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郭忠华丨政治学概念建构的意识与方法——基于田野政治学的视角

Original 徐勇郭忠华社会科学文摘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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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念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契合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理论已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基于本土经验，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体系则是这一自觉的出发点。华中师范大学“田野政治学派”徐勇教授先后提出东方自由主义、家户制、农民理性、祖赋人权、关系叠加等一系列重要概念，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和政治提供了重要思路。这些概念的提出，不仅反映了田野政治学研究团队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学术认识，而且体现了其概念建构意识和建构能力。应郭忠华教授邀请，徐勇教授及其团队于2020年12月7日在中山大学接受专访。访谈以对田野政治学相关概念的讨论为基础，反思了西方概念移植对中国的影响，总结了本土概念建构的方法与步骤。

作者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郭忠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摘自

《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4期

郭忠华：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没有概念，便无法形成知识，无法进行学术交流。请问，概念在田野政治学的研究中有何重要性？

徐勇：做田野政治学，需要了解田野事实，但对事实不能一个个地阐述，不能一直“讲故事”，而是需要用概念进行阐释和概括。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以一个个概念为基础构成的。从基本概念出发，将概念按照其内在逻辑联结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只有先存在概念，才会有知识体系，才会有学科，概念是学科的基石。概念对学科的重要性是这样，对田野政治学的研究更是如此。

郭忠华：人们常将词汇、概念、话语等混为一谈，请问应如何区分它们？

徐勇：话语是指说什么、怎么说。学术表达的核心是学术概念，所以概念是话语的精华。话语体系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概念。但对于概念的理解不能过于狭隘。有些概念表现为一个名词，比如民族、国家。但概念也可以是短句，因为两三个字通常很难精辟地概括一个事实，所以短句也应该被纳入概念范畴，如“逃避统治的艺术”。

郭忠华：为什么我国存在着悠久的政治历史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却没有提炼出类似于西方的政治概念体系，并建立起中国政治学学科？

徐勇：学科必须建立在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过去中国政治中的大量事实没有被概念化，造成不能进行知识生产和重复性传递的结果。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的为政之道没有被准确地提炼为概念，缺乏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不断有人进行阐述。这种情况无法使相关知识发展成学科，所以说概念建构是学科的起点。在建构概念时，西方有自己的内在普适性，是从它自身的经验中提炼出经验性概念和普遍性概念。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西方概念时没有加以区分，而是把它们全部引进了，这的确会造成西方政治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适用性”问题。

郭忠华：不少西方学者站在规范性概念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使中国成为西方的对立面，成为专制、极权、停滞、奴役的代名词，请问导致这种价值偏见的根源是什么？

徐勇：概念是认识事实的桥梁，要认识一件事情，比如要认识东方社会，我们不能一个个地描述现实的东方社会，而是需要去概括东方所有社会的本质特征。话语主体在认识客观事物时所站的位置不同，认知就会有很大区别。

但西方的表述也有其历史根源，因为相较于东方社会，西方在早期文明中走得更前。恩格斯论述的三次大分工理论针对的主要是西方社会，因为只有古希腊出现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个体从团体中分离出来，形成了商人群体；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传统农业共同体瓦解，个人而非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进而出现契约。古代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时就经历到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个体因而一直被包含在家族共同体中。只有到第三次社会分工后，个人才是自由的、独立的。所以，当西方站在自身的角度来看待其他社会时，便会使用“专制”等意识形态标尺，“自由”成了西方社会的核心思想，他们使用“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等概念来概括东方。从这一点而言，西方是以自己的文明发展阶段为参照来概念化东方的。

郭忠华：如果说西方学者提出“东方专制主义”以“西方自由主义”作为讨论前提，那么“东方自由主义”以什么作为衡量标准？

徐勇：概念具有相对性。“东方专制主义”是相对于西方自由主义而言的，“东方自由主义”则是通过田野调查得出的结论。这里的“自由”主要指“生活状态”（交完皇粮，自由自在）。传统中国尽管有地主，但没有农奴，更不是农奴社会。地主指“土地”的主人，而不是“人”的主人。从政治自由角度而言，在传统中国的民众有反抗的自由（伐无道，诛暴秦），但它不是一项政治权利，法律没有赋予人们这方面的权利。“东方自由主义”更多是一种“生活状态”。所以“东方专制主义”只能概括部分事实，但不能概括所有事实。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概念，那就意味着接受这一概念意指的全部事实，认为东方社会就是“专制主义”的，而看不到“东方自由主义”的一面。“东方自由主义”旨在使人们认识到，东方社会也不完全是专制的。

