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麗娟丨南宋建安余仁仲刻本《周禮》考索
張麗娟
本文原刊於《中国经学》第十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摘要】建安余仁仲刻《九經》是南宋經書注疏版本中的代表作，在十三經版本體系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周禮》今已無傳本存世，本文根據清人文獻記載及《周禮注疏校勘記》引用余本異文的情況，考察余仁仲本《周禮》的版刻面貌與異文特徵，比較其與今存其他《周禮》早期版本的文字異同，以期對這部失傳的《周禮》版本獲得較清晰的認識，同時對了解宋刻《周禮》版本體系亦有所裨益。
【關鍵詞】周禮 余仁仲 版本 異文
建安余仁仲刻本《九經》是南宋坊刻經書注疏中的代表作，宋代即被稱為善本，在十三經版本體系中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余仁仲所刻《九經》，包括《公羊》、《穀梁》，共十一種經典，今有傳本存世者，僅《禮記》、《左傳》、《公羊》、《穀梁》四種，其版本意義與文獻價值為學界所公認。[2]余仁仲本《周禮》今已不存，不過在清代還有數個傳本存世，見於諸家書目及清人校本中，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即保存了余仁仲本《周禮》的大量異文。本文根據清人文獻記載及《周禮注疏校勘記》引用余本異文的情況，考察余仁仲本《周禮》的版刻面貌與異文特徵，比較其與今存其他《周禮》早期版本的文字異同，以期對這部失傳的《周禮》版本獲得較清晰的認識。
阮元
一、清代傳存的余仁仲本《周禮》
《天祿琳琅書目》前编卷一著錄《周禮》二函十二冊，云：“宋岳珂《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云：‘世傳《九經》，自建、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本，分句讀，稱為善本。’云云。此書每卷後，或載‘余仁仲比校’，或‘余氏刊於萬卷堂’，或‘余仁仲刊於家塾’，所謂建余氏也。句讀處亦與所言相合。又卷末各詳記經注音義字數，點畫完好，紙色極佳。張氏古照堂所藏，名無考。”[3]又記其鈐有雲客、白門張氏家藏、曾藏白門張氏古照堂、知圓行方诸印。此清宮天祿琳琅所藏余仁仲本《周禮》。《天祿琳琅書目》前編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五十六年彭元瑞奉命校刻石經，撰《石經考文提要》，就曾利用過天祿琳琅所藏此本《周禮》。清英和《恩福堂筆記》卷上記：“上幸避暑山莊，將啟鑾，諭文勤曰：汝不隨扈，可竭長夏力，將天祿琳瑯所藏宋槧各經本，與監本、坊本校勘異同，於石經內改從宋本，此文勤所以有《考文提要》之作。”[4]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四亦記此事：“上啓蹕幸避暑山莊，以文勤不隨扈，命每晨攜筆硯至乾清宫，徧校內府所弆宋刻各本，金司空備食。文勤因得觀人間罕見之本，考其同異，著爲一書，名曰《乾隆御定石經考文提要》。”[5]今《石經考文提要·周禮》可見多處余仁仲本異文，[6]即當日彭元瑞至乾清宮昭仁殿校勘天祿琳琅宋本所得。惜《石經考文提要》僅校經文，保存的余仁仲本異文不多。《天祿琳琅书目》前編書籍於嘉慶二年乾清宮火災中焚毀殆盡，此余仁仲本《周禮》後無蹤跡，當亦毀於火。
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引用書目中，有“惠校本周禮注疏四十二卷”，下錄其本諸人跋語云：“盧文弨曰：東吳惠士奇暨子棟以宋注疏本校疏，以余氏萬卷堂本校經注、音義，書於毛氏本。何焯云：康熙丙戌，見內府宋板元修注疏本，粗校一過。惠棟云：盧見曾嘗得宋槧余仁仲《周禮》經注，校閱一過。”並記余仁仲本各卷末經注字數及刊記。[7]今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毛氏汲古閣本《周禮注疏》，其中有清吳昕過錄何焯、惠士奇、惠棟校，並今人王大隆跋云：“此婁縣吳芸閣臨元和惠半農、松崖父子校本《周禮注疏》，半農用紅筆，松崖用墨筆。松崖先據何義門校宋刻元修本，又據盧雅雨藏宋余仁仲萬卷堂本詳校。”[8] 惠棟校《周禮注疏》，曾利用盧見曾所藏余仁仲本《周禮》。按盧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山人，家富藏書。乾隆十九年延惠棟為幕賓，助其校刻《雅雨堂叢書》，惠棟得觀盧氏所藏珍本舊籍，其校余仁仲本《周禮》當在此時。據《校勘記》，惠校余仁仲本《周禮》異文分佈各卷，且全錄余仁仲本各卷末經注字數及刊記，說明盧見曾所藏余仁仲本《周禮》是一部全本，這是天祿琳琅本之外清人記載中的另一部余仁仲本《周禮》。
顧之逵
明末清初藏書家錢孫保曾藏一部余仁仲本《周禮》，後為顧廣圻從兄顧之逵所得，乾嘉學者多有記載。顧之逵字抱沖，與黃丕烈為藏書友，室名小讀書堆。王鳴盛《蛾術編》記其于顧之逵處見余仁仲本《周禮》：“予所見有宋板《周禮》，毎句旁有圈，有鄭注，有釋文。釋文首冠以陸曰二字，無疏。毎卷尾列經若干字，注若干字，音義若干字。音義者釋文也。末一條云：余仁仲刻於家塾。余仁仲刊本見《相臺岳氏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跋云：歲在戊戌重裝，海虞窮民錢孫保識。孫保字求赤，戊戌係順治十五年。顧文學之逵買得，予從顧處一觀。”[9]
