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吴礼敬、韩子奇：英语世界认识《易经》的三个阶段

作者简介

吴礼敬，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博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Geneseo分校访问学者，研究兴趣包括翻译学、海外汉学等，在《汉学研究》、《学术界》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厅级以上项目三项，翻译出版著作六部。

韩子奇，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系教授（2017.01- ），香港大学文学学士，密歇根大学亚洲研究硕士，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1992-1996年任教Hanover College（Indiana）历史系，1996-2016年任教纽约州立大学Geneseo分校历史系并曾担任系主任（2007-2011）。曾被聘任荷兰莱顿大学（2006-2007）及德国爱尔兰根大学（2013-2014）亚洲学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易经》与《易》学传统，晚清、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史。主要著作包括：The Yijing and Chinese Politics (SUNY Press, 2005), The Revolution and Restoration (Brill, 2013), Teaching the I Ching (Book of Chan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合著)，及The Allure of the Nation (Brill, 2015)。现专门研究朱熹的占卜哲学、晚清民国时期的现代化论述和《易经》西传。

摘 要

从1876年《易经》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出版至今，《易经》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和研究已走过140多年的历程，其间各种新译本层出不穷。从译本产生的时代、翻译和诠释的主体以及译本的主要特征来看，英语世界对《易经》的认识和理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麦格基和理雅各的《易经》译本为主要标志，传教士是翻译和传播《易经》的主体，他们在比较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的视域内，把《易经》视为独立于基督教文明之外的异教/儒教经典。第二阶段以卫礼贤—贝恩斯夫人的《易经》译本为主要标志，翻译者从传教士过渡到心理学家等知识阶层，他们在哲学和心理学的视域内，把《易经》视为西方文明可以借鉴和利用的东方“智慧”。第三阶段以夏含夷、孔理霭、高厦克等人的《易经》研究和翻译为代表，这段时期以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他们在历史主义的视域内，把《易经》视为中国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试图恢复和重建卦爻辞在商周时期的原始含义。从本质上说，英语世界对《易经》的认识经历了从“宗教之书”到“占卜和智慧之书”再到“历史之书”的过程，体现了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入。

关键词：易经；宗教；哲学；历史；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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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果把1876年麦格基（Thomas McClatchie，1812~1885）翻译的第一个《易经》全译本作为《易经》正式进入英语世界的标志，那么《易经》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至今已走过140多年的历程，其间各种新译本层出不穷，研究和评述类文章更是源源不断。夏含夷（Shaughnessy，1996：1）曾将《易经》与《圣经》相提并论，虽是着眼于它们在各自文化中的地位而言，但《易经》对英语世界已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研究《易经》西传的著述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取得新的进展：韩子奇（2010：80-87）把英语世界的《易经》研究分为“文本派”和“实用派”，斯蒂夫•摩尔（Moore，2002：xiv）把《易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划为“学术”和“民用”两途，赵娟（2011：71-77）把西方的《易经》研究归纳为宗教学、分析心理学一比较文化学、历史一哲学三种路径，杨平（2017：78-85）则把《易经》在西方的翻译和诠释划分为宗教、历史、哲学、科学和应用五个流派。这些学者依据不同标准、从不同角度追溯了《易经》在西方翻译和传播的途径，把握了西方易学研究的重要脉搏，但论述时间跨度较长，内容涵盖面也很广，因此还有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以《易经》在英语世界的典范译本为切入点，从译本产生的时代、翻译和诠释的主体以及译本的主要特征等方面入手，把《易经》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麦格基和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易经》译本为主要标志；第二阶段以卫礼贤一贝恩斯夫人译本的产生和流行为主要标志；第三阶段以夏含夷、孔理霭（Richard A. Kunst）、高厦克（Richard Gotshalk）等人对《易经》的研究和翻译为主要标志。它们体现了译者对《易经》卦爻辞的不同解释方式，反映出英语世界对《易经》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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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明体系以外的异教/儒教经典

