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教师团，聊天式授课， “冷门绝学”的治学之道

1983年春天，杭大古籍所成立，张涌泉27岁。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老家义乌县文化馆上班。

阁楼里堆着4万多册线装书，很长时间没人碰，积满灰尘。一位退休后返聘的老先生和张涌泉一起，一个编目、一个写卡片。

1985，张涌泉（右二）与同学杨自强（左一）、卢敦基（左二）、刘跃进（右一）在宿舍里。

此时，中央下发了首个关于古籍整理的文件“37号文件”，其中提到：“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于高等院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

古籍所成立后不久，他参加图书馆系统的一次学习，到杭州出差，顺路回母校看老师郭在贻。“你应该读研究生。”老师说。此时，王云路正跟着郭老师读研究生。

2003年，古籍所几位博士生导师在讨论学术。左起：方建新、束景南、王云路、张涌泉、崔富章、龚延明。当时张涌泉任所长，王云路任副所长。龚延明是前任所长。

如果没有古籍研究所的成立，张涌泉和王云路的人生也许会太不一样。跟张涌泉一起分配到金华的同学，很多在金华工作直到退休。

1984年夏，张涌泉背着行李入学了，重新走入杭州大学校园，两年后毕业，留在古籍所工作。王云路1985年硕士毕业，分配到古籍所工作。几年后，又考上了古籍所博士，导师是所长姜亮夫。

1983年4月18日，杭州大学古籍所成立，右一为姜亮夫、右二为平慧善。

一、笃实光辉的学风

在古籍所成立大会的老照片里，平慧善坐在姜亮夫旁边。姜先生年事已高，所里事务主要由她负责，跑校办盖章、跑房产科要钥匙、跑家具科要桌椅。

学校没有空房子，办公室哪里着落？杭大新村（宿舍区）有一间小房间，8平方米，给了古籍所。

古籍所第一届硕士生，董平（现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傅杰（现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陈野（现为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等6人，面试也在这个小房间。

1984年4月，第一届硕士生与姜亮夫(前排左一)在一起。前排左一姜亮夫，左二为四川大学文献学家杨明照。后排左一林家骊，左二杨黛，左三为陈野，右三为傅杰，右二邬锡非、右一董平。

当时，人们对古籍的概念不了解，古籍人才也很少。

1981年中国训诂学会在武汉成立，横幅上写着“训诂学会”， 有人看到，惊奇说道：“看看，这是个‘训话学会’！”

某年夏天，姜亮夫在杭州大华饭店疗养，一起住在那里的还有行政官员。大家聊天，对方问姜亮夫：“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小学工作的。”小学，是指音韵训诂的学问。哦，你是教幼儿园小学的。对方说。

王云路如今是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她能理解姜亮夫当时的迫切心态。姜亮夫等老一辈学者迫切希望尽快培养学术人才。张涌泉、王云路一代人，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学术道路的。

古籍所师生合影，第二排左起：郭在贻、雪克、平慧善、徐规、姜亮夫、沈文倬、刘操南、王荣初。后排左一为张涌泉、左二为刘跃进、左三为卢敦基，左六为傅杰，右四为董平；三排右三为王云路，右一为许建平（1985年考入古籍所，比张涌泉晚一届，现为浙江大学教授）。

1984年夏，古籍所第二届研究生入学，张涌泉就是其中一名，同学中有刘跃进（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卢敦基（浙江省社科院《浙江学刊》主编）等人。

新生入学后，姜亮夫把张涌泉班上10位同学叫到家里，上了第一课。他开出一张书单，是12种中国传统经典，分为“六大”和“六小”，每个学生须至少选择“一大”“一小”读通。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培养古笈硕士研究生方案》

王云路是姜亮夫的博士生，她说姜亮夫曾感叹敦煌学后继乏人：

“国内真正敦煌专家如王重民、向觉民（向达），都因课务繁忙，突击性工作过多，未能专力于此。”他在解放前“又忙于衣食，糊口四方，也不曾专力为之，实在辜负得很”。

这是姜亮夫的自谦，他觉得在敦煌学没能专一有所突破，所以对年轻人培养尤其用力。

他草拟了《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培养古笈硕士研究生方案》，中间提到，要“从艰苦卓绝中建立笃实光辉的学风”。这份方案初稿，见证了老师的教诲和苦心，傅杰一直保存着。

