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是冒险家的乐园，二线城市是生活家的热土
这些年，关于“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讨论进行了一波又一波。最近，西安、武汉、南京、成都等城市掀起的“抢人潮”，又再度把“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选择推到舆论场中央。在我看来，对于年轻人而言，“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选择，其实并无优劣之分，它本来就只应该是个人偏好，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二线城市”可能是比“一线城市”更好的选择。
“一线城市”集资源，“二线城市”聚人口
我一直以来经常讲的一个观点，一个城市之所以成为“一线城市”，并不是因为其经济总量大、人口规模大，如果照此逻辑，天津前几年经济总量已和深圳、广州相差无几，但从来没有人说天津是“一线城市”。我作为所谓“广黑”，时常说广州和北京、上海、深圳不是不是一档的城市，也不是因为广州经济体量小于京沪深，而在于广州和京沪深汇集的资源不在一个层次上。
其实，分析区域经济，有很多“土办法”。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有宏观分析师发现，在珠三角菜市观察辣椒的价格走势，就能看出加工制造业的景气水平，因为当地大多数产业工人来自于湖南、贵州、四川等嗜辣地区，因此辣椒销量好辣椒价格走高之时，就是工业生产较畅旺的时段，而辣椒滞销辣椒价格走低，说明许多农民工返乡了。
与此类似，一个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真实吸引力，很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观察这个城市的川菜馆。中国有很多人口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大省，但这些人口大省的流出往往由明显的方向性，如湖南邻近广东，湖南人就更倾向到广深地区，安徽地处华东，安徽人则遍布江浙沪，但作为人口大省，四川、河南和京、沪、粤大体等距，因此一个城市四川人和河南人的密度，则可最典型地表征这个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吃川菜的四川省和重庆市，人口多达一亿两千万，因此川菜馆密度的指标，即很可说明问题，和京、沪、深相较，广州的川菜馆比例明显较低，京沪的川菜馆都明显多于湘菜馆（川渝1.2亿人口而湖南省只有7000万人口），而广州川菜馆不仅远少于湘菜馆，而且大多少放花椒，而吃不吃麻恰恰是四川和湖南饮食的主要差异之一，这说明，广州的川菜馆不少也把湖南人作为重要的潜在客源。京沪深四川人比例高，说明京沪深对全国人口的吸引力更强，而广州的湖南人比例更高，说明广州更多吸引其周边省份人口。
即将于4月26日启用的广州白云机场T2航站楼
广州的人口、经济总量、零售总额、交通基础、科教资源等指标，当然都和京沪深在同一量级甚至很多指标超过深圳，但在那些对全国性资源的吸纳上，和京沪深的确相去甚远。广州金融业和京沪深不在同一档次，上市公司总数也远少于京沪深，论央企和北京不在一个量级，论外企不如上海有吸引力，论民企和深圳则更不可比，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广州的本质就是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或者说是区域性门户城市。现在许多地方争当的“国家中心城市”，其实本质也就是区域性门户，在这个区域内，政务、文教、交通、外事资源向这个门户集中部署。但一个城市拥有一个区域内的全部上述资源，并不意味着这个城市就能够吸引全国性资源，譬如广州有机场和领事馆，成都也有，四川人不必因为广州有大空港和领事馆跑到广州去；但是深圳有更多的大企业总部，四川人就可能更倾向跑到深圳去赚钱，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一线城市”是冒险家乐园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最大的“一线城市”莫过于纽约了。有一句话，叫“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恨一个人，也送他去纽约。” 为什么，因为在台面上越是金碧辉煌的地方，在背后却更可能汇集不为人知的苦楚。在我看来，“宜业”和“宜居”这两个目标本来就存在一定冲突，像纽约、上海、香港这样的“一线城市”，其居民在获得了更多资源和机会的同时，也承受着比其他城市居民大得多的生活压力。
“一线城市”之所以成为“一线城市”，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赚钱机会多，尤其是赚大钱的机会多。说得俗一点，一个人要“赚大钱”，无非几种途径，一是自己经商做生意，二是靠投资（也可以是持有一级市场的原始股，也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炒作标的），三是在具有巨大规模经济/或接近特定资源/或跨境套利的行业从业（简单说就是“金领”）。对于绝大多数个体而言，经商和投资都是“九死一生”，“一线城市”之所以能够产生相当部分的高收入群体，主要还是因为“一线城市”的“金领”更多。
位于深圳福田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新总部大楼
“金领”的来源是之一，是拥有巨大规模经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之所以有今天，无可回避的原因之一就是拥有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使产品和应用扩张市场的边际成本变得很低，因此产生了可观的规模经济，这是西二旗码农成为“人生赢家”的宏观基础；“金领”更传统的来源，则是金融业，尤其是和上市公司有关的领域，在中国，一个公司一旦上市，不仅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围绕在上市公司周围的PE/VC/投行/会计师所/律所都可以挣大钱，广州的“金领”天然比上海深圳少，没有交易所就是一个主要的先天原因；“金领”还有一类来源，我们称之为“GlobalPay”，许多大型外资机构，在全球适用同样的工资标准，甚至在华的工资标准比在发达经济体更高，因此在这些机构从业自然就成了天然“金领”，放眼全中国，绝大多数的Global Pay机会分布在北京、上海和香港，这样的“金领”职位广州、深圳都很少。
当然，“一线城市”之所以成为“一线城市”，还有一个原因，是“一线城市”出现了更多大企业，在“一线城市”或者是杭州这样的盛产上市公司的“准一线城市”，有更多的创业团队通过上市变现实现了“财务自由”。
要之，“一线城市”对于有强烈事业雄心、有着财务自由渴望的人而言，有着无可替代的吸引力。至少，“一线城市”有更多现成的“金领”工作机会。
