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苔》到柏格理和王志明：为了点亮孩子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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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原创

作者 | 告非

【此文7000字，完整阅读约需25分钟】

左肩犹隐痛，心情也不佳：连日来纵评全部被XX，照此节奏，发表纵评的公众号“车轮旁的花草”遭灭顶之灾或不远矣。不过转念一想，既然这是躲不过的事，该写的文章还是要写。

首先从一首温暖人心的歌曲开始：

山村支教老师梁俊带领一群少数民族孩子演唱的这首《苔》，可谓感人至深。

“你是拼图不可缺的那一块”、“梦是指路牌，为你亮起来”，点燃了无数观众。

一首孤独了300年的小诗，寥寥28字，竟然在300年后绽放出璀璨光华。这大概是清代诗人袁枚不曾想到的。

我毫不怀疑，这首歌也会为孩子们的命运照亮前路。当她们从偏僻的山村走出，见过世面之后，她们的人生道路绝不会止于偏僻。

而这位点亮了孩子未来的老师，调侃自己长得并不帅，学习成绩也不好的梁俊老师，也因其朴实、自然的风格、甘于奉献的风骨，感动了无数观众。

2013年，梁俊老师和新婚妻子决定要让他们的蜜月之旅格外有意义，于是他们来到贵州乌蒙山区支教，就此和石门坎新中小学的孩子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里号称中国最贫困的地方之一，条件特别艰苦。

贵州素来被称为“全国最穷省”，毕节地处贵州西北、云贵高原腹地的乌蒙山区，被称为“贵州的西藏”，威宁县则位于这片山区的海拔最高处。而石门坎，离威宁县城尚有100多公里，且一路上全是大自然鬼斧神工切削出的深谷。

可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新中小学的孩子1/3是留守儿童，除了贫穷，他们还非常自卑，孩子们从来都不知道大山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他思索着：我可以教给这里的孩子什么，才能让他们拥有和命运拼搏的勇气？

苗族的孩子们喜欢唱歌，他就想到了诗歌。他上网查找古诗作品，然后自己谱曲，教孩子们唱歌。清晨唱，日落唱；悲伤时唱，欢乐时也唱；一群人唱，一个人也唱；唱到孩子们长大，唱到让他们感到被爱着。

这些歌声，让乌蒙蒙的乌蒙山也明亮了起来。

什么是一位老师对孩子最大的爱？示以美好、授予希望。梁俊老师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在他们的生命中绽开了花，让她们懂得，苔花如米小，也可以像牡丹那样自信地开放。

后来，《苔》这首歌在微博上被点击3000余万次，相当于300篇十万加。这是对甘于奉献的梁俊老师最好的祝福。

在歌曲末尾的点评环节，出现了我们的老熟人：康震。没错，就是那个把石壕吏评价为爱国征兵公务员的康震教授。

康教授的点评锦上添花：“这些孩子们都将如牡丹一般地，快乐地富有光彩地绽放”。

狗屁不通。学有余而养不足的人，就是如此肤浅。

康震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石门乡，抑或他根本不知道石门坎的故事。

大多数人一听说贵州这个省份，看到画面上鱼贯而入的孩子们五彩斑斓的服饰，看到营养不良和气候恶劣在他们脸上留下的印记，就能够意识到：他们来自遥远的边陲。

可石门坎究竟有多偏僻、贫苦？外人无法想象。

但它还是不应被忽略。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它承载了一段光彩熠熠的传奇。

100多年前的1905年，一位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来到了中国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

今天网上很多人谈到外国传教士时，咬牙切齿、痛心疾首，认为他们和文化侵略、传播瘟疫、分裂和颠覆落后国家和地区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的石门坎是什么样的呢？比今天的条件还要差，是一个天花和麻风横行，没有文化、蛮荒落后的地方。当时一个苗寨100户人家，1000口人，能从1数到10的人，只有两三位长老。

假如苗人要卖掉一些鸡蛋，买一块猪肉、两斤咸盐，计算不过来怎么办呢？让长老帮忙计算。

如果老人病了，没有办法走到赶集的地方怎么办呢？

苗族年轻人就会把老人抬到赶集的地方，让老人躺好，然后大家有什么交易的时候，就拿到老人面前，让老人计算好了，再交割。

石门坎的环境卫生状况极其恶劣。因为建筑材料缺乏，他们屋子里不仅住着人，还住着猪羊，病菌疯狂地传播。苗人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一次、结婚一次、死后一次。再加上当地恶劣的气候，使得疾病流行，人均寿命很短。