《易经》在英语世界翻译和传播的第一阶段主要由新教传教士承担和推动。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首先在他编纂的《华英字典》里选取《易经》卦爻辞作义证，此后“译名之争”中的各派传教士不断援引《易经》证明己方观点，直到麦格基、理雅各的《易经》全译本相继出版，最终经过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1837~1910）等人评论理雅各译本，尤其是拉古贝里（A. Terriande Lacouperie，1845~1894）与理雅各的论战，扩大了《易经》在英语世界的影响。

最早将《易经》翻译成英文的是新教传教士。1805年，马礼逊接受英国伦敦会的委派前往中国传教，并于1807年抵达广州。由于清廷严禁传教，马礼逊只能先从事《圣经》翻译、字典编纂等文书工作，为后来的传教奠定基础（顾长声，1985：1-8）。他编纂的《华英字典》第一部《字典》三卷分别于1815、1822、1823年出版（屈文生，2010：80-82），在这部《字典》里，马礼逊将《易经》的书名音译为The Yih-king，同时选取并翻译了不少《易经》卦爻辞作为字典的义证，包括卦名、卦辞、爻辞以及《十翼》的部分内容（Morrison，1815：55，120，138，433，491，586，632）。应该说，围绕马礼逊《圣经》汉译本的修订爆发的“译名之争”（the Term Question），较他的《字典》进一步扩大了《易经》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为了论证英语中的God究竟能否用汉语中的“帝”、“上帝”、“神”等词翻译，参加论证的英美传教士广泛征引中国典籍，《易经》自然备受青睐。伦敦会的麦都思（Walter H. Diagrams，1796~1857）在《论中国的神学》这本小册子中频繁征引并解释《易经》的相关内容，以说明中国典籍中的“神”、“神明”、“鬼神”等词的含义。他也把《易经》音译为The Yih-king，但在后面补充了意译The Book of Diagrams，所征引的《文言》、《彖辞》、《象传》、《系辞》的内容，一方面参照清儒的解经传统，另一方面则尽力把其中出现的“帝“、“上帝”等解释为the （Supreme） Ruler，以与基督教的God相呼应（Medhurst，1847：232-241）。理雅各在为论战撰写的小册子《中国人对于God和Spirits的概念》中也多次提到《易经》的内容，他把《易经》音译为The Yih-king（The Y-king），并引用《系辞》《涣卦》《萃卦》等内容，以证明《圣经》中的God可以翻译成汉语中的“帝”（Legge，1852：64-66，97-98）。美国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在《中国总论》里也提到过《易经》，但那只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作的简单介绍（Williams，1848：502-504）。值得一提的是，卫三畏虽然也将《易经》音译为The Yih-King，但他在后面附加了意译Book of Changes，和麦都思翻译的The Book of Diagrams不同，卫三畏是目前所见最早将《易经》书名译为Book of Changes的人。直到1876年英国圣公会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牧师麦格基在上海出版他翻译的《易经》全书，英语世界才终于有了第一个《易经》全译本。