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城市里的孩子肯定有过被窗外的叫卖声吵醒的记忆，“磨剪子，锵菜刀”的、剃头的、卖发糕的……
这些移动小商贩的声音，构成了过去街头的背景声。而今的城市，背景声早已是持续不断的胎噪的嗡鸣，道路变得宽阔，留给行人的空间越来越小，流动的小商贩，只在地铁站门口偶尔可见。
城市里的有些东西已经悄然改变，曾经那些构成城市的印象，已经变成了遥远的记忆，成为了某种历史。
在《消失的古城（增订本）》中，王笛教授以成都为例，展示了一座中国城市过去的模样，那时的城市，门总是敞开着，邻里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小贩和卖艺人在每一条街道上游走。
下文摘选自《消失的古城（增订本）》，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在传统的中国城市，普通人是街头的主要使用者和占据者。成都居民把街头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空间，他们的房子与街头接近，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经常就发生在街头。成都居民的住所有公馆、陋室和铺面三种类型。公馆一般坐落在城北和城南，有围墙和门房，大多是富户和大家族居住，巴金的《家》便对这种公馆有细致的描述。有的大家族败落以后，公馆也被多个家庭共住，这种公馆多称“大杂院”。陋室散布全城各处，但大多集中在西城，为下层人们的住所。沿街的房屋称“铺面” ，许多是底层做店铺，二层做住家。但铺面里亦有大量的一般住家户。他们不用走远便可到街头市场购物，甚至许多日用品跨出门槛在街檐下的货摊上便可得到。一位旅居成都多年的英国人徐维理（William Sewell）写到，每当晚上，他所住的小巷“两旁已打烊关门的商铺前有许多小摊，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橙子和花生整齐地码成一堆，香烟可成双成单地卖”。笔者2001年10月在大慈寺后面的和尚街拍摄了一张照片（见上图），显示当时成都市民仍然以街头作为市场，从照片中可看到，自行车既是运输工具，也是卖蔬菜人的货摊子。这些卖蔬菜和肉的摊子就摆在居民住家门口。左边还有一个“治鸡眼”的幌子。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豪华的“太古里”了。铺面在每一条街道的两旁，或为民居或出租给店铺，在东城商业区这种房屋多用作店铺。住在铺面人家的小孩，基本上就是在街面上长大的，那里就是他们的游乐场，所以成都方言里，在社会底层长大的小孩被叫作“街娃（儿）”。住在街道两旁的人们在他们的门口和街边从事各种活动。如果他们有事找邻居，只要跨出门槛便可。不管是日常事务，还是紧急情况，他们都可以很快请到邻居帮忙。邻居之间一般的日常用品也可以借进借出。如果哪位居民感到无聊，他只要走出门就可以与邻居们闲聊。在街边的住户基本不存在隐私，为了方便进出，也为了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入光线不足的内屋，面朝街道的门总是开着，好奇的路人也可以瞥一眼屋里的风光。这种状态基本维持到改革开放城市大拆迁之前。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小时候住在单位大院里面，上小学时，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他几乎要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特别是放学的时候，沿街一家一户，都觉得好奇，会停在门口，看别人家里的生活，几年下来，对沿街的每家每户情况，家里多少人，起居有什么规律，喜欢做什么饭，经济状况好不好，夫妻是否和谐……都了如指掌。普通市民是成都街头的主要占据者，由于缺乏官方控制，街头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以及谋生，提供了许多机会。普通民众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谋生。生活条件差、休闲设施缺乏的人们，在街头巷尾或简陋的茶馆等公共场所，可以找到廉价的娱乐。 在19世纪西方的工业城市，按照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其名著《公共人的衰落》中所说的，由于工作场所与居住地的间隔，在那里“住在城里不同社区的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是在成都以及其他中国城市中，下层居民生活和做工经常是在同一区域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密切，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在邻里或街道上，人们彼此认识，遇到不认识的陌生人他们就会仔细地观察和打量。这些地方信息也易于传播。在过去的街坊，哪家哪户有任何事情发生，无论好坏喜忧，瞬间便可传遍整个街区。人们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隐私。正是这样的亲密关系，给居民们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居民们对小贩和工匠上门找生意并不感到烦恼。