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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文倬丨蔣莊問學記

燕園禮學 燕园礼学 2019-05-24


文 | 沈文倬

 

1963年2月,調來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工作,在滬舊識的老友周采泉先生對我説:“清明節杭州文化界人士以掃墓名義公祭張蒼水,你初來,不妨借此機會與許多學者相識。”又説:“馬一浮先生住在蔣莊,我們先去拜謁,然後一起去參加掃墓祭祀。”

                                             

西湖蔣莊


那天春寒料峭,一早到西山公園,九時許已見到馬老。那年我四十七歲,以後學求謁前輩學者之禮相見,主親客敬,融洽無間。周先生代我陳述曾從曹元弼先生受三禮鄭氏之學,先生説:“讀過《復禮堂文集》,是正統經學家規模。”在當時的氣氛下,此話似乎微有貶意,但我從歷史的真實性去理解,不以爲怪。對禮學,他提出兩點看法:一、古代禮樂也應以真善美來衡量;二、對《儀禮》一書,《左傳》里説“是儀也,不可謂禮”,儀是不能離開禮意的。由於周先生有唱和詩求正,意猶未盡而退。


分手以後,以未能將幾個久懸未決的問題提出請益,終以爲憾。於是在4月下旬,再造蔣莊。恰好碰到隨侍在側的馬氏弟子劉公純先生,他整理《葉適集》已在中華書局出版,我則應中華之約整理《習學紀言》亦已完稿,因此談起來如舊相識,爲我先容,申明雖非受業,却求解惑。4 月天氣,淡日晴和,春山新緑,春水漪漣,坐在雕花格子窗前,望望南屏山,談論經儒傳記,亦平生快意事。我以爲向前輩學人請益,理應先陳己見,然後請求認可或駁正。事實上出於治學的路數不同,我的問,先生的答,有一致,也有違異,都在“容別解”、“求圓融”中進行的。談時似漫無邊際,事後歸納,尚稱條貫。


(一)經、儒關係和經的形成。當時修訂《辭海》初稿剛試印,經學條目把經書都判作“儒家經典”(後來這種觀點風靡全國)。我説:“這本是今文經學‘經出孔子’的引申,話雖通俗易懂,背後隱藏着與佛道等同而亦屬宗教的意思。”又說:“《詩》《書》、‘禮’、‘樂’是西周的文化設施,四術在周初已形成,不能把結集期當作形成期。”先生甚重視這個問題,急促地問:“《詩》、《書》在周初有部分存在,‘禮’、‘樂’形成於此時有何根據?”我説:“禮、樂在周初都不是書。禮是貴族們舉行的典禮,平時練習,用時實行,不靠文字記錄而存在。”我雖很早就持這種主張,但在那時認識還不移全面,舉證也欠充分,不像後來撰作論文時説得清楚。先生似乎不以爲然。我説:“我們在解放前都曾見過世家巨族舉行婚喪喜慶,紳士們文化既不高,手頭又無任何書本好依據,然而他們熟練地有條不紊地主持和參與,無非得之於父兄師長一代一代的口耳傳授和幼年的習練,可見‘禮’的特徵重在實踐,《儀禮》書本没有寫成而典禮已經在舉行了。”先生聽後也笑起來了,連稱“信然”、“信然”,“這倒應該繼續研究”。在經儒關係問題上,先生最後表示:一,儒學不是宗教;二,五經經過儒家發揚才得光大。


馬一浮先生

 

(二)儒是怎麼樣的。我陳説:“儒字《論語》一見:‘女(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從語氣上推測,孔子幾乎是否定的。這話對子夏講的。子夏在四科弟子中屬‘文學’的代表,譯成現代語即搞書本知識的。聯繫《周禮》的‘聯師儒’,儒即是七十子後學中傳授書本知識的老師。可見劉歆所説的‘游文六藝之中,留意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倒是很確實的。本來很清楚,而胡適據《説文》:‘儒,柔也。術士之稱。’以爲儒是‘抱着亡國遺民柔遜的人生觀,以殷禮爲宗教’云云,顯與事實不符。”先生同意儒字不以訓柔爲本義,術士之術指“四術”, 以爲據《儒行》十五儒,無一柔遜的。先生説:“當然,從表面看,《儒行》只是説儒的行爲表現,即使柔遜改變爲剛毅進取,還是行爲表現而已。”他又説:“十五儒不過是十五種行爲表現,在不同境地表現有所不同。實際上仍然只有一個儒。凡是能講清楚這個總體的儒,儒學就貫通了。”是的,當時聽了就覺得此論十分精闢,而日後回味,這深度似不易測量。


(三)經、記的關係。由於《儒行》是一篇“記”,於是記對經的依存關係就連帶有所論列了。我提出“傳和記都是解經所未明、補經所未備。有些經已亡佚,往往可以從傳和記中得其所引之殘句。”先生同意此説,又進一步論證:“傳和記對經所未明的解釋,不僅從文字上求之(訓詁),更重要的應從經義發揮上探求。《學》、《庸》固然重要,《表記》、《坊記》、《禮運》、《學記》、《燕居》、《閑居》等均可當作百家的一家來對待。”我説:“我師曹先生把二戴記分爲論政、論學論禮三大類而董理之,與先生所論,真是殊途而同歸。”先生頷之者再。


先生聽我的陳述,遇到違異處,往往眉頭-皺,稍微搖搖頭,絶無輕視之意,没有對對方造成壓力;其意見一致處,掀髯一笑,表示奬借,給以莫大的激勵:光這一點收獲已經受益實匪淺鮮的了。


暑假中,先生不住在蔣莊;秋後我到長春文史研究所講《儀禮》,入冬回杭,先生又不住在蔣莊。次年,談論古學的風氣戛然而止,而情趣也大減,不久下鄉參加“社教”運動,以至“文革”……


竟然没有能實現第三次問學!


以後,四時看花,常到西山公園去。斜陽一角,微雨滿湖,蹭躅迴廓,回首望那緊閉着的雕花格子窗,不禁泫然。

 

原載《中國當代理學大師馬一浮》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编辑:何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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