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伟大的“校长”，改写了古代教育史
要成就一所好的学校，可能需要有很多软硬件方便的条件，但归根结底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好的校长。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陈季冰
我一个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师兄最近出了本新书，今年国庆长假中，我被邀请到这本新书的读者见面会上与他对谈。
期间，一位读者问了个问题，大意是现在的读书与我们那个时候的读书有什么不同？我的那位师兄说了一大通现在各方面条件多好多好、莘莘学子务必要珍惜……云云。
我以自己一贯的不识时务插了句：现在读书，啥都比过去好，但就欠缺了一样东西：好的老师少了。
当然我并没有责怪任何人的意思，我自己也早就到了当别人老师的时候。实话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称职的好老师。其实我当时还想说一句的：好的学生也少了。
当我很有感触地把上面这段话发在朋友圈后不久，便受到了另一位复旦大学中文系师兄的留言：关键是好的校长少了！
诚哉斯言！要成就一所好的学校，可能需要有很多软硬件方便的条件，但归根结底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好的校长。
01
如今有人如果去长沙，但凡读过一点书的，当地人给他的观光建议中，一定不会漏掉岳麓书院。而它那扇不算雄阔的大门上高挂了几百年的“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两行大字，也成了三湘大地上所有人充满骄傲的自我认同。
按正史记载，岳麓书院是时任潭州知州的朱洞在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所创建。但从南宋淳祐年间岳麓书院副山长欧阳守道的记述看，岳麓书院的起源似乎更早。
这里原来也是一座佛寺，建于唐玄宗开元间。到唐末五代时，有两个僧人深感“湖南偏僻，风化陵夷……，思见儒者之道”（欧阳守道：《赠了敬序》），于是辟出地方，建造房舍，请来儒生士大夫，并让自己的徒弟从京城买来书籍经典，在这里讲学，以图更化当地民风。
朱洞任潭州太守时，将二僧所办的学舍建成了一家正式的书院。但当时的书院规模很有限，仅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而且朱洞离任后，书院因为得不到地方的支持，很快又衰败下去。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当时的潭州太守李允二度扩建书院。据说，真宗那段时间也曾赐书于书院，并且同意书院进一步扩大规模，在湘江西岸别建湘西书院。（朱汉民、邓洪波：《岳麓书院史》。）
但岳麓书院真正崭露头角，是在周式主持的时候，他也是岳麓书院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山长。
大中祥符元年（1008），周式得到时任知州刘师道的支持，第三次扩建该岳麓书院。在他的努力下，书院进入了它在整个北宋时期的高光时刻。周式的办学事迹甚至传到了真宗那里。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亲自召见周式，不但大加嘉许，还授他国子监主簿，令其留在朝廷，为国家办教育。
北宋初年朝廷曾以嘉许、颁额、赐书、拨田的方式对不少民间书院表示过支持，但官家亲自接见书院山长，还对他封官许爵，这样的至高礼遇，唯有岳麓书院享受过。
而且，不像离开封很近的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偏远湘江畔的岳麓书院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由此可见，周式时期的岳麓书院一定办得风生水起，享誉海内，不是一般的成功。
不料周式对留在真宗身边当官并无兴趣，他一心只想回去继续执掌书院，无论真宗怎样恳请，他都坚辞不就。真宗无奈之余，深深感动于他的执着兴教之心，乃向周式赠对衣鞍马和内府书籍，还自己亲书“岳麓书院”之额赐给他。
今天书院内还存有一块“岳麓书院”刻石，刻于明代，就是宋真宗当年的手迹（《岳麓书院名人传》第3-4页，陈谷嘉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02
在整个北宋，岳麓书院都要比后世号称“天下第一书院”白鹿洞书院兴旺和持久得多，“靖康之难”时因金兵南侵而毁于战火。
其时，程颢、程颐兄弟的高足胡安国携自己的两个儿子胡寅、胡宏隐居“优游衡山之阳”，聚徒讲学（《宋元学案》）。
“湖湘学派”的创立者、人称“五峰先生”的胡宏是一位知名道学家，素为朱熹称道和敬重。胡宏初荫补石承务郎，不调。
秦桧当国时，留意于“故家子弟”，因胡宏是大名鼎鼎的太学博士胡安国之子，便让当时有官再身的胡宏长兄胡寅写信劝他做官，胡宏连信也不回。后来胡宏是这么回答其兄的：“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耳。”秦桧虽很不高兴，但也拿他没办法。
胡宏在《与秦桧之书》中说，功名利禄是他“志学以来所不愿也”，并自我剖白说：“杰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节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赞时，有事业足以拨乱，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五峰集》卷二。）