人们只需走几步就能到街头摊点、茶馆、小店和理发店，这些地方不仅提供日用品，满足居民的日常需要，而且也是社会交往中心，人们在那里互通信息。晚清成都有六百多个茶馆，六百多个理发铺，加上街头巷尾，便是人们社交和传播小道消息的好去处。这种生活模式下，人们相互信任，相互帮助，一个院子共用的水井，就是人们边洗东西边聊天的社交场所。如果家长有事出门，可以放心把小孩交给邻居看管；上班的人经常把钥匙交给邻居，便于家人回来进门……他们和附近的劳工、小贩也很熟悉。小贩在门口卖东西吆喝，他们也不会感到厌烦。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非常依赖挑水夫，由于井水含碱量比较高，不适合饮用，市民饮用水必须从城外的河中取来，很多穷人以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运水为生。茶铺、饭馆以及家庭都需要这种服务。在清末的成都，有上千名这样的劳动者每天从河里挑水，还有许多人从二千五百多口水井中取水，把饮水和日常用水送到人们家中。几乎每条街上都有他们挑水所洒下的水迹和汗迹，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古铜色的流着汗水的后背，有节奏地闪进千家万户。这些挑水夫将这个行业的一些优良传统保留下来。成都的老人今天回忆起挑水夫仍充满感情和美好记忆。当代著名作家何满子，抗战时住在成都，他回忆到，挑水夫多不穿鞋，这并不是他们为省下鞋钱，而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使然，因为赤着脚，他们便能走到河中间去取最清亮的水。对大多数挑水夫来说，挑水不仅是谋生，而且是一条与邻里和社区联系的途径，比如帮助老人或有患病者的人家做杂务。一名老成都人写到，他认识的一个挑水夫负责华兴街一带几十个家庭，总计百多人的用水。每挑来一桶水，他就在主人的大水缸上画一笔，五笔就是中文的“正”字，一个“正”字代表五桶水。到月底，每家的水费按“正”字的数量收缴。挑水夫和用户彼此信任，从来没有在支付问题上出现过混乱。这种信任在成都很普遍，在这里，邻居彼此认识并且几乎每天都要发生联系。传统的、邻里纽带紧密的社区中，人们生活在一个无论是城市空间还是社会空间都彼此熟悉和平等的圈子里，人们的认同感和信任感非常强烈。随着城市的现代化，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提高了；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导致传统社区结构被彻底打破和消失；无处不在的钢筋水泥，阻隔了人们的直接交往。这也是人们为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吧。现在的中国城市， 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居民住进了高楼，邻里间很少交往和互动，甚至和住隔壁、对门的人家，没有任何交集。毫无疑问，居住模式的改变，使中国传统城市社会中的那种紧密的邻里关系，正在一天天远去。虽然“街”是必不可少，但是“街坊邻居”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消失，很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个词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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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城市，虽然街道的基本功能仍然是交通，但人们也普遍用其作为自由市场和休闲空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公共空间。至少早在宋代，中国城市的商业活动就非常活跃，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商业最为繁荣的城市，街头是除了店铺外最重要的商业空间，而且商业的发展产生了丰富的街头商业文化。在古代成都便形成了街头月市，这成为重要的街头商业和庆祝活动，人们可以在一年内参加12个月市，即灯市、花市、蚕市、锦市、扇市、香市、宝市、桂市、药市、酒市、梅市、桃符市。尽管我们对月市起源并不清楚，但在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里对这种街头市场便有生动的描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