但麦格基秉持比较神话学的思想，把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视为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异教思想传统，标举《易经》中体现的儒家的“宇宙生成说”（Confucian cosmogony）和异教徒的生殖器崇拜思想（phallic worship），如他把《乾卦》《复卦》与“宇宙生成说”联系在一起（McClatchie，1973：xiii，454-455），把《泰卦》《屯卦》以及《系辞》的相关内容与生殖器崇拜思想联系在一起，并在不少卦交辞的解释中引申发挥（ibid：30，62，68，250，304，343-346）[1]，以便和基督教的思想相对照，这种做法引发了后续译者，尤其是理雅各的激烈批评，导致他的译本逐渐湮没无闻。1882年，理雅各翻译的《易经》（The Yi King）作为牛津大学东方学家和宗教学家穆勒（F. Max Miiller，1823~1900）主编的《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16卷，在牛津大学的克拉伦登出版社（Clarendon）出版。理雅各的译本主要以《御纂周易折中》和《日讲易经解义》为底本，采取经传分离的形式，把《易经》放在穆勒勾画的世界宗教体系的大背景下理解和解释，将它视为儒教的经典（Legge，1963：xiii，xx-xxi）。理雅各认为应该把《易经》的卦交辞放到文王和周公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来理解，他说：“《易经》的主题可以简单概括为六十四篇小短文，神秘而又象征性地表达了一些重要主题，多数都和道德、社会和政治有关（James Legge，1963：10）。”因此理雅各对卦爻辞的解释多着眼于文王、周公所处的具体情境，忽略和排斥它们的占筮功用。译本出版后，他的朋友艾约瑟先后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上连载《〈易经〉六十四卦注解》（Edkins，1883~1884：78-88，412-424），并在《皇家亚洲学会学报》（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884：360-380）上发表《中国人的〈易经〉：一部占卜与哲理之书》（Edkins，1884：360-380），针对《易经》一书的性质对作者提出与理雅各不同的见解。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的金斯密则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针对理雅各《易经》译本的书评，指出理雅各过于依赖中国历代注疏，尤其是过于相信朱熹，导致译文臃肿复杂（Kingsmill，1882：86-92）。对理雅各译本批评最有力的是拉古贝里，他指出应该采用科学的方法，根据卦爻辞的内容来重建《易经》的原初含义，而不是像理雅各那样臆测文王、周公的意图。拉古贝里在《皇家亚洲学会学报》1882年第14卷（781-815页）和1883年第15卷（237-289页）连载《中国人最古老的书及其作者》（Lacouperie，1882；Lacouperies，1883），试图证明《易经》是一部来自巴比伦的字典，六十四卦是包含了特定文字及其解释的字汇表，卦画和卦爻辞结合可能只是为了编号和分类，让它们有一定的次序。《易经》的文字非常古老，因此一直被认为包含了远古的智慧，慢慢演变成预测运命的文句，被用来表达占卜的结果。尽管理雅各的译本在出版时受到不少批评，但并不影响它的经典地位和流传广度，出版后不断得以再版、翻印和改写。1899年，克拉伦登出版社推出理雅各《易经》译本第二版，沈仲涛（Z .D. Sung）1935年对理雅各译本加以增补和改版，经传合一，题为《〈易经〉英汉对照文本》（The Text of the King, Chinese Original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在上海出版。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理雅各译本一直是英语世界的标准译本。

