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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李白有多成功,高适就有多失败

张明扬的阳明山 冰川思享号 2023-07-23

就功名而言,高适是成功者,李白是失败者;就诗名而言,两人都是成功者,李白当然更成功;但就电影的人物塑造而言,李白有多成功,高适就有多失败。




撰稿丨张明扬
《长安三万里》刚上映的那个周末,我就和家人一起去看了。总体上的感觉还不错,尤其适合亲子观影,虽然我女儿看了三分之二就找各种理由跑了,毕竟是三个小时的长片。


尽管边看边和老婆吐槽剧情,但还是几乎飙泪了两次:一次是中年李白吟诵《将进酒》,一次是晚年高适对着黄鹤楼说出“只要诗在,黄鹤楼就在,长安就在”。

不过,事后想想,打动我的未必是电影,而是唐诗、大唐和中华文脉。

01
电影的主角是李白,或者说,高适眼中的李白。


据说有些人对电影中塑造的李白极其不满,甚至说这是“恨国党”所为,我反倒觉得,这部电影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就是李白。


在很多细节上,《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当然和历史上的那个李白仍有出入,但情境和感觉都很到位了。


▲《长安三万里》剧照(图/豆瓣)

我在写《弃长安》时,也写了李白不少不堪处:比如几十年如一日的官迷、政治上不成熟却偏偏认为自己有匡扶天下之才、对家庭不负责任……尤其是投永王那一次,五十七岁的李白不顾宗夫人的强挽,决意入幕永王,离家之前还踌躇满志,“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最后的结果是,永王败亡,李白身陷囹圄。


但我必须承认,我是深深崇拜李白的。这个崇拜的前提是,我了解李白身上所有的不堪,也不想为他强行找什么理由掩饰,但我仍然喜欢他。

我喜欢的李白不是什么千古完人,你说他渣男也好,一事无成也好,但能写出“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够了,真的就够了。


真实的李白就是这样,惊才绝艳,却又一身的毛病。


▲《长安三万里》剧照(图/豆瓣)

我很不理解现在很多人的想法,为什么在电影里看到李白的一些性格弱点,就感觉自己的偶像被侮辱了,甚至拍案而起。你不愿意接受和直面一个人的弱点,这种浅薄的喜欢有什么意义?


罗曼罗兰有一句烂俗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但置于李白身上,倒是更有些道理:世界上只有一种爱,那就是认清一个人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他。


一边喜欢着李白的诗和人,一边调侃嘲讽着他的各种段子,这种喜欢不是更真实和坚实么?


对大唐、唐诗和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为什么要听到一点批评则暴怒,为什么不能一边接受批评直面缺点,一边仍然不管不顾的喜欢着呢?

总之,可以这么说,《长安三万里》是我看过的各种影视剧中,李白形象处理最成功的一部。


02

《长安三万里》用高适作为叙事者,追忆似水年华。

对于盛唐和安史之乱来说,高适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串场人物”,是天生的“阿甘”:高适和李白杜甫都有直接密切的交往,三人曾有过文学史上著名的梁园之游;高适见证甚至直接参与过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潼关之战,李隆基幸蜀、永王之乱……

还有几次电影没提的。比如,弃长安前,高适曾在朝堂上坚决主张保卫长安;睢阳被围时,高适曾试图援救张巡许远。

用高适的视角串联电影很好,但问题是,为什么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高适呢?有网友嘲讽称,《长安三万里》中的高适犹如一个政治课代表。

电影打破了李白的神话,塑造了一个更有张力,更真实的李白;却又莫名立起了新的一尊高大全偶像:高适。


《长安三万里》强行给了高适无数光环。


比如,所谓李白年轻时救过郭子仪,本就更接近传说,电影里直接把功劳分给高适一大半。


在历史上,永王之乱后,高适没有积极营救李白,这固然可以说高适冷酷无情,毕竟他担心被李白逆案牵连也是人之常情,但在电影里,高适被描绘成苦心孤诣的大爱者,表面冷峻,暗地里却为营救李白操碎了心。


更夸张的是,历史上的高适并不以军功闻名,在与吐蕃作战时,“师出无功,而松、维等州寻为蕃兵所陷”(《旧唐书》),“吐蕃取陇右,适率兵出南鄙,欲牵制其力,既无功,遂亡松、维二州及云山城”(《新唐书》),但在电影里却被塑造为运筹帷幄、大败吐蕃之“军神”。


▲《长安三万里》剧照(图/豆瓣)


这又有什么必要呢?


我不是说电影不能虚构。事实上,我很反感那些但凡看电影就扯史实的人,没有必要的虚构,电影也好,历史小说也好,根本就称不上作品。


但虚构也有高下之分。最理想的状态是,历史里没有提到过的空白,小说和电影可以尽力“补白”和想象,比如马伯庸就是这方面的顶级高手,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塑造了张小敬这个精彩的人物形象;但史书中有明确说法和定论的,小说和电影尽量不去推翻。


《长安三万里》就高适的塑造,显然没有达到这个最理想的标准。


但这毕竟是高标准。《长安三万里》的问题是,用虚构把高适这个人物弄得过于不接地气了,不仅缺乏了张力,更绝缘于人性的幽深。


这不是高适高三十五,这是从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叔叔。


如果史书上的高适过于单向度和高大全,文艺创作中反倒应该以必要的虚构和补白,把这个人物塑造得更有生气一些;但人家史书里的高适挺多元的,按照这个方向虚构补白些情节即可,为何要反其道行之,把高适强行变成了高大全?


高适不愿营救李白一事,反倒是体现人性复杂和幽深的一个好题材,友情与仕途的矛盾本就构成了张力,更何况,高适与李白的政治性格本就不同,前者严肃冷峻,后者浪漫操切。为什么一定要让高适救李白,还救得这么内敛博大?


还有云山城之战,既然真实历史中是战败的,就不太适合强扭成大胜仗了。在失败的前提下,难道高适的故事就不能够展开么?在大时代中,个人的渺小,英雄人物努力的无济于事,不更能体现盛唐终结时代的时代气氛与英雄失路?


当然,我也理解,电影也要面向孩子这个群体,不能拍得过于“成人化”。在处理友情时,要尽量简单点,主角最好是熠熠生辉,没有遭遇任何人性挣扎的;战争戏,特别是以一场酣畅淋漓大胜结束的战争戏,是票房的保证。


但这样想,是不是也牺牲了这部电影的“全民性”和成人观众。更何况,就如电影几近完美地处理了李白充满冲突的人设一样,为什么就一定要让高适变得扁平无味?


▲《长安三万里》剧照(图/豆瓣)

在某种意义上,高适和李白也是一种人。李白在政治上固然志大才疏,《旧唐书》给高适的评价也是“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


就功名而言,高适是成功者,李白是失败者;就诗名而言,两人中没有失败者,李白当然更成功;但就电影的人物塑造而言,李白有多成功,高适就有多失败。


高适努力了一辈子,虽然功成名就,但发现自己其实和李白一样,也不是真的适合政治,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结局啊。何必一定要树立李白务虚、高适务实这样一个既不符合历史,也不有趣的二元对立。


当然,我仍然认为《长安三万里》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这样的电影类型也是我第一次在国内看到过。

就像我对李白的情感一样,虽然这部电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当时还是让给我感动得不能自已,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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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电影《长安三万里》剧照,来源于豆瓣
*本版编辑:冰小乐
*投稿邮箱:bcsxk20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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