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宣教到底是什么样的？
发展中国家宣教到底是什么样的？
来自世界南部（Global South）的基督徒给国际宣教带来生机。下文将为您详细道来。
作者：多尔卡斯·程·拓尊(Dorcas Cheng-Tozun)
美·恩多罗（Beauty Ndoro）和她的丈夫来自津巴布韦，一直居住在首都哈拉雷城外的贫民窟，帮助当地居民。他们收到宣教机构“仆人之友”的来信时倍感意外，“仆人之友”总部位于洛杉矶。信中说，“仆人之友”有感动，想要招非洲人来墨西哥服侍。他们上网搜索非洲志同道合的牧师后，找到了恩多罗和她的丈夫。
这对夫妇曾考虑在另一个非洲南部国家服侍。恩多罗的丈夫曾对西藏有负担。但是墨西哥？他们想都没想过。于是，他们将这封信抛诸脑后。然而，“仆人之友”坚持不懈，在接下来的半年中又发来两封信。
“仆人之友”联席主管丽莎·恩达尔（Lisa Engdahl）表示，他们总是四处寻找愿意服侍世界上赤贫群体的宣教士。她告诉我：“由于工作需求，我们一直在努力招募各种各样的人才。我们的团队一直在尽可能追求多样化。”正因为“仆人之友”相信“非洲教会中有许多意志坚定、信仰虔诚的领袖，上帝正呼召他们参与跨文化事奉”，他们招募了恩多罗和她的丈夫。
恩多罗对我说：“我不确定上帝想不想让我离家去这么远的地方，去完全不同的文化中生活。”“我一点也不懂西班牙语，我的女儿也才两岁。”但是后来，她开始得到他人肯定的回答。他们对她说：“我听到‘墨西哥’和‘上帝’对你生命的呼召。”
最终，很明显，墨西哥就是上帝要他们去的地方。恩多罗说：“我有自己的忧虑，但我也很兴奋。我知道上帝会与我们同在。”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恩多罗和她的家人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服侍，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领导恢复小组，帮助这些从创伤中走向恢复的人，并带领查经班。其中一些查经班已经发展为新的教会。
尽管有一些挑战，但恩多罗笃信不疑：拉丁美洲正是上帝希望她这位津巴布韦妇女服侍之地。“正因为知道我在基督里以及我是非洲人，我才能帮助他人认识到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有价值的。无论经济收入多少、社会地位高低、肤色如何，他们都受到珍视。”
宣教士的新浪潮
世界南部（包括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向外输送国际宣教士已成为全球宣教的一股浪潮，美·恩多罗正是其中一个例子。
根据戈登康维尔神学院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的报告《1970至2020年全球视野下的基督教》，1970年，仅43%的基督徒来自世界南部，截至202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66%，到2050年将达到75%。这些区域的基督教发展迅猛，而北美和西欧无宗教信仰人士数量却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
全球教会人口中心正在转移，热心于国际宣教的中心也发生了改变。正如《今日基督教》早前所报道的，根据《全球视野下的基督教》，本世纪初的宣教图景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来自西方的宣教士去往世界各地变为“被派往世界各国的国际宣教士来自世界各国”。
世界基督徒数据库报告称，美国送出最多的宣教士，但宣教士数量正在减少。 根据最新现有数据，2015年，有12.1万名在职美国传教士，低于2010年的12.7万名。而同一时期，非西方国家宣教士人数大大增加。例如，巴西的宣教士从3.4万名增加到3.5万名，韩国的传教士从2万名增加到3万名。
世界南部的宣教运动并不是刚刚兴起的。例如，传回耶路撒冷是中国基督徒努力对在旧丝绸之路生活的所有佛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传福音的一次运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2003年得到复兴，由曾被流放的家庭教会领袖刘振营（又称“云弟兄”）领导。社会学家丽贝卡·金（Rebecca Y. Kim）在《圣灵西行：韩国宣教士在美国》一书中写道，自1970年代以来，韩国传教士一直在赴美“将福音带回给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白人”。 隶属于美国国际派遣机构（SEND International）的菲律宾派遣委员会已经从事向全球派遣宣教士的工作逾三十载了。
然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如此多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宣教士跨越国界宣教，包括向那些将福音带到祖国的首批宣教士所在的国家宣教。2015年，在派遣人数最多的前20个国家中，九个国家（包括巴西、菲律宾、中国、印度、尼日利亚和南非）是多数国家（也称为发展中国家），共有101000名国际宣教士。这些宣教士背景多种多样，他们一些有工作，一些受他人资助；有的隶属于某组织，有的是自由宣教士；有些是传道人或教会植堂人员，有些则是活出基督的道的宣教士。尽管各不相同，他们却各有各的特长，也都具有强烈的信心。
互相连结的肢体
全球化将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因为移民增多、经济流动和信息获取而促进了国际宣教。联合国报告指出，国际移民的人数每年都在迅速增长，2017年有2.58亿（其中只有10％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如今，逾43.4亿人能接入互联网，占全球人口的56.8％，大大高于2015年的31.8亿人。新闻和信息（包括有关全球教会的新闻）几乎可以触及世界的每个角落。