从马礼逊在《字典》里引用《易经》卦爻辞，到理雅各《易经》译本出版后带来的种种争论和影响，这段时期在英语世界流传的《易经》译本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第一，从它们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历史语境来看，它们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新教传教士为主体的背景下产生和流传的，此时以先进科学和技术为表征的基督教文明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它对自身的文化充满信心。《易经》英译本代表的是英美等国的知识阶层从自身视角出发认识、理解和解释东方文明的成果。因此从整体上来说，《易经》处在一种被审视、被评判的地位，这从麦格基、拉古贝里等人的态度和评论中可以看出来。第二，从它们与中国学术传统的互动关系来看，麦格基、理雅各、艾约瑟、金斯密等人都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熟请当时的经学传统，虽然他们在理解和翻译《易经》时存在以传解经和经传别行的差异，但整体上并未超出晚清经学的大传统。无论视《易经》为异教典籍还是儒教经典，他们向英语世界输人的仍然是在中国一脉相承下来的儒家经典，成为与西方文明迥异的“异质文化”参照物。第三，从译本自身的特征来看，无论对《易经》的性质和作者有怎样的看法，它们基本上都选择忽视或贬斥《易经》的卜筮传统及其应用。麦格基从《易经》中读出异教的创世神话，理雅各认为《易经》中蕴含着文王、周公用象征手法表达的道德、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主题，而拉古贝里则把《易经》当成一部流传下来的古代字汇。究其原因，除了基督教信仰的因素以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也不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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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可以借鉴和利用的东方“智慧”

