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美国正在衰落，拜登胜选，根绝不了特朗普主义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薛涌
2020年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表现再度震惊世界。
特朗普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败选后耍赖也毫不奇怪。但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选票第二多的人。第一多的，是击败他的拜登。
民主党依然沉浸在狂欢之中。拜登在胜选后的激情演讲，也许让大部分选民第一次看清了这位 “睡舅舅” ，其感召力堪比奥巴马。这个人，生活中充满了悲剧，悲情，一下子全迸发出来，人性升华。今夜，他重新唤醒了人们对美国的希望。
▲拜登胜选演讲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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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20年特朗普给美国社会的震惊，并不会从此过去。这倒不是因为他对大选的合法性已经启动了一系列司法挑战，而是他在选民中享有的强大支持。
有几十年政治观察经验的著名记者安德里亚·米切尔（也是格林斯潘的夫人）在电视上质问一位民主党战略家：“为什么？在他干了他所能干的那些事后，他居然比四年前拿到了更多的选票！”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大选日第二天的专栏中宣布：“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谁赢，但输家已经很清楚。那就是美国。”
愤怒和失望，并非仅仅来自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也来自民主党的左翼。选民似乎是同时发出了几个信息：
第一，他们拒绝特朗普主义。
第二，他们并没有拒绝共和党。事实上，共和党赢得了议会的几个关键的选战，在众议院有所斩获，估计也将守住参议院的多数。
第三，他们拒绝了进步主义、即民主党左翼的意识形态。
现在民主党应该感到庆幸：多亏是拜登这么一位最温和、最中间的候选人出马。换上桑德斯这种左翼大将，后果不堪设想。
但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特朗普：如此势均力敌的大选，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疫情把他的无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话，他会轻松连任。他公开拥抱白人至上主义、咄咄逼人地拉外国政府介入美国政治、以公谋私、官商合一、偷税漏税、扈从纷纷犯罪入狱，拒绝接受宪政约束、拒绝承诺权力的和平移交，还不用说什么性侵、嫖妓、挪用公款等等。
如果他是韩国总统，现在恐怕早已在狱中服刑。在美国，他则居然能单枪匹马地完成了对共和党的恶意收购，几乎把美国变成了他的私家王朝。为什么将近48%的美国选民，会接受这样一位罪犯般的人物？为什么有将近40%的选民，会成为他的死党，甚至把他当作神一般地崇拜？
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美国也正在迅速失去“灯塔”的光焰。但他们依然不理解：这毕竟是世界上最为资深的民主国家呀！怎么会选出这么一个人来？
对此，美国的左翼右翼，依然处于无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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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仅尝试着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人们就每每把美国比作罗马帝国。这歪打正着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罗马帝国的衰落，到西罗马帝国覆亡为止，至少走了300多年。东罗马帝国，则又苟延残喘了一千年。美国的世界地位，不逊于当年的罗马帝国，况且被两大洋保护，地理位置优越得多。美国的衰落，如果从本世纪初开始的话，恐怕也要走上几百年。
在我们有生之年，仍然会不断看到一个强大的美国，或者很多中兴、复兴。那么，几百年后的事情，和我们短暂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虽然帝国在衰落的大部分时间内依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在下行途中，不停地出现人间悲剧。这不仅是底层的生灵涂炭，而且包括精英集团的血洗。比如罗马帝国有一段时间，皇帝登基活不过一两年，还有尼禄这类传说中的疯子。他的时代，离罗马最终被哥特人征服还有快400年的时间呢。比起特朗普来，罗马衰亡过程中的不靠谱的事情多得多，也邪乎得多。美国这种不靠谱的事，也未必会以特朗普收场。
我提醒大家，当年布什连任，欧洲媒体一片唏嘘：3亿人的民主，居然选择这么一位傻蛋！如今，布什获知奥巴马当选后发表的讲话，走红油管。很多网友感叹：“当初我恨他恨得要死，但比起当今的总统来，他简直就是天使！”
你怎么能够排除，十几年后的美国人，可能会如此这般地怀念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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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国的衰落，是怎么发生的？这同样需要通过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才能看清楚。
从16世纪开始，欧洲发起了一个急剧的全球化过程。地理大发现导致了欧洲、美洲、非洲的整合。世界经济的重心，迅速由欧亚大陆转向“大西洋世界”。接着就是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西方已经牢牢地统治了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到1970年前后达到顶峰。美国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并崛起为世界霸主，享尽天时地利。
但自此以后，局面开始逆转。一个欧洲学者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Daldwin）称之为“大汇流”的过程开启。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加速，迅速缩短了与西方七大工业国家的差距。
这个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加速，到2010年时，双方的差距已经缩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时的水平，而且还在急剧地进行中。当然，世界经济的中心，也迅速从大西洋世界向欧亚大陆转移。跨欧亚大陆的贸易额，已经是跨大西洋贸易额的3倍。
如果我们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则是第二次全球化。第一次全球化是西方国家“胜者通吃”。第二次全球化则是崛起国家显示后发优势。这里的一个关键，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使世界工业体系的“神经系统”不仅格外发达，而且费用降低到近乎零的程度，易如反掌地协调着全球化的供应链。这样，集中在传统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就顺着全球化的“价值链”分散到世界各地。
