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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温:李录的价值投资路


全世界最睿智的投资大师查理·芒格一生只做了三个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好市多和李录的基金。


李录曾被外界盛传为巴菲特继承人。2008年推荐巴菲特入股比亚迪,使伯克希尔·哈撒韦 获得高达12亿美元的回报。2004 年,芒格先生成为李录的投资合伙人。


芒格在2019年Daily Journal 年会问答中评价说:“关于李录,他不是一般人,他是中国版的沃伦·巴菲特,他特别有天分,我特别愿意支持他。我都95 岁了,我这一辈子只把芒格家族的钱交给了一个外人管理,他就是李录。


芒格还难得地不吝赞美说:“李录干得非常漂亮,他取得的成绩确实很优秀。我选人可是非常挑剔的,选中了李录之后,拿谁和李录比,谁都比不上……选中李录后,我只需要耐心等待。明智的人能耐心等待,让时间流逝,体会其中的妙处,大多数人总是瞎忙活。


李录的投资经历以及他与芒格的结缘过程,李录在芒格著作《穷查理宝典》的序言中写过一段。


“投资人记事“摘录其中部分,小标为编辑所加。感谢李录先生的慷慨分享。




白手起家的经历


第一次接触巴菲特/芒格的价值投资体系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


那时候我刚到美国,举目无亲,文化不熟、语言不通。侥幸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本科,立刻便面临学费、生活费昂贵的问题。


虽然有些奖学金以及贷款,然而,对一个身无分文的学生而言,那笔贷款是天文数字的债务,不知何时可以还清,对前途一片迷茫焦虑。


相信很多来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尤其是要靠借债和打工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的学生都有过这种经历。


由于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长大,我那时对经商几乎没有概念。在那个年代,商业在中国还不是很要紧的事。


一天,一位同学告诉我:“你要是想了解在美国怎么能赚钱,商学院有个演讲一定要去听。


那个演讲人的名字有点怪,叫巴菲特(Buffett),很像 “自助餐”(Buffet)的意思。


我一听这个名字满有趣,就去了。那时巴菲特还不像今天这么出名,去的人不多,但那次演讲于我而言却是一次醍醐灌顶的经历。


巴菲特讲的是如何在股市投资。在此之前,股市在我脑子里的印象还停留在曹禺的话剧《日出》里所描绘的 30 年代上海的十里洋场,充满了狡诈、运气与血腥。


然而,这位据说在股市上赚了很多钱的美国成功商人,看上去却显然是一个好人,友善而聪明,颇有些学究气,完全同我想像中的那些冷酷无情、投机钻营的商人南辕北辙。


巴菲特的演讲措辞简洁、条理清晰、内容可信。一个多钟头的演讲把股票市场的道理说得清晰明了。


巴菲特说,股票本质上是公司的部分所有权,股票的价格就是由股票的价值,也就是公司的价值所决定的。而公司的价值又是由公司的盈利情况及净资产决定的。


虽然股票价格上上下下的波动在短期内很难预测,但长期而言一定是由公司的价值决定的。而聪明的投资者只要在股票的价格远低于公司实际价值的时候买进,又在价格接近或者高于价值时卖出,就能够在风险很小的情况下赚很多钱。


听完这番演讲,我觉得好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难道一个聪明、正直、博学的人,不需要家庭的支持,也不需要精熟公司管理,或者发明、创造新产品,创立新公司,在美国就可以白手起家地成功致富吗?我眼前就有这么一位活生生的榜样!


