的、自洽的历史演进图景。在这其中，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问题尤为重要。
富强叙事的要点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分析近代中国如何抵御、反抗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不断扩张、殖民，维系国家统一与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就是近代中国如何吸收、借鉴各种现代性因素，将其内化为中国自身的积极因素，进行国家建设，寻找富强之道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变化的内外形势下，形塑新的政治实践主体，破除各种政治、社会与文化压迫，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平等与解放的历史；更是在古今中西纠缠不清的情况下，思考中国文化存续与更生的历史。
就此而言，基于在近代中国影响极大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富强叙事，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多言，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力。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首要任务在于维持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形成的领土版图，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蚀，进行各方面的现代化基础建设，让中国摆脱日益加剧的危机，走向独立自主、国富民强。许多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展开，都与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推动了这一进程，才能具备基本的合法性。可以说，近代许多政治势力、社会组织、文化团体、思想流派，都曾对民族主义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实践方法展开分析与讨论，并以此作为表达自身政治与文化主张的不证自明之基本前提。由此出发，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人基于强烈的乡土、国家、民族、文化情感，奋不顾身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去，把国家富强、民生充裕视作自己主要的奋斗目标。
因此，随着史料的不断扩充与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不断发展，随着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从“富强”的视角出发，可以在继承前贤关于中国近代史叙事思考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细致且全面的研究，形成更为饱满、自洽、扎实的历史叙事。其中的重点，正如陈恭禄所说：“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中国近代史的富强叙事，离不开对于近代世界形势的深入探究，除了要更为全面把握近代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逻辑之外，还需从近代世界体系变迁的角度，通过对比和近代中国处境相似的国家与地区寻求独立自主的历程，形成一种“第三世界”的视野，准确地评价中国近代史上各种致力于国家富强与民生充裕的活动。这就要求研究者对于现代国家建设所必须面对的各种事项、对19世纪以来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对改变了世界面貌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有理论上的自觉，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历史合理性与时代局限性有较为清晰的认知，摒弃一段时间内流行于世的一些西方想象与文明等级论话语。在此基础上，就可在新的富强叙事中涵盖近代中国家建设各个方面的成就与缺失，从比较广阔且真实的全球视野出发思考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探究什么样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生产方式、文化氛围能更好地实现这些历史目标，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与政治路线能够指引人们认识到走向富强的理想途径，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下富强的成果能够为大多数人所共享等内容，同时比较良性地继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早期理论范式与现代化理论兴起之后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样既不会因对近代世界历史知识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匮乏而觉得现代国家建设并无多少重要性，也不会简单套用一些冷战时期西方阵营所宣扬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衡量甚至否定近代中国寻求富强的历程，忽视其中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阶级叙事不可或缺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扩展了人们思考历史的宽度，让许多历史表象之下的深层次的、影响一个时期历史总体特征的社会经济因素能够被重视，让人们能够更为全面地认识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等要素的形成、特征与演变规律，将历史进程中因长期被压迫、被剥削而处于“失语”状态群体的面貌呈现出来。而划分阶级的标准，是“根据人们在生产方式中的不同地位、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对政治权力和精神生产的占有状况来划分不同的阶级”。
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极具影响力，但由于时势的变化，一段时间以来，阶级叙事、阶级视野在国内的历史研究当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论者甚至否认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有阶级矛盾的存在，强调用个体叙事来否定阶级叙事。犹有进者，晚近以来一些论者往往以历史叙事需要“复杂化”为理由来反对阶级叙事，认为后者分析历史的角度过于“简答”。对此，如果人们承认，每一种历史论述背后都有各自支撑其对历史理解的学说与价值观的话，那么如今为数不少的“复杂化”历史论述，其背后的学说与价值观也同样“复杂”吗？在将长期作为近现代大多数中国人追求阶级翻身、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平等的情感、探索与奋斗，以复杂化之名消解其重要性之后，却拾起某些20世纪冷战后期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理论与主张，将其视为理解近代历史的唯一参照物，而无视其之所以能够兴盛一时的权力、资本、军事诸因素以及扩散全球的真实意图。那么，这种将历史“复杂化”的背后，其实只是一种单调干瘪的政治想象与不知何故的深闭固拒而已。
必须指出的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近代史叙事，在强调阶级分析的同时，其实也涵盖了前文所谈的富强叙事，因为摆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本身就是寻求富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民主革命”也是为了让中国摆脱近代的困境，而且也只有做到了这些，这种富强才称得上名副其实。而今天，一些受到当代西方“文化左翼”影响的历史叙事，将性别、族群、文化认同等内容作为所谓“左翼理论”的分析重点，进而与前文提及的解构主义叙事结合，用一种“反历史”的方式去否定历史上的一切国家与政权，同时刻意忽视经济基础、生产方式、阶级斗争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中的重要内容，这明显背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积极回应各种新的史学思潮、不断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容的过程中，从阶级视角出发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揭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度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借船坚炮利进入中国，通过设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向中国输出商品、掠夺中国的原料、控制中国的交通命脉，致使中国国家主权丧失，沦为半殖民地，根本难以从本国自身状况出发有计划地发展经济。