清末文人庆余便写有《成都月市竹枝词》24首，每个月市两首，生动地描述了这些每月一次的盛大商业活动。这些活动反映了繁荣的商业和丰富的商业文化。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灯市未残花市到，春风何处不相逢。”在这些月市中，花市最为热闹，当春天来临，花会会址青羊宫游人如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称：“青羊宫里仲春时，赶会人多密似蚁。”沿着锦江河，行人、马车、轿子络绎不绝，数百花店设摊卖各种奇花异草。成都人喜爱花草，当花会来临，“青羊小市卖花天，何惜缠腰十万钱”。花会特别吸引妇女，这样的日子对她们来说犹如节日，一首竹枝词中的妇女便“一夜闺中嘱夫婿，明朝多买并头莲”。花会实际上成了一个商品交易会，那里“货积如山色色宜”。除了这些特殊的集市之外，成都居民把街头变成了日常的市场。商人、小贩没有任何限制地在街头出售商品。一些街道变成了专门化的市场，如盐市、鱼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猪市、果市、花市、柴市等等，据一个西方人观察，“不同的交易分别占有各自的空间，有的街由木工、靴铺、皮毛铺、刺绣、旧货、丝绸、洋货等分别充斥”。纱帽街经营各种戏装行头，因而优伶们是那里的常客。小东门街、娘娘庙、安顺桥则是买卖花的去处，人们去附近庙宇进香献花都在此购花，据说每天可售花千篮以上。刻字匠集中在盐道街，裱画师在藩司街，丝绸店集中在按察司街，会府为古董店，各种铜、木以及瓷佛像有售。棺材店多在东门附近的水井街和双槐树街，有二十几个之多。许多由此而得来的街名沿用至今，如盐市口、珠宝街、鹅市巷、棉花街、骡马市等等。学道街则是书商的中心。日本人米内山庸夫在他的《云南四川踏查记》中描述了他怎样在学道街购得82套关于四川、西藏和长江的地理方面的书。东门外的一洞桥为成衣市场。一些著名的店铺也出现在竹枝词中，如草药铺纯仁堂、出售眼药膏的半济堂、出售高档中药的同仁堂等。有首竹枝词称“试问谁家金剪好？无人不道‘烂招牌’”，就是说有一家叫“烂招牌”的剪刀铺质量最好，以这个作为店名，无不反映出成都人的幽默。小贩是中国城市街头最抢眼的人群，他们为城市生活带来了活力、色彩和极大的生机。不过，成都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司空见惯的，很少记载下细节，而外国人到成都后，便立刻被这种丰富的地方文化所吸引，留下了珍贵的记录。美国传教士裴焕章（J. Vale） 1906年写道：“这个城市好像有数不尽的方式，让他们通过做小生意来谋生。”他估计成都街头大约有150种不同的小贩，销售食物、日用和妆饰三大类商品。小贩们的资金很少，利润又有限，但是他们的生意可得到迅速的回报。他们的商品不仅能适应各个不同的季节，而且可以根据买主的需要采买物品。老年人和不能做繁重劳动的妇女往往以此为生。图/网络
《通俗画报》1912年发表一幅漫画，标题是“炎凉世界”（见上图）。它的注释讲到，过路人在嘲笑卖水人的红阳伞，因为在清代，这样的伞仅供官员使用，但是现在它已经被降低等级，开始为下层阶级服务。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是双关语，即卖凉水者给路人提供凉快，但是革命后这种“高贵”的阳伞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世态炎凉”啊！每天清晨，各种各样的小商贩登上了他们的舞台——街头，从而在都市生活的交响乐中，开始了他们一天的表演。小贩们的叫卖声成为成都“城市之音”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贩们的吆喝，对当地居民来说，再熟悉不过。每一种小买卖都有其独特的叫卖方式。铜锣和铃铛是最常用、最能引人注意的工具，“当它们发出声响或被敲击时，居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便会知道某种小贩的到来。”小贩们带着货箱，大声吆喝，吸引买主来看他们的玉器、针头线脑、熏香和其他日用品，女顾客则为此讨价还价。如果是类似的商品，小贩们可以用不同的鼓声来加以区别：卖菜油的小贩敲一面半月形的木制锣，卖芝麻油的小贩打一个瓷碟大小的薄黄铜盘，但卖其他食油的小贩摇晃拨浪鼓，卖豆腐的小贩敲个尺多长的空竹筒。卖甜食、玩具和其他玩意儿的小贩，最受孩子们欢迎，他们敲击一面直径大约20厘米的黄铜锣宣布他们的到来。那些经营刺绣和价格稍贵的陶器的小贩，使用的是直径比黄铜锣稍小一点的鼓，其敲鼓的方式独特而有味道。裴焕章写道：“使劲地敲打一下之后，敲击速度越来越快，直到鼓声在风中持续不断地回响。这样，即使在几百码以外的买主也能听到。”居民们能迅速地辨认出不同小贩和手艺人的叫卖声。一首竹枝词写道：门外忽来卖货郎，连铃鼓动响叮当。婢供驱使娘弹压，挑拣全凭女主张。
一位老茶客回忆当年买卖旧货小贩抑扬顿挫的吆喝声，记忆犹新：“牙齿，牙齿，金牙齿；手表，手表，烂手表。要不要珍珠？要不要玛瑙？要不要珊瑚？要不要茶壶？……”从早到晚，商贩们在街头来回游走，用他们独特的声调吸引顾客。黎明时分，城市被从茶馆、街边小店、手推车传出的各种杂音和小贩的吆喝声唤醒，街头巷尾到处充斥着“耙豌豆！”（耙豌豆就是煮得很软的豌豆）、“豆芽儿！”的叫卖声，这都是一般家庭最普通的菜肴。夏天，卖驱蚊烟的小贩典型的吆喝声为：“蚊烟，药蚊烟！买香料的蚊烟……”这样的吆喝声甚至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成都还可以经常在街上听到。卖食品的小贩，几乎到处都能摆摊设点——街角、人行道、寺庙，或茶馆外甚至官府门前。这些公共空地，都是他们支起货摊做买卖的好地方。成都尤以美食闻名，特别是芳香可口的小吃，吸引众多食客。清末，外国旅行者把卖小吃的摊点叫作“街头厨房”（street kitchens）或“流动饭馆”（itinerant restaurants）。那些街头食摊每天营业的时间很长，通常是从黎明到午夜。其设备很简单：一根扁担，一边挂木桶，里面放着锅碗瓢盆，另一边挂炉子。一个抽屉可以随意打开，里面装满了豆瓣、酱油、红辣椒、姜米、香料和泡菜等调味品。有的街头摊点也摆放了几张桌子和几条长板凳，但大多数顾客只能站着或者蹲着吃，人们也并不以此为不便。 普通人特别是体力劳动者是食品小贩的主要顾客。