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浙江？

日前，最高决策层确定浙江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

回溯中国的历史长河，“均富”一直被视为重要的社会理想。而当人们讨论当代中国时，也会清晰了解“共同富裕”四个字背后的意涵——邓公曾亲自定义，“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人们能够很容易地读懂这个“示范区”不同寻常的意义。相较于城市级别的试验，省的范围更大，在全国范围内的可复制性也更强，浙江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从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中国制度和道路的“模范省”。

浙江有多富？

就经济总量而言，浙江在全国各省中排第四，次于广东、江苏、山东。就人均GDP而言，浙江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排第六，少于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苏、闽两省。

然而，藏富于民的浙江有诸多指标，远比GDP更亮眼。

2020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2397元，仅次于上海（72232元）和北京（69434元），高居全国所有省（市、区）第三。是所有的省区（不含直辖市）中唯一一个超过50000元的。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699元，同样仅次于上海（76437元）和北京（7560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930元，仅次于上海（34911元），高居全国第二，比北京农民的30126元还要高。须知，浙江的统计口径包括了衢州、丽水等偏远市县的山区，能达到这样的成绩，更是殊为不易。

即使和声名在外的富裕省江苏相比，浙江的各项指标优势仍然显著，浙江的居民人均收入是江苏的1.21倍，城镇居民收入是江苏的1.18倍，农村居民收入是江苏的1.32倍。

显然，浙江能够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最根本的原因是它在“共同富裕”上的基础足够好，能够给全国“打样”。有的人觉得浙江虽然富，但是贫富差距太大了所以需要“共同富裕”，显然是一种误读。

但是，当人们提到哪个省是全国最均衡发展的省份，往往还是会有人会想到江苏，而不是浙江。原因也很简单——江苏是唯一一个全省所有省辖市都位列全国城市GDP前一百的省份。他们也时常会觉得，虽然浙江整体比江苏富，但浙江是不是没有江苏均衡呢？

但当我们看下面一组数据，才会发现这种其实也是错觉。

省份	城乡收入比	人均GDP最高/最低	居民收入最高/最低	城镇收入最高/最低	农村收入最高/最低
江苏	2.19	2.53（无锡/宿迁）	2.37（苏州/宿迁）	2.22（苏州/宿迁）	1.93（苏州/宿迁）
浙江	1.96	2.2（杭州/丽水）	1.64（杭州/丽水）	1.41（杭州/丽水）	1.68（嘉兴/丽水）

无论是全省范围内的城乡差距，还是省内各个城市之间的人均GDP和收入差距，浙江都要明显低于江苏。

江浙两省共24个城市，人均居民收入前十的城市中，浙江7个，江苏3个。人均居民收入后十的城市中，浙江2个，江苏8个。

浙江最穷的丽水市，是江浙两省中人均GDP最低的一个城市（61419元），但其人均居民收入37744元，城镇居民收入48532元，农村居民收入23637元。分别排在江浙24市的第19位、18位和20位。而比丽水相应指标低的城市，全部是江苏城市。

在浙江，年人均居民收入低于50000元的，只有衢州、丽水两个城市，换言之11个市里面有9个城市年人均居民收入超过了50000。而在江苏，年人均收入超过50000的只有苏州、南京、无锡、常州四个城市，13个城市里有9个没有迈入年人均收入5万的门槛。浙江9城超5万，江苏9城不达5万，这个数字就很说明问题了。

均衡不等于平均

人们不禁要问，“苏大强”不是每个市都很强吗，怎么会比浙江差这么多？

的确，2020年江苏GDP最高的苏州，其经济总量是GDP总量最低的宿迁的6.18倍，但浙江杭州的GDP是舟山的10.66倍。从总量上看，江苏省各个城市是比浙江更平均的。

但正如前面有一张图反映的，浙江人均GDP最高的杭州市，其人均GDP只是最低的丽水市的2.2倍。但在江苏，无锡的人均值是宿迁的2.53倍。换言之，杭州和丽水的差距小于无锡和宿迁的差距。

历史上，苏南和苏北差距很大。但时至今日，苏南和苏北在地理条件上的差距已经比较小了。过去，苏北地处黄泛区，而今经过多年的治淮和兴修水利，苏北的自然条件大为改善。江苏是全国平原和水面占比最高的省份，而苏北也是一马平川。

反观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平原和“七山一水一分田”的中南部山区，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的差距都很大。在浙江，最富城市和最穷城市之间的人均GDP之差甚至小于江苏，更殊为不易。

