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内陆为什么成不了沿海？省会就是内陆的“沿海”
日前，四川江油人郑褚的一篇回乡见闻流传颇广，他的结论明确而清晰，在统一市场条件下，中国已经不需要内陆的制造业，内陆经济只能成为政府依附型经济。这的确是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上，一个可资参考的视角。
但另一方面，内陆也确实有表现抢眼的城市，我的家乡四川成都即是典型。郑褚文章中提到的绵阳市乃至下属的江油、北川，自身的造血能力都已经很弱，但为何成都仍在“新一线城市”上高歌猛进呢？
对于这种现象，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解释——四川省把所有资源都给了成都，是成都的“吸血效应”让四川省其他城市发展不起来，形成了成都的“一城独大”。然而，要细究起来，要“吸血”具体用什么方式呢？无非是全省将尽可能多的资源投在成都而非其他地区。
但我们查看2007年和2017年这两年的统计数据，却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从2007年到2017年，成都GDP占四川省的比重从31.6%提升到37.6%，而成都固定资产投资占四川省的比重却从41%下降到29.3%。在2007年到2017年的十年间，成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倍，而四川省全省增长了4.5倍。换言之，在四川省的投资大盘中，成都的比例并没有升高，在过去十年中，成都反而成为四川全省对投资依赖相对较低的城市。
我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这其实是四川省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在省内出现“分化”的结果，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成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不靠海的“沿海”，而四川省其他地区才是真正的内陆。
成都对四川有多重要？
1980年，当时四川（即今四川省和重庆市）GDP为314亿，成都GDP为46亿，只占到整个川渝地区的14.7%，今四川省范围的20.2%。到2018年，成都GDP占到整个川渝地区的25.1%，四川省的37.7%。这个数据显示出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事实，作为一个“强省会”，成都对四川省乃至整个四川盆地的经济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撑意义。
成都高新区一瞥
1980年曾是四川经济辉煌的顶点，当年四川GDP超越上海居于全国第一，占全国GDP的6.85%，是四川历史上的最高点。在西部大开发近20年后，川渝地区GDP总量才占到全国的6.78%，仍低于1980年水平。成都占全国GDP的比重从1%提升到1.7%，提高了0.7个百分点，重庆市（按1997年以后直辖范围计）占全国GDP的比重从1.84%提高到2.26%，提高0.4个百分点，除成都、重庆外的四川其他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99%下降到2.81%，降幅高达1.2个百分点。
这勾勒出川渝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版图变化的整体情形，成都非常好，重庆比较好，其他地区在萎缩。这种分化趋势，和中国整个国家的沿海、内陆分化何其相似？
郑褚的文章中提到，珠三角、长三角只是中国这个蛋糕上的奶油。而成都和重庆这样的超级都会，就是川渝地区这块蛋糕上的奶油。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我们就更能够理解。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这东南沿海四省一市，2017年的GDP占全国35%，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64%，A股上市公司数量占全国的52%。而成都GDP占四川省的38%，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四川省的86%，上市公司数量占全省的63%。也就是说，成都对四川省的经济贡献率超过东南沿海五省市对全国经济的贡献率，如果在四川省内部划分一个沿海和内陆，成都就是“沿海”，而其他所有城市都是“内陆”。
2017年，成都人均GDP达到8.69万，超过福建省，接近浙江省，已经是“东部”水平，而四川全省只有4.47万。如果扣掉成都市，四川省其他地区的人均GDP只有3.78万，仅相当于成都的43%，和贵州省水平相当。四川省除成都以外的地区，上市公司只有45家，还不如杭州钱塘江东岸滨江区和萧山区两个区的总和，也不如浙江省一个中等的台州市（A股上市公司50家），须知，四川省在成都市之外还有20个市州。
成都经济到底靠什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四川省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都在成都市。成都是西部地区的金融中心，本外币存款余额在中西部城市最高，也集聚了大量的四川省属国有部门，A股上市公司数量在中西部城市中也是最多的，显见民营经济相对发达。
但整体而言，成都经济中最重要的成分，已经是外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外省企业）在蓉设立的区域分支和生产基地。
