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女权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权问题

【财新网】（实习记者 佟宇轩）2018年，席卷全球的#MeToo运动在中国高校中屡掀波澜，从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到北京大学李悠悠实名揭发长江学者沈阳，再到近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张鹏被多位受害者举报，越来越多的受侵害女性打破沉默。

　　与此同时，情感博主Ayawawa物化女性的婚恋理论，比如“女人一定要顺从男人”“女性要善于利用自身青春美貌、温柔可人等性别优势，拴住男人”等等，获得大量追捧，也引起广泛质疑。

　　中国的女性如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中国的女性主义走到了哪个阶段？

　　“所有女权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人权问题。”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说。

　　郭于华出生于1956年，1990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如今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口述历史研究等，重点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农民工权益保护、社会公正和公民社会建设等问题。

　　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女博士”，郭于华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对现在女权主义系列问题的观点。她认为，“真正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是权力。在中国，人权应该放在首位。如果有大量侵犯人权的现象，你怎么保证女性不受欺负？女性主义者不能借助那种统治的权力，去打压另一性别，获得自己的权利。男性、女性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敌对的。”

制度对作恶的人没有惩处，这种事当然还会一直发生

　　财新记者：最近一段时间频频爆出高校性侵丑闻，从陈小武到沈阳，到最近中山大学的张鹏。似乎受侵害者里基本以女性为主？为什么会有这么高频的案例出现？

　　郭于华：没错，女性是绝大多数。制度对作恶的人没有惩处，这种事当然还会一直发生。我自己当学生的时代就有这种情况。

　　前不久，前北大教授沈阳事件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你的脸面不比我的尊严更重要》。我举了清华大学的例子，多年前中文系的教授王晓盾在台湾清华大学骚扰女博士生，被女生举报。他跑回清华，但学校没有给他任何处分，作为人才被另一高校引进去了。当时我曾提出学院和学校应当有所处理以示告诫的意见，我说，如果袒护纵容，就把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改为“厚皮载肉，自强不袭”好了。但有关领导说，“快别提这事了，院党委书记为此都快犯心脏病了”。后来不了了之。

　　我在文章里说了，“为什么这类丑闻每每要遮遮掩掩？为什么学生或老师的合法合理要求总是被搁置一边？……脸面，学校的脸面，权力的脸面。兹事体大，有关声誉，于是有伤脸面的事要捂住，追求真相的人要捺住。但脸面是这样要的吗？荣誉是这样保的吗？”

　　财新记者：很多受害的女生第一反应不是举报，而是忍气吞声。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

　　郭于华：还是权力关系。很多学生遇到这种情况不愿意反抗，可能也是因为反抗了结果更不好。教授跟学生之间是存在权力关系的，学生绝对是弱势。

　　在美国，很多高校一进来会发给女性学生、学者一本小册子告诉你什么情况属于性骚扰，清清楚楚告诉学生，别人用你不接受、不同意的方式来对你，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行动的，都属于性骚扰；以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向哪举报。别说性侵了，出现任何绯闻的话，这教授都吃不了兜着走，学术生涯就结束了。因此男教授跟女学生谈话，门总是开着的，非常谨慎。

　　这种意识从哪来的？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有规则、有制度，不能够越底线。但很多中国男教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中国很常见的是，老师娶了自己的学生。如果说你们已经结束师生关系了，那是你们私人的事，但是你们之间只要还存在师生关系，就绝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对其他同学而言也是很大的不公正。当然也有人说有的女生主动投怀送抱，那也不行，因为教师在权力结构当中是有权的一方，强者的一方，即便学生投怀送抱你也不可染指。这就跟行贿和索贿是一个道理。

　　如果社会腐败，学术界也不会例外。我们应该承认人性中有弱点，是需要规则和制度抑制的。好的制度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到惩处，长此以往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和意识。

女性的弱势是一个共同建构的东西

　　财新记者：有些人认为中国女性地位已经很高了。但在达沃斯论坛（即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中，中国女性地位全球第100名，在参与评比的世界144个国家中并不靠前。有关中国女性地位一直存在争论。您认为，中国女性地位究竟如何？

　　郭于华：2010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李银河：中国妇女地位世界排名第28位》，显示中国女性的“性别赋权指数”排在世界第28名。这个排名很靠前了。（注：这套指标主要度量女性在一个国家内政治、经济、职业生活上的状况，包括：女性在议会中的席位，在行政、管理、职业、技术职位中所占的比例，就业和工资状况。）

