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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訊 | 郭萬青點校本《國語正義》出版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章黄国学 2022-08-14



《國語正義》

[清]董增齡 著 ,郭萬青 點校

出版社:巴蜀書社

出版時間:2022年8月

ISBN:978-7-5531-1559-7



《國語正義》整理前言


董增齡是清代乃至整個《國語》研究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主要生活在嘉慶、道光時期,具體生卒年代不詳。王引之(1766-1834)、徐養原(1758-1825)、施國祁(1750-1824)等皆以“歸安董增齡”稱之,著有《規杜繹義》八卷《論語雅言》二十卷、《國語正義》二十一卷、《金匱集解》二十二卷、《江海明珠》二卷。今檢丁輝、陳心蓉《嘉興歷代進士研究》,其中有“金衍宗六女適歸安董增齡子董開榮”一條(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版,第237頁)。知董增齡有子名開榮,字勤甫,著有《育蠶要旨》(清同治十年刊本)。如果進一步深入發掘,或可得董開榮之詳細資料。董增齡與徐養原爲中表兄弟,又與施國祁交往較密。徐、施都對《國語正義》的撰寫有過建議和商榷。根據《國語正義》稿本中董氏校改的簽條可知,在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時候,《國語正義》還在修訂之中。


一、《國語正義》流傳及刊印


董增齡《國語正義》形態分爲寫本、刊本、點校本三種形態。而寫本又可以分爲征求意見本、清稿本兩種。


(一)《國語正義》寫本


董增齡《國語正義》最初以稿本行世,其早期寫本分別呈送施國祁、徐養原,後來又曾以全本謄清稿呈送王引之,征求意見。從施國祁《國語新疏說(與董壽羣)》可知,董增齡給施國祁閱覽的稿本僅有《周語上》《周語中》兩卷。董增齡在吸收徐養原和施國祁意見的基礎上,手稿謄清後又請正於王引之。王引之爲之校批,並撰序一篇書於稿本《國語正義自序》之後。王引之將謄清稿還給董增齡後,董增齡又在王引之的建議基礎上,對謄清稿進行了刪補改易,多處貼有簽條。所刪文字,往往在該字上點墨點,添補者則在刪掉文字的字裡行間。簽條一般粘貼於所補《國語》相關文句本頁或後頁,也有的離補充位置數頁,後者相對較少。此一稿本疊經流傳,至於周慶雲之手,最後入藏上海圖書館。檢今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有“烏程周氏夢坡室藏書”印。半頁八行,行三十字,注疏小字雙行。無邊框行格。比對之下發現,式訓堂刊本與手稿本頗多不同之處,凡是簽條補充者,刊本皆未錄入,即便正文部分,刊本也多與稿本有不同之處。比對發現,稿本注文多從公序本,而刊本注文多有改從明道本者。就引文的精準度上而言,稿本明顯比刊本高。


總體而言,稿本和刊本具有各自的獨立性,二者雖然是董增齡同部著作的不同形態,但是二者之間似乎並不是底本和刊本的關係。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章壽康式訓堂刊本所據底本是根據手稿本過錄的傳錄本,因為稿本小字補充的很多內容實際上都出現在刊本中,說明刊本所據底本應該是該手稿本的過錄本,只是在過錄中對於一些刪抹內容未能提起注意,對於一些添補文字採取遺漏的形式,對於簽條,則一概不錄,這纔造成了稿本和刊本之間的差別。章壽康《式訓堂自己卯續藏書目》中收有“國語正義六本抄”,上海圖書館藏周慶雲原藏稿本爲八冊,與章壽康藏《國語正義》抄本不盡同。而此六冊之抄本當即式訓堂刊本《國語正義》的底本。至於二者之間的詳細關係,還需在檢尋章壽康《國語正義》抄本下落的基礎上進一步研討。


(二)《國語正義》刊本與刊本之影印


董增齡《國語正義》由式訓堂刊刻於光緒庚辰(1880)冬。刊本牌記三行,行七字,云:“光緒庚辰冬會稽章氏式訓堂開雕福山王懿榮署耑。”依次爲董增齡《國語正義序》、王引之《國語正義敘》、《國語敘》、《國語正義》全文。所錄王引之序文無標題,序文末注明“寫本失載,茲於《南潯鎮志》錄出”,可見,式訓堂所用董增齡《國語正義》底本並無王引之敘可知。式訓堂刊本進一步擴大了董增齡《國語正義》的影響,海內外多家藏書機構收藏有式訓堂刊本《國語正義》。但刊本的流布也使得董增齡的稿本學術價值一直隱沒,未能爲世所知。


