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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一边喊“武汉加油”，一边歧视身边的“外地人”？
张明扬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专栏作家、历史写作者，曾任职于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主管读书和思想类内容，现任职于梨视频。专注于历史阅读与写作，曾出版三本历史类读物：《此史有关风与月》、《天命与剑》、《史不语》。
专栏文章：《这不是笑话：阿姨改变了中国》《魏公公变形记》《孔子会选择穿越到哪个时代》《生为买房的“天选一代”》
本来，按照政策，重点地区（比如湖北）来人应隔离14天不得外出，但下沉到了基层，比如说我所在的小区，就层层加码成了“所有外地人员”都必须自我隔离14天。
前几天，我们这突然有一些业主要求进一步“加码”，要物业在处于隔离期的邻居门口贴上“详细”的公示信息，他们还要求，“隔离户”不许把垃圾扔在楼层公共垃圾桶，“隔离户”不许下楼散步……
要知道，最近本小区根本就没有邻居从湖北归来，所谓的“隔离户”基本都是从江浙返程的，大多数根本和“重点地区”不沾边。
▲小区的防控措施（图/网络）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一怎么看起来都荒腔走板的要求竟在小区群里得到了大范围的应和声，最先出来开炮的人还被追捧为“小区良心”。
在这之前，也还是在本小区，还出现过湖北隔离户隔离已满14天，却被其他业主请愿要求继续隔离的怪事，为此还有人报了警。“小区良心”们的理由是，潜伏期不止14天，为了全小区的安全，满了隔离期也禁止出门。
有朋友告诉我，在他们小区，阿姨也成了一个问题，很多业主（当然是没有阿姨的）以安全的名义，阻止返城阿姨进入小区，最后闹得阿姨的雇主们打电话报警，方才顺利带阿姨回家。
对于“安全”的定义和尺度，每个人或许都不一样，我们自然要尊重此种多样性，但关键是，如果我是一个安全偏好非常高的人，我自然可以选择不让阿姨返工，但我们有什么资格去阻扰其他人家的阿姨复工呢？
我们家也有阿姨，关于何时让阿姨返工也曾举行过激烈的讨论，最后达成的“妥协”是让阿姨在她家中隔离满两周后就立即上岗，但在疫情期间，不让阿姨坐公共交通晚上回家，而是“隔离”在我们家，我把我的书房让给阿姨休息。
但就算我自认做得很到位了，仍然不愿意将家里阿姨返工的消息告诉其他邻居，唯恐引发邻里矛盾，事实上，在这段时间，我们都没让阿姨出过门。
对此，我们家的阿姨似乎是很能理解的。但新的问题是，阿姨总要回家，我们究竟何时才能让阿姨回家？
如果追求“绝对安全”的话，我就根本不应该让阿姨返工，但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绝对安全”么？更重要的是，我凭什么认为阿姨就一定会比我们全家更不安全呢，难道就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
而常识告诉我们，传染病本来就更是一种“现代城市病”，人口相对稀疏的农村本就不是病毒最热爱地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阿姨“惧怕”城里人，而不是相反。
我每天都可以在小区群里看见各种“武汉加油”的感人话语，但一转头，就是各种歧视甚至谩骂“隔离户”。如果说非重点地区的的人都被谩骂的话，在武汉“有旅行史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这么说吧，我们小区有一户从湖北其他地方回来的家庭，不仅被公布了各种家庭信息，即使隔离期满了，被证明啥问题没有，还被经常拿出来作为靶子泄愤。
远程呼喊“武汉加油”，身边谩骂外地归人。是的，这就是疫情以来这段时间，发生在很多大城市的“远距离人道主义”。
我一位朋友很精准的总结为“远交近攻”：将善意和家国情怀飘散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对象身上，而将恶意和戾气瞄准在身边的同事、邻居和同城“外地人”身上。
前者更多是自我感动的漂亮话，而后者则是最真实的宣泄。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段中，我们很多人却可以安之若素的游走在这两种显然不相容的价值观间，根据眼下的语境任意选择更合意的说辞，狭隘即是宽容，谩骂即是关爱……
不能落实于身边的人道主义和善意，除了自我标榜以外，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人们带着口罩出门（图/图虫创意）
疫情时期，这种价值观上的割裂随处可见。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个人隐私的观念按说本已深入人心，但疫情一来，各大小区里到处都是要求公开隔离户家庭详细信息的“正义声音”，呼声之大，甚至让你怀疑“个人隐私”这个词语是否真在中国大城市里存在过？