而苗族孩子们，特别是女童，毫无前途可言，跟猪羊一样毫无希望地活着。由于很早发生性关系，13、4岁的苗族女孩，已经生了一堆娃，怀里抱一个，手里还要牵一个。

柏格理边传道边治病。他之前没有学过医学，但凭着自学所掌握的普通医疗卫生知识，成了苗人的牧师兼医生，还针对当时所流行的常见病编写了宣传手册。

“柏格理亲自为我们苗家人治大脓疮，不嫌脏，连麻疯都不怕。”这是1957年贵州省工作组下到石门坎调查时所记录的苗族信徒的话。

柏格理的妻子海孝贞是个护士，他们家就是诊所和药房。后来柏格理在石门坎教堂建立起一个简易药房，作为他妻子的行医场所。信徒们来做礼拜的同时，顺便看病拿药。

柏格理还是乌蒙山区第一个运用“种牛痘”防疫的人。他找来疫苗为苗民施种牛痘，并培训苗族传教士和他一起在乌蒙山广大范围内完成这项工作。由于他的努力，天花发病率日趋减少，最后被彻底消灭。针对人畜混居的情况，他则劝诫大家逐步分开。

柏格理不仅仅是把医疗卫生带到了石门坎。他最大的贡献，是他组织苗族人士杨雅各等，一起为苗人重建了文字。

苗人在很久以前也曾有过文字。但是历史上曾饱受汉族、彝族的压迫和歧视，后来失传了。柏格理组织创建的苗文由29个大字母和36个小字母组成。而且苗文字母的形象取材于苗人服饰上的图案，这套方案容易学习方便记忆，很快就流传开来。

柏格理不但为苗人创制文字，他还非常重视教育。自然环境已然是如此的恶劣，但知识能为苗人带去希望。

柏格理是一位牧师的儿子，17岁以全英第三的成绩考取伦敦邮政银行公务员，是一名标准的学霸。23岁时，他受戴德生牧师的感召，甘愿放弃公职，远赴中国西南传教。

他用自己创建的苗文自编了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教材里有各种农业常识和现代社会的内容，还有一句最重要的话是这样写的：“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柏格理在1905年开办的首家学校“光华小学”就首创了中英双语教学。他和他的前任和后任，以及其他本地传教士们，完全从英国筹款，在石门坎周围一共办起了120座学校。

对于更多没有办法进学校的苗人，柏格理就编辑了一本《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帮助他们扫盲。

1920年代的苗人，后面墙上写着：教育第一

抗战期间，有一架驼峰航线的美军飞机掉在该地区，飞行员被一位苗人救下。这个苗人用英文和飞行员交流，并把这个飞行员送到了驻地。美国飞行员感激得泪流满面，他没有想到一个如此偏僻的蛮荒地方，竟然有人能用熟练的英文跟他交流。

从这个故事，可以想象当时石门坎地区的教育水平。

教育极大地改变了乌蒙山区先前落后愚昧的风气，后来整个苗寨出现了这种情形：如果一个男孩向一个女孩求婚，女孩的要求不是“有车有房”，而是把《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背下来。受柏格理的影响，当时的乌蒙山区开始崇尚文化、知识和信仰，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一位英国人从未报效自己的祖国，却为爱中国和爱苗人而来，那些认为传教士是在制造文化侵略的人，真该好好读读历史。

柏格理不忘强健苗人的身体。他从英国带回了足球，于是，1912年，石门坎就有了西南地区第一块足球场。要知道，那是辛亥革命的第二年。现代文明之风，吹进了沉睡千百年的大西南。

石门坎教会从1910年开始在五月端午举办“同乐会”，运动会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项目。比赛的项目有篮球、足球、长短跑、跳高、跳远、爬山、拔河，也有苗族喜欢的赛马。

这个运动会后来成为附近所有教会学校和教区的运动会。1932年的第21届运动会，就有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石门坎俨然成为当时贵州的文化中心、体育中心。

1934年第23届运动会时，军阀杨森听说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带着他的部队足球队来参加比赛。结果输了两场、勉强赢了一场。后来贵州省组建足球队，很多球员来自石门坎，据说1959年的中国足球国家队中还有两名来自石门坎的球员。

因为柏格理在医疗、文化教育和体育，特别是在创建苗族文字方面的贡献，所以得到了苗人的爱戴。苗人并不认为他是英国人，是传教士，而是家里人，自己人，且恭顺地称呼他为“拉蒙”，即苗王的意思。认为他是上天派来给苗族重建文字的人，无限崇拜这位精神领袖。