《易经》在英语世界翻译和传播的第二阶段以卫礼贤一贝恩斯夫人译本的出版（Wilhelm-Baynes’ I Ching，下称《易经》卫一贝译本）以及由它引发的英语世界的“《易经》热”为主要标志。最初德国同善会牧师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与清末大儒劳乃宣（1843~1921）合作，将《易经》翻译成德文，然后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的学生贝恩斯夫人（Cary F. Baynes，1883~1977）将它转译成英文，卫礼贤的儿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把译文与汉语原文对勘后，再由荣格撰写序言在美国出版。因为它的出版恰好与美国兴起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相契合，受到这场运动中嬉皮士的代表人物的热烈追捧，引发英语世界的“《易经》热”，从而让《易经》从象牙塔走向普通民众。卫礼贤的德译本原是音译书名I Ging，德文中的“I”发音类似于汉语的“易”，贝恩斯夫人转译时保留了这个译名，只是按威氏拼音把它改为I Ching，但进人英语世界后，人们普遍将书名读成eye ching，因为I在英文里会让读者联想到“我”，因此这部在中国被尊为六经之首的儒家典籍，在英语世界里变成人们可以用来“自助”（self-help）的精神工具（Redmond & Hon，2014：215-220）。

卫礼贤翻译《易经》的工作开始于1914年（Wilhelm，1967：xlv）[2]，其时辛亥革命结束不久，不少清朝遗老来到青岛避难，曾任山东巡抚的周馥向卫礼贤推荐了劳乃宣，在劳乃宣的帮助下，卫礼贤开始着手翻译《易经》，直到1919年才最终译完（李雪涛，2010：55）。1924年，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I Ging：Das Buch der Wandlungen）由位于耶拿（Jena）的奥根•迪德利希出版社（Eugen Diederichs Verlag）出版，引发德语知识界的极大关注，尤其是荣格，多次公开宣称《易经》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阅读《易经》德译本的基础上提出了“同步性”（synchronicity）这个心理学概念。《易经》德译本出版后，荣格有意让他的学生贝恩斯夫人将它转译成英文，并希望卫礼贤可以为她的翻译提供指导，以弥补贝恩斯夫人不懂中文的缺憾（Wilhelm，1967：xl）。不幸的是，卫礼贤在1930年3月1日遽然离世，远未来得及看到贝恩斯夫人的译稿。贝恩斯夫人的翻译时作时綴，直到1944年才完成。为了等荣格撰写序言，译稿的出版又耽搁了一段时期，直到1948年才出版试印本。拿到校样后，贝恩斯夫人成功联系上当时还在北京的卫德明，并将校样寄给他看。幸运的是，卫德明不久就移民美国，担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他亲自来到康涅狄格州的莫里斯城（Morris），将译文和中文原文进行对比。卫德明的加人让这部书的出版又推迟了一年，最终《易经》译本在1950年4月以两卷本的形式，由博林根基金会（Bollingen Foundation）的出版代理商潘塞恩图书公司（Pantheon Books Inc.）将其作为博林根系列丛书的第19本推出。第一版上市后并未见到太大动静。1961年，出版社将上下两卷合为一册出版，五年内卖出了两万本。1967年博林根基金会重新推出版式更为紧凑的第三版，增加了卫德明撰写的前言，交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发行。这一版推出后迅速成为畅销书，到1982年就已卖出超过五十万本（McGuire，1974：10-13）。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的出版正好契合了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反文化运动”。这股主要由15到30岁的年轻人掀起的运动主张全面抛弃统治西方社会很久的技术和科学崇拜的主流价值观，代之以神秘主义和人性主义的世界观（Suri，2009：45-68）。嬉皮士团体是美国“反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们在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迅速以其多才多艺的特点和花样翻新的生活方式吸纳了大量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他们抛弃主导成年人社会的工具理性思维，有目的地回避政治诉求，强调关注当下、及时行乐和自由表达。嬉皮士把他们所有行动的理论依据建立在宗教和哲学的架构上，这种架构主要来源于东方和美国印第安宗教与神秘传统间的综合，其中就包含了狂热的《易经》崇拜（Spates，1976：870-871）。嬉皮士团体对《易经》的关注让《易经》迅速从学者的书斋走向大众生活。鲍勃•迪伦（Bob Dyla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谈论《易经》对他的影响（Haas，1965），披头士乐队（Beatles）主吉他手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1943~2001）谈论《易经》如何启发了他的音乐创作（Beatles，1997：306），艾伦.金斯堡（Irwin Allen Ginsberg，1926~1997）的诗歌里也有多处出现《易经》的影子[3]，这些都是引发年轻人对《易经》兴趣日隆，促使《易经》译本的销量急剧上升的重要因素。《易经》之所以变成畅销书，除了它适应当时的时代需求之外，贝恩斯夫人的现代英语译文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司马富（Richard J. Smith）认为，在卫礼贤译本进人英语世界之前，理雅各译本一直是标准译本。卫一贝译本出版后，引发了全球轰动，因为“理雅各译本告诉我们《易经》说了些什么话，而卫一贝译本则告诉我们这些话是什么意思”（Smith，2012：189）。这是因为贝恩斯夫人的英语译文不仅能让读者看懂，还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卜德（Bodde，1950：327）曾在评论文章里说，理雅各的译本拖沓、僵化和乏味，而卫一贝译本则更简洁、自由和富有想象力，更为成功地抓住了原著的精神和意义。此外，该译本还有在西方备受推崇的心理学大师荣格撰写的序言，因此出版后销量很快就超过理雅各译本，成为读者青睐的对象。卫一贝译本的出现，引发英语世界对《易经》在学术和民用两个层面的强烈兴趣，真正促进了《易经》在英语世界全方位的传播热潮。

