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悲惨故事：有种罪叫曲婉婷做音乐
你眼中的音乐，能有多“肮脏”？
“肮脏”这个词，无论如何，都看似和“音乐”搭不上。
“音乐”，向来适用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褒义词，它应该是这个总是存在着各种“问题”的世界留给人类的最后“避难所”——不管发生了什么，只要有了音乐，生活就还不算太糟。
但是你是否想过？我们享受过的那些美妙的乐器、琴声，背后也许早已写满了活生生的生命和家庭被“人祸”荼毒的罪恶昭彰。
如果你对上面的文字感到意外，请耐心听我讲一个以“人皮”和“人骨”当乐器、以血腥充美妙，演奏给十四亿人听的故事。
本故事纯属真实。
2009年，中国，东北，哈尔滨，几个工人打算自杀。这些工人无一例外，都是90年代东北“下岗潮”的受害者：国企改革让正值壮年的他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
只要人还活着，失去工作也不算什么。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困难，是新工作不能靠“找”：国有企业是东北经济的命脉，在广东和江浙沪地区早已靠着私企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后知后觉的东北人还根本没有“经商”的概念。想要有一份工作，除了进政府当公务员，就是进国企当工人。
靠打工工资攒下来的微薄积蓄，坚持不了多少时日，无数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下岗工人，急切地等待着靠一笔钱来维持家用，也需要靠这一笔钱来决定自己是离开东北，还是留在这块土地上做点儿小生意。
这笔“救命钱”，就是国家发给下岗工人的补偿款和安置款。在哈尔滨的“种场”，这笔款项总额共计有一千多万元。
种场的下岗工人暂时被安置在了一个叫做“职工家属院”的地方，苦苦等待着有人能把安置费交到自己手上。东北是块苦寒之地，一年当中至少有六个月都“千里冰封”，冬天转瞬即至，天地寒冷难耐，令人吃惊的是，职工家属院里居然没有供暖。
这个时候，室外温度已经接近零下四十。
没有室内供暖，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活。
哈尔滨道里区副区长张明杰有个女儿，名叫曲婉婷。这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张明杰看出她爱好音乐，也在音乐上非常有天赋，她非常高兴。
2009年的某一天，副区长张明杰突闻国企改革将至。
这次经济改革，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征收一部分土地，二是撤销原来的很多国企岗位，给工人一笔“买断工龄”的费用，让他们自谋生路。
张明杰在2009年用一双最奸最毒的眼睛看出了其中的“道道”：她利用职权之便虚构了原种场土地使用权已转移的事实，拿到了征地款共计3.4985亿元。
三亿之外，还有一千多万元的“种场”下岗工人补偿款和安置费。
2009年，加拿大Nettwerk音乐公司签约了首位华人合约音乐人，这个音乐人的名字叫曲婉婷。人人都知道她“出身富贵”，在加拿大开着豪车、住着豪宅，用最好的乐器，雇最贵的乐队，有着令人艳羡的奢侈生活。
成名之后的曲婉婷曾为母亲张明杰写过两首作品，《你的女孩》是其中一首，里面有一句这样的歌词：“我不在乎流言蜚语，我并不在乎别人说什么（I don't care what people say），我只是你的孩子。”
网友以雨果的《悲惨世界》作为回击：“你可听见人民在呐喊？（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就在曲婉婷于加拿大出道的2009年，在凛凛寒冬里失去了养家糊口的工作，又苦苦等待补偿款而不至的几个工人，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了自杀。
欧洲有句老话，用汉语翻译过来叫作“三代出一个贵族”：第一代，当海盗，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攒够了第一桶资本；第二代，拿着打家劫舍的钱明面上当绅士，暗地里依旧坑蒙拐骗无恶不作，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第三代，就成了贵族，学艺术、搞学术，占据文化话语权，和“下等人”拉开差距——他们也许永远都不会承认，把自己捧上贵族神坛的，恰是无数“下等人”的累累白骨。
曲婉婷，就是这样的“贵族”。
“怎么评价曲婉婷？”