在路口有很多饮食摊为路人和苦力供应早餐，到这里吃东西的主要是轿夫、鸡公车夫、人力车夫和搬运工。在开始他们一天漫长而艰苦的劳作之前，他们需要一些“暖身的东西”。他们喜欢吃鸡蛋大小、中间夹有黄糖的汤圆，正如一个传教士观察到的：“三四个小钱就可以买五个热腾腾的汤圆，这将在早餐之前为走六七英里路（引者注：约20里路）垫肚。如果没有这顿温暖的小吃，贫困不堪的苦力是很少开始工作的，特别是在秋冬两季。”一位外国旅行者回忆到，当卖油煎小吃的小贩经过街头时，“他们几乎不自觉地就会叫住他，品尝他的食品”。成都人喜爱吃油炸的、面粉制成的锅魁和油条。另一种在劳工阶级中受欢迎的食品是饺子。在竹片编成的圆蒸笼或发亮的罐子里，饺子保持着热度，当他们“下市后在回家的路上或是在负荷重物需要一份快餐时”，就可以吃饺子。日落后到上床睡觉之前，居民们也喜欢走到外面买一碗面条，“滚烫的热度，可口的鲜汤，与顾客选择的作料一起调出美味来”。卖日常用品的小贩也遍及全城，妇女们经常同他们讨价还价。卖花的小贩日夜在茶馆和街头出售篮子里的鲜花。卖鲜花、植物、首饰和外国小玩意儿的小贩，被称作“花担子”。那些挑着货担或扛着麻袋在街上收购废旧书报、纸张和衣物的人，叫作“收荒”。在街头游走的书商把他们的书悬挂在“事先准备好的竹架上，在街头、茶馆或戏园子里走来走去，兜售图书”。有些小贩只有在四川才能见到。一类是“装水烟”，在外人看来是“一种有趣的职业”。装水烟的人通常在茶铺、烟馆、酒肆、戏园和集市上做生意。他们待在那里，如果有顾客要吸烟，他们就把黄铜水烟壶和烟丝递上。如果烟枪不够长，他们有备用烟管连接。这个方法适应了茶馆里十分拥挤的状况，那些水烟贩不用移动就能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方便为更多的烟客提供服务。一般的价格是两个铜钱抽五口，但一些烟贩也给顾客“分次吸食的权利，即当天吸两口，以后无论何时水烟贩遇见他，再吸剩下的三口”。这种灵活的方式适应并满足了不同层次顾客的需要，即便是非常贫穷的人也能抽上几口烟。这种长烟管，在20世纪50年代的成都茶馆里仍然可见。与“水烟贩”一样，“烘笼”也是地方物质文化的一种，由于成都的燃料昂贵，所以成都平原的居民们除了做饭外从不生火，以节约燃料。在冬天，一些小贩出售暖手暖脚的烘笼。烘笼是手工编制的竹器，里面是由土陶罐做成的小炭炉，装有木炭或木渣，生着微火，以供取暖。暖手的“烘笼”，言下之意是用手捂着，但暖脚的篮子却是放在长袍下面的。远远望去，对外国人来说，看起来“就像怀着孩子的女人挺着肚子”。这东西简单而又便宜，甚至最贫穷的人也能买得起。 小贩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确保他们的生意顺利。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他们游走于大街小巷，竭尽全力地、不分昼夜地谋生。他们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找到买主，知道怎样以最低的价格进货，知道有多少利润就卖掉手中的商品，也知道怎样使他们的商品更能有卖相。传教士徐维理（William Sewell）描绘过小贩们利用各种机会赚钱的情形。例如在成都遭水灾后，洪水刚退，“卖面条和豆腐的小贩就来了，他们敲着罐匙，噼里啪啦，吸引顾客”。即使战争也不能让小贩们停下手中的生意。1917年成都街头的巷战尚未完全停息，小贩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兜售货物和食品了，而此时正规的商店不会开张营业。大多数小贩都努力挣“诚实钱”，但也有一些小贩雇人假装买货以诱骗顾客。有些小贩特别是卖糖果和食物的，用诸如掷骰子或抽奖的游戏来引诱过路人。这些做法被认为有欺骗性，精英们想方设法予以禁止。无数的街头小贩与固定的商店将街道连接起来，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商业空间，对形成城市活跃的街头文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街头小贩、工匠、手艺人，以及各种临时雇工，为市民的日常需求而工作。如果没有他们，不但人们的日常生活会有许多不便，而且这个城市将会失掉许多生机，会显得沉闷而没有了蓬勃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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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过去的中国社会，对我们今天的普通人来说，重要吗？当然重要。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习俗、审美等诸多方面，仍然深受过去长期形成的社会行为和文化传统影响。了解过去，我们才能更自在地活好当下。而通常，我们了解的历史，多是王侯将相、知识精英、英雄豪杰，少了普通人的生活。本书则聚焦微历史，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法，从一个个普通人和家庭的故事，逐步延伸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展现人口的变迁、衣食住行、农村和城市的形成、秘密社会、风俗习惯、文人与教育、宗教信仰、法律与社会、宗族与家庭等等，让大家看到更细节的中国。
