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应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请勿捧杀，善意理解！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关不羽
最近读到一篇奇文，是10月16日发表在某港媒网站作者署名为“谭新强”的文章《蚂蚁应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看得出谭老师和很多国人一样，有着浓厚的诺奖情结。这个话题也颇有些现实意义。
近年来，蚂蚁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成功备受瞩目。都是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免不了被拿来和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孟加拉国企业家尤努斯的穷人银行格莱珉模式做比较。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又颁给了印度裔学者阿比吉特·巴纳吉的三人团队，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先后两位南亚人士因对抗贫困领域的成就获得诺奖垂青，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数亿人口改善了经济处境，实现了脱贫致富的梦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和好评，甚至不乏一些恶意的曲解令人生厌。
在对抗贫困的领域，中国做对什么？有哪些代表人物和机构，是否形成了值得一个诺奖的经济学理论，确实值得分析研究。
然而，谭老师这篇怪腔浓郁的奇文，让人感到有些失望。夸张的表达有捧杀之嫌，别扭的表扬真不如畅快的批评来得爽利，比文风更重要的是观点差次，颇多误解令人遗憾。
网上资料显示，谭新强是香港中环资产投资创始人、行政总裁。文末还特意提示了“中环资产拥有阿里、腾讯、京东、Apple、PayPal、Mastercard 的财务权益”，妥妥的专业投资人士，文中很多观点却是如此不妥。
01
专业人士的非专业观点
谭老师自称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兴趣，是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荒谬谜团”。殊不知这“荒谬”二字不知从何而来？作为专业投资人士，又对经济学理论有兴趣，那么应该熟悉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解释，科斯、张五常、林毅夫等经济学大家都有精彩的理论洞见。显然，这些经济学家并不觉得荒谬或谜团。这些名家著作流传甚广，谭老师不妨留意一下。
至于谭老师在文中脑补的“以唯物论为核心价值观”，似乎在笨拙地模仿一些意识形态话语。假如是谭老师出于个人兴趣提出一套新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也无妨。这方面可以参考胡鞍钢，他的理论主要在微博上晒着，很容易找。
总之，中国既不是谜团，也不荒谬，每一个成功跨入工业化的现代国家都经历过几十年国民生产总值8%以上的高增长期，英美德日都有过这个阶段，而且各自的高速增长期也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政治状况下实现的。
要说共通之处，那就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完成工业化，其中市场经济的贡献是最为关键的，中国也不例外。这在官方、民间总结改革开放成就时是有共识的。所以说，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值诺奖级别的理论创新。
或许是对中国经济大势存在某种误解，造成了谭老师对文中的主角蚂蚁科技也是雾里看花，许多判断有失偏颇。
02
普惠金融不是和商业银行竞争
谭老师的中环投资既然持有包括阿里在内的多家中国大型科技企业的财务权益，也应该对自家投资的中国科技企业有更多的了解，免生误解，影响了投资判断。
就阿里旗下的蚂蚁科技而言，谭老师似乎把蚂蚁科技从事的普惠金融业务，简单粗暴地理解为和传统银行业“抢饭碗”，这未免有失专业水准了。
谭老师认为“中国的银行制度效率低，未能对小企业和个人提供满意服务，在这文化和实质背景下，蚂蚁科技划时代诞生出来了！”这是对蚂蚁科技的发端存在严重的误会。蚂蚁从事的普惠金融领域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显然不是针对“中国的银行效率低”，而是针对全球金融产业发展的期许。
弱势群体在传统商业银行模式下无法获得服务，是全球普遍现象。以针对个人的金融服务为例，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商业银行的服务范围拓展总是在进入富裕社会之后。
比如说信用卡业务是商业银行提供大众化的个人金融服务的主要方式。这一业务的出现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并且追随着繁荣与富裕的步伐走进新的国度。信用卡业务至今也不可能在贫困地区、弱势人口中大举开展，这不是全球的商业银行“效率低”，更不是弱势群体对商业银行服务“不满意”，而是传统商业银行运营模式所决定的。
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成本、风险控制、信用评估等一系列机制，擅长于对规模较大、发展较为成熟的经济单位提供服务，小微企业、贫困人群并非其擅长的领域。商业银行不是万能的，也没有哪种金融机构是万能，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市场分层对应的市场分工罢了。
如果按照谭老师的逻辑，投资银行专攻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比如投资初创企业，难道是因为商业银行效率不高而诞生的？是抢了商业银行的饭碗？这显然有违常识了，服务于弱势群体的普惠金融也一样，只不过出现更晚罢了。