秦桧去世后，朝廷闻其忠，再次征召他，但他仍称病不出。胡宏后迁居湖南衡山，隐居于此二十余年，卒于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品格高洁的人，为了恢复岳麓书院，却曾不惜主动投书秦桧，自求出任山长。未果。
胡宏无意仕途，志在学术。他曾自述说:“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五峰学案》。）他几十年潜心学术，以“为学是终身事”，尽了毕生精力。
后来闻名天下的“湖湘学派”是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主要创始人正是胡宏。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
03
又过了许多年，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时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刘珙下令重建岳麓书院，耗时不到一年就建成。
刘珙一生重儒，与朱熹、张栻等学者交往密切。（《岳麓书院名人传》第5页，陈谷嘉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书院建成后，刘珙马上请来张栻主持教务。
张栻是抗金名将、后来又成“中兴名相”的南宋初年杰出政治家张浚之子，也是一位著名理学家，与朱熹、吕祖谦一起并称“东南三贤”。绍兴末，张栻曾追随胡宏求学，在应邀主持岳麓书院之前，他还在长沙城内妙高峰下创建城南书院。
朱熹在刘珙去世后为他写的行状中赞誉说：“潭州故有岳麓书院，公（刘珙）一新之，养士数十人，属张栻时往游焉，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学者于公私义利之间，闻者风动。”（朱熹：《观文殿学士刘珙行状》。）
在张栻领导下，岳麓书院迎来了周式兴教150年以后的第二个高峰。一时群贤毕至，人文荟萃，从学者遍及东南各路，人数达千人之多。这是岳麓书院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同时也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坚实根基。
▲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镇为朱熹故里（图/图虫创意）
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携弟子范伯崇等一起从福建崇安出发，行程三千里，于九月上旬抵达刚刚重建的长沙岳麓书院，访问它当时的主事、也是他的挚友张栻。
朱熹在岳麓书院留止两月，就“中和”、“太极”、“察识持养”等哲学问题与张栻展开了一场公开的讨论讲学，史称“朱张会讲”。期间针对有些主题，如“中庸之义”，两人论辩三昼夜不辍，听者多至千人。
“会讲”结束后，张栻偕朱熹、林用中同游南岳，留下唱和诗149首，其中有一首朱张二人的联句，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两位杰出理学家的高邈学术理想和深沉现实关怀：
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晦庵）
烟云眇变化，宇宙穷高深。（敬夫）
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敬夫）
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晦庵）
——朱熹、张栻：《登岳麓赫曦台联句》
“朱张会讲”成为岳麓书院历史上的一桩千古盛事，也奠定了岳麓书院和“湖湘学派”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坚实地位。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所所言：“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此后的元、明、清三代，岳麓书院虽几经兴废，但始终是天下最著名的书院之一。
张栻是胡宏之高足，他主教岳麓，广收门徒，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石。岳麓书院在南宋时的兴盛，与湖湘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可惜后来张栻迁官别处，尤其是他去世后，岳麓书院不复往日景气，“比年以来，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朱熹：《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
绍熙五年（1194）初，朱熹奉召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他到任第一件事就是更建岳麓书院，并经常去书院亲自执教、督课、检查。（《朱子语类》卷一〇六。）
自此以后，岳麓书院便从“湖湘学派”的学术研究和传播中心，渐渐变成了荆楚大地学术和教育的一座千年标杆。
04
相比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的重建要困难得多，几乎就是赖朱熹一人之力完成的。
淳熙五年（1178），朱熹受诏知南康军。到任后，他上庐山瞻仰史上鼎鼎大名的白鹿洞，看到的是满目荒草，一篇凄凉，而当地的佛道寺观却香火繁盛。这让一生以原道崇儒、力排释老为己任的朱熹愤愤不平。
于是他上书朝廷，并给自己的几个上司和同僚写信，请求修复白鹿洞书院，但没有得到什么积极回应，一些人还觉得他的想法荒诞不经。
说起来也难怪，那个时候距离白鹿洞书院之毁已经120多年，都过去五六代人了。就好像今天有人突然提出要重建和恢复一个戊戌变法时代的事物，不被当作脑子有问题才怪呢！
