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了穷人奶酪的安倍晋三，为啥还能干那么长时间？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 关不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悠长任期终于结束，在鲜花和掌声中鞠躬谢幕。在日本国内政治和外交两大领域，安倍晋三的成就有目共睹：
在国内政治方面，安倍晋三带领自民党和日本政坛走出了混乱和动荡，实现了政局的稳定；他在多个领域推进了改革，虽然谈不上大刀阔斧，但是在谨小慎微的日本政界已经算得上是富有行动力的政治家。
在外交方面，安倍晋三的表现更为突出。2013年的任期开始时，安倍晋三始终灵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外交形势，安倍展现了超出寻常的敏锐和韧性，收敛个人锋芒与各方周旋互动，维护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利益。
出身于日本最显赫政治世家的“贵公子政治家”，安倍晋三将自身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凭借着世代积累的政治资源，他在日本国内政坛建立了稳健且有包容度的人事体制，维持了政治的平稳运作。而在国际舞台上，进退有度、长袖善舞、高度自律的表现更可圈可点。
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高调的“安倍经济学”并未如期望那样将日本经济带出泥沼。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世袭政治人物的通病——对高层政治的驾轻就熟，却无法理解人间烟火的复杂与艰难。
正所谓“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安倍经济学是这位贵公子政治家的昂贵游戏。
01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安倍经济学的核心是所谓“三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第一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动最快，在安倍上任伊始的2013年1月22日，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即日本央行）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通胀目标设定为2%，以摆脱通货紧缩。在2014年进一步扩大为日本银行无限期地购买资产，进一步推动货币宽松。
宽松的货币政策本身并无新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相继推出了力度各异的宽松政策。不过，安倍的货币宽松更为坚决，尺度也非常大。因为没有大规模的货币供给，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空谈。
因此，这“第二支箭”在当年1月29日下午的临时内阁决议上就呼啸而出了。
在这一天，安倍政权确定了2013财年的政府预算案。这一预算案总额达92.6万亿日元，是历来最大规模的预算案。这一预算案包含了此前决定的总数2267.6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堪称大手笔。
值得玩味的是，这一预算案中，减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是少数削减项之一，因此，在当时被外界评论为预算的重点正在“从人转向水泥”。
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用意很清晰，货币宽松以扭转2008年以来日元升值和通缩状况，强制实现通胀和本币贬值，从而推动出口，帮助外向型企业发展。
再以扩大政府债务为代价，以大规模公共事业投资增加国内企业活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
贸易逆差、GDP增速、失业率、股市等经济指标在这套组合拳的刺激下，得以在短期内迅速改善。
最理想的目标是，经济活力在强刺激后，企业增加收入，一方面增加投资扩大产能，另一方面提高职工薪资，实现消费增长。从此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一起发力，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02
安倍经济学的“两大短板”
然而，表面数据的改善容易实现，理想中的良性循环很难实现。因为，这一经济刺激模式中存在“两大短板”：
首先是，政府债务攀升，限制了政府在方面公共事业投入。
安倍经济学敢于推高政府负债，是有成算的。日本政府的负债率早已超过GDP的200%，在发达国家中属于“神级存在”，比起时不时闹出债务危机的南欧“债王”希腊都要高出一大截。
只是日本政府的信用度和财政稳健度，远远好于南欧各国。主要原因是日本的政府债权人集中在国内，只要国内信心不降低，举债还新的游戏很稳定。
但是，毕竟日本国内对政府债务的容忍度也不是无限的，政府赤字还是要“填坑”的。增加企业税负显然违背了安倍经济学扶持企业的初衷，增税的目标就盯上了个人。
安倍经济学施展的第二年（2014年）将消费税从5%提升到8%，这是日本消费税时隔十七年首次提升。
安倍此举被认为是一场豪赌，因为此前的消费税“诅咒”——历届提升消费税的政府都很快倒台了。但是安倍闯关成功，日本人民接受了消费税上调的苦果。
由此也可以理解安倍在2013年第一个预算案中对最低生活保障动手的底气，他确实精准地把握了国民为了求变准备付出代价的心理。
作为政治家，安倍晋三确有过人之处。但是，作为经济政策，提升消费税的决策不可谓明智——他高估了企业盘活后增加工资支出的幅度。
实际上，安倍整个执政阶段，日本薪资水平的增幅只有1%，完全不能对冲消费税增幅。
由于安倍的经济刺激造成了股市大涨、地产回暖等资本价格上涨，企业对增收的资金更倾向于投资，而不是增加工资支出。等于增发的货币直接被企业截流后又回到了资本市场，并没有形成对普通人的“涓滴效应”。
大部分无力进入资本市场的普通人，遭受了增税、通胀的双重打击，陷入相对贫困化，日本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安倍对此当然不是无动于衷，2015年就准备增加遗产税，这一税种主要是针对富裕人群的。但是，由于担心富裕人群和他们的资产“避税移民”，这一增税计划迟迟没有落实。
03
安倍经济学直接经济贡献低
安倍经济学最重要的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在短时期内起到了“美化”经济指标的目的，却无法长期发挥真正促进经济的效果。
始于扩大货币供应终于市场自发的经济良性循环并没有出现，政府不得不在一个问题引发另一个问题后不断出手干预，以至于政策冲突不断。鼓励投资还是鼓励消费？资本市场暴涨引发的贫富差距扩大要不要干预？这类两难选择甚至不会有标准答案。
至于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更是被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批评为空洞无物。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过于琐碎。
安倍政府的结构性改革最成功的部分是加大对外资开放的力度，希望引入更多外资以刺激日本国内企业沉闷的表现。但是，这一成功也很有限，强大的国内既得利益集团掣肘颇多。
另外鼓励女性就业、增加保育设施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少投入资金还是能见效的。但是这些经济微观领域的事务，政府的“大手”也只能点到即止，不可能面面俱到。
因此，所谓“结构性改革”除了加大对外资开放有一定战略意义外，就是一些琐碎政策大杂烩，与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相去甚远。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将失业率控制在较低水平视为安培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贡献。然而，事实上是，老龄化的日本劳动力严重匮乏，失业率水平一直偏低。
安培经济学确实创造了上百万岗位，但是大部分都是劳务派遣、短时工以微薄的工资上岗，直接经济贡献很低。
总而言之，安倍经济学在其上台初期发挥过正面作用，却也制造了很多曲折。在2016年后，安倍经济学的问题逐步浮现，安倍在经济方面的动作更为谨慎。
04
安倍经济学好大喜功
安倍经济学并未达成执政之初的目标，如今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经突破了250%，高得令人发指。GDP增长不明显，而且因通胀、本币贬值的缘故，实际上已经挂了倒档。
日本经济并未因安倍长期执政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这也不能全怪安倍晋三一个人。日本经济陷入泥沼是日本历届政府一系列错误政策积累而来。
日本经济崛起后，政府和经济界多有自满情绪，到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后到达了顶点。
过低的利率、虚高的地价等等都有政府干预的深度介入，加之对已经暴露出僵化低效的日式企业体制过度自信，最终引发严重的经济坍塌。
出现问题后，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又不愿深入反省总结，长期归咎于广场协议的日元升值。
直到近年来，日本经济学界才开始推翻“广场协议毁了日本经济”的结论，开始全面反思产业政策等问题。
遗憾的是，安倍仍然停留在政府强势干预解决经济问题的思维。
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杂糅，构想过于宏大，干预力度过强，却没有对经济问题复杂度的充分预判。结果当然不会理想。在经济领域，“贵公子政治家”好大喜功的缺点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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