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当年说这些话，都是有特定语境的
在当代中国，我们最应该和最迫切需要支持的，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原教旨主义”立场。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对现状的改变都可以被堂而皇之地标榜以改革之名。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陈季冰
如今人们看到或听到“原教旨主义”这个词，心头都会泛起相当的负面和紧张情绪。这主要是受了大众媒体的潜移默化，报纸、电视新闻和社交网络在提到“原教旨主义”这几个字眼时，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然而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原教旨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本能地把这个名词与那些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宗教极端分子或广场集会上声嘶力竭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等同起来……常常还伴随着无差别的暴力攻击。
这种既视感很可能会对大众理解更多其他理论和现实问题产生误导。
01
上月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半个世纪前的“罗伊诉韦德”案前例，将美国女性有没有合法堕胎权利的问题发还给各州议会，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汹汹物议。一些分析和评论便涉及到了所谓“宪法原教旨主义”和“司法能动主义”的分歧。如果你对“原教旨主义”怀有本能的反感、甚至恐惧，那么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双方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原教旨主义”，是一个纯粹的舶来词，英文为fundamentalism，它显然源自fundament和fundamental这两个词。前者是名词，意为“基础”；后者是形容词，意思是“基本的”、“根本的”。因为这个缘故，我看到台湾地区亦有将fundamentalism翻译为“基要主义”的。
“原教旨主义”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理解一种教义、学说和思想理论时，应当取其诞生时的原初含义，务求准确还原其本来面目，而不是往里面塞入我们自己的主张。例如，美国的“宪法原教旨主义”就认为，在解释和践行宪法时，应当严格遵循宪法文本的字面含义，也就是说，以18世纪末美国国父制宪时的精神来理解和执行宪法。
很明显，原教旨主义是一种静态的认识论。
与之相对的就是所谓“能动主义”，它认为，社会一直在变迁，所以我们在理解一种教义、学说和思想理论时，应当与时俱进。也就是说，只取其基本价值，而具体内容则应当顺应不同时代的主流精神，加以重新诠释，并且这样的再诠释过程是持续的、永无止境的。
图/图虫创意
由此，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认为，美国宪法的基本价值是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组织政府形式、确立统治方式等等，并为此设定了许多条款。
但什么是合法的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不同的时代则会有重大不同，因而每个时代都需要不断地重新确认。18世纪时没有把自由堕胎列入公民权利，21世纪就应该通过重新诠释宪法来把它补上。
望文生义，能动主义是一种动态或发展的认识论。
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变动不居，这让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对经典文本持动态和发展的认识论的能动主义优于持静态认识论的原教旨主义。但这可能并不是一种有益的思潮，即便它如此强大。在我看来，孰是孰非应当取决于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经典文本。
02
若按文本与它的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来看，世界上有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文本，我姑且分别称之为“封闭的文本”和“开放的文本”。前者是不可修改的，后者则是可以根据需要而修改和更新的。
最具典型意义的封闭文本是宗教经典，即俗称的“经”。
它们一经诞生，就永远不可修改。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宣称自己得自天启，而经，就是神用以规范信徒尘世生活的宣谕或立法，具有不容置疑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如果可以根据一时之需来修改经书，那么至高无上的神（上天）将被置于何地？也因为这个缘故，历来都有“真经”和“伪经”之间的尖锐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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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就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时代一直在变，人们面对的现实环境和问题也一直在变，一个虔诚的信徒如何理解和践行宗教经典里的那些教诲？
耶稣说过：“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给他打……”这可是言之凿凿地记录在基督教的圣经里的。那么，一个基督徒走在熙熙攘攘的21世纪纽约街头，真应该这么做吗？如果不这么做，天下会又有一个基督徒承认“我觉得耶稣的话并不全是真理”吗？
这就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窘迫和有害之处，也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它的原因。一定程度上说，现代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些具有宗教功能的思想学说也有这种特性。
《论语》里也确凿地写着：“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么，一个信奉儒家学说的现代领导人真应该推行愚民政策吗？当然，由于这些意识形态和思想学说缺乏诉诸神性的起源，所以强度会低很多，其原教旨主义激情也不想宗教信徒那样炽烈，对它们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的可能性也大得多。
面对封闭文本和变动社会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宗教传统（和意识形态）想要继续存在并传承下去，正确的方法唯有采取与时俱进的认识论，亦即前文说过的，取其抽象的内在精神和象征意义，重新诠释具体内容。
我相信，绝大部分现代基督徒都会认为，耶稣的意思是劝谕世人以德报怨，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他那个话是高度象征性的，而并非真的要求人们在左脸挨打后把右脸也凑上去……我认为，这种能动主义的解经法并不会妨碍一个现代基督徒像他的中世纪前辈一样虔诚，做一个受到上帝赐福的好信徒。
03
与宗教经书和“主义宝典”相反，最典型的开放文本是国家的法律、政策、规定、命令、倡议……
国家无时不在通过和推行新的法律和政令，并废止一些过去的法律和政令。因为这些文本都是人为自己书写的，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而非反过来，变成社会之所以存在的目的。经历了启蒙之后，人们视这个道理为不证自明的常识。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在原则上是反对“司法能动主义”的。如果认为现行法律已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修改法律。