那时我自认为不适合做管理,因为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不了解,创业也没有把握。但是如果说去研究公司的价值,去研究一些比较复杂的商业数据、财务报告,却是我的专长。


果真如此的话,像我这样一个不名一文、举目无亲、毫无社会根基和经验的外国人不也可以在股票投资领域有一番作为了吗?这实在太诱人了。


听完演讲后,我回去立刻找来了有关巴菲特的所有图书,包括他致巴郡股东的年信及各种关于他的研究,也了解到芒格先生是巴菲特先生几十年来形影不离的合伙人,然后整整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来彻底地研究他们,所有的研究都印证了我当时听演讲时的印象。


完成了这个调研过程,我便真正自信这个行业是可为的。


一两年后,我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支股票。那时虽然我个人的净资产仍然是负数,但积蓄了一些现金可以用来投资。


当时正逢 90 年代初全球化的过程刚刚开始,美国各行业的公司都处于一个长期上升的状态,市场上有很多被低估的股票。


到1996 年我从哥大毕业的时候,已经从股市投资上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回报。


创业一度面临生存危机


毕业后我一边在投资银行工作,一边继续自己在股票上投资。一年后辞职离开投行,开始了职业投资生涯。


当时家人和朋友都颇为不解和担心,我自己也对前途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坦白说,创业的勇气也是来自于巴菲特和芒格的影响。


1998 年 1 月,我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支持者寡,几个老朋友友情客串投资人凑了一小笔钱,我自己身兼数职,既是董事长、基金经理,又是秘书、分析员。全部家当就是一部手机和一架笔记本电脑。



其时适逢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石油的价格跌破了每桶10 美元。我于是开始大量地买进一些亚洲优秀企业的股票,同时也买入了大量美国及加拿大的石油公司股票。


但随后的股票波动令当年就产生了 19%的账面损失。这使得有些投资者开始担心以后的运作情况,不敢再投钱了。其中一个最大的投资者第二年就撤资了。 再加上昂贵的前期营运成本,公司一度面临生存的危机。


出师不利让我倍受压力,觉得辜负了投资人的信任。 而这些心理负担又的确会影响到投资决策,比如在碰到好的机会时也不敢行动。而那时恰恰又是最好的投资时机。


这时,巴菲特和芒格的理念和榜样对我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在1973~1974年美国经济衰退中,他们两位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我最失落的时候,我就以巴菲特和芒格为榜样勉励自己,始终坚持凡事看长远


随后,在 1998 年的下半年里,我顶住压力、鼓起勇气,连续做出了当时我最重要的三四个投资决定。恰恰是这几个投资在以后的两年里给我和我的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现在回过头来想,在时间上我是幸运的,但巴菲特和芒格的榜样以及他们的书籍和思想,对我的确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是,当时乃至现在华尔街上 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理念上所遵从的理论与巴菲特/芒格的价值投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比如,他们相信市场完全有效理论,因而相信股价的波动就等同真实的风险,判断你的表现最看重你业绩的波动性如何。


在价值投资者看来,投资股市最大的风险其实并不是价格的上下起伏,而是你的投资未来会不会出现永久性的亏损。


单纯的股价下跌不仅不是风险其实是机会。不然哪里去找便宜的股票呢?就像如果你最喜欢的餐馆里牛排的价格下跌了一半,你会吃得更香才对。


买进下跌的股票时是卖家难受,作为买家你应该高兴才对。然而,虽然巴菲特和芒格很成功,大多数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实际做法却与巴菲特/芒格的投资理念完全相反。


表面上,华尔街那些成名的基金经理对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根本是南辕北辙,因为他们的客户也是南辕北辙。他们接受的还是一套“波动性就是风险”、“市场总是对的”这样的理论。而这在我看来,完全是误人子弟的谬论。


但为了留住并吸引到更多投资者,我也不得不做了一段时间的妥协。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也不得不通过做长短仓(LONG-SHORT)对冲,去管理旗下基金的波动性。


和做多(LONG)相比,做空交易(SHORT)就很难被用于长期投资。原因有三:


第一,做空的利润上限只有 100%,但损失空间几乎是无穷的,这正好是同做多相反的。


第二,做空(SHORT)要通过借债完成,所以,即使做空的决定完全正确,但如果时机不对,操作者也会面临损失,甚至破产。


第三,最好的做空投资机会一般是各种各样的舞弊情况,但舞弊作假往往被掩盖得很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败露。例如麦道夫的骗局持续几十年才被发现。


