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丨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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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界对于改良派、革命派的分歧与论争的研究，长期多集中于“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及其得失，于其间因“排满革命”而突显的两派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不同理解与主张，则关注不足。实则两派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而历史发展则是多样性的统一。民国初始，定“民族统一”“五族共和”为国策，显然是扬弃了彼此的“所蔽”，而包容了彼此的“所见”：“大民族主义”与共和革命，即体现了两大正能量合乎理性的结合，从而将近代国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推进到了新阶段。

作者：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3年第7期

引言

张君劢曾说：“中国的唯一问题是如何把中国变成一个近世国家。”所谓“近世国家”，指的是现代国家或称现代民族国家。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是新生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产物。从戊戌到辛亥，其两大政治派别（维新派与革命派）先后分别导演了“维新”与“革命”两场轰轰烈烈的历史剧目，恰为我们考察此一课题提供了具体的历史场景。

1912年民国肇建，被公认是近代国人实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里程碑；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座里程碑的奠基却当追溯到戊戌维新时期。甲午战争是国人在超越传统“天下”观、承认中国为万国一员认知的基础上，因战败的反省而进一步转向认同现代国家的重要转捩点。康、梁维新派相信“人民主权”的立国原则，强调“维新之政，同于再造”，主张为顺应世界潮流，“则国体宜变”，行三权分立、君主立宪。他们是此一进程的推动者。戊戌维新虽告失败，但它打破了王朝国家的坚冰，将认同现代国家的价值取向第一次引入了国人的视野。步入辛亥革命时期，人们的认识获致深化，进一步认识到了现代国家的本质是民族国家。学界对于此期改良派、革命派的分歧与论争的研究，长期多集中于“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及其得失，于其间因“排满革命”而突显的两派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不同理解与主张，则关注不足。实则两派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而历史发展则是多样性的统一。民国初始，定“民族统一”“五族共和”为国策，显然是扬弃了彼此的“所蔽”，而包容了彼此的“所见”：“大民族主义”与共和革命，即体现了两大正能量合乎理性的结合，从而将近代国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推进到了新阶段。

“维新之政，同于再造”

甲午之役，较鸦片战争以降任何一场对外战争的失败都更深刻地唤醒了国人的大梦，“天朝大国”残存的虚荣被彻底扫荡；有识之士缘此痛彻反省，推动了救亡图存运动的勃然兴起。

时人反省的根本一点，就是超越洋务运动，将对西方的认知由“采西学”推进到了“采西政”，即主张借鉴西方的政治学说，改革政治体制。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破产，梁启超在《变法通义》中指斥洋务派满足于练兵、制器、开工厂、修铁路等等，“变法不知本原”。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即主张改革政治体制。康有为是政治上感觉十分敏锐的人，实际上也是其时明确提出当研究西人治国本源即西政思想的第一人。梁启超诸人的“变官制”说，显然受其师的影响，梁更把西学分为政学与艺学，以为学习西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并编有《西政丛书》。甲午后，“西政”一词渐流行，“西政”概念的出现与流行，不仅反映了国人对西学认知的深化，更重要的也是时人对战后民族危亡加重与谋求应对的记录；主张“采西政”也自然成了维新运动兴起的思想先导。

梁启超

与此相联系，国人对西方现代国家认同的价值取向也日趋自觉。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中国日渐融入世界，尤其是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和中西外交关系的建立等，终令国人传统的“天下”观，到甲午前渐已消解，中国只为世界万国一员的认知也实已确立。长期以来，论者常引梁启超的话“（甲午后）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以此强调到甲午前传统的“天下”观依旧，实属误解。梁紧接后面的话是，“故西人以国为君与民所共有之国”，“中国则不然，有国者只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显然，他所强调的不是国人尚不具备中国乃“万国一员”的认知，而是有别于传统王朝国家的现代国家认同。分清这一点，是理解维新派推动现代国家认同的逻辑起点。

