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以对前资本主义乡村社会及其转变的研究而著称。继其闻名遐迩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之后，他又以《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Domination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两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抗争与农民政治的灼见。其后他还著有《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Seeing Like a State : How Certain Schemes to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逃避统治的艺术》（The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这是一位在政治与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勤奋不辍且成果斐然的学者，而以上系列著作也呈现出作者思想前行的轨迹。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小农（peasant）。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但在各种宏大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即使偶尔出现在有关记录中，他们也不是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税收、征募、劳动、土地产出的贡献者，至多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化存在”，甚至有时作为数字都不存在。农民在历史中的销声匿迹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关注，但关注的原因在于，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而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亦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农民在统治者或统治精英如此的关注目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防范对象、至多是作为怜悯对象而存在的。作为农民的行为选择、特别是这些弱者的表达进入斯科特的研究视野，正是缘于对上述存在状况的不满以期有所改变而进行的努力。隐藏的文本——从属群体的政治表达斯科特在本书开篇即指出：“向权力说出真理”（Speak truth to power）在任何社会中从来不是容易的事，更遑论作为底层的农民大众。继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特征的分析性概念。所谓“隐藏的文本”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而提出的。斯科特使用“公开的文本”作为便捷方式描述从属者与那些支配他们的人之间公开的互动。比如，从属者的“公开的文本”就是当支配者在场时使用的一种话语则或表演；而支配者公开的文本则经常表现为宣传（propaganda）和展示，宣传也因而成为特定社会体制的一大特色。然而这种“公开的文本”不可能讲述权力关系的完整故事。原因在于：首先，“公开的文本”并不表现从属者真正的观念，它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其次，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者会意识到“公开的文本”只是一种表演，其可靠性会大打折扣；最后，“公开的文本”的真正意义是成问题的，它表明在权力关系中，关键的角色是由伪装和监视扮演的。可以看出，“公开的文本”会因为支配者和从属者双方的利益而在错误表述上达到某种沉默的共谋。而且，支配者与从属者之间的权力差距越大，这一权力行使得越专横，他们共同的“公开的文本”就表现得越程式化和仪式化。换言之，权力的威胁性越大，伪装的面具就越厚。相对于“公开的文本”，“隐藏的文本”则用以说明发生在后台的（offstage）话语，它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成为由后台的言说、姿态和实践所构成的确定、抵触或改变了“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与“公开的文本”不同，“隐藏的文本”是为不同的观众和在不同的权力限制下被生产出来的。斯科特的意图是要阐明如何在权力关系中解释和理解从属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如何在无权者经常因有权者在场而被迫采取策略性姿态和有权者刻意使其名誉和统治戏剧化的情形下研究权力关系。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隐藏的文本”，它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而有权者也会发展出一种隐藏的文本，那代表了他们统治的实践与主张，而它也是不能公开宣布的。在斯科特看来，弱者的隐藏的文本与权势者的隐藏的文本的比较，以及两种隐藏的文本与权力关系的公开文本的比较，提供了理解支配与反抗及“底层政治”的根本性新方法。斯科特对“隐藏的文本”的主要特点予以阐明：首先，“隐藏的文本”对于特定的社会场所和特定的表演者来说是特殊的。每一种隐藏的文本在一个有限的“公开”当中都是专门制作的，它排除或者说藏匿于特定的他者。第二，隐藏的文本至关重要而又未能得到强调的方面是，它并非仅仅包括语言行为，而是包括整个的实践过程。对许多农民来说，诸如偷猎、盗窃、秘密地逃税和故意怠工都是隐藏的文本的组成部分。对统治精英而言，隐藏的文本的实践可以包括不露声色地奢华和使用特权，暗中雇用暴徒，贿赂，操纵土地产权等等。这些实践与其公开的文本相悖并且尽可能地保持在后台和不予公开。最后，显然，公开的与隐藏的文本的交界处是一个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斗争的地带——但并不是一堵结实的墙。支配者在定义和建构何为公开的何为隐藏的文本方面的获胜能力——尽管不会是全胜——与其握有的权力同样重要。而有关这一界线的不懈斗争或许是日常冲突和阶级斗争日常形式的最重要的舞台。正如斯科特本人毋庸讳言的，自己“这些对权力关系与话语的观察不是原创性的。它们是千百万人日常的民间智慧的重要部分。“隐藏的文本”表明，在屏幕背后，从属阶级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在其中表达权力关系的官方文本被从后台加以反对。这一社会空间有着特定形式、其对抗的特定内容以及行动者特殊的文化和历史情境。也就是说，“隐藏的文本”的最终价值只有将其放入历史过程和特定文化背景中才能得以建立。