郭忠华：中国历史上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但没有把它们概念化，进而形成一套完备的知识体系，导致中国现代政治学必须建立在引入西方政治概念体系的基础上。请问先贤们没有把中国丰富的政治经验概念化的原因是什么？

徐勇：这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传统中国是一种农业社会思维，是一种经验性思维，源于师徒传承制，所以没有形成抽象的知识体系，农业思维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思维，没有把事物精确化、体系化和抽象化的压力。但西方海洋思维不一样，因为它所面对的现实是变幻莫测的，需要去提炼、去总结，要将经验知识抽象出来。

但我们正在发生改变。田野政治学就是从生活出发，不是带着概念去硬套田野现象，而是主张去发现、去总结。我们过去的做法是摆事实，没有形成相应的概念。但中央编译局的荣敬本先生用“压力型体制”来概括在田野调查中了解的事实。“压力型体制”概念起到了一种革命性的作用——将农村调查得知的事实用几个字概括了出来。这一概念后来被反复使用、被传承，这就是概念的力量，其他人不需要再去调查，通过这个概念就知道了这一事实。于是我也得到启示，有了一些概念表达。例如“社会化小农”，过去的农民在自己的小地方自给自足，但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农民发生了很多变化，于是“社会化小农”这个概念就被提了出来，体现在农民生产社会化、生活社会化、交往社会化等方面。

郭忠华：您还提出了“农民理性”概念，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农民理性”概念又得益于何种启发？“农民理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

徐勇：我曾经跟踪调查深圳农民工很长时间。农民工在工厂中的工作时间很长，几乎天天加班，但他们并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抗争。我认为这要从农民工自身的情况进行分析，因为农民工是“农民”出身，具有自己的内驱力。对于他们而言，一是务工比务农赚钱，二是加班可以赚更多的钱，三是只有赚了钱才可能养家糊口。这是他们的行动逻辑，这种逻辑不是许多人认定的“权利”逻辑。于是我提出了“农民理性”概念，认为这是农民自身理性的体现。

郭忠华：田野政治学团队已提出了“农民理性”“社会化小农”“祖赋人权”等大量概念。在提出这些概念时是否事先已有某种思维框架？这些概念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徐勇：不存在何种事先设定的思维框架。学术研究通常是先提出特定的假设，再围绕这一假设展开论证。但我们在做田野政治研究时并不存在诸如此类的思维模式。我们是从事实出发，从发现一个事实到发现另一个事实，对每一种事实都尝试进行概括。

概念具有相对性，也具有唯一性。它只能对某类事实进行概括，只能穷尽一部分事实，而不能穷尽所有事实，因此还需要其他概念辅助。比如，为什么当年第一代农民工希望加班，现在的农民工却不愿加班？因为第一代农民工有家，有很多孩子要养活。他们的行动逻辑是从个人到家。现在农民工选择的是个人，选择的是舒适环境，“家”的观念已经非常淡薄。所以，在当年的农民工那里，“家”是一个指导其行动的单位，但对于现在的农民工就不一样了。

郭忠华：我发现田野政治学概念具有明显的“对性”，如“东方专制主义”与“东方自由主义”，“天赋人权”与“祖赋人权”，“村社制”与“家户制”等。请问您在提出这些概念时是否想表明西方概念的不足？

徐勇：这是无意识的结果。概念生产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来源于事实，但学者们在从事田野调查时，必须有自身的学术思考，田野研究不能是完全价值中立的。所谓价值中立就是理解你，但不评价你。我们的使命就是通过田野调查来发现与原来观念不一样的事实。一旦发现了这种事实，就要把它概括出来，做田野研究需要有画面感、现场感，它们都是具有冲击性的，可以激活你脑海中自由自在的知识。概念建构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突出事物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它的其他方面。比如，个体化概念的建构。血统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其实也很重要，但为什么西方学者不从血统角度解释民族国家呢？其实这是被有意遮蔽的一个问题，西方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时有意将这部分历史虚无掉了，因为西方要建立的是一个以个体化为基础的社会，于是集中了个体化的解释资源，以个体化的解释方式来瓦解家庭和血缘关系。