卫一贝译本所开创的英语世界的“《易经》热”表现出异于前期理雅各等人译本的鲜明特征。首先，从译本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卫礼贤的译本产生于1914至1919年间，到译本正式出版，已经是1924年。这段时期，不但向他传授《易经》的劳乃宣经历过改朝换代的酸楚，担心传统文化无以为继，卫礼贤的祖国德国也经历了“一战”带来的经济破坏和社会动荡，“凡尔赛和约”给德国人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部分知识精英开始怀疑“进步”这个概念，转向东方去寻找人生的意义。《易经》这部古老的东方经典的德译本中寄寓着劳乃宣和卫礼贤的“忧患意识”，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德国知识精英的心境，所以才会引发他们的共鸣。另一方面，贝恩斯夫人把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转译为英文在英语世界出版时，恰逢“二战”结束不久，美国的“反文化运动”兴起，社会上弥漫的同样是对传统的工具理性和技术文明的深深怀疑，年轻人转而追求神秘主义和“东方智慧”，《易经》受到他们的追捧，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以说，与19世纪传教士对西方文明的强烈自信相比，卫礼贤等人已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怀疑，进而转向东方文明，希望从东方经籍中汲取智慧。其次，从译本本身的特点来看，与麦格基、理雅各等人贬抑《易经》的卜筮功用不同，卫礼贤既强调《易经》是“智慧之书”（Book of Wisdom），又强调它是“卜筮之书”（Book of Oracles）。一方面，卫礼贤在《易经》译本和后来所作的众多讲座中，不断强调《易经》中蕴含的古老智慧。他认为不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根源于《易经》，中国的哲学、科学和政治都不断从《易经》中汲取营养，甚至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也处处体现着《易经》的影响（Wilhelm，1967：xlvii-xlviii）。《易经》中的智慧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为现代的欧洲人所用，帮助他们内省并进一步改造现实（卫礼贤，2008：59）。另一方面，卫礼贤并不讳言《易经》的占筮功用，他在译本的附录中详细介绍了利用蓍草和铜钱占筮的方法，以便于人们使用（Wilhelm，1967：721-724）。荣格在序言中通过他利用《易经》占筮的实践，把《易经》的卜筮功能和他命名的“同步性”原则放在一起解释，从而把心理学因素引入对占筵行为的理解和解释（Wilhelm，1967：xxx-xxxi），进一步加深了英语世界的读者对《易经》实用功能的推崇。最后，从译本对中西文化的融合来看，与理雅各等人的译本里将中西文化置于对立的两端不同，在卫一贝译本中，中西文化处于互补的位置。在卫礼贤的德文译本中，他不断援引《圣经》典故、歌德诗歌和康德的哲学等西方经典或名人思想，以印证《易经》中的相关内容。贝恩斯夫人的英译本虽然删除了不少类似的联想，尤其是涉及歌德诗歌的部分，但她偶尔也会援引英语文化中的典故或现实来补充说明卦爻辞的意思。总之，卫一贝译本开启了英语世界中有别于理雅各译本的另一种解释方式，不但重视卦爻辞的解释，而且重视它们的具体用途，从而把《易经》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变成一部人人可用的“自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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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周时期的历史文献