对于权势者和从属者的“隐藏的文本”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公开承认、顺从现存权力、财富和地位分配的表面下的非正式反抗，如同平静水面下涌动的潜流。在多数情况下，支配者和从属者各自的隐藏的文本是不直接发生联系的。每一方都熟知公开的文本和他们自己圈子内的隐藏的文本，但不熟悉对方的隐藏的文本。因此，通过对从属群体的隐藏文本与权势集团的隐藏文本以及这两种隐藏文本与他们共享的公开文本的比较研究，政治分析可以获益良多。而后者的比较将揭示支配关系对政治沟通的影响。就“隐藏的文本”这一底层政治现象，斯科特告诫读者，记住这样几点是有益的：首先，隐藏的文本是一种社会产品，因而也是从属者之间相互性和权力关系的结果。第二，如同民间文化，隐藏的文本就像纯粹的思想一样没有实体，它只是以实践的、表达的、扮演的和散布的方式存在于这些后台的社会场所中。第三，隐藏的文本生长的社会空间本身也是反抗所要达到的成果，而这一空间是在统治权力的齿牙之间获得和维持的。底层意识形态与政治逻辑隐藏的文本，不仅是从属者经常不得不使用的表达方式，也是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和意识形态存在的；它们不仅是一种话语、姿态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实践的依据。斯科特在东南亚一个小村庄的田野研究工作证明了农民的抗争实践与抗争话语的相互依存与互动过程。而且，支配与占有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不可能将从属的观念和象征从物质剥削过程中分离出来；同样，也不可能将对统治观念的象征性反抗从反对或减轻剥削的实际斗争中分离出来。农民的反抗，一如统治者的支配，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隐藏的文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剥夺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弱者的武器”（如偷窃，装傻，怠工，逃跑，造谣，破坏等）。关键在于，隐藏的文本的话语不仅阐明或解释了行为，它还有助于建构行为。例如，就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监视控制与反监视控制过程来说，从属群体会利用方言、行话（jargon）、表面顺从的委婉语等来屏蔽权力的监控；也时常用无知（ignorance）来掩盖实际的拒绝，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农民系统地利用无知（不识字，不懂法）对抗精英和国家，这促成了霍布斯鲍姆的论断，“拒绝理解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隐藏的文本”使得底层政治的伪装逻辑也扩展至其组织和实质性方面。在某些制度背景下从属群体的公开政治行动代价过高，总是尽量被避免的，因而抗争主要依托于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等而非正式组织或传统社会关系。这些非正式群体既为反抗提供了组织结构也为其提供了掩护。在个体层面、小规模群体或较大规模群体进行的抗争中，都会使用民间文化的匿名性或种种伪装，以对付监视和镇压。在这种非正式反抗中，没有可供逮捕的领导人，没有可被调查的成员名单和组织，没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没有吸引注意的公开活动。可以说它们是政治生活的原素化形式。斯科特指出：这些原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释底层表达与抗争经常不被人们注意的原因。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通过掩盖痕迹不仅可使参与者的危险减至最小，同时也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文件证据。斯科特用红外线（波长介于微波与可见光之间的电磁波）比喻底层政治，说明其与那些公开的民主政治、目标明确且声音宏亮的抗议、示威不同，这些由从属群体日常使用的谨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可视范围。底层政治本身的性质及其它的对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共同造就了一种“合谋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书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有文化的官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The Unwritten History ofresistance），理解和分析农民等从属群体的“隐藏的文本”，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在对底层政治形态和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斯科特还努力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并试图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超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通过深入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即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揭示。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研究的目标是要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他们的见解强加为合法的社会规范，不仅规范从属阶级的行为，也规范他们的意识。换言之，底层能否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而他的底层视角也使他能够重新思考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和“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概念：斯科特指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但却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首先，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其次，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几乎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从斯科特对农民抗争形式和底层政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获知的不仅是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有支配与反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如果没有对于农民社会与农民权利的真正关心和理解，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是不可能达到的。