黃丕烈與顧之逵交好，自然也見過此部余本《周禮》。《蕘圃藏書題識》卷一“纂圖互注重言重意周禮”條記其所見宋版《周禮》：“宋刻《周禮》，所見有三本。一為余仁仲本，藏於小讀書堆，系中版，獨闕秋官。……”[10]此跋作於嘉慶十一年（1806），其時顧之逵已離世將近十年。嘉慶二十三年，黃丕烈以嘉靖本為底本校刻《周禮》，撰《重雕嘉靖本校宋周禮札記》，序云：“向聞萬卷堂余氏有單注本，在余友顧抱沖家，未及借校。”[11]黃丕烈未能借校顧之逵藏余仁仲本《周禮》，但他也曾利用了一部校本：“董本为主，此外参以家藏之岳本、蜀大字本，又借诸家之小字本、互注本、校余氏本，集腋成裘，以期美备。”[12]保存了部分余本《周禮》異文。
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亦曾利用此部錢孫保舊藏余仁仲本《周禮》。《周禮注疏校勘記》引用書目經注本下列“錢孫保所藏宋本周禮注十二卷”，云：“宋槧小字本，附載音義。春官、夏官、冬官，余仁仲本。天地二官，別一宋本。秋官，以俗本抄補，非佳者，臧庸據宋刻大字本秋官校補。”[13]上述王鳴盛所記未言配補殘缺情況，黃丕烈則記其本闕秋官；而據《校勘記》，此本秋官為抄配，天、地二官為另一宋本配補，只有春官、夏官、冬官，即卷五至卷八、卷十一至十二共六卷，为余仁仲刻本。
陳鱣《經籍跋文》“宋本周禮注跋”條記其所藏宋本《周禮》云：“《周禮注〉十二卷，宋刻小字本。附載音義。首題‘纂圖互注周禮’卷第，次‘天官冢宰第一’，夾註音義，下題‘周禮’，越格題‘鄭氏注’，又次經文起。前列周禮篇目，次列圖說凡三十五，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一字，注行二十五字。缺秋官、冬官四卷，以余仁仲本補之，亦附音義。首題‘周禮’卷第，次與纂圖本同。每葉二十行，行十七字，注行二十二字。……又見錢孫保舊藏宋本《周禮注》，春官、夏官、冬官余仁仲本，天地二官別一宋本，秋官以俗本抄補，俱未若斯本之佳。”[14]
陳鳣所記“錢孫保舊藏宋本《周禮注》”，與王鳴盛、黃丕烈、阮元等所見余仁仲本《周禮》顯為一本。而陳氏自藏宋本卷端題名“纂圖互注周禮”，其秋官、冬官四卷（即《周禮》卷九至卷十二）以余仁仲本配補，這是清人記載中的又一個余仁仲本《周禮》殘本。
二、余仁仲本《周禮》的版本特徵
從清人記述，結合今存數種余仁仲本經書的版本特徵，可知余仁仲本《周禮》的大概面貌。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余仁仲本《禮記》
1.行款字數
陳鳣記余本《周禮》行款為每葉二十行，行十七字，注行二十二字。今存余仁仲本《禮記》、《春秋經傳集解》、《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春秋穀梁傳》，行款皆半葉十一行，行十八至十九字不等，小字二十六至二十八字不等，皆細黑口，左右雙邊。陳鳣所記《周禮》每葉行、字數與諸經稍異，或為陳氏計數有誤，其實情如何已無可知。
2.卷端題署
《周禮注疏校勘記》卷一記各本題署，“周禮卷第一”下云：“唐石經、宋余仁仲本、明嘉靖翻刻宋本皆有之。”“天官冢宰第一”下云：“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周禮 鄭氏注”下云：“監本同，岳本、毛本刪‘周禮’二字。閩本‘註’作‘注’，與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合。此從言，非。又宋本、余本、嘉靖本此五字列‘天官冢宰第一’下，唐石經‘鄭氏注’三字另行。”則余仁仲本《周禮》卷一題署，首行“周禮卷第一”；次行“天官冢宰第一”，下接“周禮 鄭氏注”。“天官冢宰第一”下接“周禮 鄭氏注”的題署，是古代典籍小題在上、大題在下的古制遺存，與今存宋刻《纂圖互注周禮》（國圖藏）、《京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周禮》（北大、上圖藏）等一致。
3.經注字數
《周禮注疏校勘記》引用書目記錄惠校余仁仲本各卷末經注字數，如卷一末記“（經）肆阡貳伯伍拾陸字，注捌阡伍伯肆拾三字，音義三阡陸拾壹字”，卷二末記“經三阡陸伯捌拾字，注壹萬三伯伍拾壹字，音義三阡貳伯三拾貳字”等。這與今存其他余仁仲本經書的特徵一致。卷末記經注字數，同樣是寫本時代的遺存現象，今存宋婺州市門巷唐宅刻本《周禮》（國圖藏）、宋刻重言重意本《周禮》（北大藏），亦於卷末刻經注字數。有意思的是，《校勘記》所記余仁仲本《周禮》卷末字數，與北大藏重言重意本《周禮》卷末字數基本一致，而與婺州本多有差別。如卷一，余仁仲本記經4256字，注8543字，音義3061字，北大本標經、注、音義字數完全相同，而婺州本題經4259字，注8512字（婺州本無音義）。卷七，余仁仲本題經3612字，注7438字，音義2286字，北大本經、注、音義字數全同，而婺州本題經3615字，注7432字，等等。
4.刊記
據《周禮注疏校勘記》，余仁仲本《周禮》卷一、六、八末有刊記“余氏刊於萬卷堂”，卷三、十二末有刊記“余仁仲刊於家塾”，卷三末有刊記“仁仲比校記”。按今存余仁仲本諸經皆有這類刊記，如《禮記》卷一末有“余氏刊於萬卷堂”一行，卷三末有“余仁仲刊於家塾”一行，卷四末有“仁仲比校訖”一行等，與《周禮》刊記內容完全一致（《校勘記》所記“仁仲比校記”，“記”字當為“訖”字之誤）。