柏格理则始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苗人带去积极的改变。

柏格理率领牧师们翻译并印刷了苗文版圣经，让苗人拥有了精神信仰。一个民族一旦拥有统一的信仰，精神面貌就会完全不同。

苗族有两大陋习，一是嗜酒如命，每次都要喝到不省人事才肯罢休，经常因酒误事；二是男女关系混乱，苗寨中都有花撩房、宿寨房等。男女孩长到十三四岁就可以进去发生关系。

柏格理则提议男子年满20，女子年满18结婚。在他的影响下，很多苗族村寨自己烧掉了宿寨房，很多信徒更是发誓滴酒不沾。

可以说，柏格理以一己之力，改变了石门坎苗人的生活方式，在蛮荒之中创造了一个文明的奇迹。这贡献，不亚于给人类带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柏格理从英国带回的树种

如今已是百年老树

可惜，上天给柏格理的时间太短了。1915年，也就是柏格理来到石门坎的第十一个年头，一场伤寒瘟疫降临。当时很多人外出躲避，但柏格理却一直在石门坎救护病人，不幸被感染。他坚持把最后一支青霉素给了一个患了伤寒的孩子，自己却再也没有好起来，于9月15日逝世于石门坎，时年仅51岁。

消息传出，苗人的心都碎了。

苗人首领们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我们来安排棺材、抬棺人、砌墓与墓碑，因为我们爱他胜过爱我们的父辈，他始终都对我们那么友爱。”

据《昭通教会史》记 载：“柏牧师1915年9月15日死于石门，享年51岁。出殡时，苗、彝、汉送殡者有好几百人，无一人不痛哭失声，陵壑相应”。

下葬后，许多苗民仍久久不愿离开，自愿为其守灵数日。再后来，许多苗族信徒死后都葬在柏格理牧师的墓地周围，陪伴著他。最后，他的墓周围有几百个苗人墓围绕。

1966年，柏格理墓被下令掘毁，尸骨抛掷野外。改革开放后不久，他的墓地又被按原样恢复。无论是毁坏也好，重修也罢，他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感召着他周围的人们。

在他生前，他就努力想要解决麻风病人的问题。他将一个基督教麻风病救治组织（“MissiontoLepers”）寄来的一笔钱，换购成粮食布匹，按月发给流落荒野的疯病人，作为对他们的生活接济。并要求他们不要再四处乞讨，以免病菌传播。

因他突然逝世，建立麻风病院的愿望未能实现。四年后，继任的英国传教士张道惠牧师和一些苗、汉传教士实现了柏格理的遗愿，建立起石门坎麻风病院，这是滇、黔、川一带最早的麻风病院。

柏格理对石门坎的改造，意义在哪里？在于他的努力，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对于消灭贫困的研究结果。

首先，改善当地的医疗状况。除了救治病人外，还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使得苗人得病的情况减少，得病少了，因病致贫的情况就能大大减少。

其次，发展体育卫生事业。柏格理不仅兴建了足球场、游泳池，还定期举办运动会。强健了孩子们的体魄，锻炼了意志品质。

其次，大力普及教育。当知识普及后，苗人就能加强交流，促进团结，因而繁荣了商贸。

最重要的是，柏格理给苗人带去了基督教信仰。经由信仰和教育，柏格理犹如一颗火种，改变了当地社会的面貌。

柏格理是一个远见卓识的人，认识到要想彻底改变苗族卫生健康状况，就必须要培养一支苗族自己的医护人员队伍。于是他选送苗族学生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学习，其中有两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吴性纯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个医学博士，第一个西医医生，1926年，吴性纯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回到石门坎，将柏格理的药房扩建为“石门坎平民医院”，其英文院名就是以柏格理的名字命名的，叫“PollardMemorialHospital”（柏格理纪念医院）。此后，医院的护理人员全部由苗人信徒担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苗人自己担任医护人员的苗族医院。

另一位医学博士张超伦，解放后成为首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厅长。

1945年国民政府的文化普查，汉族人每10万人中只有2.19个大学生，而乌蒙山区的苗族每10万人中竟然有10人。

从1906到1949年，柏格理和循道公会在乌蒙山区兴办教育仅43年，就在一个“结绳刻木”的民族中取得如此成就，这在世界教育与医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如果说梁俊老师点燃了新中小学的孩子们，柏格理则是点燃了石门坎周围的苗乡和苗人。假如不是柏格理的过早去世，兼之后来的历史运动打断了这里的发展，石门坎很有可能创造更大的发展奇迹。

但柏格理的努力，终究并未白费。除了留下的精神遗产之外，在继承柏格理遗志的人当中，还出现了一位叫做王志明的人。

1904年和1905年，柏格理和内地会宣教士郭秀峰考察滇北，决定在武定洒普山建教堂。1913年到1924年间，王志明就在这里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员19年之久，后来担任牧师。