关于现代国家的定义众说不一，有人说它是包含人民、领土与主权三要素的共同体；也有人说它是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与历史的社会群体等。这些都有自己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则从国家的阶级性质上强调，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提出“人民主权”说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是现代国家发端的标志。也正因为如此，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大成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成了“法国大革命中大多数领袖的圣经”。19世纪末卢梭思想在西方虽已褪色，但在中国却给了追求现代国家认同的维新派以深刻的影响。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辟韩》诸文中，正是借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公然宣称：“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国者，斯民之公产也”；而秦以来之为君者，“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这些石破天惊的话，实际上已道出了西方现代国家的立国精神或叫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当然是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纲常名教与国家伦理。1897年谭嗣同在《仁学》中，也大声疾呼要冲破“君臣之网罗”，以为“君”的产生既非神授而是由民“共举”的结果，其不如民意，则民可“共废之”，乃“天下之通义”。其思想同样涉及了国家的起源，不仅也打上了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印记，而且与严复异曲同工，谓其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当非臆造。换言之，正是上述对西方现代国家的立国精神或叫合法性来源的体认，为维新派的现代国家认同提供了时代与学理的支点，即奠定了思想与实践发展的逻辑起点。

戊戌维新派对现代国家认同的展开过程，更集中地体现为对西方国家政体的充分肯定与积极效仿，即主张开国会，行君主立宪。固然，在“百日维新”中，康梁维新派仅提出开制度局于宫中，并未建言设议院，更没有表现出上述康有为所谓须坚定变政信念的豪情。这既有客观上的形格势禁，也暴露了康梁维新派自身的软弱；然而，这一切并不能遮蔽他们倡导现代国家认同的历史创新精神。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亡命海外，尤其是后者视野愈趋开阔，国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又适逢孙中山革命派鼓吹的“排满革命”兴起，作为现代国家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民族国家”或叫“民族建国”问题——突显出来。于是，两派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论争及其内在的张力，复将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推进到了一个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

 “今日吾中国最急者”，

唯在“民族建国问题而已”

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兴资产阶级推翻“王朝国家”建立起的现代国家，又称“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关系复杂，有的是有民族而无国家，也有一国中存在着多民族，即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追求内部的政治平等、经济统一和社会文化一体化，是引导国家走向现代性必要的前提条件。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是互生并起的历史现象。民族主义与民族建国论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其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动，渐成清政府、改良派（此前的戊戌维新派，清末称立宪派，本文以下统称改良派）、革命派三足鼎立之势。此种政治格局，尤其是后两派间的博弈深刻制约了清末政局的走向。对于两派的博弈，学界已有很多研究，但于东渐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建国论为之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底色，长期以来却关注不足。

甲午战后，国人现代国家认同存在平行的两条线：一是以康、梁维新派为代表，主张效法日本行君主立宪的价值取向；二是以孙中山革命派为代表，其成立的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号召，主张效法美国行民主共和的价值取向。前者变法虽告失败，但曾属体制内，居于主流；后者自兴中会始，即被视为“乱臣贼子”，居于潜流。庚子前后，二者“同为天下沦落人”，有了交集，并都对沛然而至的西方民族主义与民族建国论，表示了强烈的认同。1901年，梁启超最早提到了民族主义，革命派最初提到民族主义是1903年初，二者不约而同，都将民族主义与民族建国视为中国创建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只是后者已内含“排满”的取向，故随着“排满”声浪日高，彼此认知的距离日远。

学界对于革命与改良两派间的论战，长期以来主要归结为三大问题：要不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些问题固然是对的，但忽略了双方论战中还包含的另一向度、同样重要的问题：中国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当如何处理各民族尤其是汉满间的关系。从这一视角看，两派虽都认同民族建国，但分歧甚大，论战同样激烈。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