古籍所正在进行中的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中华礼藏》。这是古籍所的集体项目，现任所长王云路担任主编。“三礼学”研究从早期沈文倬先生起，一代代传承，与敦煌学、楚辞学、中古汉语史、宋学、东亚汉籍等共同成为古籍所的研究方向。众多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展现了古籍所的学风。

二、老师比学生还多

姜亮夫还邀请了众多老师来“兼职”。

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与徐规副所长在一起。

比如徐规是历史系教授，兼职任古籍所副所长；中文系蒋礼鸿、郭在贻讲授训诂学；地理系陈桥驿讲历史地理学；数学系沈康身讲授古代建筑、数学史；历史系龚延明讲古代官制……这是来自本校的，还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

王云路与龚延明。龚延明于90年代初从历史系调任古籍所，曾任所长。

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龚延明专注职官制度研究，是继徐规之后，古籍所历史学、宋学方向的领军人物。

中国美术学院的王伯敏，是徐悲鸿和黄宾虹的学生，被姜亮夫邀请来讲古代艺术；上海文史馆的学者钱剑夫，是许地山的学生，学兼经济、文史，他来讲古代经济制度。

1980年代，胡厚宣从北京来杭州讲课。

北京的版本目录学家魏隐儒，已从北京市文物局退休。他曾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分主编，姜亮夫把他请来杭州，给张涌泉他们上课。老先生来杭州前后一共2个月，就住在学生宿舍楼，方便集中上课。

章祖安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50年代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是姜亮夫、蒋礼鸿等人的学生。1984年下半年，姜亮夫聘请章祖安到古籍所上《周易》专题，每周两次课，每次一上午。因路途较远，约定好每次学校用公车来接他。

有反对声音。章祖安是杭大毕业的学生，何必用车去接？让他自己骑自行车或者乘公交车来吧。第一周课上完，有人向他宣布不再接送了。章祖安马上告诉古籍所负责对接的王荣初教授，下周不再来上课了。

王荣初顿时为难，因为小车接送是姜亮夫定下的，但车不归姜亮夫管。姜亮夫知道这件事后，写了一封信给章祖安：

祖安兄：

专题《周易》报告，无论如何请你讲完。为了孩子们，非为吾辈计也。

特此 即问近佳。

亮夫顿首

十一月十六日

章祖安读出了老师对不能调动公车的不快以及对自己的愧疚。同时，老师的敬业、对教育的一片丹心，也让章祖安感到自己的狭隘和傲慢，时时后悔，老师的这封信，他一直保留很多年。

姜亮夫给章祖安的信。右边章祖安题：姜先生手泽，今归傅杰兄，得其所哉！丙申岁（2016）

后来，章祖安把这封手写信送给了傅杰。1984年傅杰硕士二年级，是《周易》专题课的学生，“为了孩子们”，孩子中就有他。

如此，古籍所里上课的老师比学生还多。这种上课模式很难复制，与杭州大学举办敦煌学讲习班相似。

1985年姜亮夫（左五）、徐规（左六）、平慧善（左七）、雪克（左八）等与先秦两汉文学讲习班师生合影。

古籍所刚成立不久，教育部委托姜亮夫举办全国首届敦煌学讲习班、楚辞学讲习班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来杭州大学进修。除了古籍所教师，姜亮夫还聘请了本校的蒋礼鸿、沈康身，中国美院的王伯敏，安徽大学的乐寿明等人上课。

1983年，首届敦煌学讲习班外出考察，左一张梦新、左二楼含松、左三雪克，右二林家骊、右一计伟强。

姜亮夫以自己的人脉，举全“朋友圈”之力培养人才，不为“吾辈”，为的是“孩子们”，为的是学术事业的传承。晚年身体不佳、几乎出不了家门的他，似乎有一种迫切，也有无穷的力量。