外资方面，成都实际利用外资占到四川省实际利用外资的90%，截至目前已吸引了285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入驻。世界五百强企业落户四川，和落户成都几乎是同义词。外资企业早已成为成都电子工业的主体，英特尔、富士康等厂商在成都制造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一汽集团在成都龙泉驿的生产基地一角
除了电子工业，汽车工业也是成都制造业的重头。成都经济总量最高的龙泉驿区即是成都的“汽车城”，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东风神龙、吉利、沃尔沃等在蓉进行整车生产的企业，也都不是本土企业。
在金融、科技等高端产业领域，成都也在中西部城市中具有最大的吸引力。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等沿海科技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最多的人力布局都在成都。
这一切使成都经济具有极为明显的外向型特征，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具有类似上海、广州的“买办”色彩。
我之前即分析过，所有的省会城市都有庞大的政府机关、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足以形成数量庞大的消费群体。而相较而言，成都市民消费意愿更高，成都机动车保有量长期位居全国第二，这使得在成都进行汽车整车生产，直接触达消费市场，从而更加经济。
沿海和内陆分工的宿命
当今世界，80%的人口生活在距离海岸线不足100公里的地方，这绝非偶然。
在全球市场的背景下，“大进大出”的生产方式几乎是一种必然，没有哪个城市可能集中所有的重要工业原料，而海运又是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这必然导致制造业向沿海地区的集中，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中国作为统一市场，从某种程度上更强化了这个趋势，因为沿海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内陆地区的劳动力。
为什么许多中低端的制造业没有如我们预想的“雁行模式”（日本——四小龙——东南沿海）那样转移到内陆地区，而是转移到东南亚？因为中低端制造业在成本上极为敏感，且不说中国的劳动力远比东南亚更昂贵，中低端产品的原材料和成品运输成本从沿海到内陆的爆发式升高显然也是不可接受的。
郑褚说，内陆不需要制造业，内陆地区只有餐饮等本地服务和依托政府的生意，这说对了一部分。四川省除了成都以外的其他地区的确如此，成都揭示了内陆制造业发展的可能——它可以发展的行业极为有限。
2017年，四川省11.8%的外商投资企业完成了68.1%的贸易总额，四川出口商品中大中小微型计算机、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和有线载波及有线数字通信设备占比接近50%。也就是说，成都出口的商品主要就是英特尔的芯片、苹果iPad以及戴尔、联想等品牌的笔记本电脑。这些商品因为单价极高，运费在生产成本中的比例低，运输时效性和安全性要求高（所以一般不走海运），才选择在内陆生产，只要靠近跨国专列（蓉欧专列）和国际机场，就相当于“临海”了，而在中国GDP总量前十的主要都会中，成都到欧洲的铁路运输距离和航空距离都是最短的，反而具备了“滨海”式的区位优势。
除了电子产品可以走空运，汽车相当部分可以就地销售。这构成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主要门类，要么是运输成本极低的高单价商品，要么是汽车、快消品等可以就地销售的产品。除此之外，大到钢铁、化工，小到纺织、皮革，在大分工中都没什么内陆地区的事了。这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全球皆然，不因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内陆还有些什么产业？
全球少有深居内陆的制造业基地，随着工业制造流程的进一步细化，制造业向沿海的集中态势更加明显。（中欧制造业发达的内陆国，论其到大海的直线距离，放在中国也顶多就相当于安徽到海滨，完全不能和西部省份相比，四川省距离主要港口的陆路运输距离都在2000公里左右，运输距离长、货物在途时间长，大大抵消四川的比较优势，四川虽然也有水运，但是由于万吨轮过不了南京，下游航道、三峡航道等限制条件约束，内河运输条件也相对较差）
除了电子、汽车和快速消费品以外，今天的内陆还有些什么产业呢？四川省是个样本。
第一类是地方特色商品，对于四川而言就是酒，对于云南而言就是烟，对于遵义来说就是茅台。宜宾、泸州这两座白酒之都，在四川经济中的地位都相当巩固。
第二类是能源资源类产业。成渝之外，四川早期的工业基础就源于此，自贡，四川第三个设市的城市（车牌号川C），是因盐业而生而兴；攀枝花，四川省较早设立的省辖地级市（车牌号川D），则是因为发现铁矿才成为“三线建设”的重镇。现在，盐业已经不时髦了，钢铁工业也完全不能和沿海相比了，四川新兴的资源类产业，如川东北达州的天然气，川西南凉山州的水电等。
第三类，则是过去“三线建设”时期投资的军工、机电、化工等产业的遗留。