　　但是评价一个国家的女性地位，不能仅从就业率和受教育比例来看。在政界的高官中，哪怕是各级领导当中，女性比例都是很低的。政界一些女性的存在多是为了满足“无知少女”（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的要求，为了证明我们这里有女性，就给女性个副职，实质都是点缀作用。

　　另外，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失衡的原因就是重男轻女，计划生育的限制下，有些人会选择打掉女婴。如果女性地位真的那么高，为什么大家都选择不要女孩？

　　（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1982年为108.47， 2004年达到121.18。2016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2.88，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09年以来连续第八次下降。而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应该保持在103—107之间，现在依然处于失衡状态。同时，一些地方的性别比更是极度失衡。例如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新生儿性别比曾经高达177。）

　　财新记者：当代中国女性在学术和职业发展道路上还在遭遇严重歧视吗？

　　郭于华：女博士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求职的时候，有时明明女生非常优秀，但是最后用人单位就录取了一个男性。比如我们专业（社会学），工作比较辛苦，需要做调查，就会对性别有考虑。同时，人们会把女性的特点当成女性的弱点。比如有人说，女生就是考试成绩好，真正做研究能力就不如男生。但这不是女生的弱点。

　　学术圈也会对女性有歧视。很多单位学术带头人，哪怕是人文社科的，也还是男性为主。一开始进去有很多女性学者，但是进入到一个更高层的学术地位的话，男性就成为主导了。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同样，还有很多人公开表示女性在某些方面天生存在不足。比如2005年的哈佛校长。

　　（注：2005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女教授很少的问题，被指责暗示“女性在数学方面先天不足”。在场的多位女科学家站起来质问他，一位女科学家还愤而离场，在哈佛大学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他为此道歉，但收效甚微。）

　　即使现在，这种观点在中国也还挺普遍的。事实上，水平是否有差异，你很难去衡量。因为一旦涉及到同行评价，很难用客观的指标来衡量，特别是人文社科。在学术评价上，女性不占优势。而且，当我们看到女性在某些方面存在弱势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她的能力被社会压抑，被别人误解，而这种心理暗示又会对女性自身有塑造作用。所以女性的弱势是一个共同建构的东西。我们身处其中，自然而然习惯了，不觉得是问题。

所有的不平等关系，其实都是权力关系

　　财新记者：很多人一提起中国的女性地位，就会提及建国初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你认为这反映了对妇女的解放吗？

　　郭于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心灵的集体化》，就是写农业合作化背景下农村女性的遭遇。“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个说法，指的是“党和政府让妇女解放”，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真正的解放是谁能给的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一定都是自我解放。别人恩赐的不是解放，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奴役。

　　当我们探讨1949年以后的妇女解放，别只看城市，你要看看农村女性的生活。你会发现，在“妇女解放”旗号下，女性要去参加各种集体劳动、政治生活，参加各种会议。这和传统时代很不一样。以前是有性别分工的，分给女性的工作适合女性特点，农村女性在家庭劳动分工中，要养育孩子、照顾老人、做饭、织布、缝衣服。搞集体化之后，国家需要女性劳动力，女性要到地里跟男性一样干活，但家里的活还是女性干。我做的调查就显示出，相当多女性身体因此不堪重负而产生病痛。你说女性是被解放，还是被加上了更重的负担？“解放”意味着女性有更多的权利吗？当然不是。很多时候这不过是想要一种“运动”的声势。

　　现在一些女权研究者有一个误区，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之前是妇女解放，因为市场经济的到来，女性地位又下降。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也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分歧。

　　那个时代的女性被宣称解放了，她们自己可能也觉得解放了。她们认为，在以前自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现在可以跟别人交往，也可以参加会议、劳动。虽然吃不饱，但集体劳动也挺快乐。这就是解放的幻象。她并没有真正获得权利，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自由，却觉得自己好像被解放。她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是不是真的获得解放，她们并没有从权利的角度去理解。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去研究这种“解放”幻象的原因，而不是全然站在当事者角度去做出判断。

　　同样地，并不是市场化改革造成女性地位下降。相比改革开放前，市场为女性提供了机会，她们能有更多选择，自主性更强了。农村女性不一定非要在农村，可以到外面去工作挣钱。当然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权力的作用，也存在着不公平，比如同工不同酬。