《易经》在英语世界翻译和传播的第三阶段可以追溯到阿瑟•韦利（Arfhur Waley，1889~1966）在李镜池、屈万里和高亨等人影响下发表的《易经》论文。受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易经》再检释成果的影响，1933年韦利在《远东博物评论》上发表《论易经》（The Book of Changes），对《易经》的生成和卦爻辞的含义提出一种民俗学和历史学的看法，认为《易经》本是卜筮之书，其中包含一些押韵的谤语和诗歌的断章，形式颇类于《诗经》，它成书于商末或至迟在周初，是由两部相互独立的著作偶然结合在一起的产物。（Waley，1933：121-142）。1966年，席文（Nathan Sivin）发表一篇针对蒲乐道（John Blofeld）《易经》译本的书评，重提韦利此文，认为《易经》卦爻辞是由直接的占卜断词和押韵且常遭删节的谚语或俗语构成。他在李镜池解读《易经》的基础上重新翻译了《明夷》卦的卦爻辞，区分出谚语文本和占卜文本，希望藉此重建《易经》卦爻辞在西周时期的含义（Sivin，1966：290-298）。

到20世纪80年代，两本试图确定西周时期《周易》卦爻辞原始含义的博士论文完成，正式开启了以考古发现和传世文本相印证的方法重建《易经》卦交辞原义（original meaning）的尝试。一本是夏含夷1983年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周易的编纂》，另一本是孔理霭198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易经探源》。夏含夷研究《周易》的目的，不再是揭示卦爻辞中蕴含的普遍真理，而是要探寻《易经》成书年代及文本原始意思的历史证据，因此他注意区分成书较早的本经和晚出的《十翼》，把只含本经内容的称为《周易》，把本经和《十翼》合在一起的称为《易经》。他把商代甲骨文字和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占卜术语与《周易》卦爻辞对比，断定《周易》是在西周晚期经人有意识地编纂形成，可能成书于周宣王（公元前827~782年）统治之初，即公元前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成书前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并经过多人之手（Shaughnessy，1983：49）。孔理霭则把《易经》分为《本经》和《易传》（即《十翼》）两个部分。他指出，《本经》起源于早期中国的卜筮传统，并不包含政治或道德寓意，只是一部占筮用的手册，是经过长时期层累地形成。大约在西周末年，即公元前800年左右，有一位编纂者把《易经》的文本写下来，后来又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得到润饰。《易传》成书于战国到汉代期间，比《本经》晚出，它们被逐步添加到经文中，主要是为了解释和分析《易经》的意思（Kunst，1985：2-3）。孔理霭把《本经》的内容称为“原始《易经》”（the original Yijing），作为他翻译和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他看来，“原始《易经》”形成于商末到西周时期，是一套简洁、互不相连的记录汇编，目的是为了帮助占卜者记忆。早期的《易经》主要依赖口头传授，是一套关于征兆及其预言、谤语、典故和自然智慧的合集，不断传承发展。孔理霭的主要目的是把《十翼》附加在《易经》卦爻辞上的道德化的寓意解读剥离开，恢复《易经》在西周时期的原始含义。夏含夷、孔理霭研究和翻译《易经》卦爻辞在西周时期原始含义的做法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后采用相似的历史主义和语境批评的方法恢复和重建《易经》卦爻辞在商周时期含义的译者有温克普（Greg Whincup）、卢大荣（Richard Rutt）、高厦克（Richard Gotshalk）、皮尔逊（Margaret J. Pearson）等人。温克普的《重新发现易经》宣称要“重新发现原本的《易经》”，因此翻译时偏重历史和文字训诂。他主要依据近人高亨、李镜池、屈万里、李汉三等人的注释，同时参考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经》来还原西周时期《易经》的本来面貌（Whincup，1986：18-19）。卢大荣翻译的《周易》目的也是要系统重建《易经》在西周时期的本义。他认为《周易》原是青铜时代的占卜手册，卫礼贤的译本受到各种哲学思想的遮蔽，而这些思想并不属于《易经》生成的时代（Rutt，1996：ix）。高厦克所撰《占卜、秩序与〈周易〉》一书受高亨、李镜池、夏含夷和孔理霭等人的影响，目的是要“提供一个在公元前九世纪末作为占卜手册来理解的《周易》的译本”（Gotshalk，1999：108）。皮尔逊翻译的《原始易经》是意图恢复《易经》在西周时期原貌的新尝试。她要求自己的译本既忠实于《周易》本经最古老的那层含义，又要能让普通人看得懂（Pearson，2011：23）。此外，作为一个女性译者，她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易经》的女性读者提供一个信得过的译本，因此她的译本在很多地方不仅迥异于传统注疏，并且和其他英译本也存在很大差异，是把女性主义和《易经》解释相结合的一个尝试（Pearson，2011：12）。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2014年出版了《易经》的最新译本，该译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翻译经传合一的传世本《易经》，第二部分翻译经传分离的《周易》本经（Minford，2014），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试图融合卫—贝译本和孔理霭、卢大荣等人译本的新尝试。