普惠金融诞生前，弱势群体始终是正规金融机构的“盲区”。弱势群体只能依赖民间借贷获取利率高昂、很不稳定的金融服务，这对弱势群体改善自身经济处境非常不利。随着社会发展，这一问题越来越凸显，才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富人、大企业获得的金融服务越来越优质高效，而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状态还停留在最原始的状态。金融服务的不平等成为贫富差距加大的重要因素。
这正是普惠金融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03
中国大市场支撑了蚂蚁的发展
蚂蚁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成绩是显著的，这一点谭老师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正如他所言，支付业务已经不是蚂蚁最大的业务，个人和小企业贷款的收益已经占蚂蚁收入的40%。
然而，谭老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只看到了蚂蚁科技在普惠金融方面的规模增长，却没有理解蚂蚁科技在普惠金融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蚂蚁科技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市场。无论是支付业务，还是普惠金融，没有庞大的市场，企业的技术水平再高、硬件再先进也无法实现高速增长。蚂蚁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市场。
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是一切的开端，无需多加解释。
中国有强劲的经济活力，具备成为大市场的经济实力。但有庞大的人口，却还处于刀耕火种、小农经济的前现代社会，也不会成为合格的大市场。
还有，得益于后发优势，中国的互联网普及度很高。中国拥有9.4亿网民，而同为人口数量与中国接近的印度仅有4.7亿网民。这决定了中国互联网应用有庞大的需求。
目前世界上能够同时凑齐这三个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故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优势是明显的。因此，蚂蚁虽小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其成功的基础。
04
信用难题：尤努斯的终点，蚂蚁的起点
市场条件得天独厚，并不意味这企业可以躺赢。正如谭老师指出的，蚂蚁科技始终面对强有力的竞争者，取得成功不是靠垄断，更不是因为侥幸，而是要解决普惠金融终极障碍：信用难题。
2006年，也就是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的第二年，孟加拉金融企业家、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兼行长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该奖项唯一一次颁发给企业家，因为尤努斯经营了一家不同寻常的企业。
尤努斯于1974年开始经营小额贷款业务，1986年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始终致力于向无法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穷人发放小额贷款。尤努斯出身于孟加拉国顶级经济豪门，深谙经营之道，也很清楚单纯靠慈善的“散财童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格莱珉银行的目标是尽可能形成可持续经营的金融模式服务于穷人，尤努斯为此设计了一整套体系，其中很多都成为了普惠金融的标配。
最经典的是针对穷人的负担能力设计的贷款业务模式。以小额短期贷款为主，而且是穷人更易接受的整贷零还。
在风险管理方面，格莱珉采用了5人小组联保的内部监督机制，按照贷款额的一定比例收取小组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基金，同时以小组会议、中心会议监督资金使用情况。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尤努斯的设计已经把穷人银行的方方面面做到了极致。然而，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始终没有达成。直到2011年尤努斯被孟加拉政府以年龄为由要求立即离职时，格莱珉银行的经营始终依赖NGO的慈善捐款补贴经营。
尤努斯离职的背影引发了很多猜想和争议，有恶意的评论指责他挪用善款，也有阴谋论者认为他的事业如此成功、实现了“极高的还款率”得罪了国际资本势力。
这些评论都不正确。尤努斯的个人品格无可指摘，以其家庭背景和南亚国家的经济特质，要敛财大可不必冒着风险、劳神费力做穷人银行。但是，所谓“极高的还款率”和国际资本的“黑手”也是瞎扯。
从尤努斯1974年开始经营小额信贷开始计算，总共不过100亿美元的规模，在国际金融每年以万亿美元计的庞大体量中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何至于引起国际金融大鳄的敌意？而这100亿美元的名义还款率在80%左右，确实超出了预期。
但是，尤努斯将利息控制在10%以下的红线，还要维持其庞大分散的经营体系，捉襟见肘。格莱珉银行从未实现过盈利，经营状况极为脆弱。如果没有NGO的慈善支援，格莱珉银行早在1998年孟加拉洪灾时已经难以为继。
正因为格莱珉银行模式在经营能力方面的局限性，该模式难以复制。
尤努斯的事业在印度遭遇的挫败更为明显，慈善支援无法承受印度庞大贫困人口的压力，印度版的格莱珉银行只能打破利率红线，走向了“高利贷”。即便如此还走到了次贷危机的边缘。