基于这三点原因,做空需要随时关注市场的起落,不断交易。


这样做了几年, 投资组合的波动性倒是小了许多,在 2001~02 由互联网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并没有账面损失,并小有斩获,管理的基金也增加了许多。


表面上看起来还蛮不错, 但其实我内心很痛苦。如果同时去做空和做多,要控制做空的风险,就必须要不停地交易。但若是不停地交易的话,根本没有时间真正去研究一些长期的投资机会。


这段时期的回报从波动性上而言比过去好,结果却乏善可陈。但实际上,那段时间出现了许多一流的投资机会。 


坦白的说,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失败并不是由我错误决定造成的损失(当然,我的这类错误也绝不在少数), 而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不能够大量买进我喜欢的几支最优秀的股票。


 这段时间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低潮。我甚至一度萌生了退意,花大量时间在本不是我主业的风险投资基金上。


在前行道路的十字交叉路口,一个偶然的契机,我遇到了终生的良师益友查理·芒格先生。


走出与华尔街不同的道路


初识查理是我大学刚毕业在洛杉矶投行工作的时候,在一位共同朋友的家里第一次见到查理。


记得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对谈话者常常心不在焉,非常专注于自己的话题。但这位老先生说话言简意赅,话语中充满了让你回味无穷的智慧。 


初次见面,查理对我而言是高不可及的前辈,他大概对我也没什么印象。


之后陆续见过几次,有过一些交谈,直到我们认识的第七年,在 2003 年一个感恩节的聚会中,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推心置腹的交谈。


我将我投资的所有公司,我研究过的公司以及引起我兴趣的公司一一介绍给查理,他则逐一点评。我也向他请教我遇到的烦恼。 


谈到最后,他告诉我,我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就是华尔街的全部问题。整个华尔街的思维方式都有问题,虽然巴郡已经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但在华尔街上却找不到任何一家真正模仿它的公司。


如果我继续这样走下去的话,我的那些烦恼永远也不会消除。但我如果愿意放弃现在的路子,想走出与华尔街不同的道路,他愿意给我投资。这真让我受宠若惊。


在查理的帮助下,我把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改组。在结构上完全改变成早期巴菲特的合伙人公司和芒格的合伙人公司(注:巴菲特和芒格早期各自有一个合伙人公司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那样的结构,同时也除去了典型对冲基金的所有弊端。


愿意留下的投资者做出了长期投资的保证。而我们也不再吸收新的投资人。作为基金经理,我无须再受华尔街那些投资者各式各样的限制,而完成机构改造之后的投资结果本身也证实了这一决定的正确性。


不仅公司的业绩表现良好,而且这些年来我的工作也顺畅了许多。我无须纠缠于股市沉浮,不断交易,不断做空。相反,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对公司的研究和了解上。


我的投资经历已经清楚地证明:按照巴菲特/芒格的体系来投资,必定会受益各方。


但因为投资机构本身的限制,绝大部分的机构投资者不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它给了那些用这种方式的投资者一个绝好的竞争优势,而这个优势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消失。


芒格身体力行的成功品质


查理对我而言,不仅是合伙人,是长辈,是老师,是朋友,是事业成功的典范,也是人生的楷模。


我从他的身上不仅学到了价值投资的道理,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让我明白,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时机固然重要,但人的内在品质更重要。


查理喜欢与人早餐约会,时间通常是七点半。记得第一次与查理吃早餐时,我准时赶到,发现查理已经坐在那里把当天的报纸都看完了。虽然离七点半还差几分钟,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等我令我心里很不好受。