除以上重建和还原《周易》在商周时期的原始含义的种种努力，还有通过翻译不同时期的《易经》注疏来还原《易经》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含义的做法，把《易经》注疏当成具体时代的历史文献，如林理璋（Richard John Lynn）翻译的《易经》（The Classic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I Ching as Interpreted by Wang Bi，1997），就是基于王弼、孔颖达注和韩伯疏，与其他受程颐、朱熹影响的译本（如理雅各译本、卫一贝译本、蒲乐道译本）截然不同。此外，还有对《易经》出土文本的翻译，如夏含夷翻译的马王堆帛书《周易》（I Ch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一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Second-Century B.C. Mawangdui Text，1996）和上博楚简《周易》、王家台《归藏易》竹简、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的译注本（Unearthing the Changes: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of the Yijing and Related Texts，2014），都是把《易经》当成具体时代的历史文献，以便将它们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诠释的不同尝试。从一定程度上来看，我们也可将这些译本归人《易经》在英语世界传播的第三阶段。

韦利、孔理霭、夏含夷、卢大荣等人开创的英语世界的《易经》诠释传统，表现出不同于以理雅各等人的译本、以卫一贝译本为代表的前期《易经》诠释的显著特征。第一，从译本产生的背景来看，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中国学学界兴起一种“以中国为中心”（China-centered）的研究方法，以区别于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研究中国历史最有影响的三个概念框架——刺激一反应（the impact-response）、传统一现代（tradition-modernity）和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范式，后者被认为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预设，这种预设使历史学家歪曲了中国过去的现实。“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像亲身经历的中国人那样去重建中国的过去，而不是带着预定的历史问题去重构（Cohen，2010：v-vii）。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韦利、孔理霭、夏含夷等人广泛参考和引用兴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古史辨派”的研究成果，把《周易》当成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材料，利用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办法，试图恢复和重建《周易》卦爻辞在商周时期的原始含义。这和19世纪末西方中心主义盛行时期产生的《易经》诠释传统、20世纪上半叶以东方“智慧”来烛照和引导西方的《易经》传统极不相同。第二，从译本自身的特点来看，采用历史还原手法的这些《周易》诠释者，普遍把《易经》的本经和《十翼》区分开来，将关注点放在本经（《周易》）上，设法考证和确定《周易》的成书年代，然后利用甲骨文献、青铜铭文、同时期的《诗经》、《左传》等传世文献，采用和本经部分的卦爻辞文字相互印证的方法，试图还原出卦爻辞在成书时期的本来意思。他们普遍反对以传解经的方法，主张把《十翼》等后世注疏强加到卦爻辞里的道德含义剥离出去，重现卦爻辞里反映的商周时期的社会现实，这也和建立在程颐、朱熹等新儒家解经基础上的前述译述传统判然有别。第三，从中西学术的互动来看，虽然理雅各、卫礼贤等人处在尚未断绝的晚清学术传统中，他们的解经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晚清经学的脉络，但理雅各的《易经》无形中仍然是以传教士汉学家的立场来俯视中国文化，贝恩斯夫人因为有浓厚的心理学背景，加上荣格“同步性”概念的嵌人，使《易经》卫一贝译本染上强烈的西方心理学色彩，变成后工业化时代英语世界人们的“自助”指南，和中国的易学传统渐行渐远。而韦利、孔理霭、夏含夷等人，利用中国学者如顾颉刚、李镜池、屈万里、高亨等人的易学研究成果，采用中国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马王堆帛书《周易》等新材料，运用将“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重建商周时期的卦爻辞的原始含义，可以说真正实现了中西学术间的互动、交流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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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如果我们以时间的先后来划分《易经》在英语世界翻译和传播的三个阶段，那么麦格基和理雅各的译本都出现在19世纪末，这段时期《易经》的翻译者和评论者以新教传教士为主，西方中心主义是当时的主导思想，可以说这一阶段英语世界其实是在基督教的框架下来认识和理解《易经》，因此麦格基将《易经》视为异教的典籍，理雅各将它看成儒教的经典。卫一贝译本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译者由传教士向心理学家等知识阶层过渡，欧洲经历“一战”和“二战”的摧残后，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信心开始动摇，转而在东方思想中寻求慰藉，因此这一阶段英语世界是在哲学、神秘主义和心理学的框架下来认识和理解《易经》，从而让《易经》开始由“学术”走向“民用”。夏含夷、孔理霭、卢大荣、高厦克等人的《易经》研究和翻译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译者以研究中国的专业汉学家为主，“中国中心论”是这段时期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这个阶段英语世界对《易经》的认识和理解逐渐转向历史和实证，追求采用多种证据相结合的方法来恢复《易经》卦爻辞的原始含义。总之，《易经》在英语世界翻译和传播的这三个阶段，体现了《易经》原文中包含的“历史视域”与译文所反映的“当下视域”之间的融合，它们既表现了《易经》的文本特征，又蕴含着译者所处时代的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语世界对中国典籍理解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这种发展和深化与东西方学术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和对话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略）

注 释

[1] 麦格基1876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生殖器崇拜》（Phallic Worship）一文，指出“乾”指男根（membrum virile），“坤”指女阴（pudendum muliebre），它们反映了中国先民的生殖器崇拜思想。参见Thomas McClatchie，“Phallic Worship”，in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Vol. IV, No. 4,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1876, p. 257. 嗣后在《易经》译本中，他在翻译和解释《泰》、《屯》、《否》等卦的《彖辞》，在翻译《系辞》相关部分的内容时，也都从“性”和“生殖”等层面展开联想。

[2] 笔者曾于2017年8月前往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档案馆，查阅了卫礼贤1914-1919年间翻译 《易经》的手稿，也从侧面佐证了卫礼贤《易经》译本前言里的说法。

[3] 例如他有一部诗集的名字为Consulting I Ching Smoking Pot Listening to the Fugs Sing Blake （Ginsberg，1967）。

* 本文刊于《翻译界》2018年第2期（总第6期）。本文版权归《翻译界》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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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莫珺茹

审校：蒋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