面对这一情形，正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通过发动工人以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阶级斗争，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形成巨大的政治力量，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外抵御帝国主义，将国家独立问题与土地问题、民主与统一问题一并解决。这让中国真正具有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能够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重塑国内阶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走向富强。在胡绳看来，在近代以来世界各地联系日趋频繁的背景下，中国独立自主地实行开放政策，必须要具备三个前提：独立、统一、土地制度的改革，而只有新中国才充分实现了这三个前提，这一过程并非重复已被证明难以行得通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政权，进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来实现的。
就此而言，在展开中国近代史的富强叙事时不能忽视了阶级叙事，阶级翻身与民族解放在近代中国是一体之两面。阶级分析的视角让人们能够从广袤的世界视野出发思考作为“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的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认识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劳动者由于国内外剥削阶级的压迫而身处困境，以及一旦将他们组织动员起来，其身上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这种政治能量不但实现了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所渴慕的独立富强，而且重组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破除了不合理的支配与剥削，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打倒了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侵害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为生产力的迅猛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中国历史上形成了颇为成熟的小农经济，在此基础上是地主士绅在乡村秩序中处于主导地位。借用亨廷顿的观点，通过土地改革来清除落后的生产关系，为工业化与民主政治奠定基础，这对于现代国家秩序的建立至关重要。而“土地改革即意味着用强力把财产从一部分人的手中夺过来，交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如此而已。正是土地改革的这一特征，使它成为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来说可谓意义最为深远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事”。就此而言，“土地改革的发动并不一定需要动员农民，但改革要想成功却必定要把农民动员并组织起来”。因此，在中国近代史的阶级叙事中，农民、农村、工农武装割据、土地改革等内容必须被置于重要的位置。
文明叙事的新内涵
除了富强叙事与阶级叙事，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更需要有富于理论深度与历史感的文明叙事。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从政治层面来看，自秦立郡县、汉兴儒学以来，如何治理这一广土众民的国家，如何铨选各级官吏，如何保障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民生问题，如何确立朝廷与地方权力的勾连及界限，如何在交通与通信手段单一的条件下确保各地民情能较为流畅且真实的上达天听，如何在现有的政经条件下广兴教化、维系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如何在灾荒年岁里赈济灾民、抚恤孤寡，如何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符合“均平”“民本”“敬天法祖”等儒家政治准则，凡此种种，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评价一个时代统治者良莠的基本标准。
因此，从深层次看，近代以来不少中国人前赴后继地投身政治与社会运动之中，背后的精神支撑，正是来源于这一中华文明所形塑的“责任伦理”，即重建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保证“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这是不少人如饥似渴阅读西学、求索新知的基本动力，甚至可以假设，如果没有前者作为根基，那么后者是否会出现，是值得怀疑的。毕竟，对于不少自幼接受儒家式教育的人而言，他们对中国这一政治与文化共同体有一种由衷而发的心理认同，并且实实在在感受到历史与文化的延续性，因而心生休戚之感，不忍见其遭到外敌的侵略与剥削。同时，近代列强带有极强殖民主义色彩的各种行径很难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准则相符，例如：借武力来侵夺利权，划定租界；先制造战端，然后索取巨额战争赔款；强行索求传教权，庇护教民，无视地方法令风俗；等等。而这正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文明叙事所应涵盖在内的，即近代中国一系列以寻求富强为旨归的救亡运动的根本动力源自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
进一步而言，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参与政治者能否以天下之“公”为旨归，克服一己之私利，是判断其是否具有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准。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自己生活的知识分子圈里走出来，能够超越本阶层的利益诉求，逐渐形成无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立场，将视野投射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在话语权上属于“失语”状态的无产者身上，这一行为本身就彰显了一种新的“公”之意涵。就此而言，不同于港台新儒家所宣称的中国传统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所谓“断裂性”，中国近代史中的文明叙事，还应该着眼于挖掘中华文明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凸显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中的精神遗产。
结语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新的机遇与挑战不断出现，笔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问题上，应当将富强叙事、阶级叙事、文明叙事结合起来。虽然三者各有侧重，但在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叙事时，应从三者所共同涵盖的部分着眼，以三者的内在共性与相互关联为基础，旁涉三者各自的侧重点。如此一来，既能通过结合三者而形成一个自洽的、完整的内核，又能关照到更为广阔的分支内容，并且能不至于因为过分注重某一分支，而淡化共同内核的重要性。这样的历史叙事力求一方面尽可能地吸纳学界新的个案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能够贴近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基本境况。简单说来，这种结合，即以文明叙事凸显中国近代史演进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厚度与德性品质；以富强叙事彰显中国近代史上大多数集团、群体、力量参与历史活动时的普遍心理共性与共同诉求；以阶级叙事呈现中国近代史上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以及真正能解决这些困境的历史力量与历史过程，并从中总结值得后人珍视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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