在讨论区域经济的时候，许多人往往把“均衡”和“平均”混为一谈。所谓“均衡”，是指不同规模、不同线级的城市和地区，整体上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人均GDP的差距较小，人多的地方GDP总量就大，人少的地方GDP总量就小，这是符合“均衡”要求的。

而“平均”则不然，它是指不同地域之间总量的相对接近。在一个省之内，不同的市总量比较平均，在一市之内，不同的县域总量比较平均，但由于不同市、县人口规模不同，这种平均，并不能敉平不同区域人均GDP的差距。在一市内部的“平均”，还容易造成城市中心城区的能级偏低。

我们即以江浙两省最具代表性的苏州、杭州两市为例，就能够很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

苏州由市辖区和四个工业化县级市组成，杭州由市辖区和三个农村人口占比较高的山区县（市）组成。但苏州市辖区无论GDP和常住人口，都远远少于杭州市辖区。换言之，杭州的中心城区比苏州的中心城区实力更强，能级更高。

以往，很多人说每个县市都很强，这不是苏州经济的优势吗？这话当然有道理，但不尽然。县级市当然也可以有很高的GDP，有很多龙头企业，但由于县级市在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和行政层级上的天花板，县级市只能作为生产基地，很难成为重要的商业和资源配置中心。只有足够大的中心城区，才能够承载更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产生更多的创新赛道。

为什么苏州GDP比杭州高出四分之一，但苏州经济的创新动能似乎还是不如杭州？很重要的原因是苏州的中心城区不够强。苏州在电子、纺织、化工、冶金甚至新兴的生物制药等领域，都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核心区的能级比较有限，服务业占比相对较低，能提供了高薪就业机会就比较少。

上图是2020年苏州、杭州两市各区县的人均居民收入（杭州为2021年行政区划调整前的区划）。苏州虽然全市人均居民收入（62582元）比杭州（61879元）略高，但主要原因是苏州没有山区县市。苏州城镇化率最低的太仓，城镇化率为70.61%，而杭州的富阳、临安、桐庐、建德、淳安的城镇化率都低于此，临安、建德、淳安的城镇化率低于60%。

再来看苏杭两市城区的对比。虽然苏州工业园区的人均居民收入高达79730元，为江浙两省收入最高的区（县/市），但苏州园区人口仅为113.39万人，只占苏州市区人口约六分之一。苏州其他各区（市）的人均居民收入都在6.6万元以下。

杭州方面，西湖、原上城、原下城、原拱墅、原江干、滨江六个区的人均居民收入都在6.8万元以上，其中西湖、原下城、原江干和滨江区的人均居民收入都在7万元以上。杭州仅人均居民收入超过6.8万的区，人口达到了406万。萧山区、余杭区虽然城镇化率相对较低，人均居民收入在6万-6.5万之间，但萧山钱江世纪城、余杭未来科技城亦是杭州最核心的高端产业集聚地。

要之，杭州整体收入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其经济体量和覆盖人口都明显超过苏州。

除了官方统计以外，来自第三方的数据亦可作证杭州的人才吸引力。智联招聘和泽平宏观合作研究的“2021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显示，杭州的人才吸引力在全国各城市中仅次于北京，高居第二。该报告分析称，人才流入杭州主要是因为产业发展迅速，尤其是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行业发展较快。由此，杭州薪酬也较有吸引力，在十个重点城市中位列第四，仅次于京沪深，高于广州。

一个高效的、有集聚效应的强劲中心城区，正是杭州形成巨大城市能级的核心要素。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杭州市过去10年人口净增323.56万，比苏州市（228.84万）多出近100万，增幅为37.19%，是苏州（21.88%）的1.7倍。

浙江何以能？

回溯东南沿海三大明星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表现，浙江是最可圈可点的。

1978年，江苏GDP全国第二，广东全国第五，浙江全国第十二。江苏人均GDP为427元，广东370元，浙江只有330元。

而到了2020年，江苏GDP仍然全国第二，广东从第五位上升到第一位，上升了四位。浙江从第十二位上升到第四位，上升了八位。论人均GDP，浙江已经反超广东，和江苏的差值也大幅缩小。

今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也显示，浙江过去十年的人口增幅达到18.63%，仅次于广东（20.79%）高居全国第二，远高于同期江苏的7.74%。杭州、宁波等核心城市人口的高增长，有效带动了浙江人口的整体增长。