《那间街角的茶铺》，是历史学家、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王笛的新非虚构历史读物。作者以1900—1950年的成都茶铺为中心，运用田野调查、官方档案和小说诗歌等资料，以微观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深描的文学写作手法，生动展示了成都茶铺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以及在那个公共空间中呈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这本书也是继续践行“为民众写史”这个历史使命。写历史，需要有细节；有细节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似乎缺乏宏大的叙事，但是却为宏大叙事提供了支撑。那些似乎不经意的鸡零狗碎，却是回归历史现场的定海神针。——王笛
本书是历史学家王笛关于中国城市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总结。该书一反作者过去实证和个案研究的风格，把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放到更抽象的层次上。宏观与微观、利用文学和图像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方法论、新文化史的取向、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以及新城市史研究的路径、城市文化与公共空间研究的基本概念、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关系等等，书里面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本书显示了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史学素养，我们得以了解王笛那些脍炙人口的专题研究后面的深层思考，让我们看到那些理论是怎样转化为实证和经典的个案研究的。在结论部分，作者比较了柯布西耶、芒福德和雅各布斯对城市发展的三种不同理念，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城市皆有非常大的启发。第一编《书写城市的日常史诗》是专为此次修订而写。
《消失的古城（增订本）》是历史学家王笛对晚清和民国初年成都历史和成都人日常生活的生动讲述。作者以流畅的笔调，描绘了大众文化的丰富多彩，展示了这个城市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折过程。从书中，可以看到人们坐茶馆、逛庙会、庆祝节日等各种活动，茶客、苦力、小贩、工匠、挑水夫、剃头匠、乞丐等三教九流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以及现代化和社会变迁对他们的影响。
袍哥是1949年之前活跃于长江中上游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影响力与青帮、洪门不相上下。当其*盛时，川省约有70%成年男子加入，影响力及于各个角落，在川军、湘军中影响巨大，也是清末革命中的重要力量。《袍哥》从一桩1939年的杀人案和一本尘封七十多年的报告出发，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组织及近代基层社会的权力运作，审视了袍哥成员及其家庭在动荡的大时代下个人命运的沉浮，揭开具有神秘色彩的袍哥世界的“日常”面目，呈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生动的近代川西社会图景。本书以中国内陆城市成都作为研究对象 ，以“叙事”的方式考察公共空间 、下层民众、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的关系，将“街头文化”作为中心，展示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从城市的外观 、民间艺人的表演到民众谋生的方法以及对街头的争夺等。
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有着紧密联系，他们创造并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当改良者试图对街头的使用进行控制时，便引起了下层民众为其生存空间的斗争。随后在革命运动中，民众又以街头作为政治反抗的舞台。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中，民众和精英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组织自卫活动捍卫他们的生存，同时也是维护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与以往研究的角度不同，本书力图把人们的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民众，从沿海转向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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