但朱熹是个百折不挠的人，得不到朝廷和上级的支持，他就决定自己干。
淳熙六年（1179）十月，在白鹿洞书堂被毁整整125年后，朱熹开始募资动工，用了半年时间，在当年旧址上建起了二十多间房舍，随后招来了十几个学生。第二年，也就是淳熙七年（1180）三月，白鹿洞书院重新开门讲学，作为地方长官的朱熹亲自主持开讲。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闪亮时刻。
朱熹一生都跟书院分不开，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穿行于八闽大地的崇山峻岭之间，兴校办学。其中他亲手创办的书院总计有四家，分别是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崇安武夷精舍和考亭书院，这最后一家也是朱熹的终老之地。
考亭书院初名竹林精舍，绍熙五年（1194），朱熹将竹林精舍扩建，而后更名沧洲精舍。到淳祐四年（1244），对理学推崇备至的宋理宗将其更名为考亭书院，而后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正是在沧洲精舍，他培养出了蔡元定、黄榦、蔡沈、刘焓、真德秀、陈淳等一大批出色的弟子，他们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儒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考亭书院也因此被后世称为“南闽阙里”。
“阙里”，是孔子在曲阜的教学之地，可见考亭书院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书院寻踪（下）》第394页。韦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
05
南宋学术正是以这些书院为依托，逐渐形成了相互竞争而又大体上友好共存的众多不同流派。
其荦荦大端者，有朱熹集大成的“理学”、陆九渊兄弟独创的“心学”、吕祖谦领导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张栻领衔的“湖湘学派”，以及叶适集大成的“永嘉学派”等等，一时百花齐放，也奠定了后来几百年里中国学术的基本格局和走向。
这其中着力最甚、成就最大、对后世影响也最深远的，无疑是一代理学宗师朱熹。他不仅兴复了白鹿洞书院，更建了岳麓书院，而且还在这几十年间先后创办了云谷、寒泉、武夷、竹林诸精舍和书院。
他还奔波于全国各大书院间，传播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利用自己在文化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提升了这些书院在当时的地位。他曾为许多书院题词、作记，以及留居讲学。
据今人研究，朱子一生与24所书院有过关系。（赖功欧：《书院教育的“对话精神”及其对人格形成的影响——兼论朱子教育思想的自然特性》，《中国书院》第197页，朱汉民、李弘祺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例如，古老的石鼓书院之所以在南宋后依然广为人知，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张栻曾在此讲过学。但更重要的是，朱熹曾应时任衡州提刑宋若水之请，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石鼓书院记》，让它美名远扬。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宋史·朱熹传》）。虽然朱熹一辈子做官的时间很短，他自己也不喜欢官场，像前述绍熙五年（1194）到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便是朱熹连续两次力辞不就，后时经任宰相留正竭力推荐，他才勉强同意的。但只要在任何地方为官，他在任上所做的最重要的事一定是兴学办教。
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教育和学术事业。
06
除了这些伟大人物筚路蓝缕、呕心沥血，书院在南宋时所以能遍地开花，实赖各州县官府的大力支持。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州县官府在其中付出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南宋书院的一时盛况。
当然，这本身又是以杨时、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等为代表的道学家群体持之以恒教书诲人的重要成果之一，许多地方官员往往都出自他们门下。
到南宋后期，甚至出现了“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道学”）的官场风气和社会风尚。不然的话，这些太守、监司就会被官场同僚看轻、遭一方士人恶评。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权相韩侘胄执政后不久，南宋书院的发展因此进入了一段低沉期。
庆元六年（1200年）春天，朱熹离世。未几，“开禧北伐”失败，韩侘胄伏诛，另一位亲近理学的权相史弥远开始当政，史称“嘉定更化”。理学也从被抑制变为香饽饽，备受朝野推崇，理学家们创立的书院也随之荣宠备至。
南宋书院建设由此进入高潮期，程朱理学君临天下的时代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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