檢視《國語正義》可知,其所據底本,當爲明末至於乾隆時期之文盛堂本、乾隆時期三餘堂本一類刻本,包括後來的書業堂、綠蔭堂本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類刻本是張一鯤本系統的支系,其最顯著的特徵,即挖掉韋昭《國語解敘》最後一行和張一鯤《刻國語序》後半部分拼接而成,以“南宋鮑彪校本”行世。篇章中亦多有臆改或誤增之字。從這一點上言,董增齡《國語正義》所擇底本不佳。


1980年,日本中文出版社首次影印式訓堂本《國語正義》。1985年,成都巴蜀書社據王利器(1912-1998)藏式訓堂本影印《國語正義》,影印時脫掉一頁,又不錄王引之序文,未能稱爲完備。1996-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輯印《續修四庫全書》,收入式訓堂本《國語正義》,在《續修四庫全書》第422冊。


(三)《國語正義》點校本


除了韋昭《國語解》有上海師大校點本之外,其他《國語》研究專著很少有點校整理本出現。《國語正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靠巴蜀書社影印本和《續修四庫全書》本爲學者所瞭解的。《中華大典》的某些分典在纂輯的時候錄入了《國語正義》的某些內容,可以算作《國語正義》部分篇章的標點。2018年6月,由金曉東博士點校整理的《國語正義》,與黃懷信點校的《逸周書》、謝保成點校的《貞觀政要》同列《儒藏》(精華編)第一三七冊,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金點本《國語正義》共598頁。前有《校點說明》,對董增齡、《國語》及其注本、《國語正義》秉持家法、《國語正義》與後世集解之比較、《國語正義》之不足、《國語正義》傳本、校點所參典籍等。


以上是目前《國語正義》傳本的基本概況。大致分爲寫本、刻本和排印本三種,寫本又有稿本與抄本之別,刻本又有原刻本和影印本之別。寫本中,以上海圖書館所藏稿本最具文獻價值與學術價值,影印本則以《續修四庫全書》本較勝。


二、《國語正義》的內容


《國語正義》分爲序文和正文兩部分。


(一)《國語正義序》


董增齡《國語正義序》是《國語》研究史上繼韋昭《國語解敘》、宋庠《國語補音敘錄》之後又一篇系統探討《國語》作者、流傳、散佚、注解的文獻,應該引起重視。


在這篇序文中,董增齡篤信漢人內外傳作者皆爲左丘明之說。董增齡根據班固(32-92)《藝文志》《國語》二十一篇和《新國語》五十四篇的記載,認爲漢代《國語》有兩種,今傳者爲《藝文志》所載二十一篇本。董氏根據載籍引述《國語》內容不見於今本者,認爲今本《國語》或有散佚。董增齡認爲管子生在左丘明之前,故不能預知《國語》之文。此外,董增齡還探討了《越語下》和《國語》全書體例不一的問題,最終認定恐是《范蠡》一篇攙入。董增齡序文還簡略梳理了此前的《國語》注家,並指出“唯韋解尚存”,但同時指出韋解也有散佚條目。董增齡揭出的這一點很重要,清代以來的學者,主要關注《國語》佚注的輯佚,很少有學者認識到韋昭注其實也有散佚的問題存在。董增齡進而指出其他各家注的一些條目散見於各書之中,對輯佚來源進行了揭示。


董增齡序文的最後一部分交待了《國語正義》撰述緣由、條例、內容、成書過程等等。董增齡同時認爲三國時期開始,“儒學爲之一變”,不管是吳國所處的外部格局還是吳國的內部環境,韋昭的生活時代都非安定局面,故以“抱闕守殘”視之。基於如上推斷,董增齡認爲韋昭《國語解》雖然引述經義不少,但所引述和許慎、鄭玄解說不同,又往往依從《國語》本文,因文解義,“殊非實事求是”。