在这种构架中，发达国家居于价值链的顶端，生产利润最为丰厚的高科技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生产廉价产品。而所谓产品，更多的是供应链中的部件。这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缺乏完成一个完整产品的技术条件下，从低端部件开始，迅速进入这个全球供应链体系。一个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再也容不得价值链低端的部门。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基本生存受到威胁。
更令人瞩目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从低端开始，迅速地顺着价值链的阶梯向上攀升，产品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发达国家的高端部门也发起全面挑战。
当今美国的问题，需要从这种全球化的视野来理解。处于价值链顶部的精英，依然占尽全球化的优势，越来越富。但价值链底端或中段的劳动阶层，则面临存亡之危。美国底层的愤怒，已经难以遏制。
其实，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面对这种社会两极分化的挑战，并有一套解决之道。但如今，这种驾轻就熟的解决之道，也彻底失灵。底层的愤怒，就以一种强烈排外的种族情绪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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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1676年的培根之乱（Bacon’s Rebellion）。
这场叛乱，发生在最早的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詹姆斯镇。当时沿海地区以詹姆斯镇为核心，都被富人占据。穷白人无立锥之地，只能向内地迁徙。但内地是印第安人的家园。詹姆斯镇的精英，早和印第安人签约，信守和平，双方从事贸易，把印第安人送来的皮毛等货物转卖欧洲，利润不薄。
为此，总督颁布法令，不许白人越界进入印第安人的领地。但穷白人人多势众，拒不听令，不仅劫掠印第安人，最终调转枪口，洗劫詹姆斯镇，把总督赶走。幸好培根此时病亡，叛乱被弹压。但统治集团也知道无法约束这些穷人，只好任其向内陆进发，对印第安人发动了种族灭绝般的战争，攫获他们的土地。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暂时化解。
培根之乱，奠定了美国史的一个模式。19世纪末，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提出了“边疆史学”的观念，经典地归纳：美国的特质，是被边疆所塑造，即不断地西扩。这种边疆性格，自然也塑造了美国的国民性。一旦穷人在经济竞争中无法出头，在繁荣地区无立锥之地，就西进，靠斩杀印第安人、掠夺其土地来化解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
到了20世纪初，这种性格，和由社会达尔文主义衍生而来的“科学种族主义”相结合，确立了白人作为统治种族的地位。
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的边疆就开始走到极限。社会矛盾，已经无法靠西进化解。穷人的愤怒，是导致《排华法案》的主要原因之一。华工竞争的，就是价值链底端的工作。到了20世纪初，则彻底修改移民法，导致这个“移民国家”的移民几乎断流。但这也解决不了大萧条等危机对社会根基的威胁。暂时的缓解，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新政开启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这些使美国享有战后几十年的繁荣。
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全球化进程，貌似保持着边疆国家的拓展势头。但是，第二次全球化，已非西方一枝独秀的时代。全球化的供应链、价值链的形成，使劳动阶层再次陷入无立锥之地的境地。而这种困境的解脱，也不能再靠对他人的掠夺来化解。
过去40多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翻了几十倍，虽然贫富差距拉大，但很少有不受益的阶层。在同一时期，美国劳动阶层的实际收入，则基本没有增长，中低阶层甚至收入下降。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学者，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及其妻子安妮·凯斯于2015年出版的《绝望之死》（中文版书名《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让全美震惊：白人，特别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死亡率急剧上升，而黑人、拉美裔、以及其他国家的白人劳动阶层，死亡率则都在下降。
▲《绝望之死》（图/网络）
5年后，他们增补了新的发现：死于自杀、嗑药、酗酒的中年白人，从1990年的每10万中30个，上升到2017年的92个。这一现象，是导致美国人均寿命2015-2017年间连续3年下降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无论和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在这方面可谓独步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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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主义，就是在这个历史框架中崛起的。
上世纪90年代我们来美国时，美国，特别是保守主义一方，盛行的还在“赢家文化”。大家推崇“自我造就的人”（Self-Made Man），觉得靠自己的品性和才能，就能分享美国梦。
如今，到处听到的叫喊，是“被丢在后面了”（left behind），是被建制精英和政府遗忘了、抛弃了。美国所有族裔，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包括白人，甚至包括总统。特朗普几乎从来不会停止吐槽自己是受了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从政敌、媒体、到国税局都在欺负他。
整个美国，被一个受害者心态所笼罩。特朗普，恰恰调动了美国历史上这种最糟糕的基因，即通过对少数族裔和“外人”的施害，来解决白人中下层的问题，让他们由此获得一些当家作主的感觉。“让美国再伟大起来”所代表的，就是对白人可以到处欺负人的时代的怀旧。
这些中下层白人，已经输得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有一只中指。他们选特朗普，就是向美国的建制集团竖中指。他们仇恨这些建制派保护外国利益、保护少数族裔，就像当年培根仇视詹姆斯镇的精英保护印第安人、保护对外贸易一样。
而这种建制，包括美国的宪政体系、新闻自由、市场经济等等一整套制度架构。在某种意义上，特朗普就是合法当选的培根。他领导的，是一场白人社会中全面的反叛，砸烂一切的反叛。
可惜的是，如今已经不是培根之乱的时代。美国的边疆已经穷尽。中国崛起，则进一步限制了美国的国际扩张空间。在这样的现实中，特朗普的一系列贸易政策，比如和中国脱钩（decoupling），就是试图通过斩断全球供应链，回到孤立主义时代，来保障白人劳动阶层的利益。
但是，如今美国并没有独步于世的竞争力，经受不起脱离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打击。况且自动化也照样会替代大量劳动力。这些中下白人阶层的问题，只能愈演愈烈。他们的问题不解决，特朗普主义就不会根绝。
如果说特朗普当总统的四年是培根之乱的现代版、合法版的话，这场选举，好像一场叛乱被勉强弹压。但是，叛乱的社会动因，远不如培根之乱后那么容易消除。
也许，唯一的出路，就是社会经济和人口的长期变化，使这个阶层不断缩小，最终丧失了政治力量。
（薛涌，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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