“您说教堂正在关闭是什么意思？他们越来越世俗了吗？教堂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吗？”基督教在北美和欧洲日渐衰落，津巴布韦人塔特恩达·齐克维魏（Tatenda Chikwekwe）回忆起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家庭教会听到这一消息时的情形。他告诉我：“看到具有如此强大的基督教传统、拥有如此丰富教会历史的这些国家信仰走向衰退，我总是感到心痛。”
2002年，齐克维魏被派出，在东非各地参与多种事工，此后，他加入了肯尼亚一所无宗派独立教会内罗比教堂的教牧工作。那里的领导特意就非洲教会在全球宣教中的作用进行了交谈。他们从全球视角研究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中关于基督各肢体不同角色的教导，并得出结论：作为全球教会中的重要一员，非洲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内罗比教堂全球伙伴关系牧师费斯·穆戈拉（Faith Mugera）是宣教事工主要领导人之一。她解释道：“一直以来，我们觉得大使命是交给西方世界的任务。”“但是我们是否相信我们是基督全球肢体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作为非洲教会，如果我们没有履行职责，那么全球肢体就蒙受了损失。”
在世界南部基督徒中，内罗毕教堂走在世界前沿，宣教方式越来越具有战略眼光。在世纪之交，许多像齐克维魏一样的传教士经常被差派出去，他们资源缺乏、人脉稀少，除了随走随传福音以外，他们没有什么计划。如今，越来越多的教会和事工部门从西方伙伴那里学习经验，并更加重视目标设定、培训和战略伙伴关系。
例如，穆格拉和她的同事们设定了一个大胆的目标，即在世界范围内建立300座教堂，其中20座在非洲各首都，10座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每年培训三组年轻领导人，提升他们的领导能力和灵命，教导他们如何智慧处事和建立人际关系等生活技能。内罗比教堂已经派出牧师和教会执堂人员去往美国芝加哥、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和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他们下一个宣教场是旧金山，去年他们一直在为旧金山祈祷和禁食。
非传统模式的宣教
这意味着，内罗比教堂这样的世界南部组织的宣教方式，与北美和欧洲人如出一辙吗？事实并非如此。“以前的方式在我们的环境中不起作用，” 穆格拉说，在这些宣教模式中，“你必须受神学院长期训练，必须筹集大量资金支持，还需要一个宣教机构。”但是对于大多数非洲人来说，这些资源并不容易获得。“我们没有资金，没有相同的签证渠道，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多。”
这些挑战迫使内罗比教堂和其他教堂以及宣教组织不得不创造性地考虑派遣传教士的方式，而这通常依赖于跨国合作和其他的签证类别。在非洲外部，内罗比教堂依靠当地教会来邀请牧师、提供签证、住所，和为他们的开支筹集资金。
其他宣教部门正在有效利用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和就业市场。自2015年以来，中国政府已承诺在非洲投资1200亿美元（合8400亿美元），使数十万中国工人和企业家能够迁往非洲大陆寻求经济机会。我曾与一对居住香港的夫妇交谈，他们鼓励中国移民到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商人中的基督徒向他人传福音。在菲律宾，宣教团体正在培训一些菲律宾人，人数逾两百万，这些人在国外工作，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家政人员。宣教团体在装备他们成为可以向雇主、同事和邻居传福音的使者。
面临独特的风险
对于这些传教士而言，仅是向不欢迎他们这样的人移民的国家申请签证就是一种出于信心的行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宣教士在所服侍的国家中受到偏见和敌对。肯尼亚传教士梅洛迪·梅乌（Melody Mweu）在苏丹首府喀土穆（Khartoum）服侍，她告诉我，最初遇到苏丹上流社会妇女时，她不是很受待见。她解释说，在那种情况下：“你越黑，越被人瞧不起。”尽管梅洛迪最终与一群苏丹妇女成为了朋友，她仍得在相见的地方多加小心，因为她知道某些地方不欢迎她。
美·恩多罗同样回忆道，要获得贫民窟尼加拉瓜邻居的信任，她需要很多时间。她回忆道，“当我们在社区中散步时，人们很害怕，不想和我们说话。”但是她和她的丈夫频频出现，与人们交谈，为他们祈祷。这最终使妇女事工得以开展。
这些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带来真实的影响。几年来，洪都拉斯人亚埃罗（Jairo）和卢尔德·萨缅托（Lourdes Sarmiento）一直在加州的一个低收入拉丁裔社区内带领植堂。如今，关于拉美移民和难民的激烈辩论席卷美国政治，萨缅托自己的移民身份也一直悬而未决。
属灵毅力，最新激情
忍受这样的艰难困苦需要极大的信心和毅力，而世界南部的许多人满有这样的信心和毅力。他们的属灵毅力往往是由数十年的贫穷、战争、殖民和政治动荡塑造的。齐克维魏告诉我：“我们出身贫寒，凡事居后，这使得我们觉得，即使拥有的很少，我们仍然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在我采访的宣教士中，几乎所有人都分享了童年时忍饥挨饿、受人虐待、备受忽视或惨遭迫害的故事。两名妇女在本国差点遭到性侵，另一名妇女在宣教之地险些被强奸，但都受到了奇妙的保守。穆格拉沉思道：“在最困难的时候看到上帝仍在工作，我们对信仰的激情就会更加被挑旺。”