我在小区群里戏谑地问：我下周就要坐地铁公交上班了，我是否需要每天向全体邻居们每天详细汇报自己的行程，并且为自己顶风上班，还没有开私家车向邻居们进行深刻忏悔？
逻辑推至极致，可不就这回事么？这不是王安石时代传说中的“保甲制度”么？
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说，“表面上，疫病迫使居民同病相怜唇齿相依，同时却割断了他们传统的联系，使每个人重新陷入孤独境地，因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
在疫情期间，一个在公共话语中政治不那么正确的词语，开始频繁的出现在言说中：“外地人”。
如“地域歧视”和“城乡歧视”这些我原本以为正在慢慢消失的“过时价值观”也借着正义良心，甚至以“地方自治”的名头在社交媒体中重新大行其道，这其中很多人还是此前自诩宽容的知识分子。
对于这些“外地人”而言，“层层加码”可能是这段时间最让他们头疼的事情之一。你首先得想办法“进城”，很多城市给“外地人”返城设置了重重障碍，据说有很多返城私家车在高速上狼奔豕突，陷入了寻路中国何以为家的窘境，哪也不让你进。
进了城，你还得想办法回小区，能让你隔离的小区就算不错了，特别如果你是租户，很多小区干脆就不让你进小区大门，哪怕你上个月还给保安递过烟聊过天，说好的租售同权呢，如果你的身份证是“重点地区”的，那么酒店也多半将你拒之门外。
就算你进了小区，自愿隔离了，你还得面临本文一开始说的各种“隔离歧视”，先不说被冷嘲热讽吧，出门拿个快递和外卖的权利可能都丧失了。
▲人们戴着口罩出门买菜（图/图虫创意）
这个城市对你最友善的，可能就是你的老板了，无论你困在哪里，隔离在哪里，他都热切的希望你第一时间你赶到公司上班，或许只有老板，才不去关心你是否是外地人。
从理论上而言，“隔离”针对的是“从外地回来的人”，有外地旅行史的和你是否是本地人本无实质联系，本城居民去了外地旅游回来一样也要被隔离。但在民间舆论中，这一原本清晰的身份界定慢慢变成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争端。
在各种真真假假的新闻催化下，一些“本地人”莫名其妙的自我加戏自居为城市安全的小卫士，他们苦心孤诣不畏辛劳自我隔离，维护了一片净土；而“外地人”则在“本地”舆论中演变成了城市卫生秩序的破坏者，他们不守规矩，破坏城市精神，想方设法的“混入”这片城市净土，甚至带有恶意的隐瞒自己“可疑的”外地身份。
因此，在这些自诩代表城市良心的“本地人”看来，外地人这段时间最好就不要回城了，老老实实的呆在老家就是，赶着想回城的非蠢即坏，为了个人私利不惜破坏城市防疫大局。
但这些自我加戏的“本地人”并不想知道，他们眼中的外地人（破坏者）有些可能早就在这个城市安家，他们的工作单位也在催着他们回来上班。
但说到底，凭什么不让人家回到自己的家呢？
他们的理由是，非常时期，安全第一。但这种“安全”也是有选择性的。
比如，很多自诩“安全第一”的年轻人会一边大声抱怨：为什么快递员这么少快递这么慢，非常时期，他们怎么可以这么不给力，害得“我们”必须冒险出去购物，这还了得，这些人不是城市安全的罪人么；又或者，他们还会抱怨，市场上酒精口罩等医疗物资为何紧缺，很多食品为何秒无，这些工厂为何不及时开工，工人为何不及时返城上班？
▲快递小哥（图/图虫创意）
然后，还是这一群人，一转头，又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大骂为何自己的城市不封城，有关部门为何要让那么多外地人在此刻涌入城市（其实已经重重设限了），而那些外地打工也为何如此不顾大局没有素质非要返城……
可是，他们怎么就不想想，如果封城了，外地人都返不了城了，谁给你这个“安全第一”连楼都不想下的高贵白领送快递呢，谁给你去开工生产口罩呢？在他们的思维世界里：自己不上班也应该有工资，工厂不开工也应该物资充裕，外地人不来本城也有人送快递。
他们不想知道，或者知道也装不知道，他们只想精致的，有选择的挑选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部分，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
可是，“外地人”又不可能生活在下水道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你需要他们送快递的时候就BIU的一下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你嫌弃他们是行走的病毒源之时又识趣的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们不用住小区，不用坐公交地铁，他们仅为这个城市服务而不用属于这个城市，他们没有价值，只有使用价值。
