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麦岭到春运，看到《繁花》的B面
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明确要到远方去干什么，只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就义无反顾挤上火车。他们的眼神里，填满着期待、兴奋、新奇和惶恐。
撰文丨任大刚
距离2024年春节还有十天左右，陆陆续续听到朋友们“春节怎么安排”的问话。
除了三年新冠，这是近十来年，大多数中国家庭都会提前两三个月在饭桌上商量的大事，但商量来商量去，无非是就地过年，外出旅游，到女方家，到男方家。
这样的商量现在越发轻松了。然而，在2000年前后的将近20年——约1992年到2012年左右的20年间，却是个很沉重的话题，原因无他，在普遍坐不起飞机的时候，要搞到来回火车票，跟登天一样难。
出于登天之难的怀想，我随手查了一下从现在到春节上海到成都的火车，这可是那个20年里最热门的线路之一，结果发现，几乎天天都还有余票出售，又查了一下飞机票，每天几百千把块的机票也不缺。
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01
买票之难
春运起于何时，暂不可考。但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之难搞，我却在1993年的春节后返沪上学实实在在遭遇到。
算好开学的日子，我带着大包行李（主要是亲戚托我带的数十斤腊肉，出发前认为可以往车上一扔了事，只负责搬上搬下即可）赶往成都的火车北站。我的如意算盘是，按照惯例，买好票立马就可以登上去上海的火车了。父亲不是很放心，一定要送送我。
一到火车站就傻了眼。以前顶多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如今忽然变得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是啊，沉迷于书本，如何懂得“南巡讲话”的威力一瞬间全面爆发？
我们一下就懵了，这还怎么上学？
冷静下来捋捋思路，我们应该去学生窗口。父亲帮我看着行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挤到学生窗口，才看到告示说，学生窗口改为普通窗口，不卖学生票了，学生购票点临时搬到售票大厅外面的一个小小角落。
满头大汗出来，赶紧去新的学生窗口，去了也是傻眼，一大群出川读书的大学生里三层外三层挤在一个小小的窗口前，我让父亲看守着行李，自己挤进人堆，一面用力，一面借力，一度觉得肋骨要被挤断了。约略半小时，终于挤到窗口，一问，已经没有当天去上海的票，当机立断，买了第二天的票。
我举着票和学生证，奋力退出来。父亲一见是第二天的票，来回上百公里，再赶回去不现实，寻思一番，想起一个在火车站附近工作的朋友，于是父子二人到他那里去，挤着住了一晚。
那时候火车站为大学生购票提供了一些便利，比如每个车站都有学生窗口，放寒暑假前，学校也会组织集体购票，车站会保证学生买到票。相比普通乘客，这已经是很大的特权了。
此后，普通乘客在春运期间要买到票，越发艰难。
有一年冬天的一个黄昏，凄风冷雨，我路过一个购票点，已经有几个人打着雨伞，裹着棉被排着队，站在寒风中，盼望着第二天8点一到，购票点一开门，就能买到回家的车票。
还有一年冬天，我拿不定主意到底回不回家，因此错过学校的集体订票，最终决定回家的时候，只好到北京东路的一个稍微大点的售票点，与普通旅客一起排队买票，早晨5点，顶着雪花出门，排着差不多一公里的数路纵队缓缓行进，终于在下午1点买到回家的火车票。
在春运最紧张的年份，有的人晚上带着铺盖，冒着凌厉的寒风，睡在车站广场，排队数天，也不一定能买到车票。
经历第一次车站购票，我在后来假期返校时，找我们县城的火车票购票点买票，那里没什么人，可以提前十天订票。负责订票的是个中气十足的中年阿姨，她一边填单子，一边总是打着官腔说，不一定能订到卧铺哈。但她总能帮我订到卧铺。我之所以要求一定要订卧铺，后面再谈原因。
02
拥挤不堪
我提着笨重的行李，奋力挤进车站，挤上火车，找到座位，放好行李，坐下，四周一看，定员107人的车厢，至少挤进来三四百人，不仅过道上站满了人，连座位下面的空隙也躺上了人，如果行李架上没堆满大包小包的铺盖衣服等行李，相信也会有人上去。
我听同学说，他们那趟车有节车厢因为严重超载，黄板钢都被压断了。
很多人都是由亲友带着第一次出远门，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明确要到远方去干什么，只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就义无反顾挤上火车。他们的眼神里，填满着期待、兴奋、新奇和惶恐。