5.句讀圈發
《天祿琳琅書目》及《蛾術編》皆提及余仁仲本《周禮》有句讀，這不僅與《九經三傳沿革例》記載相符，也與今存余仁仲本其他經書實際情況相合。今存《禮記》等四種余仁仲本經書的內容，皆分為經、注、音義三部分，其中經文（包括傳文）大字，注文以雙行小字接於經傳文下，音義則以雙行小字接於注文下，注文與音義之間以小圓圈相隔。經傳文有句讀、圈發，注文、音義則無句讀和圈發。《九經三傳沿革例》說“惟建本始仿館閣校書式，從旁加圈點，開卷了然，於學者為便，然亦但句讀經文而已”，余仁仲本僅句讀經傳，而注文、音義不標句讀的情況，應該同樣見於《周禮》。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余仁仲本《禮記》刊記
三、余仁仲本《周禮》的異文特徵
余仁仲本《周禮》今雖不存，幸有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等前人校勘成果，及數種前人傳校余仁仲本版本實物，記錄了余仁仲本《周禮》的異文資料。特別是阮元《周禮注疏校勘記》，既利用了錢孫保舊藏余仁仲本，又利用了惠棟校余仁仲本，比較全面反映了余仁仲本《周禮》的異文。比勘《校勘記》余仁仲本異文與今存其他宋刻《周禮》文字的異同，探索余仁仲本《周禮》的異文特徵，有助於我們對余仁仲本《周禮》的深入認識，同時對了解宋刻《周禮》版本體系也有所裨益。
筆者今選取《周禮注疏校勘記》卷七、卷八為例，考察余仁仲本異文與今存其他《周禮》早期版本的異同。之所以選取卷七、卷八，是考慮到錢孫保舊藏余仁仲本有配補的情況，錢本卷七、卷八為余仁仲本無疑。《校勘記》這兩卷所錄余仁仲本異文，有錢孫保本與惠校本兩個來源，相對來說更為可靠。我們取以參校的《周禮》早期版本包括：國圖藏宋婺州市門巷唐宅刻本《周禮》（簡稱“婺州本”）、國圖藏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宋元明遞修八行注疏本《周禮疏》（簡稱“八行本”）、國圖藏宋刻本《纂圖互注周禮》（簡稱“纂圖本”）、上海圖書館及北大圖書館藏宋刻本《京本點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禮》（簡稱“京本”）。校異如下：
1.“右者驂乘”，《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右’作‘古’，當據以訂正。”（《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81冊，第210頁，以下僅注頁數）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古”，“右”蓋十行本誤字。
2.“主撢序主意”，《校勘記》云：“余本、閩本同。嘉靖本、監、毛本下‘主’作‘王’。疏中準此。按賈疏引其執掌誦王志云云以釋此注，則當從嘉靖本作‘王’，余本作‘主’誤也。”（210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王”；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即《校勘記》底本），誤作“主”。
3.“維猶連結也”，《校勘記》云：“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惠校本‘連’作‘聯’，非。”（211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聯”；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連”。
4.“職謂職稅也”，《校勘記》云：“宋本、余本、嘉靖本作‘賦稅’，與《儀禮經傳通解》合，此誤。”（211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賦稅”，“職稅”乃十行本誤刻。
5.“虞行守禽之厲禁也”，《校勘記》云：“余本同誤也。賈疏、嘉靖本、毛本‘行’作‘衡’，當據正。”（212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衡”；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行”。
6.“凡旌旗有軍旅者”，《校勘記》云：“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旅’作‘眾’，《通典》引此注同，當據以訂正。”（213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眾”；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旅”。
7.“司常左司馬時也”，《校勘記》云：“余本、閩、監本同。嘉靖本、毛本‘左’作‘佐’。”（213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佐”；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左”。