很多生活优裕的白领会认为，不就短期牺牲点赚钱么，生命大于赚钱，在这个时候，呼吁外地人不要返城，是利人利己的好事啊。可是，这些人不知道或不想面对的是，这个国家有太多人并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带薪休假，更没有两倍三倍工资，他们手停口停，终日为衣食奔忙，你一句轻飘飘的“少赚点钱会死啊”，可能还就残酷的说对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开始就写道：“在你想评判任何人时请记得，这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如你一样拥有那些与生俱来的好条件”。
对很多被批评的“外地人”而言，返城复工就是一家的生计所系，而他们这些家庭全部都加起来，就是国计民生，就是江湖庙堂，就是国脉民瘼。任何不惜一切的“代价”，都不应该包括他们。
当然，我们也应该理解身边人的恐惧，特别是各种信息充满不确定时的那种恐惧。加缪在《鼠疫》中也写到了相似的恐惧：
“就在城中心，有人打算把某些受鼠疫侵袭格外严重的街区隔离起来，只允许执行公务必不可少的人出入。一直在那里居住的人们肯定会认为这个措施是故意刁难他们，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把自己和别的街区以及可以自由来往的人对比起来考虑。 反之，那些尚可以自由来往的人在危难时刻一想到别的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又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总有比我更受束缚的人’，这句话便概括了当时能够抱有的唯一的想法。”
▲《鼠疫》，[法] 阿尔贝·加缪，柳鸣九等译，译林出版社·凤凰壹力，2017年1月
在世界历史上的很多时刻，当人类遇见各种无法解释或过于可怕而不愿直面的灾害和疾病时，总是会短暂的重新回到“蒙昧”之中，将怒气朝向与自己不同的“他者”，刻意在人群中进行敌我式的身份区分，这个“他者”可能是外族人，可能是异乡人，可能是行为方式非主流的人，可能是不同性取向的人，甚至可能是言论的异端者。
当黑死病肆虐于欧洲中世纪时，欧洲人恐惧于这死神似的病毒，并且将这种恐慌放大到对一切未知事物。既然黑死病无法解释，人们只能诉诸于超自然力量，将怒火与愤懑发泄到可疑的“少数人群”身上，由此，针对“女巫”和“吸血鬼”的歧视甚至迫害愈演愈烈，这就是中世纪恐怖的“猎巫”运动。
遗憾的是，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人类在面对未知事物时，猎巫思维仍然不时的沉渣泛起，歧视和猜疑不断的在寻找新的“他者”。
特别是，现代大城市比传统社会更会使人体受到传染病的威胁，你甚至可以将流行病视作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病”。
内森·沃尔夫在《病毒来袭》中写到，“全球性大连接也使地球上出现全新的疾病，扩大了可怕的动物病毒的传播范围。这些交通手段创造了一个互联世界——对以前分散在各处，并处于静止状态的感染源而言，它是一个巨大的微生物混合器。地球成了新型微生物混合器，这一事实将永久改变流行病影响人类的方式，是它真正把我们带入了流行病时代。”
因此，现代城市面对病毒时那种恐惧甚至是过度反应，也未必是一种非理性的发泄，也是有其逻辑基础的。但是，人类和历史，包括我们自己，既然选择了现代城市和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就必须去勇敢的接受和面对可能随之出现的未知黑洞。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十分勇敢而毫不掩饰的面对这个事实：是病毒而不是其他东西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因为不敢直面病毒的恐惧，而去寻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敌人，歧视和攻击只是反映了我们的恐怖和心中的暗黑角落而已。
理查德·普雷斯顿在精彩却读来令人心生恐惧的《血疫》中写道，“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
▲《血疫》，[美] 理查德·普雷斯顿著，姚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3月
但是，病毒才是我们的敌人，而不是航班，更不是旅客。
《鼠疫》中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值得蔑视的东西。”
加缪让我保有了最后一点乐观，虽然是谨慎的。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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