然而，不论有多少营销号鼓吹财务自由的故事，人们还是要清醒地面对一个事实。创业之所以迷人，在于其九死一生乃至于九百九十九死一生的低概率；“金领”之所以成为“金领”，在于与之相关的资源和技能的高度稀缺。创业成功者也好，百万年薪者也罢，在“一线城市”不过是增加了你成为这样的人的几率，但即使在“一线城市”，大多数人达到这样的收入水平不过是个“小概率事件”。因为相对较多的“成功者”的存在，“一线城市”有着远高于其他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一个成功的“冒险家”当然可以承受这一切，但如果你始终无法跻身所谓“成功者”的行列，你就要被迫接受这个城市给你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压力。君不见香港，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的确有许多极为光鲜的“金领”工作机会，但全市市民的收入中位数，也不超过一年二十万人民币，当你没有成为相对有钱人的时候，和大量有钱人在同一个城市生活，确是冷暖自知的一件事。
当然，虽然成为绝对意义上的高收入者并不是大概率的事件，“一线城市”的另一个好处，却实实在在可以被一般人分享。只要买房买得早，现有房产多，坐等房产增值就好了。
“二线城市”是生活家热土
我素来认为，把“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简单对立，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除了北京、上海、深圳，中国还大得很，只要你不回三线城市小乡村，说实话在南京、武汉、成都这样的城市，恐怕也很难说稍微像样的工作机会都要“拼爹”。
时至今日，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强二线城市”，或者说是“准一线城市”，其实是平衡工作和生活的绝佳选择。“二线城市”的特征和“一线城市”不同，“一线城市”之所以有那么多更高收入的机会，源于权力和资本的高度集中，没有中央政府，没有交易所，没有那么多的大型金融机构和外资机构，就不可能有那么多高薪的职位。“一线城市”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一线城市”的赚钱机会多少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所以深圳的常住人口比北京、上海、广州都少，但深圳的发财机会却一点都不少。
但“二线城市”就不一样了。我上一次谈到“二流城市Never Die”，这就是“二线城市”最重要的特征。“二线城市”也拥有和权力相关的资源，至少有省一级的政府机构，有与之相应的教育、医疗等等配套，这就能够支撑起一个相对庞大的虽不至发大财但很稳定的公务员、教师、医生群体；它们也会拥有一些央企、国企乃至大型企业的分支机构，能够撑起一个白领群体；同时，这样的城市少则对一省的人口有吸引力，多则对是周边各省的人口也有吸引力，庞大的人口基数自然而然也会产生不少吃喝拉撒睡的需求，这都是很健康的支撑城市运转的动力。所以说，“二线城市”得以稳定发展的核心动力，就是人口本身，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要获取人口，至少比像京沪深那样集聚资本和技术容易多了。
因此，我们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一线城市”在有更多高收入机会的同时，也天然存在更明显的收入不平等；而“二线城市”虽然高收入机会没有那么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减少了很多。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人的焦虑感并非来自于绝对地位，而往往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对于大多数以“小康生活”而非“冒险家”为生活导向的人而言，“一线城市”本身就不是好的生活选择。
所以，虽然说许多人说我是“广黑”，但我其实是最主张别人去广州的。在广州生活的“性价比”，比京沪深高多了。大学同学在北京、上海工作的，许多为首付焦虑，就算是买了房，往往也都在相对城郊的地方，那些在广州工作的，买荔湾、天河、海珠的房也并不难，通勤时间控制在半小时以内，生活幸福感不知道高到哪里去。如果一个人在金融、互联网等相对风口上的行业，想要到京沪深闯一闯，当然是更好的职业选择，但如果在一个快消、汽车制造、航空运输等等相对传统的行业，在广州一个月挣10000，比在上海一个月挣15000，那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挤到上海去呢？到广州这样的城市，天地自然宽了许多。
“一线城市”之所以成为“一线城市”，是源于高收入机会多。但这句话的“逆命题”并不成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不会因为去了“一线城市”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高收入者”。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职业野心，在京沪深之外的强省会城市，你不仅能感受到压力的减小，还能有更多享受生活的机会。
我每次谈到这样的话题时，总有些人过来留言，说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广州是“全球城市”，深圳算什么云云。可是，广州的高收入机会比深圳少，这只是个中性的事实而已呀，这对大多数的广州市民而言也不是坏事。我倒是赞赏许多“老广”对广州的态度，管它是一线还是二线，这里就是我们生活的家园。其实，这应该是大多数人对于一个城市“一线”还是“二线”这个问题的理性看法，一个城市是不是“一线城市”，和这个城市市民的关系实在并不那么大，“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最大的区别，其实不在于表面上的指标，更在于生活方式。所以我对许多强二线城市的营销号天天鼓吹某城市“崛起”了的说法很不感冒，“崛起”了就真正好吗，“二线城市”的魅力就在于其更工作生活的更好平衡，每个城市都和北京上海深圳对标了，有什么好？和京沪深比较有没有那么多金融金领、GlobalPay岗位，并非其他城市的长项，在没有那么多资本和全国性资源的前提下，让本地人生活得更有品质，让本地创业者拥有比肩京沪深创业者的成长机会，这才是“二线城市”（或者用洋气点的话叫“新一线城市”）竞争的关键。
而对于个体而言，选择什么样的城市生活，不仅要看这个城市可能给你什么，更重要的是扪心自问，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不是雄心勃勃的冒险家，选择一个强省会城市，安置房产，规划稳健的职业路径，完全可能是比“一线城市”更好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