序文最後一段內容,是董增齡對自己撰作《國語正義》的心曲做的交待。從序文知道,該書是董增齡四十歲以後寫的,前後一共用了五年的時間,書成之後,又向王引之等請益。從稿本中簽條題署的日期以及王引之序文撰作的時間可知,董增齡《國語正義》的修訂至少從嘉慶二十四年(1819)、二十五年(1820)一直持續到道光二年(1822)。


董增齡這篇序文極具《國語》學術史價值。有些《國語》研究上的問題還是董增齡首次提出。


(二)《國語正義》正文


正義體對原書序文往往進行疏證。董增齡也不例外。由於千五百年無疏韋注者,故董增齡的《韋昭國語解敘正義》是《國語》研究史上第一篇全面研究《國語解敘》的文獻。其周詳細密程度,可謂空前絕後。今以《國語解敘》頭一段內容爲例。


每疏證《國語解敘》一義,必徵引諸書,以次第說明。僅《國語解敘》一段內容,就引述了《書》《史記》《釋名》《左傳》《公羊傳》《說文解字》《說文繫傳》《國語補音》《春秋經傳集解》《孔子家語》《汲郡古文》《戰國策》《曲禮》《周禮》孔頴達疏、蕫仲舒《對策》、賈逵《春秋序》、鄭康成《六蓺論》、劉歆、班固、荀崧、劉知幾、權德輿、服虔、陸機《文賦》、《尚書》孔傳、王充《論衡》、《離騷》王逸注、王延夀《魯靈光殿賦》、漢儒等等之言。可以印證王引之“援據該洽”之說。對韋昭《國語解敘》的疏證既有語義訓詁,又有學術史梳理,還包括詮釋典籍內容及其得名、史實補充等。


《國語正義》正文中,《國語》原文大字單行,韋昭解小一號字單行附於正文之後,董增齡正義小字雙行。韋注以“解”標識,董增齡正義以“疏”標識,式訓堂刊本全書共1425條,其中疏解正文者29條,疏解有注文者1396條,即便疏解有注文的地方,有的也是在疏解正文而非疏解注文。疏解正文29條中,《吳語》5條,《楚語下》4條,《周語中》《晉語六》《晉語七》《晉語八》《鄭語》《越語上》《越語下》各2條,《魯語上》《魯語下》、《齊語》《晉語一》《晉語四》《楚語上》各1條。“疏”字之下先出疏證範圍,往往以“xx(至)xx”出之,“至xx”下以“○”與疏證內容隔開。疏文內容則雜取各家,爲之辨說。大致包括疏通韋注、校勘文本、訓解正文等。


總之,董增齡《國語正義》由於隨文注釋,故而涉及到《國語》和韋解的方方面面。釋地理,則包括《國語》以及韋解所涉及到的山河、州川、郡縣、國族、采邑等等;釋動物,則包括《國語》及韋解涉及到的禽鳥獸畜蟲等等;釋器具,則包括《國語》及韋解涉及到的兵器、農具、禮器、樂器、雨具、食器、盛器;釋禮制,則涉及到祭祀禮、籍田禮、冠禮、軍禮、相見禮、朝聘禮、賜命禮、燕禮等等。疏證韋解,包括對韋解的語義補充、史實補充、本原說明、駁斥補正等多個方面。


董增齡《國語正義》最爲明顯的特點即材料豐富,廣征博引,其引用文獻格式大體包括:1.書名全出;2.只出篇名;3.只出作者;4.暗引襲用。《國語正義》一書考辨條目“又有襲用他人而不出注者”,其徵引材料則存在“剪裁不當、引文重複、文字錯訛、張冠李戴、標註不完整等問題”。具體言之,刊本《國語正義》在引文方面的問題約分爲三個方面:(1)引文和原文有差別;(2)引文和其他文字有交叉;(3)引文出處標注不準確。


三、《國語正義》的學術價值


(一)是《國語》注釋史上第一部疏證體著作


董增齡《國語正義序》已經提到,韋昭注之後一千五百年間,無有爲其書疏證者。綜觀韋昭之後的整個《國語》研究史而言,董增齡《國語正義》有著獨擅勝場的地位。此前此後的著作,比董增齡條目多的,不如董增齡引述宏闊;比董增齡條目少的,又不如董增齡全面。故而董增齡《國語正義》是韋昭注的首部疏證之作,雖然其對韋昭注並非處處維護,但大體不離疏證要旨,對進一步理解、整理和研究韋昭注提供了視角。