尤努斯在2011年的黯然离职是令人遗憾的。但更令人遗憾的是，格莱珉模式事实上是失败的。企业的经营和慈善事业之间的边界始终不清晰，离开外部输血不可持续。2014年左右，尤努斯在京东的帮助下在中国再次启动他的事业，轰动一时，却也无疾而终。
原因在于，格莱珉模式没能解决金融最根本的问题——信用。富人和大企业的信用信息是溢出的，金融机构很容易获得他们的资产情况、收支状况、历年的金融记录等信用信息，由此做出清晰准确的信用评估和判断。
而穷人、小微企业的信用状况是离散的、模糊的，远离了金融体系的记录体系。传统金融机构很难甄别和判断他们信用情况，只能以更高的利率去填平系统风险。而高额利率增加了受贷人的风险，使得这一群体的信用基础更为脆弱。
这是一个必然导致业务停滞的死循环。
格莱珉实际上也没有走出这个死循环，这并非尤努斯的设计存在不足，而是传统技术手段无法实现他的设计意图。信用壁垒是尤努斯的终点，也是蚂蚁的起点。
05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006年尤努斯获得诺奖时，支付宝才创立两年。2013年，尤努斯到中国来的前一年，支付宝正式开始转型小微金融服务企业。时间上的巧合并非纯粹的偶然，蚂蚁和格莱珉之间有着微妙的链接——那就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推动了普惠金融事业的世代交替。
用信息技术打通信用壁垒，是尤努斯事业的火尽薪传。
信用的实质是信息，贷入方要释放自己的信用信息，贷出方则要收集这些信用信息并作出评估、分析和判断，每一笔信贷交易都是基于信用信息的匹配。因此，信用信息的精准度、便捷度决定了最终的金融交易成本，这是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交易成本理论”的现实版本。
蚂蚁在普惠金融领域取得成功超越前人的成就，正源于大幅降低了金融交易必须的信息成本，而这要从淘宝的电商平台业务说起。
电商平台不仅为所有参与商业活动者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而且形成了一套执行力很强的交易制度，技术和制度形成合力，降低了平台上商业交易成本，而商业交易成本的降低必然会延伸到金融交易，因为在互联网环境下，商业活动中产生的信用信息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收集整合，成为金融机构可以应用的有效信息。大量零散交易信息的整合，自然形成了成本低廉的信用市场，由此引向金融端是水到渠成的市场自然过程。
这个过程自然到交易方都很难察觉，买家在对商铺的点评、打分时很少意识到这是在为商铺提供信用评估。在“从不遗忘”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在商业交易之前，客户的赞誉或吐槽是无法被精确记录和收集为信用信息的，更不用说以此作为信用依据获得金融信贷服务。这种信息流失对弱势群体的伤害更为显著。弱势群体没有大宗交易的记录，没有高额资产的证明，那些日常商业行为中的零碎信息是他们仅有的信用信息。
淘宝这样的电商平台在不经意中完成了弱势群体的信用培育和信息收集，这是弱势群体走近金融资源的第一步，蚂蚁科技以电子支付服务让金融产业和弱势群体“牵上了小手”，最终打通了普惠金融的壁垒。
多少初入大城市的小镇青年在花呗上获得了人生第一笔信用贷款？钱不多，也要付利息，但是这份信任的价值超出了金钱可以衡量的范围。又有多少被银行拒绝的小微企业一手拿着来自蚂蚁的小额贷款，一手在淘宝上经营着自家小小的事业？这就是普惠金融的价值。
以科技为工具，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手段，以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为目的科技服务，才是蚂蚁科技核心的商业逻辑。谭老师可能混淆了科技服务与传统金融贷款的套利模式之间的性质区别，尽管他也注意到了一些迹象，却没有做出正确的解读。
正如谭老师指出的蚂蚁“98%的贷款都交给银行，蚂蚁只收取一点服务费”。谭老师对蚂蚁不承担贷款风险疑虑重重，其实普惠金融的难点从来都不是资金，也不是银行没有放贷意愿，而是信用问题导致的交易成本高昂到无法承受——要么银行不敢贷，要么民间高利贷的贷不起。而这次是蚂蚁要以科技方式解决的现实问题。蚂蚁用科技手段为交易双方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难道不该收服务费吗？
如此，自然也不存在“承担贷款风险”的灵魂拷问。谭老师误解了蚂蚁的企业性质，一家以服务费为主要收入的企业，怎么可能是套利为主的“Fintech （金融科技）公司”？
谭老师还混淆平台业务和自营业务的区别，错判了蚂蚁业务扩张的性质，这可不是一位专业投资人应该犯的错误。各大金融机构在蚂蚁的平台上开展业务，并不等于蚂蚁与他们合体了。好比说茅台酒在淘宝上卖货，难道淘宝就成了中国最大的白酒企业？
从平台业务的角度观察蚂蚁各领域的业务增量，就不会惊诧莫名。一家科技服务型企业，不会也不必越俎代庖去和客户抢饭碗。蚂蚁不是巨蟒，没有吞象的野心。
以盛产金句著称的阿里有一句名言“愿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在蚂蚁的普惠金融事业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蚂蚁就是让弱势群体的金融业不再是难做的生意，让穷人贷得起，也让金融机构敢于贷，凑成一对就是双赢。这没有远离“铜臭”的清高气，却是可持续经营、可负担成本的接地气。
至于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那是谭老师想多了，荣誉应给科斯那样的伟大学者、尤努斯那样的理想家和先行者，而企业只需要多一点善意的理解，少一点恶意的揣测或捧杀。这一点对时下的中国企业尤为重要。
如果谭老师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期许的话，那应该乐见这只步伐飞快的小蚂蚁在战胜贫困的赛道上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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