其一，对民族主义本身认知不同。梁启超说：民族主义之所以是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的主义，就在于其目的是我不侵他族之自由，也不使他族侵我自由。换言之，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即在于固内御外，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统一，“其精神一也”。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于梁启超在《政治学家伯论知理之学说二》中提出的所谓“小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观点，就可以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然而，革命派的解读恰好相反，实际上是将民族主义的锋芒引向了多民族国家（尤其是汉、满）的内部。余一在《民族主义论》中说：“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一国不容二族，“一国之内而容二族，则舍奴隶以外，无以容其一，否则灭之，否则融之化之而已”。如果说梁启超定义的民族主义“精神”是“合”，那么革命派为了宣传“排满”的需要，这里强调的显然是“异”了，它与梁启超的“大、小民族主义”说背道而驰。革命派的此种观点明显是受了日本高村世雄的思想影响。

其二，关于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李大钊说，辛亥前孙中山的“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对汉满民族而言的意义”。如前所述，其锋芒最初也是对内的，不过，与持极端排满论者不同。例如，他说：“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同盟会成立后，他揭出“三民主义”，将原来强调的“种族革命”改称为“民族革命”，以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并列。但是，尽管他多次说明民族主义不是“复仇”主义，大多革命派对其思想仍不甚了然。故在革命派中，仍存在种族偏见，章太炎等鼓吹极端的排满主张，宣传大汉族主义、“复仇主义”，一时甚嚣尘上。

同属革命派的蔡元培曾发表《释仇满》，以为在今天生物进化之理日明，种族平等已成常识的时代，还会出现带有种族偏见的“仇满”宣传，只能看成是革命派的“政略”需要。“排满”宣传是与革命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目标相联系的，故不能将辛亥革命归结为“排满革命”；但同时也当看到，“排满”虽是一种手段，但人们在运用它时往往会“激活”潜在的种族偏见，从而混淆理性与情感的界限，“弄假成真”，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误区。

故不难理解，梁启超将两派分歧的主题之一，概括为主张种族革命还是主张政治革命，是合乎实际的。他认为，两派在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上并无分歧，真正的分歧在于是主张种族革命还是主张政治革命。梁启超的这种概括是否准确，可不置论，但无疑是抓住了两派分歧中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其荦荦大者，主要有三：

一是中国面临的是种族革命还是政治革命？革命派强调，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毕其功于一役，非分两次去做。但究其逻辑而言，种族革命是前提。改良派对此不以为然，主张政治革命而反对种族革命。梁启超从学理与逻辑的结合上，强调中国面临的是政治问题而非种族问题，以为将后者掺入前者，更不利于政治问题的解决。

二是汉族应有的使命是什么？革命派抛出所谓“满汉不两立”“中国者，汉族之中国”等极端言论，依其“合同种，异异种”的逻辑，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就是汉族居“主人”地位的国家，或径直称“皇汉民族新国家”“汉族新国家”。然而，这显然曲解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本意，因为后者是指在国民基础上融合各民族，以成统一的民族。改良派对此不认同。梁启超强调中国是由汉、满、蒙、回、藏诸族共同创建的；中国国土，乃包括本部十八省与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之总称；中国国民，则是包括上述诸族在内。故不能分裂国土与国民。

如果说，革命派主张“光复汉族”，是提出了所谓的汉族“使命”问题；那么，改良派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自己的汉族“使命”观。他们指出，经几千年的融合，中国早已形成各族密切整合的大国，倡排满与汉族至上，便是“舍同化而欲变复体以为单体”，势必引起各族互排，令国家四分五裂，外人乘之。他们认为，堂堂正正的汉族使命，当在于倡导“大民族主义”，联合各族共御外侮。

三是民族问题是重血统还是重文化？革命派中极端“排满”论者，鼓吹“种族革命”“汉满不两立”，强调的是血统论。改良派对此持批判的态度。梁启超引伯伦知理对于民族的界定“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而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他指出：伯伦知理不仅强调了在民族构成的六大元素中，语言、文字、风俗较之血统远为重要，而且在原书中还特别提到了“地与血统”仅是在民族形成初期起作用，“如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一族也”。足见，血统并非区分民族的唯一因素。在久远的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相互交融的事实，斑斑可考。“然而谓几一切满洲人皆与我毫无血统之关系，吾断不能为绝对的承认。”杨度的见解站位更高，视野也更开阔。他径直提出了借重中华文化，实现汉、满、蒙、回、藏各民族的文化统一，从而与“国民统一”互为表里，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大构想。