(二)具有《國語》集解的性質


所謂集解,即集衆說於一體,爲讀者提供最全面的學術信息。集解共分兩種,一種即資料齊全,屬於輯纂類;一種則在參考衆多資料的基礎上案以己意。前者屬於資料彙編,後者則兼具資料彙編與研究著作雙重性質。董增齡《國語正義》屬於後者,這部書産生在《國語》佚注輯佚尚未博興的時代,而搜輯佚注、考校異文、徵引故訓,對讀者瞭解《國語》研究之全豹是有貢獻的。由於董增齡之前,清代《國語》研究成果不多,能爲董氏所引述者就更爲少見。而《國語正義》引述佚注多家,十分難得。


(三)《國語》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


回溯整個《國語》研究史,《國語》專門著作數量相對較少,且細密程度普遍不高。民國以前《國語》研究史流傳至今的著作而言,考校條目超過1000條的《國語》著作並不多。就中國本土而言,僅有韋昭《國語解》、宋庠《國語補音》、牟庭《國語校注》、董增齡《國語正義》、汪遠孫《國語明道本考異》、吳曾祺《國語韋解補正》、徐元誥《國語集解》等七部著作而已。當然,考校數量不能說明全部問題,但至少可以說明部分問題。僅從這個角度而言,董增齡《國語正義》就顯得尤爲重要


(四)對後來的《國語》研究具有一定影響


清代《國語》研究主要以考辨體爲主,但是細密度如董增齡者,似整個清代唯董增齡一人。晚清吳曾祺撰作《國語韋解補正》,其中公序本云云者,多據董增齡《國語正義》,而其考辨條目整體較簡約,其數量上比董增齡少三分之一。雖然董增齡的《國語正義》在很長時間內以寫本形式流傳,但其後的《國語》研究者仍然有引述之者。如汪遠孫《國語發正》即引述董增齡《國語正義》之說多處,且多以董氏之言爲解,不再別立新說。式訓堂本《國語正義》面世之後,學界引述之者就更爲多見。甚至有的學者進行其他古籍的匯釋工作,也會徵引董增齡《國語正義》,如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就有多處直接徵引《國語正義》。


四、整理說明


考慮到式訓堂刊本的傳播廣泛性,故本次整理,以式訓堂刊本爲底本,以上海圖書館藏稿本爲參校本。整理工程中,力求不改動刊本一字,凡稿本與刊本不同之處,在校勘記中予以說明,力求最大可能呈現稿本內容。凡上文所提及刊本和稿本用字不同而實爲異體字者,一般不再出校。而刊本和稿本中涉及到的清代時期的避諱字,則改爲本字,而屬於《國語》原有的“莊”避作“嚴”則仍予以保留。董氏處於清朝中期《國語》版本系統確定之後的二百年間,故涉及到《國語正義》和各本不同之處,非有訛謬或揭示《國語正義》稿本與刊本版本依從之處者,則不再揭出。凡稿本、刊本不同之處,悉以“稿本”“刊本”出之。屬於《國語正義》本書問題者,則以“董氏”出之。董氏所引諸書,悉皆一一取校,唯董氏當時所用刊本,或與今取校不同,故有些異文問題恐怕還是引書版本不同所致,但仍逐一校出,爲讀者檢尋保留線索。此外,古人引文好爲減省,而引號起訖則頗難措置。爲了體現引文的完整性以及引述的精準性,凡《國語正義》引文中間有省略字句者,以逗號或句號進行標識。同書引文上句、下句之間關聯性較低者,則分別標識引號。凡引述文字,原文自有正文、注文區別者,注文以括弧標識。又稿本簽條中亦有注明簽條措置位置者,亦以括弧出之。


古籍整理,需要多方面學術背景,筆者學殖淺薄,生性疏懶,只能說花了時間、下了功夫,其中謬誤一定不少,祈請四方博雅君子不吝指正,固所願也。


文章来源:公众号“中国训诂学研究会”


作 者 简 介


郭万青,男,山东宁津人,现为唐山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文献、训诂学、海外汉学、近代学术研究,主持省部级及其以上项目7项,出版专著8部,在《文献》《语言研究》《敦煌研究》等权威期刊及其海内外其他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100多篇,获省市级科研奖励多项,第七批唐山市优秀市管专家、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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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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