即使在当今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的韩国，对战争的记忆及其困苦也持续影响着宣教士的工作方式。莉蒂亚·帕克（化名）是首尔人，曾在利比亚、赞比亚和现在的肯尼亚服侍。她说，受1910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韩国以及韩国几十年来抗日历史的影响，现代韩国宣教士往往意志坚定。帕克对我说，“我们韩国人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绝不停止，永不放弃。”
来自世界南部的宣教士们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也因最近与神相遇而再次得到激发。教会在世界南部迅速扩张，有许多新信徒加入。根据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的数据，非洲的基督徒人数已从2000年的3.6亿增长到2019年的近6.19亿。 在亚洲，基督徒人数增速是人口的两倍，主要是因为新信徒的加入。
在尼日利亚、缅甸、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许多国家传福音和传道的印度人拉玛莫西·简布卡（Aarthi Jambhulka）说，她很少遇到来自多代基督徒家庭的印度同胞。她的父母在她出生后不久就开始跟随耶稣，在成长过程中，她因为信仰遭到了严重迫害。简布卡说，与许多“继承”信仰的美国人或欧洲人不同：“我们的经历并不久远，是我们直接经历的，不是传给我们的东西，非常真实。”
信心与文化理解
“仆人之友”的恩达尔（Engdahl）表示，这种对上帝直接的亲近感是世界南部宣教士必须分享的，也是他们最有力的天赋之一。她对我说：“他们对上帝的工作充满期待，因为教会在他们的祖国蓬勃发展。他们满怀信心参与到上帝的工作中。”
他们也带着相通的文化参与到上帝的工作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并且有助于他们的服侍。新加坡人杰麦玛·奥伊（Jemima Ooi）在非洲专职传教已有7年，目前在饱受战争之苦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服侍。回顾过去，她说，刚果人经常对她说：“亚洲人和非洲人是兄弟姐妹。”
奥伊告诉我：“对我来说，文化中的有些部分对我来说就是本能的反应，比如：尊敬长者、与人们交心、关心某人的全家而不仅仅是关心他们的工作。”根据事实，她说，世界上75％的人口来自具有荣辱观和集体主义思想的文化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加拿大人或西欧人都不在这样的文化中。奥伊这样的宣教士在去文化敏感的新国家时，在类似世界观下长大的经历会让这个过程更加顺利。正因为她懂得如何尊重刚果人，尽管身处在世界上冲突最严重的地带，她依旧免受伤害。奥伊解释说：“他们觉得你与他们非常相似。发生突袭时，他们会照顾[我和我的同事]。”
即使世界南部宣教士与所去国家具有很明显的区别，也能为天国扩张助力。我采访过的几位宣教士告诉我，他们刚开始服侍时，大家出于好奇频频询问“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深度交流之门就此打开。来自香港的宣教士伊迪丝·劳（化名）对我说：“让人们知道福音不仅仅针对白人或西方人，这非常重要。”“福音不仅仅与西方世界有关，还与他们有关。”
因为天国，虽异仍聚
西方的宣教组织已经注意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属灵觉醒，并正特意采取一些措施来推动宣教工作。例如，国际派遣机构是积极从世界南部招募宣教士的宣教机构之一，现在这些宣教机构越来越多。目前，在其500多名宣教人员中，约有20％来自美国、加拿大或西欧以外的国家。最近，他们设定了2029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50％的目标。
“派遣”的全球化办公室主管巴里·伦佩尔（Barry Rempel）对我说：“神正在全世界展开工作，我们也想要参与其中。”他认为这种多元文化和跨国合作对未来教会的活力和成长至关重要。“它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让我们对基督的身体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祂工作的展现也更加完全。每个地方都能帮助我们的组织更好地理解基督身体的模样，更荣耀地代表着基督，也能带来更多的果实。”
费斯·穆格拉表示赞同。“不同中是有自由的。上帝允许我们各不相同，在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上一起合作，成就美善之事。”当基督全球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意识到自己独特的天分和呼召，并且将它们汇聚在一起，为了天国而努力的话，穆格拉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们确定无疑，复兴必将到来。”
作者：多尔卡斯·程·拓尊(Dorcas Cheng-Tozun)
译者：李博爱
校对：王一
多尔卡斯·程·拓尊(Dorcas Cheng-Tozun)是获奖作家、交流顾问和《开始，爱情，重复》一书的作者。她来自硅谷，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和肯尼亚生活和工作。
英文原文：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women/2019/august/what-majority-world-missions-really-looks-lik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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