　　财新记者：女性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是如何产生关联的？

　　郭于华：大家会觉得女性问题不那么敏感，不是政治问题。但实际上，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所有的不平等关系，其实都是权力关系。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区分对男性还是对女性。国家权力是面对所有人的。

　　在中国，所有的女权问题，女性争取平等的权利，归根到底都是人权问题。 我不太同意一部分女权主义者的地方在于，她们往往把那个矛头指向另一个性别。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时候，真正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是权力。在中国，人权应该放在首位。如果有大量侵犯人权的现象，你怎么保证女性不受欺负？因为处理事情的逻辑，都是权力的逻辑、统治的逻辑。而且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女性主义者不能借助那种统治的权力，去打压另外一方性别，获得自己权利。男性、女性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敌对的。

如果不敢找女博士，那是因为你自己不够优秀

　　财新记者：我们经常可以在新闻中看到类似“女博士愁嫁”的标题，甚至有一种玩笑，把女博士列为第三类人。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郭于华：如果把婚姻比作一个市场，“女博士不容易结婚”的状况是存在的

　　从社会结构角度去分析，女博士在社会地位、职业能力，收入水平等方面都处于结构的上端。而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婚配存在一个梯度。比如，人们有这样一种观念，男生是博士，妻子就找个硕士。如果按ABCD从高到低划一个梯度，最后在婚姻市场中剩下来的，就是A女和D男。但这两种人，从结构来讲，几乎不可能建立婚姻关系。所以，女博士会剩下很多。而她们一般比较独立，对生活和未来有自己的想法。宁愿独身一人，也不愿意去凑合。

　　我经常跟自己学生开玩笑。我对男生说：“你们如果不敢找女博士，那是因为你自己不够优秀，你不敢找更优秀的女生。”我接触到的女博士们，很多都很优秀，这种优秀不仅体现在学业、科研、和工作上，日常生活也打理得很好，因为她们普遍有努力严谨认真的行为方式和态度，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我的同行中没有结婚的人也挺多的，主要是女性，但她们的生活状态都挺好，愉快的程度不亚于结婚者。因为这些人都有很多事要做，生活都很充实和丰富，不管是出于哪一种情况没有选择结婚，都是自己的选择。

　　有些报道中对女博士的评价有些“妖魔化”了，比如说女博士不通人情什么的，反正现实当中我没怎么碰到这类。这种刻板印象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评价是很主观的事情，出现偏离也正常。同时，媒体建构和公众意识是相互影响，共同形成的。

　　财新记者：能分享一下自己的博士时代吗？

　　郭于华：我读博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物质条件不太好，但是整个社会非常开放自由。“文革”十年教育都停了，一恢复，大学生对知识都如饥似渴。整个社会对大学生都很高看，称为“天之骄子”。那时候读博的女生也不多，我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时还在前100名之内。我们总共四层的宿舍，女博士生只有不到十个房间。那时社会整体对女博士的舆论，是一种敬佩。

　　那个时候我也遇到过性骚扰，但是可以保护自己，避开，以后不再跟他单独相处就是了；对方碰到很强硬的也就算了。后来才发现，他不光骚扰过我，好多女生都说他有这种行为。当然最终他的仕途也没受影响，照样还当领导。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就一定会做恶。做恶了不受惩罚，他干嘛不做？

　　财新记者：最近另一个热议的话题是，“情感教主”Ayawawa提出了一套以“PU” （Paternity Uncertainty，亲子不确定性）、“MV” （Mate Value，婚姻市场价值）为代表的理论，前者多指男人的不安全感，后者是指女性价值的八个体现，即年龄、长相、身高、罩杯、体重、学历、性格和家庭环境）为核心的理论，引起了女权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但Ayawawa的粉丝中也不乏高知女性。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郭于华：我不很了解这件事，但一种观点得到一些人的认同或反对都很正常。她只不过提供了自己的看法，一家之言。只要不把某个东西变成非要让大家都认同的标准来推行，我觉得就无所谓。

　　婚嫁在很大程度上是私人生活领域，但在讨论的时候，又是一个特别具有公共性的话题。在公共讨论中，应该包容不同的个人选择。每个人的审美和要求都是变化的。与其特别认真，不如用一种比较娱乐的心态，当做一个好玩的事去看。看看这社会人生百态，看看大家那么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