博士论文答辩，邀请王元化等人来杭州。1980年代初，王元化与钱钟书、王力、王瑶、朱东润、吕叔湘等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左起：刘操南、王凤贤、姜亮夫、王元化、黎子耀、徐规、沈文倬。）

三、学生越笑，他越严肃

2002年，姜亮夫诞辰100周年之际，浙江大学召开“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教授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蒋礼鸿之子蒋遂回忆，杭州大学敦煌学的三位领军人物，姜亮夫年龄最大，蒋礼鸿次之，郭在贻最年轻。

蒋遂翻检父亲藏书，见过姜亮夫送父亲的一些书。有一本《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扉页姜亮夫写着“礼鸿先生指正”，还有一本《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蒋礼鸿在扉页上写下“亮公所赠”。

姜亮夫送蒋礼鸿的书上，蒋礼鸿写“亮公所赠，云从。”（云从是蒋礼鸿的字）

蒋遂说，姜亮夫在解放前带回国很多敦煌资料，蒋礼鸿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敦煌，姜亮夫是“导夫先路”。

陆维钊给姜亮夫画过一幅画像，蒋礼鸿在上面题像赞：“逢蒙视，见如雾。照乎古，烂如炬。矻矻孜孜，穷日尽年，将以恢海宁之轨，而振余杭之绪。”海宁是指浙江海宁人王国维，余杭是指余杭人章太炎，姜亮夫是他们的学生。姜亮夫、蒋礼鸿同住杭大新村，两家隔着一条小路，友谊持续数十年。

郭在贻是姜亮夫早年的学生、助手，后来也受蒋礼鸿影响。姜亮夫急于培养人才的心态，在蒋礼鸿、郭在贻那里也是一样的。

杭州大学在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的奠基和培养下，形成了敦煌研究的传统。

王云路第一次见到蒋礼鸿是1982年。硕士导师郭在贻带她去看望蒋礼鸿，66岁的蒋先生，“清癯的脸上泛着红光”，“表情严肃，话极少，让人生出几分敬畏”。

1980年代，蒋礼鸿在课堂上。

蒋礼鸿的嘉兴方言，王云路不能完全听懂，只记得蒋礼鸿那天讲到了古代跪拜礼仪。他自己学古人作揖、鞠躬，给学生做示范，学生们被他逗笑，但蒋礼鸿表情依然严肃。大家越笑，他越严肃。

后来，王云路从读书到毕业，从单身到与同学方一新恋爱、组建家庭，一直与老师们保持来往。

王云路夫妇每隔段时间就去杭大新村蒋礼鸿家拜访，常常在晚饭后去。学问上的事跟蒋先生聊聊，生活的问题跟师母盛静霞聊聊。蒋礼鸿常常是在一边埋头看书，妻子与学生聊天，他偶尔插话，话也不多。

1992年，王云路与老师们在一起。左起：崔富章、林菁、刘操南、徐规、蒋礼鸿、樊维刚、黄金贵、王云路。

1988年初夏，王云路夫妇带着2岁的儿子去。一进门，“蒋先生立马放下书，转过身来跟孩子说话，又拿来糖果，兴致勃勃地说：‘我给你讲个小花猫的故事。’”一边讲，一边模仿小猫、老鼠的喵喵、吱吱声。

1995年蒋礼鸿去世，下半年，近80岁的盛师母有一次到王云路家，说：“你们要搬家了，要住六楼，我上去不容易，现在来看看你们。”

盛静霞也是杭大教师，曾与沈祖棻并称中央大学两大才女，曾与夏承焘合著《唐宋词选》。

蒋先生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在看书。他想说的都在书里，他的半生都给了敦煌。

四、蒋先生的求索

张涌泉家中，书房有六排书架，越靠近书桌的位置书翻得越多、书越旧，有的一抽出来就散架了。其中有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放在桌面上，方便随时查阅。