第二次约会,我大约提前了一刻钟到达,发现查理还是已经坐在那里看报纸了。


到第三次约会,我提前半小时到达,结果查理还是在那里看报纸,仿佛他从未离开过那个座位,终年守候。


直到第四次,我狠狠心提前一个钟头到达,六点半坐那里等候,到六点四十五的时候,查理悠悠地走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摞报纸,头也不抬地坐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以后我逐渐了解,查理与人约会一定早到。到了以后也不浪费时间,会拿出准备好的报纸翻阅。


自从知道查理的这个习惯后,以后我俩再约会,我都会提前到场,也拿一份报纸看,互不打扰,等七点半之后在一起吃早饭聊天。


偶然查理也会迟到。有一次我带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创业者去见查理。查理因为从一个午餐会上赶来而迟到了半个小时。


一到之后,查理先向我们两个年轻人郑重道歉,并详细解释他迟到的原因,甚至提出午餐会的代客泊车(VALET PARK)应如何改进才不会耽误客人四十五分钟的等候时间。


那位中国青年既惊讶又感动,因为在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到一位地位如查理一般的长者会因迟到向小辈反复道歉。


跟查理交往中,还有另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


有一年查理和我共同参加了一个外地的聚会。活动结束后,我要赶回纽约,没想到却在机场的候机厅遇见查理。


他庞大的身体在过安检检测器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不断鸣叫示警。而查理就一次又一次地折返接受安检,如此折腾半天,好不容易过了安检,他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可查理也不着急,他抽出随身携带的书籍坐下来阅读,静等下一班飞机。那天正好我的飞机也误点了,我就陪他一起等。


我问查理:“你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巴郡也有专机,你为什么要到商用客机机场去经受这么多的麻烦呢?


查理答:“第一,我一个人坐专机太浪费油了。第二,我觉得坐商用飞机更安全。”但查理想说的真正理由是第三条:“我一辈子想要的就是融入生活(engage life),而不希望自己被孤立(isolate)


查理最受不了的就是因为拥有了钱财而失去与世界的联系,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单间,占地一层的巨型办公室里,见面要层层通报,过五关斩六将,谁都不能轻易接触到。这样就与现实生活脱节了。


“我手里只要有一本书,就不会觉得浪费时间。”查理任何时候都随身携带一本书,即使坐在经济舱的中间座位上,他只要拿着书,就安之若素。


有一次他去西雅图参加一个董事会,依旧按惯例坐经济舱,他身边坐着一位中国小女孩,飞行途中一直在做微积分的功课。


他对这个中国小女孩印象深刻,因为他很难想像同龄的美国女孩能有这样的定力,在飞机的嘈杂声中专心学习。如果他乘坐私人飞机,他就永远不会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而查理虽然严于律己,却非常宽厚地对待他真正关心和爱的人,不吝金钱,总希望他人多受益。


他一个人的旅行,无论公务私务都搭乘经济舱,但与太太和家人一起旅行时,查理便会乘搭自己的私人飞机。


他解释说:太太一辈子为我抚育这么多孩子,付出甚多,身体又不好,我一定要照顾好她。


查理虽不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但因他太太是斯坦福校友,又是大学董事会成员,查理便向斯坦福大学捐款六千多万美金。


查理一旦确定了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去做一辈子。比如说他在哈佛高中及洛杉矶一间慈善医院的董事会任职长达四十年之久。


对于他所参与的慈善机构而言,查理是非常慷慨的赞助人。但查理投入的不只是钱,他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确保这些机构的成功运行。


查理一生研究人类失败的原因,所以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深刻的理解。基于此,他认为人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一生不断提高修养,以克服人性本身的弱点。


这种生活方式对查理而言是一种道德要求。在外人看来,查理可能像个苦行僧,但在查理看来,这个过程却是既理性又愉快,能够让人过上成功、幸福的人生。


查理就是这么独特。但是想想看,如果芒格和巴菲特不是如此独特的话,他们也不可能一起在五十年间为巴郡创造了在人类投资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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