宁波三江口

浙江表现如此优异，但它的发展路径却具有极大的独特性。

澎湃副总编辑胡宏伟这样分析粤苏浙三省：广东是自上而下的植入式市场经济，其发展源于港澳台等外部资金技术的引入和中央的支持。江苏是从腰部发力的半市场经济，起点是比民营经济更计划，比国有经济更市场的乡镇企业。而浙江是自下而上的更为彻底的草根型市场经济。

事实上，无论是一个省，还是一个市，发展经济大多有比较固定的路径。除非依靠土地、矿产等资源的发展，多数区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都离不开四个关键要素。

政策：特殊政策的支持，如深圳等经济特区，上海浦东开放开发，苏州的中新合作工业园区等

项目：国家主导的有重大影响力和较高影响能级的项目，如证券交易所、宝山钢铁、中国商飞等

外资：港澳台和海外资金的进入，相应的投资、建厂，设置区域总部等

外溢：周边发达地区的产业外溢，如改革开放早期香港对珠三角的工业外溢，上海对苏南的工业外溢，深圳对东莞的工业外溢等。

浙江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总体上对上述几点的依赖程度不高。浙江没有经济特区，也未曾拥有过类似浦东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的特殊政策和环境。浙江不是中央投资的重点，长期以来大型工业项目和金融等服务业平台也很少。在吸引外资方面，浙江从来不是广东、江苏的对手。而在承接产业外溢上，浙江虽然紧邻上海，但浙江临沪的嘉兴和江苏临沪的苏州，在和上海产业融合的程度上显然也不是一个层次。

浙江不靠这四点，发展靠的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靠自己。

政策、项目都是中央给的，外资是招商引资吸引来的，外溢是要依靠好的地理条件。但归结起来，都是外因。这些外因用得好，区域经济是能够走捷径的。

但浙江选择的路径是练内功，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把每一个县域、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内在活力激发出来，让每个地方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内在优势。

浙江有独特的“零资源经济”，紧邻上海的嘉善县没有森林也不产木材，但平地而起的数百家胶合板企业的年产量占到全国市场的三分之一，超过了世界胶合板强国马来西亚整个国家。海宁不出产一张毛皮，却崛起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

嘉兴月河街区

嘉善和海宁都地处嘉兴。嘉兴的GDP总量虽然只有隔壁苏州的四分之一强，但凭借富有特色的本土经济，嘉兴的民富水平并不比苏州逊色多少，嘉兴的人均GDP是苏州的64%，但人均居民收入却是苏州的87%。嘉兴的另一项指标更为亮眼——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801元，比上海（34911元）和广州（31206元）还要高，是全国农民最富的市。

上世纪九十年代，浙江修建第一条高速公路，连接的是省内的杭州和宁波，而不是省会杭州和上海。一些人曾由此认为，当沪宁高速带动苏南发展时，先建杭甬高速后建沪杭高速让浙江错失了承接上海产业外溢的机会。

但回头来看，这种认识也未必准确。浙江对于和上海的关系，一直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当然紧邻上海是资源，但不能过度依赖上海的产业外溢。如果一个城市只承接外溢，就容易成为上海的附属，从而限制了自身的能级。

在浙江，有基础的城市，着力增强长板，从而力求在全国乃至全球性资源配置中占得一席之地。

杭州钱江新城

杭州，从民营经济重镇走向数字经济高地。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平台经济模式，不仅具有全国影响力，也带动了电商、互联网、直播、物流、消费等行业生态，让杭州这个并不是传统区域中心的城市，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经济高地，参与新经济领域顶级资源的分配和人才的争夺。

宁波和舟山联合，将“天然良港”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已连续十多年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大港，在世界贸易网络中举足轻重。

义乌，一个资源匮乏、地处盆地四周多山的小县城，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创造了不沿边、不沿海却影响全球市场的奇迹。

另外一些地方，虽然不具备如此高的资源配置能级，却也发展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浙江绝大多数的县（市/区）都有上市公司，每一家上市公司几乎都是某一个领域的隐形冠军。它们的产值未必高，但它们产业的附加值却远远高于那些外来投资主体。当每一个县、市、区都迸发出巨大活力，整个浙江也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分子。

浙江经济的均衡和共富，从来不是靠行政手段带来的资源平均和再分配，而是靠“放水养鱼”最大限度地让所有的区域、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如果用教育来做比喻，浙江发展靠的不是只看GDP的“鸡娃”，而是“因材施教”，追求的不是绝对的平均，而是不受拘束的成长。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能够理解浙江为什么要扛起“共同富裕”的重担。浙江最擅长的从来不是分蛋糕，而是做蛋糕。展望未来的浙江，就是要把蛋糕继续做大，然后再把蛋糕分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