郭忠华：关于概念建构模式问题，您认为在建构概念过程中有哪些需要重点强调的环节？

徐勇：第一是“概念源”。我们经常讲“源头活水”，如果秉持已有的观念进行调查，那就发现不了事实。就像挖矿一样，只有挖到矿以后才能进行提炼，也就是基于观察到的田野事实再进行概念提炼。

第二是“概念延展”。这一步已不受制于概念源了，而是进入知识生产阶段，在加工时可以不断发现新元素和添加新元素。但新的元素不一定是田野调查得来的，也可能是从别处借用来的。比如“关系叠加”概念的提出，既有来源于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因素，也有源于自身知识生产和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因素。

现在，“家户制”概念受到一些质疑。但任何概念都必须具备可争鸣性，如果概念不能引起争鸣，也就是没人关注，概念就可能不成立、不可重复和不可延续。任何概念的提出必定会受到冲击和质疑，学术争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提出的概念能够引起别人注意，那说明你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独特性，或者概念还存在不完善之处。通过学术争鸣，可以深化认识，这就进入知识体系的内在加工阶段，而不再是最初的“挖矿”环节了。

比如，我们后来使用了“长周期”概念，是因为“家户制”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农村，却不能用来解释整个中国社会。如果要解释中国，就要提出一种新的历史观，必须使用“历史”的方法。一些学者否定“家户制”，就是因为他们用现代的理念去观察历史，从这种角度出发，那历史肯定都是过时的。我们的确需要有一种新的历史观，出于这一思考，我提出了“长周期”概念，“家户制”概念放在长周期里面就变得有解释力了。王朝更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户制遭到破坏，没有了家户也就没有了税源，王朝也就难以为继。每一个王朝建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家户。如果不放在一个政治的长周期里面去看，家户制就没有普遍性了。

郭忠华：在学术研究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概念提出的多，留存的少。很多概念几乎可以用昙花一现来描述。概念的生命力取决于概念质量，请问如何提高概念的质量？

徐勇：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一，概念自觉。没有概念自觉，即使发现了大量的事实也不能进一步提炼出概念。概念自觉背后反映的是学者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不要指望简单地提出一个概念，别人便会记住和接受它。概念承载的是知识，如果你被动地接受了某种知识，你就被它客体化了。怎样从知识的客体转变成知识的主体？这需要有一种自主性。概念自觉是知识自主性的体现。

第二，概念发现。有了概念自觉，还要能进行概念发现，发现哪些东西是需要进行概念化的。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也体现了研究者的学术素养，需要非常丰厚的知识积累。

第三，概念反思。概念发现以后，还要思考原有的知识能不能概括这一事实？如果原有的概念能够解答我们看到的事实，那么再提出一个概念，这就叫无效概念，是重复生产。为什么要做文献梳理？因为，文献梳理就是反思前人讲过了没有，如果讲了再讲，就是无用劳动、无效劳动。具体到概念上，也是如此。

郭忠华：如果把前面的两个问题合并在一起，其中似乎隐含着一条完整的概念建构链条或者说概念建构的主要步骤。您能否对概念建构的主要步骤再简要概括一下？

徐勇：的确如此！概念建构的步骤主要包括五步。第一步，发现“概念源”，并思考我们当下所发现的事实过去有没有概念加以概括，如果没有，就要尝试对它进行概念化。第二步，概念反思。如果发现已存在相关的概念，那么就要思考原有的概念是不是准确，能不能概括我们所发现的事实。第三步，概念建构。如果原来的概念解释不了发现的事实或者完全不存在相关概念，我们就要思考将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以更好地概念化这一事实。第四步，概念学理化。不是说提出一个概念就可以了，还必须大量论证。学理化就是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要讲清楚它的机理、机制，也就是要挖掘事实背后的原因。第五步，概念延展。当概念建构出来以后，还要对它进行不断加工，不断发现新的元素和添加新的元素，并通过各种渠道将概念普及开来。

郭忠华：不少学者强调“中国特色”，认为基于中国情境的概念才适用于中国，忽略了概念普遍性的一面。能否就概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徐勇：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概念提出以后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如果只能解释一个问题，那是不够的。概念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具有普遍性，从特殊性入手，但目标是要归纳出普遍性。比如，“祖赋人权”概念最终还得回到“权利观”，因为“权利”是一个普遍性概念，中西都有。我对所谓的“本土化”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概念本土化的问题，任何概念都必须具有普遍性，都必须让别人能理解、能听得懂。同理，我们不能只讲中国政治学，政治学就是政治学，无论中西。概念也一样，不存在所谓西方的或者中国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