今天，蒋先生这本书依然是研究敦煌学的必备书籍。

回顾敦煌学的研究，姜亮夫始于在20世纪初，他留学巴黎，在博物馆里看到很多敦煌文献，其中有《切韵》等古代典籍，觉得很有价值，于是手抄整理。

不久，朋友向达从伦敦来信，说大不列颠博物院也有很多敦煌文物，是斯坦因带去的，姜亮夫又去伦敦抄写。后来又曾到柏林、罗马等地。

为了抄这批文献，姜亮夫放弃了巴黎大学的学位。早上去抄写，晚上回来吃了饭，在台灯下整理白天抄的内容，直到深夜。

长期伏案，使姜亮夫的近视又增加了600度。他晚年视力极差，读书要把书捧在脸前。

姜亮夫《敦煌瀛涯韵辑》第一版

回国后，姜亮夫开始研究敦煌文献，于1940年整理出《敦煌瀛涯韵辑》二十四卷，成为时代性的著作。

“瀛涯”两个字，今天体会，体现了他那一代人的辛苦——研究自己国家的敦煌，要跑到天涯海角去抄录材料回来。

到蒋礼鸿20世纪50年代后写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研究条件相对变好了。

蒋礼鸿、盛静霞夫妇与《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什么是敦煌变文？

变文是敦煌文献中的一种文学体裁，是唐代的通俗文学，写在敦煌经卷上。当时还没有印刷术，都是手抄。书面文学传承有序，因此唐代的《滕王阁序》今天我们依然能读懂，但唐代变文的语言面貌没有代代相传，今天很难读懂。

蒋礼鸿这本书通过归纳法解释变文中的字词。当时没有网络数据库，这项工作非常考验学者的阅读面和判断力，张涌泉的印象里，蒋先生功底深厚，读的书很多、很广。

蒋礼鸿的研究，主要参考《敦煌变文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重民、向达、周一良、启功等人编辑的《敦煌变文集》，其中收录了大量变文作品。

《敦煌变文集》

当时很难看到敦煌文献的原件，这本书就成为蒋礼鸿以及同时代很多学者的必备工具书。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古籍研究也迎来春天，关于敦煌研究的文章、著作众多，都是依靠这本《敦煌变文集》。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浙江大学2015年版。

蒋礼鸿花费数年，编写了《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1959年一经出版就引发轰动，推动了对唐代口语的研究。国内学者周一良、吕叔湘以及日本研究敦煌的波多野太郎等人都纷纷好评。英国、俄国汉学家也在研究中引用这本书中的内容。

面对不断涌来的赞誉，蒋礼鸿并不满足。书出版后，对于书中的词条，蒋礼鸿不断增订，找到一条例证，就增加一条。

30多年里，6次增订，这本书从最初的9万字增加到40多万字。一代敦煌学者的半生执着的求索，就在书中。

五、正经学问与君子之学

与蒋礼鸿一样，中文系教授郭在贻也到古籍所兼职。郭在贻1961年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曾担任姜亮夫的助手。

郭在贻（右二）在古籍所成立大会上。左一高培铭、左二徐步奎。

郭在贻是山东人，山东口音很有特色，比如“俗语词”他读起来像“徐语词”；他称姜亮夫为“大姜先生”，称蒋礼鸿为“小蒋先生”，因为山东方言，“姜”“蒋”听起来一个音，为方便区分，前面加上大、小二字。

在大家的回忆中，郭在贻深受学生们喜欢。他很鼓励学生写文章，借此培养问题意识，学生写完文章，郭在贻看完后让学生什么时间去家里，给他们讲。

当年那些文章，现在看来，张涌泉觉得“幼稚得很”，但郭老师总是从里面找出亮点，表扬和鼓励：嗯，这个点挺好，不糙；这点你能想到，厉害。

学生来家里上课，郭在贻是以聊天的方式。除了学问，也谈人生甘苦、文坛掌故、诗友趣闻等等。他常对王云路说起，“文革”中，他几乎天天晚上跑去姜亮夫家里，听姜老谈古今中外的学问和文人轶事。郭在贻教学生，也喜欢以这样的方式。