由上可知，从总体上看，在民族建国当如何处理国内多民族关系的问题上，改良派主“大民族主义”较之革命派倡“排满”与“种族革命”，无疑更合乎理性，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其一，改良派本身的大汉族主义犹存；其二，改良派对清朝政权民族压迫政策的存在不能正视，走向了另一极端；其三，改良派坚持政治革命而反对种族革命，无疑是对的，但在是通过革命还是改良的道路去达到救国的目的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却坚持改良而抵拒革命，违背历史潮流。

应当说，革命派与改良派都认同“今日吾中国最急者”，唯在“民族建国问题而已”；因具体的方案不同，论战不已，浸成水火。然而，辛亥革命告成，中华民国初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民族之统一”，以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为国策。这不仅是各派政治力量妥协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共和革命与“大民族主义”，即革命与改良两派正能量合乎理性的结合。此一历史的善果，令人深长思之。

结语

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既是近代中国融入世界过程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甲午战争后新生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产物。从戊戌到辛亥，其两大政治派别先后领导了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前者倡言君主立宪，打破了王朝国家的坚冰，将认同现代国家的价值取向第一次引入了国人的视野；后者则径直推翻了王朝国家并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民主共和的新国家。这体现了国人现代国家认同的渐次深化，如果说民国建立是近代国人现代国家认同的里程碑，那么，其奠基则应追溯至戊戌时期。

现代国家的本质体现为民族与国民同体。从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看，辛亥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对立，乃属同一范畴的冲突，各有所见，各有所蔽。前者主张共和革命，在救国根本道路的选择上，顺应了时代的走向；但其倡“排满”与“种族革命”，无论主观动机如何，却不免有封建种族主义的偏见，而与民族建国的初衷相矛盾。后者固守君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终失去了戊戌时期曾拥有的时代弄潮儿的资格；但其反对“排满”与“种族革命”，主张“大民族主义”，强调汉族“提携内部各族，而与同升”，以四万万人“组成一大民族”，共御外侮的历史责任与使命等，在处理中国多民族关系的问题上，表现了较前者更为理性的精神，又应乎了民族建国的历史大趋势。两派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了历史的张力，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也唯其如此，中华民国的建立成为近代国人实现现代国家认同与建设民族国家的重要里程碑。

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严复在所译甄克思著《社会通诠》一书的按语中说：在译书过程中，深感西方迄今即便是在共和国家，其内部的民族对立依然十分严重。究其原因，在西人“习于分立故也”；而相较之下，自己对中国民族的传统与特质，颇感欣慰。他写道：中国今日虽困于旧法，拘于旧习，一时不能自拔；然考数千年的历史，终令人相信“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这就是中国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西人相反，易为合而难以分。正是据此，严复坚信中国的前途终无可限量。这是严复在“排满”风潮乍起，并明确表示了忧思与反对的同时写下的内容。如果我们注意到，章太炎甚至早于孙中山，于武昌起义当天即致函满族留日学生，对此前自己过激的排满言论深表歉意，并诚恳邀请他们归国共襄建设“五族共和”民族国家的盛举：“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曾任沪军都督的革命党人陈其美等，于1912年5月即电呈大总统袁世凯，要求通电各省将此前“鼓吹排满各书”一律禁毁，以联络五族，促进共和。那么，我们就不仅叹服蔡元培、梁启超、杨度诸人坚信“排满”论无非是革命派一时的“政略”与“手段”的先见之明，而且更加叹服严复对于中华民族深具包容的品格与合而难分的强大内聚力，即“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的真知灼见与强烈的民族自信，因为民国的建立与“五族共和”的创意，实已有力证明了这一点。固然，民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国真正实现了民族建国，但它终究成为近代国人实现现代国家认同与建设民族国家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彰显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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