事实上，好的法律文本的基本要素就是表述清晰、准确，不留模糊空间让人可以钻空子。而所谓司法能动主义，如果比较负面地理解，其实质就是曲解法律文本，进而抽空法律的具体内容，使之服务于一时一地的特定政治目的。其最坏的结果，是将严肃的法律变成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经常有人说，修改美国宪法的门槛实在太高了，因此那些司法能动主义者冀望最高法院以判例（在英美习惯法体系内，这其实就是对宪法的司法解释）的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但我恰恰认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想法。
首先，修改美国宪法的难度的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宪法是不可修改的，历史上美国宪法经历过多次修改。
更为重要的是，像堕胎权、同性恋婚姻之类争议巨大的问题，之所以无法征集到足够多的选票，通过修改宪法来在法律文本上得以正式确认，不正说明美国民意对于这些问题远未达成最起码的共识吗？寄希望于通过最高法院对宪法文本作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解释来推动“社会进步”，说到底就是将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强加于整个美国社会。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本文讨论的仅限于规范性文本，即那些直接指导人们行为的经典文本。至于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的文本，它们的功能是知识探索和审美陶冶，对于它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解读立场，所涉及的是文本与解读者的理解之间的关系，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在当代中国，我们最应该和最迫切需要支持的，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原教旨主义”立场。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对现状的改变都可以被堂而皇之地标榜以改革之名。
改革，是有特定和具体含义的。对于什么是改革，什么是反改革，只有努力回到4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时的原初精神，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改革，就是改变过去所有权力都高度集中的僵化体制，调动民间和基层的积极性，释放社会活力，鼓励所有人创造财富。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唯一的路径就是纵向的放权和横行的分权，让权力更下沉、更分散。
惟其如此，人们才有可能替自己决策、为自己努力，对自己负责。从这个意义上看，凡是收权和集权的做法，都是违背改革精神的。
04
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原教旨主义者，我还特别想要指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说过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言，每一句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下，有其特定而具体内涵的。
40年过去后，今天的大多数人虽然仍然记得那些话，但对当时邓小平说那些话时的语境却很可能已经不很清楚、甚至完全陌生了。而一旦他们把这些名言从具体的语境中抽离出来，去作出普遍和抽象的理解，就很容易产生错误的认识。
例如，“不争论”，是80年代上半叶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经常说的三个字。但它绝不是说对各级政府的决策不能有任何反对意见，就像今天一些人希望理解的那样。我的记忆告诉我，当时围绕各种社会问题的讨论和争论比现在可是多得多、也激烈得多。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不同意见之间的激烈交锋。
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是指不做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说得更简洁明了一点，就是不争论“姓资姓社”的政治路线问题，特别是反对搞大批判、扣大帽子。
由此可见，提出“不争论”的口号，本意是为了解放思想，鼓励广大干部和群众大胆试、大胆闯，从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束缚的困境中走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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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要指出的是，这样的“不争论”在当下仍具有极为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但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具体语境，而将“不争论”抽象化和普遍化地理解为不允许对上级的任何决策有不同意见，那么，这句口号就彻底悖离了邓小平提出它时的初衷，完全走向了解放思想的反面。
同样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等，也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具有非常清晰和具体的含义。
邓小平不是一个从事思想学术工作的理论家，而是一个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总是用普通老百姓最容易听得懂、记得住的大白话来表达自己的政策主张，例如“温饱”、“小康”这样的字眼。但这同时也必然意味着他的这些名言不可能拥有逻辑上严密精确的外延内涵限定，一旦抽离了这些话的原初具体语境，对它们的理解就很容易发生偏差，严重的话，就会导致南辕北辙的现实后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对改革开放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端重要性所在。眼下，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回归改革开放的出发点更重要和紧迫的了。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
通过田野考察的方法，对一个农村方方面面进行考察，
对乡村存在的各种世袭的风俗习惯
和各种观念找到对应的经济背景
反映出整个“中国农村的生活”的某些方面
写成了一部学界公认的农村社会经济
及其制度调查研究的代表作《江村经济》
王小波称这本书是“中国最诚实的书籍”
在本书中，费孝通教授通
过小范围的对江村的实地调查
来补充整个中国经济的宏观研究。
“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
“我衷心希望，
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
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
冰川书友会收录了这本书
通过对《江村经济》的解读
我们能够了解到各种政治、经济、文化
等因素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及这些因素
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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