8.“植築城槙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槙’作‘楨’，葉抄釋文及余本載音義同，當據正。”（214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楨”，“槙”蓋十行本誤刻。
9.“帥師以從王”，《校勘記》云：“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作‘帥帥’，當據正。○按‘帥’逗，‘帥以從王’四字一句。”（214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帥帥’；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帥師”。
10.“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校勘記》云：“余本、毛本同。嘉靖本‘文’作‘又’。按此本疏云‘以此知此下脫滅札爛又闕也’，又云‘札爛又闕者，以其下經簡札為韋編折爛闕落’，則‘文’為‘又’之誤無疑。”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又”；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文”。
11.“盤庚告其卿大夫曰”，《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盤’作‘般’，《釋文》亦作‘般庚’，當據正。”（215頁）按：婺州本、金刻本、纂圖本同余仁仲本作“般”；八行本、京本同十行本作“盤”。
12.“惟加田無國正”，《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惟’作‘唯’。”（215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唯”。
13.“法羊飱饔積膳之羊”，《校勘記》云：“《釋文》‘飱饔’作‘食饗’，云音嗣，本又作‘飱饗’。惠棟云疏作‘飱饔’，余本作‘食饗’。”（216頁）按：諸本皆同十行本作“飱饔”。
14.“夜則□視刻數也”，《校勘記》云：“此本‘則’下有‘□’，閩、監、毛本補‘火’字，非。余本、岳本、嘉靖本作‘夜則視刻數也’，本無闕文，當據以訂正。”（217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夜則視刻數也”，無闕文。
15.“士位於西方”，《校勘記》云：“余本、閩本同。嘉靖本、監、毛本‘位’作‘立’。”（217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立”；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位”。
16.“三侯熊虎豹也”，《校勘記》云：“余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作‘虎熊豹’。”（217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虎熊豹”；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熊虎豹”。
17.“熊蹯不熟”，《校勘記》云：“余本、嘉靖本‘熟’作‘孰’，此本疏中亦皆作‘孰’，此加火者俗字。”（218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纂图本同余仁仲本作“孰”；京本同十行本作“熟”。
18.“可以羅網圍取禽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網’作‘罔’。此本疏中亦作‘罔’，注皆用‘罔’字，此加糸旁非。”（218頁）按：金刻本作“網”，其餘各本皆同余仁仲本作“罔”。
19.“正謂禮載之”，《校勘記》云：“余本、閩、監本同誤也。嘉靖本、毛本‘禮’作‘朼’當據正。”（219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朼”；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禮”。
20.“武士尚輊”，《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輊’作‘輕’，疏同，當據正。”（220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輕”。
21.“維王之太常”，《校勘記》云：“余本、閩、監本同。唐石經、岳本、嘉靖本、毛本‘太’作‘大’，當據正。”（220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纂圖本同嘉靖本作“大”，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太”。
22.“玄謂窮達者”，《校勘記》云：“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岳本、嘉靖本作‘達窮者’，當乙正。”（220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達窮”；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窮達”（纂圖本經後人墨筆塗改為“達窮”）。