1986年，古籍所师生在一起。前排左起：郭在贻、雪克、平慧善、徐规、姜亮夫、沈文倬、刘操南、王荣初。二排右一为王云路，三排左二为张涌泉。

他为人随和，有信必回，有求必应。后来在杭州大学甚至省内外很多高校，很多人都自称是郭老师的学生，其实不少是私淑弟子。

1986年暑假结束，王云路从大连回杭州，到郭在贻家拜访，郭在贻马上拿起两个大笔记本：“我这个暑假没白过，段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又看了一遍，还有《南史》《北史》，看了十多本，只差一本就全看光了！”王云路打开笔记本，全是分门别类的摘录，毛笔、钢笔都有，密密麻麻。

1988年夏，古籍所首届青年教师学术报告会（1988），郭在贻与王云路等在一起。前排左起：王云路、李丹禾、张翠霞、张金泉、崔富章、姜亮夫、刘操南、郭在贻、王荣初、曹方人、方建新、金达胜。

1988年8月8日，杭州刮了一次12级台风。这个暑假，郭在贻给王云路回了一封信：“暑假中，我没有做什么正经学问，只是兴之所至，读了十几本杂书。最近则在读钱钟书的《谈艺录》……”

他在信里，写到西湖边很多树被连根拔起，交通阻断，但他的小花园安然无恙，葡萄架、石榴、桂花、蔷薇、绣球等等都好好的。且经此一番风雨，愈发显得明丽、鲜美。

他引用《世说新语》简文帝的一句话：“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间想也。”

他又告诉王云路，这几天，全杭州掀起了“救树运动”，大家自告奋勇参加义务劳动，好人好事时有耳闻。

最后，他又用白居易给元稹的信里一句话结尾：“有念则书，言无伦次，勿以冗杂为病，且当一夕之话也。”括号里注明，这句话他自己记得不真切了，大意是这样。

崔富章与郭在贻，古籍所里两个山东人。

什么是“正经学问”？崔富章也是姜亮夫的学生，后来曾任古籍所常务副所长主持所里工作。他回忆姜亮夫开会，告诉大家要做“根柢之学”，做光明正大有价值的学问，做“君子之学”。

郭在贻的“正经学问”，与姜亮夫的“君子之学”一脉相承，对读书要求严格。

郭在贻最后在病床上，让王云路到他家取《普希金文集》和《唐宋名家词选》，读给他听。“书放这，等我好些，你再读给我听。”

王云路没有等到。4天后，郭在贻去世，第二天是他50岁生日。

六、郭老师的遗愿

到20世纪80年代，张涌泉做研究条件比老师们更好了，他能看到敦煌原卷的微缩胶卷。

20世纪下半叶，英、法将博物馆馆藏的敦煌文献出了微缩胶卷，姜亮夫说这很珍贵，决定买一份。于是，古籍所花了几万块买了回来。

有一年夏天，很闷热。张涌泉和师弟黄征趴在机器上看胶卷，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淡黄色的纸张在镜头里一页页翻过，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很多学者必备的《敦煌变文集》里有一篇变文，文中有个“乘”字，前后讲不通。蒋礼鸿指出，这里应该解释为“我”的意思。

但古汉语中，“乘”没有“我”这个意思。有的学者猜测，是不是方言关系，因为“乘”跟“朕”音近，唐代民间有这样的用法？也有其他的猜想。

张涌泉

张涌泉对着微缩胶卷对比原卷，找到了真相——

“那哪是什么乘字啊！那是草书的‘我’字，和草书‘乘’字字形接近，传抄的人便误认作了‘乘’，《敦煌变文集》也就跟着出错。”

这也让张涌泉对蒋先生十分敬佩，没有看到原卷，就能根据上下文推断这里是“我”的意思。

在比对胶卷的过程中，张涌泉发现这样的错误不是个例。他向郭在贻老师报告后，郭在贻鼓励他写成文章。

当时，郭在贻已经因病住院。在病床上，他还不忘问张涌泉文章的进度。张涌泉每写完一条，就念给郭在贻听。后来病情略有好转，张涌泉陪老师到医院外走走，在洪春桥边、植物园里，郭在贻抱病给张涌泉审读论文，最后这篇3万字的论文《敦煌变文校读释例》发表了。

