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富豪怒对律师，代持人就是受托人？

一起围绕着离岸公司股权的纠纷，最终被确定为是信托关系。十年的反复诉讼，充分体现出代持的风险，那么伴随着中国对家族信托的认知程度的提高，没有书面协议的安排是否也可以受信托制度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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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持有风险

在中国，王思聪是个异类，在网上十分高调，但大多数富豪的行事风格和他相反，是讲究低调的。

低调到自己手头有多少钱，都尽可能不让外界知道，为此他们甚至会把手头的一部分资产交给其他人代持。

除了低调之外，富豪们让他人代为持有资产的原因还有不少，比如说出于税务规划的考虑，或者是规避法律法规对持有行为的限制和对持有人资格的限制，等等。

在通过代持获得很多好处的同时，也必然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

代持双方往往只有口头协议，没有书面协议，一旦双方出现矛盾，原本的君子协定就很难再约束代持者，从而发生法律纠纷。

最近，英国就处理了一起没有书面协议的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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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航空公司

2021年6月14日，英国枢密院做出一项判决：驳回了BVI上诉法院的判决，判定某BVI公司的股份代持人就是受托人。

事情还要从苏联时代说起。

一位名叫普列沙科夫（下面简称“老普”）的苏联富豪，早在1990年的时候，就参与到苏联的航空运输业务当中。

1991年苏联解体那一年，他的家族创建了航空公司Transaero，即俄罗斯全禄航空公司。

到了2005年，他个人名下已经拥有全禄航空32%的股份，他的其他家族成员则拥有公司11%的股份。

还有43%的股份，是一位名叫Boris Berezovsky的先生，以及他的下属公司（B集团）所拥有，此人目前已经去世。

2006年初，老普想要收购B集团名下的全禄航空股份。

此外，为了减少自己名下直接持有全禄航空的股份，以避开一些麻烦，老普还授意在BVI成立了SSC公司，通过这个公司，来收购B集团所持有的全禄航空19.99%的股份。

这家公司的注册股东，是凛科夫先生和卡赞瑟娃女士。

其中，凛科夫一名俄罗斯律师，也是老普的长期信任的伙伴，而卡赞瑟娃是凛科夫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后来两人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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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代持建议

据说，如果全禄航空的股东老普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0%，那么在收购B集团的过程中，就需要参与招投标程序。

凛科夫对老普解释说，直接持有更多的公司股份，会面临一系列麻烦，不如让我代替你持有。

老普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于是就开始安排凛科夫与卡赞瑟娃成立一家公司，收购了B集团名下的19.9%全禄航空的股份。

当时老普和律师的关系非常好，大概还都带着一点苏联时代残留的社会主义同志思想，总之大家都认为只要互相信任就足够了，没什么必要来写文件说明这些事情。

于是，收购股权的背后有哪些复杂操作，以及这么安排有什么意图，都没有留下书面文件。

最终，放在明面上的情况就是，凛科夫和卡赞瑟娃不仅是股东，还成为了新成立公司的唯一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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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与双方观点

后来，他们就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亲密战友普加乔夫那样，从非常好的朋友，慢慢变成了严重不和的关系。

围绕SSC公司的所有权，双方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最后闹到了BVI法院。这场官司历经一审，二审与伦敦枢密院的终审，一直到将近10年后，才有了最终的结果。

老普认为，当时虽然没有留下书面文件，但是事实情况就是，自己是背后出钱和组织成立SSC公司的人，自己对这家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

凛科夫夫妻俩不这么认为，他们坚持认为公司是属于他们夫妻的，并且还出示了许多相关证据。

他们还说，这家公司设立期间的费用也是自己出的，当初律师所和老普之间有着业务往来，某次业务之后，对方拖欠了一些诉讼费用，于是作为补偿给了他们一些钱，这就是公司设立初期的费用来源。

对于这种说法，老普完全反对，他表示，自己不止一次用现金的方式报答过这对律师夫妻，并且在自己的安排之下，全禄航空和SSC才有了业务来往，让这家公司产生了业务收入。

不仅如此，SSC还通过发工资的方式，对凛科夫夫妻俩的工作进行了长期的补偿。

所以这些都足以证明，SSC公司是他的。

老普还找到一些证人，来证明这两个人一直都在执行自己的命令，从而证明SSC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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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判决

BVI一审法院探寻了整个公司的架构和设立意图，最终认为，虽然整个安排没有书面协议，但是在事实上形成了信托关系。

其中，老普是委托人，而两位代为持有公司股份的律师，凛科夫这对夫妻，就是实际上的受托人。老普其实也是受益人。

身为受托人，应该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股份。

但是到了二审的时候，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

不得已之下，老普把事情闹到了更高级的地方——英国的伦敦枢密院。毕竟，像BVI这样的小岛还是英国的海外属地。

枢密院在考察了整个事件商业背景后，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将代持关系解释为信托关系是非常合适的。

枢密院总结认为，判断一个商业安排是否属于信托关系，并不是通过书面文件来判定。

如果在结合当时的所有背景情况和证据之后，能够证明信托的三个确定性存在，就已经足够确认，这只是法学院本科生水平的常识。

根据英国传统的信托法原则，所谓的三个确定性的存在，指的是设立信托意愿的确定性，信托财产的确定性，以及受益人的确定性。

在这起案件中，设立SSC公司是在老普的指示下进行的，设立的目的，是让代持人凛科夫夫妇为了老普的利益而持有公司股权。

因此，相关的信托财产就是SSC公司的股份，信托受益人就是老普。

在这个案例中，虽然并没有留下什么书面文件，但是法院依然根据相关的间接证据推断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确认双方是信托中的受益人与受托人的关系，认定代持者就是受托人。

同样的例子，放在中国，是否可能会因为法律和国情的不同，而产生截然相反的判决？

中国的信托法第八条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国类似的代持安排无法被认定为是信托关系？

瑞银家族传承与家族信托服务中心的于蕴海律师认为：信托关系并不会仅仅因为没有书面的信托合同而被否定。

综合信托法第八条与第十一条已经能够看出来，第八条并非效力性强制规定，换句话说，未采用书面形式设立的信托，同样是有效的。

另外，民法典490条也明确指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

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的环境背景下，一旦出现类似的代持纠纷，那么最终的判决会对当事人有利。

目前中国富豪们把财产交给其他人代持的情况并不在少数，未来随着创一代们考虑到传承问题，代持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

这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法律纠纷。

来自英国枢密院的最终判决，以及专业人士对我国信托相关法律的分析，可以说是为有代持需求的富豪以及相关从业者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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