23.“府吏以下”，《校勘記》云：“余本同誤也。嘉靖本、閩、監、毛本作‘府史’，當據正。”（221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史”；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吏”。
24.“其餘謂延組”，《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組’作‘紐’，當據正。”（222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紐”。
25.“冕而無旒”，《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旒’作‘斿’，當據正。”（222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斿”。
26.“分與授用”，《校勘記》云：“余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授’作‘受’。”（222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京本同嘉靖本作“受”，纂圖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授”。
27.“絜矢鍭矢”，《校勘記》云：“此本及余本‘鍭’誤‘鏃’，今據諸本訂正，下同。”（223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纂圖本皆作“鍭”，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鏃”。
28.“授兵至之儀”，《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作‘授兵甲之儀’，當據以訂正。”（223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甲”。
29.“為其相繞相將用乃共之”，《校勘記》云：“閩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監、毛本作‘為其相繞亂’，當據正。”（223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為其相繞亂”。
30.“充籠箙以盛矢”，《校勘記》云：“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嘉靖本作‘充籠箙者以矢’，此本疏中標注同，與賈疏本正合。因疏語有‘以籠是盛矢器’之言遂誤改。此注《釋文》無盛字音也。”（223頁）按：婺州本、八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充籠箙者以矢”；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充籠箙以盛矢”；纂圖本作“充籠箙以盛大”。
31.“盟則以玉敦辟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余本‘盟則’誤倒。”（224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十行本作“盟則”；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作“則盟”（纂圖本有後人墨筆塗改為“盟則”）。
32.“以桃茢沸之”，《校勘記》云：“閩本同，與玉府疏所引合。余本、嘉靖本、監、毛本‘沸’作‘拂’。○按‘沸’恐是誤字，作‘拂’為是。”（224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拂”，“沸”當為十行本誤字。
33.“（範去竹字頭）謂車前軾也”，《校勘記》云：“余本、監本並同，閩本‘（範去竹字頭）’作‘範’，皆誤也。賈疏、嘉靖本、毛本作‘（範去竹字頭）謂車軾前’，當據正。今本作‘前軾’誤倒。”（224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車軾前”；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車前軾”。
34.“使人叩而舉之”，《校勘記》云：“余本、閩本同。嘉靖本、監、毛本‘叩’作‘扣’，此本下亦作‘扣’。案《釋文》作‘扣’，余本載音義同。”（225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同嘉靖本作“扣”；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叩”。
35.“其數三百一十六匹”，《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作‘二百’，當據正。監、毛本疏中不誤。”（225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二百”。