文章发表后，郭在贻提出，带着张涌泉和黄征，三人合撰“敦煌学三书”。

《敦煌变文校议》

1988年夏，郭在贻给西北师范大学的文献学家赵逵夫写信，谈到《敦煌变文校议》即将于年底完工：

“弟与张、黄两位青年朋友合作撰写的敦煌学三书，其中《敦煌变文校议》一稿将于年底蒇工……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

没想到半年后，郭在贻因病去世。他留给张涌泉、黄征的遗嘱说：

涌泉、黄征：

匆匆地告别了，万分惆怅。你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计划，争取把三本书出齐，以慰我在天之灵。

有件事拜托你们：请把我未收入《训诂丛稿》的文章搜集起来，编一个续集，过几年后争取出版（现在当然不可能），为的是赚点儿稿费，以补贴我的家属，我个人则无所求也。

郭在贻去世一年后，《敦煌变文校议》出版。《敦煌变文汇校》（后改名《敦煌变文校注》）一书，张涌泉、黄征花了6年，1997年出版。《敦煌吐鲁番字典》后来由黄征编成了《敦煌俗字典》。

郭在贻著作

七、今天的敦煌学

姜亮夫、蒋礼鸿曾分别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分别担任会长、副会长，共同成为浙江敦煌学先驱。2008年，张涌泉成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著名学者饶宗颐曾说，杭州大学实为敦煌研究之重镇。这个“重镇”一直保持到今天。

张涌泉今年67岁，前不久接受了一档纪录片的采访。该纪录片第二集用15分钟的片段介绍了张涌泉多年来做的“敦煌文献缀合”工作。

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张涌泉与学生们在看敦煌卷子。

什么是敦煌文献缀合？

1900年敦煌藏经洞打开，很多唐代以及更早的文献横空出世，吸引了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今天，敦煌文献散落在中、英、法、俄等世界各地，由于人为或自然原因，往往一件文献碎成几片。

张涌泉这项工作就是把这些残片进行匹配，使破碎后分散的残片“破镜重圆”，展现出文献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对古代语言文学展开研究。

缀合这件工作，张涌泉已经做了10多年，是他的敦煌研究“宇宙”的一部分。

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书局2008年。

在2006年前后，张涌泉编纂《敦煌文献合集》，翻阅《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时，他发现了12件敦煌文献碎片，每一件碎片上字数很少，但是行款、字体都相似，张涌泉大胆猜测这些碎片本来属于同一张敦煌卷子。

张涌泉仔细辨认碎片上的文字，有“攘臂”“于阗”“阐明”等大字，大字下有注音的小字。

简单查阅后，张涌泉发现，这些注音的大字可以在同一份文献里找到，那就是唐武则天时代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和序文，其中“于阗”二字就出自武则天写的序文。随后，张涌泉又通过一些字的避讳方式、俗体字写法，判断出这份敦煌文献的抄写时间。

节目播出后，他被很多年轻人“圈粉”。张涌泉挺开心，年轻人在深入了解敦煌，了解古籍整理。

北敦3894号（前部）与北敦2301号卷端碎片缀合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姜亮夫就曾说，“这种缀合工作是我们正式做研究工作之前的第一件事。”在当下数字时代，随着时代进步，张涌泉几乎能看到所有敦煌文献，他比上面两代人有更好的条件。

张涌泉还有一个设想：现在他看到的敦煌文献都是黑白的，红色笔迹看不清。他希望，有一天能看到全世界敦煌文献的彩色高清照片，文献能够讲述更多的内容，让敦煌学更进一步。这也是敦煌文献从另一种形式上的回归中国。

张涌泉的微信头像是一个青花瓷盘，风格朴拙。

多年前与资深古籍编辑吴战垒一起逛文物市场时买的，“他说这对盘子好，明代的。”

张涌泉最喜欢上面四个字：志在书中。这四个字，也是古籍所一代代人的写照。

（本文图片由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办公室、张涌泉、王云路、傅杰提供）

文章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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