是智慧的也是无奈的“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虽然是斯科特在上个世纪后期研究东南亚农村时提出的概念，但对于今天理解支配与抗争的关系仍不失深意，对于从农耕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更具有现实的和理论的启发意义与借鉴作用。长久以来，对生活于社会结构下层的农民及所有从属群体来说，有意或无意地使用“弱者的武器”已然成为常态，相关的调查和分析也不少见；但超越于行动层面的表达，即作为农民观念意识的呈现仍然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导，或者直接以正统话语、修辞方式表现出来。作为最大的从属群体的农民和农民工，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主要部分。只有当互联网时代来临时，这种状况才相对有所改变。数码时代的新媒体技术以超文本协议——大型分布式动态文本、信息零成本传递和扩散的方式，即“分布式、去中心、自组织”的特点使人类脱离控制（Out of Control）。[1]新的信息分享和分析模式恰如凯文•凯利（Kevin Kelly）所指出的：21世纪人类思维方式将以“去中心化”模式取代20世纪的高度中心化的“原子模式”，互联网的万维（World Wide Web）模式就是“去中心”或者“多中心”特点的突出体现，其基本内涵就是社会生活的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而且这一方式会从虚拟空间逐渐延伸到现实公共空间，形成对权力中心的监督、反制甚至“颠覆”。可以说新媒体技术特别是自媒体为“隐藏的文本”疏通了渠道，建立了平台，使得从属者能够以表达主体的身份进行灵活多样、充满智慧的表达。表达的内容与形式可谓繁多：文字，表情，段子，小说，诗歌，漫画，图片，音乐，视频，……不胜枚举，甚至创造出独特的语汇。观察和思考互联网时代的“隐藏的文本”，我们不难意识到，它们不仅仅是发泄不满、表达异议，或者搞笑、恶搞、高级黑，而且是关涉到每个网民、公民生态环境的重大问题。“恶搞”当然是无奈之举，是情绪的发泄，但它也是“弱者的武器”，是草根的表达方式。正因为他们不是强势者，也不掌握“公开的文本”，对他们而言，公开的、正当的、自由的表达渠道常常是封闭的。他们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创造“隐藏的文本”，进行曲折的表达。但不要小看了这类似乎是“杂音”、“乱语”的方式，这需要表达者做出自主的选择：要么做沉默懦弱的羔羊，要么做“顽强勇敢”又聪明智慧的“蓝精灵”。“隐藏的文本”在互联网时代虽然前所未有地被广泛使用和传播，但即使是信息社会，“公开的文本”与“隐藏的文本”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依然存在；而且二者的博弈过程因力量对比太过悬殊而难以真正展开。作为底层表达与底层意识的“隐藏的文本”，是充满智慧与创意的表意空间，但同时也是面对压抑甚至封杀而无奈的表达方式，信息技术时代同样可以“焚书坑儒”。在这种互联网生态中，人们难免疑惑：“隐藏的文本”有用吗？再理性智慧的表达又能带来什么改变？思考上述问题离不开对社会制度环境的理解，换言之，政治生态决定了或影响着“隐藏文本”的空间和作用。如若比较一下极权统治下的纳粹德国或前苏联与斯科特笔下威权专制体制下的东南亚乡村社会，肯定会发现很不同的结果。在当今时代，就高科技新产品的使用上也难免存在“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强者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新技术传播其观念，甚至强加其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对其他人的使用权限加以限制。因而，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是新技术有没有可能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观察，因为今天我们还看不到这样明显的趋势。对作为弱者的武器的“隐藏的文本”，其表达的功效我们也不应过于悲观。它们长久以来韧性地存在着，今后仍将持续地存在。斯科特的研究告诉我们：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的交界处是一个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争夺的地带——但并不是一堵结实的墙。通过“隐藏的文本”，从属阶级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而这一社会空间本身也是抗争所要达到的成就。缺少表达空间的和表达主体性的从属者，不能指望这一空间能自然而然地获得，也不能寄希望于被赐予。抗争的空间是在抗争过程中撑开的，表达的空间是在努力表达中获得的，过程本身至关重要。同理，主体表达力量和智慧从来不会自然生成或从天而降，它同样要靠无数表达主体能动地表达实践来开创、来持续、来扩展。正如斯科特描述底层政治的特点时所言：这是一个总在不断挤压、试探和寻找可容许程度的动态边界，如同水流不断地冲击水坝的过程。这是支配与抗争对垒和博弈的地带。尽管力量悬殊，但仍不可轻言放弃，因为唯有通过“言”与“行”（word and deed）的展示，我们才得以进入人类世界这个“公共领域”（polis）。阿伦特指出：公共领域是行动和相互交谈的场所，言与行是创造公共领域的能力，这是一个自由的领域，一个“真正的人”的领域。[2]可以说，表达是阿伦特意义上的人的本质所在。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曾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去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我们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就此而言，新技术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表达的力量，特别是行动的力量才是最终决定因素。 2017年6月21日 [1]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陈新武等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 唐.塔普斯科特，亚力克斯.塔普斯科特，《区块链革命：比特币底层技术如何改变货币、商业和世界》，凯尔，孙铭，周沁园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2]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