36.“相上作乘馬”，《校勘記》云：“余本、嘉靖本、毛本作‘相士’，葉抄《釋文》同宋本、監本作‘相土’。此本作‘上’，蓋‘土’之訛。閩本此字實缺。○按‘士’、‘土’孰是，今不能定。”（225頁）按：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作“土”；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作“士”。
37.“稍食曰廩”，《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廩’作‘稟’，當據正。”（226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稟”。
38.“生新草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無‘也’，此衍。”（226頁）按：婺州本、八行本、纂圖本、京本皆同余仁仲本，無“也”，惟金刻本有“也”字。
39.“制其蹄齧者”，《校勘記》云：“閩、監本同。余本、嘉靖本、毛本‘制’作‘騬’，當據正。”（226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騬”。
40.“騋牡驪牡玄駒馬（上馬下衣）驂”，《校勘記》云：“余本、閩、監本作‘騋牡驪牝玄’，與《釋文》‘牡驪茂后反，牝玄頻忍反’正合，是也。此本作‘牡玄’，嘉靖本、毛本作‘牝驪’，皆誤。余本載音義亦誤作‘牝驪’。”（226頁）按：婺州本、八行本作“騋牝驪牡玄駒（上馬下衣）驂”，金刻本作“驂牝驪牡玄駒（上馬下衣）騋”，纂圖本、京本同十行本。
41.“其浸廬維”，《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宋本、余本、嘉靖本‘廬’作‘盧’，當據正。”（227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盧”。
42.“其澤藪曰楊紆”，《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宋本《爾雅疏》引作‘其澤藪曰陽紆’。按：此本及余本、閩本注中皆作‘陽紆’。”（228頁）按：諸本經文皆作“楊紆”；注文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作“楊紆”，纂圖本、京本同余仁仲本、十行本作“陽紆”。
43.“章出長子”，《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章’作‘漳’，當訂正。”（228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漳”。
44.“君前行”，《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君’作‘居’，當訂正。”（228頁）按：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居”。
45.“謂九榖值稺所宜也”，《校勘記》云：“閩、監本同誤也。余本作‘稙稺’。”（228頁）諸本皆同余仁仲本作“稙”。
46.“川澤之民與物”，《校勘記》云：“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閩、毛本‘民’作‘名’，當據正。”（229頁）按：婺州本（本葉抄配）、八行本、金刻本同余仁仲本作“名”，京本同十行本作“民”，纂圖本作“各”。
以上為《校勘記》卷七、卷八余仁仲本《周禮》異文，與今存數種《周禮》重要版本之比較。在這四十六條校異中，余仁仲本與十行本有異者共二十七條。二十七條之中，大多數情況是十行本誤刻，余仁仲本與諸本不誤。如第1條十行本誤“古”為“右”，第4條十行本誤“賦”為“職”，第8條十行本誤“楨”為“槙”，第20條誤“輕”為“輊”，第24條誤“紐”為“組”，第25條誤“斿”為“旒”，第28條誤“甲”為“至”，第29條誤“亂”為“相”，第32條誤“拂”為“沸”，第35條誤“二”為“三”，第37條誤“廩”為“稟”，第39條誤“騬”為“制”，第41條誤“盧”為“廬”，第43條誤“漳”為“章”，第44條誤“居”為“君”，第45條誤“稙”為“值”等，其中有因字形相近致誤，有因上下文而致誤，也有因通假字而致誤。以上諸例中，宋、金諸刻皆與余仁仲本相同，只有十行本系統的閩、監、毛本沿襲十行本的誤字。另第17條“熟”與“孰”（僅京本與十行本同），第18條“罔”與“網”（僅金刻本與十行本同），第38條“也”字（僅金刻本與十行本同），第46條“名”與“民”（僅京本與十行本同）等，余仁仲本也與大多數宋刻善本相同，當以余仁仲本異文為正。這都是余仁仲本文字優于十行本及明清通行本的地方。