事实上，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四川省的工业化进程一直比较缓慢。四川工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源于两个极其特殊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抗日战争，大量下游工业内迁，给四川带来最初的工业基础；第二个时期则是毛时代的“三线建设”，因为战备原因，大量军工企业迁往内陆，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工业布局，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如绵阳的九院、长虹，江油的川矿，德阳的东方电机，绵竹汉旺的东方汽轮机，这些军工和机械工业在四川的落地，最初也是战备上的考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本分散到内陆省份省会之外地区的工业的萎缩，本质上并不是省级政府的主观意志，而是资源和人口迁徙的必然结果。以省会为代表的大型城市有着更低的运输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也有利于吸引和留存人才。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湖北省的二汽（东风集团），从十堰到襄阳，再从襄阳到武汉，这一搬迁让二汽更加“临海”（武汉沿江有良好水运条件），靠近市场（武汉是庞大的消费市场），更能够选人用人留人。在民众迁徙相对更加自由之后，“人往高处走”具有必然性，僻处内陆的三四线城市的企业很难留住人才，是很显而易见的。
做大成都是四川的最大幸运
前面已经分析了，内陆省份的先天条件不可能和沿海省份相较。在内陆省份，只有临江、临空、临铁路枢纽的地方才可能发展工业（而且发展的工业门类还受限制），而在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运输成本要明显低得多。
由此，沿海省份的省会首位度普遍低，内陆省份的省会首位度普遍高，并不完全是沿海省份“市场化”和内陆省份“官僚化”使然。外商在南京投资和苏州投资，面临的交通条件、运输成本、人力资源状况差别不大，但在成都投资和在绵阳、南充投资，面临的基础条件就是天壤之别，这就意味着中西部地区能够吸引外省资本和境外资本的，几乎只能是省会城市。
以我个人的感受，过去十年是成都发展最快的时期。成都真正从一个西部中心城市，成长为仅次于京沪穗深杭的强二线城市。强有力的招商引资深刻地改变了这座城市，让这座城市拥有了蓬勃的汽车、电子和互联网产业。
成都安顺廊桥及香格里拉酒店
显而易见，成都的快速发展，并不建立在对四川省内其他城市的压榨上。无论是在成都设立区域分支的外资金融机构还是中资互联网公司，还是在成都投资设厂的电子设备或汽车制造商，他们不在成都投资，也不会跑到四川省其他地方去。成都的“招商引资”是把这些产业从其他中西部省份的省会“抢”了过来，而不是向四川省内其他地区争利。
内陆在地理上不临海，但哪个内陆省份能够在空间上打造出“内陆海港”，哪个省份就能够在内陆省份竞争中占据先机。内陆省份省会和非省会的差别，和沿海省份省会和非省会的差别并不是一个概念。成都这样的“省会”，就是四川省的“沿海”部分，它和省内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是正常的。即使放在沿海省份，“沿海部分”和“内陆部分”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数量级上的差距，同样明显。
中国参与世界竞争，主要的参赛者还是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主要给东部提供资源和劳动力的支撑。而在四川省这样的内陆省，逻辑同样如此，主要参赛者就是“沿海化”的省会，其他地区给省会提供资源和劳动力。这样的分野，是社会化大分工的结果，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政府意志。相反地，政府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一直是更偏向低线地区的，即使在四川这样的省份也不例外。
做大成都这样的省会，一方面让四川省本省居民有了一个就近就业且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去处；另一方面又让原来在沿海工作的一些本省精英有了一个回流的去处，甚至还可以吸引其他省份的人才（这一点我个人感受非常直接，十年前成都几乎没有说普通话的人，现在这一比例已经高多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川渝地区在全国经济大盘中的比例几乎没有下降（曾经下降之后又持续回升），这对内陆地区而言几乎是个奇迹，无疑，这是做大成都和重庆这两个中心城市的结果。
四川僻处内陆，东北气候严寒，都不是现代工业的理想布局地（参见《东北经济还有希望吗？》）。东北是五十年代中国内地工业布局的重点，四川是六七十年代内地工业布局的重点，发展基础也十分相似。我们可以把辽宁省和川渝地区做一对比，辽宁省1980年占全国GDP的比例是6.1%，现在下降到2.8%，沈阳占比从1.2%下降到0.71%，辽宁省内其他地区从4.9%降到2.1%。这样的相对地位衰退产生了一个结果，沈阳在辽宁省的首位度提高比例并不明显，只是从1980年的20%提高到2017年的25%，远不如成都市从20%提高到38%，看起来辽宁省的经济似乎比四川省更均衡，但实际上这种均衡是“衰退性”的。四川省表面上“不均衡”，但通过做大成都最大限度地把省内的资源留在了本省，从而维持了本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
从本质上说，在全国统一市场的前提下，资源、资本和人才从内陆向沿海的移动是不可逆的，内陆省份（也包括东北）如果不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政策安排在本省内部打造一个“类沿海地区”（这个类沿海地区只能是省会），该省的所有资源就只会更进一步地全部外流到沿海，永远不可能在省会以外的地方沉积下来。
省会和非省会城市之间的所谓“均衡发展”，对内陆省份而言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做大省会，对内陆省来说，是唯一可行的选项，而成都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