车厢里很快闷热不堪，各种气味尽情释放，再不开车，就会出人命了。谢天谢地，车终于动了，越来越快的样子，污浊的空气有所缓释。
车速还未平稳，车厢接头处就开始骚动起来。我坐在车厢中部，然而消息很快传来，抢劫开始了。有八九个劫匪织成一道人网，如梳如蓖，从车厢接头处，往我这边一个一个乘客地抢过来了。
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人根本走不动，无法逃脱，只能任由这八九个劫匪胡乱踩踏，一一洗劫，稍有不从，就用匕首顶着喉咙，甚或扇一两个耳光，所有人被迫就范，从内衣、内裤、袜子里掏出不多的生活费。
我背对着他们坐着，竖着耳朵听着劫匪不时高声叫骂，有位仁兄身上只带了二三十块钱，劫匪训斥道，你龟儿子的，出门不带钱。接着听到啪啪的两耳光。我的内裤上缝着一千块钱，我想完了。
他们抢得很慢，很仔细，搜查得很彻底。足足有个把小时，离我还有两三排座位的时候，火车到德阳站，停了下来，这伙劫匪忽然慌忙地跳起来，踩着众人，呼啸而出，下了火车，顷刻之间不见踪影，整个车厢忽然间就沸腾起来。
我也站了起来，看看那些被抢的乘客，意外发现一个乐山籍的校友，我奋力挤了过去，看看他的损失如何。他告诉我，给一个劫匪看了学生证，劫匪说，学生就算了。于是躲过一劫。
啧啧，真是盗亦有道，连劫匪都知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我后来严肃思考了一番，得出结论：尊重人比尊重人才更重要。这是后话。
跟校友聊了个把小时，车到绵阳站停靠，乘警终于挤了过来，详细了解情况，记录案情，嘱咐大家看好财物，又挤到别的车厢去了。
受到此次惊吓，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单独坐硬座火车，没有结伴，一定想方设法搞张卧铺票。
火车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行进在山水之间。有的人终于站不住，蹲了下去，使车厢更加拥挤，有的人肚子饿了，开始吃喝，地板上的垃圾越来越多，各种包装袋果壳皮瓜果皮厚厚一层，覆盖了地板。幸好火车开着，空气尚算流通，人多热气大，在冰天雪地的陇海线上行进，也不觉得冷。
厕所里都挤满了乘客，上厕所就别想了，喝水，仅限于润喉，万不可人为制造排泄难题。我曾看到过一个乘客吃坏肚子，拉了一裤裆，狼狈不堪，搞得满车厢臭气熏天。
有的无法上厕所，只能抬起车窗，迎着窗外呼啸的寒风，众目睽睽之下，把相关工具伸出窗外，往外一排了事。一直到过了南京，陆陆续续有乘客下车，才实现厕所自由。
03
啊，春运
1980年，中国公映了日本左翼电影《啊，野麦岭》，电影讲述1903年2月，日俄战争前夕，100多个年轻姑娘从各自居住的山村出发，结伴翻过白雪皑皑的野麦岭，到山下的缫丝厂打工的经历。
电影里，工厂主的贪婪与狠毒、女工之间的友情和矛盾，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收入，卑微的生活与宏大叙事交织，构成一幅日本工业化时期的立体画面。
彼时因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引进了符合价值观的日本电影。但改革开放刚刚启动，总体而言人们还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一般中国人有几个能看懂《啊，野麦岭》这个发生在上世纪初的故事？
他们要亲自路过自己的“野麦岭”，是十多年以后的事，只有十多年后，他们才能体会翻过“野麦岭”将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在日本是“野麦岭”，在中国是“春运”，在现代化路途上，每个国家都不是欢快的，都有类似转型苦头，有的短暂一些，有的反复啃吃。
如今，中国的“春运”已经从痛苦不堪的暗黑之行悄然成为一种适意的旅行，它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发生变化。但1979年的日本在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第二的时候，尚且不能忘却他们数十年前遭受的无尽苦难，我们大概也不能忘却是怎么从20年前走过来的。
生活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它有自己的脉络。如果说《繁花》是上海城市原住民发展的A面，那么，成千上万占如今上海城三分之二的外来人口进入上海的历程，就是《繁花》的B面。
忘记自己从何而来，也就迷失了未来的道路。
*题图来源于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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