與十行本相較，余仁仲本文字優勝自不待言。不過，與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相較，余仁仲本也有不少訛誤。在以上四十六條校異中，余仁仲本與十行本相同、與婺州本等不同的異文共十九條，包括第2條兩本皆作“王”不作“主”，第3條皆作“連”不作”聯“，第5條皆作“行”不作“衡”，第6條皆作“旅”不作“眾”，第7條皆作“佐”不作“左”，第9條皆作“帥帥”不作“帥師”，第10條皆作“又”不作“文”，第15條皆作“位”不作“立”，第16條皆作“熊虎豹”不作“虎熊豹”，第19條皆作“禮”不作“朼”，第21條皆作“太”不作“大”，第22條皆作“窮達”不作“達窮”，第23條皆作“吏”不作“史”，第26條皆作“授”不作“受”，第27條皆作“鏃”不作“鍭”，第30條皆作“以盛矢”不作“者以矢”，第33條皆作“車前軾”不作“車軾前”，第34條皆作“叩”不作“扣”，第42條注皆作“陽”不作“楊”。這十九條異文余仁仲本皆與十行本相同，也與纂圖本、京本絕大部分相同，而與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有異，其中有兩通異文，更多的是余仁仲本、十行本等的訛誤。這一方面說明婺州本、八行本等在文字上較為優勝，另一方面也說明余仁仲本與十行本（也包括纂圖本、京本）在文字上具有一定的淵源關係。
四、餘論
喬秀岩先生在《<禮記>版本雜識》一文中，通過《禮記》諸本異文的比較，將現存《禮記》版本分為兩個系統：“《唐石經》、撫州公使庫本、八行本為一類，《唐石經》為始祖，撫本為現存最精最完本；余仁仲本、纂圖互注本、十行本以及閩、監、毛本為一類，余仁仲本不妨假設為此類文本之淵源，纂圖互注本與余仁仲本幾乎全同。” [15]刁小龍先生也曾比勘《公羊》各本異文，指出“建陽余仁仲本與撫州本之間本別為系統，而十行本注疏實皆取自余仁仲本”。[16]筆者在《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中，亦曾比較余仁仲本《春秋經傳集解》與諸本異文，指出“除元刻明修十行本及阮元本明顯訛誤外，絕大部分異文余仁仲本與元刻明修十行本、阮元本同，而撫州本與越刻八行本同，形成明顯的兩個陣營”。上述《周禮》余仁仲本與諸本異文的比勘，反映出《周禮》諸版本異文的分佈情況，與《禮記》、《左傳》、《公羊》非常相似。除去十行本自身形成的刊刻誤字外，余仁仲本異文多與纂圖本、京本及十行本同，而與婺州本、八行本、金刻本及嘉靖本不同，同樣形成兩個明顯的陣營。
唐石經本《禮記》
上述參校各本中，婺州本避諱至宋孝宗“慎”字，為不附音義之經注本；八行本為南宋紹興時期兩浙東路茶鹽司所刻，是《周禮》最早的注疏合刻本；金刻本《周禮》在卷末附有音義，但正文中並不散入音義，其文本來源亦甚古；《校勘記》採用的“嘉靖本”，即明嘉靖刻《周禮》，乃據宋本翻刻，不附釋音，黃丕烈校刻《周禮》即據其本。此四本皆不附音義，源自宋監本一系。余仁仲本為建安地區坊刻附音義本，刊刻時間在南宋孝宗時期；纂圖本、京本不僅附音義，還增入重言重意等內容，為更後起之本；十行本翻刻自宋本，為南宋後期編刻的經、注、疏、釋文合刻本。它們都出自福建建安地區書坊所刻，是監本系統以外新興起的版本。在《周禮》異文體系中，以余仁仲本、十行本為代表的坊刻一系，與婺州本、八行本為代表的監本一系，可見有明顯區隔，這是在探討宋刻《周禮》版本體系中值得重視的現象。
注釋：
[1] 本文為201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十三經注疏》版本研究”（項目批准號：14BTQ020）成果之一。
[2] 參見筆者《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32頁。
[3] 清于敏中《天祿琳琅書目》，《清人書目題跋叢刊》第10冊，中華書局影印本，1995年，第12頁。
[4] 《恩福堂筆記》，《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178冊，第540頁。
[5] 《竹葉亭雜記》，《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139冊，第409頁。
[6] 見《石經考文提要》卷四，清刻《豫章叢書》本。
[7]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81冊，第98頁。
[8] 陳先行、郭立暄整理《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選輯（經部）》，《歷史文獻》第一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9] 《蛾術編》卷二，《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150冊，第48頁。
[10] 《蕘圃藏書題識》，《清人書目題跋叢刊》第6冊，第16頁。
[11] 《士禮居叢書》本《周禮》卷末附。
[12] 同上。
[13]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81冊，第98頁。
[14] 陳鱣《經籍跋文》，《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第3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本，2003年，第219頁。
[15] 喬秀岩《<禮記>版本雜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3卷第5期，2006年。
[16] 刁小龍《<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版本小識》，《國學學刊》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