1951年后，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国，乌蒙山区的也不例外。于是，王志明继续负责当地教会，为信徒施洗礼。他忠于国家，但拒绝参加当地的批斗地主和反对外国人的活动。不幸的是，1969年，包括他在内的当地21名基督教领袖因反对信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被逮捕，在狱中遭受非人的虐待。

据说，审讯时有人问他，你信某某某，还是信上帝？你选择信前者，马上就放你回去。

王志明的回答是：我信上帝。

于是，夫复何言？

1973年12月29日，66岁的王志明被判处死刑，在当地万人批斗会上被枪决。枪决前舌头已被刺刀绞碎。

1980年，王志明牧师被平反并修建坟墓。1996年苗族教会为王志明百年诞辰举行苗族教会史上最隆重的追悼会，仅诗班人数就达二千余人。1998年王志明被英国西敏寺大教堂列为十名“二十世纪杰出基督教殉道者”之一，永立于大教堂门楣之上。

西敏寺大教堂西门楣

右起第一人：王志明

王志明是唯一一个登上了西敏寺大教堂门楣的中国人。

西敏寺大教堂是英国皇家教堂，英国历代国王都安葬在这里。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伟大如丘吉尔都不能进入西敏寺大教堂，王志明为什么可以？

因为他坚定的信仰。而这份坚定，亦来自他的师承。

我不知道怎样去描述这份荣耀。或许这对于起初的柏格理、后来的王志明、甚至今天的梁俊老师来说并不重要，他们从未贪恋舒适、富贵或者荣耀。但他们都确信，孩子们的前路很重要。

是的，孩子们为何能笑得那么天真灿烂？是因为她们背后那些闪烁着光芒的灵魂们。

正因为有无私者前赴后继的付出，从偏远深山里走出的孩子，才有机会向世界展现笑容。是前人的灵魂之光，将他们的人生路途照亮。

然而，柏格理和他的伙伴们的努力，到1951年后，戛然而止。其坟墓一度被捣毁，尸骨抛掷山野，今已无迹可寻。

今天的石门坎，师资力量已大不如前，无力再办高中。现在也很少有年轻人懂得用苗文读圣经了——他们中的一些人重新堕入了早婚、贫困的深渊。“很多慕名而来的人，都是流着眼泪走的”。

一位信徒手持苗文圣经

今夕对照，令人难以置信：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民族，为什么百年前的石门坎人可以彼此相爱扶持，百年年后的这几个孩子却死得如同荒草、教师生活低人一等？岁月荏苒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进步在哪里？

按“石门坎公益组织”负责人、长江证券公司创始人陈浩武先生的说法，越早融入先进、文明的秩序，子孙就越早享受幸福；越晚脱离落后、野蛮的秩序，后代越要承受更多的苦难。

说得太对了。

2012年，贵州省毕节市有五名流浪儿童在一座垃圾箱内住了好几天。某天因生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不幸死亡。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五个孩子来自郊区的两个苗族家庭，只有一人上学，他们的父母在深圳捡垃圾；事发地是一所大学待建的新校区，距离当地行政中心仅有约5分钟的车程。

时至2020年，另一则同样来自毕节的新闻出现在人们眼前：毕节市大方县自2015年起，到2020年8月为止，共拖欠教师工资、津贴、社保等费用4.8亿元，挪用教育专项经费3.4亿元，并强制教师存款入股地方融资平台，截留困难学生生活补贴！

人命为何会如此轻贱？人与人之间怎么会冷漠到这个地步？对教育竟能轻视如此！

百年前柏格理的到来，石门坎被现代之风吹拂；今天我们经济发达，人的精神却依然停留在蛮荒时代。

什么是教育？是心与心的点燃，孩子的自信和笑容只能源于那些富有精神追求的灵魂。

自由和繁荣是信仰的副产品，而不是目的。

回顾文中提及的这些人，既没有庞大的财富，也没有煊赫的官职，但他们是历史上伟大的平凡者，他们有着伟大的灵魂，终其一生，他们在做着帮助人民、有益子孙的事情。这些精神，超越了宗教，超越了民族，是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这些财富如同钻石一样璀璨耀目。

受到这样的精神感召，我写下此文。写到这里，才是我真正想表达的主题：

或许，生活有千般不堪，但我们仍应竭尽全力为孩子们照亮前路。

即便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但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仍需鞠躬尽瘁地坚持下去，传递心中的那道光！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PS：特此鸣谢为我提供此文写作素材的沈阳马老师！

全文完，欢迎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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