知乎上的一个答案最到位：“人皮做鼓，人骨为梆。民脂民膏烧出来的音乐，我听不了。”
有着高贵明星身份的曲婉婷，我想讲几段东北下岗往事给你听。
比利时导演奥利维耶曾和王家卫合作过一部禁片，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下海》。
这个“下海”并不是健康的改革开放初期“创业潮”，而是指在90年代东北“下岗潮”席卷东三省的时候，大批下岗的东北年轻女性因为走投无路不得不用“皮肉”给自己谋生计：她们听说法国需要大量的中国保姆，于是抱着“能混口饭吃”的心态不惜背负巨债出国。
到了法国才知道，“当保姆”只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语言不通身份不明的亚裔人，根本不在法国人的雇佣范围之列。当生路已经近乎被堵死，仅仅是为了活着，她们只能放下一切尊严被迫站街。
没有身份就没有法律保障，加之语言又不通，常常不得不面对同胞的歧视和嫖客们的辱骂和殴打，作为“黑户”，她们根本没有任何合法手段能用来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能忍受其中艰苦的东北女人，不出数年便在距东北万里之遥的法国客死异乡。
你觉得她们足够凄惨么？其实她们还是90年代东北下岗潮里“混得好的”。
公映电影《钢的琴》里，有个不太引人注意的片段：当时沈阳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卖身为生，供养一家三四口。傍晚时分，丈夫用辆破自行车把她驮到场外；午夜下班，再用这辆破自行车把她默默拉回家。
另一户家庭也因夫妻共同下岗而生活艰辛，读中学的儿子某天回家想要一双新运动鞋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他妈妈为此搜遍“家底儿”都攒不出这几十块，委屈变成了愤怒，开始抱怨自己丈夫“没本事”。
男人一声不发，吃完了晚饭之后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曲婉婷，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是“戏剧化处理”了的故事，那我告诉你，“下岗潮”里最真实的东北，只比这惨烈一百倍：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天，在外面伸出手都会冻得生疼，一座座低矮的小破砖房和一个个冒着黑烟的小烟囱是东北穷苦人仅有的取暖之地。很多穷人，冬天在这样的小破房子里因为一氧化碳中毒而去世。
当壮年劳动力没了工作，必然无力奉养年过古稀的老人，老人医保卡里已经没有钱了，不管多重的病都只能给用点象征性的廉价药。至于疗效，只能寄希望于心理作用，活一天是一天。
当时，能够改变他们命运、或者多多少少不会把他们逼上绝路的唯一希望就是那笔不小的补偿款和安置费——而这，却成了曲婉婷十六岁从容奔赴四季如春的加拿大开启海外贵族生活的资本。
被贪污的近四个亿，能在生存无望的濒死绝境里救活多少个人，多少个家庭？
这些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家庭，为你的豪宅、超跑和香奈儿，为你的乐器、乐队和音乐梦，充当了供你挥金如土的祭品。
极端不堪的故事讲出来，也许污染了你曲婉婷的耳朵——北大荒土地上的再多冤魂，生前也只不过都是些月薪不到一两千元的穷苦人，他们面目衰苍，衣着肮脏，为了生存不得不学会暗室亏心和男盗女娼。
但即便把尊严和血汗都抛尽，临死之前，都未必能有足够的积蓄能给自己买一口简陋的棺材。
曲婉婷不一样，你是个用东北无数穷苦人的鲜血给养出来的加拿大贵族。为了能够光鲜漂亮地登上你心目当中的“音乐殿堂”，你穿着人皮制成的厚重礼服，用镶满钻石的坚硬高跟鞋，一脚踩穿了你亲生母亲的脑袋。
当时带着三亿巨资和母亲的无限希望奔赴加拿大的曲婉婷，只有十六岁。她也许确实对大人的事情“不太懂”。一个未成年人，也完全无力干涉自己母亲的所作所为。
谁都不是纯粹因为她母亲的非法行为而苛责于曲婉婷，但当东窗事发的时候，她却早已是一个有是非观的“大人”，于公于私，把三亿赃款尽可能多地退回来，都是曲婉婷所能够做到的最有诚意的“忏悔”，也是她能为她母亲争取减刑和社会原谅的唯一办法。
曲婉婷退了么？没有，她永远都不会退。
自东窗事发到她母亲落网的这段时间里，曲婉婷依旧在她加拿大的豪宅里过着穷奢极侈的日子；在和温哥华市长谈恋爱、秀恩爱。
依旧在做她的音乐梦，各个平台发歌儿不断；为了做做样子，时不时在网上“云孝顺”，歌颂自己的母亲是“英雄”，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无限挂念，口口声声说什么“会有清白”。
但实际上，就在她母亲的案子开庭当天，曲婉婷都没有出现在法庭内外。
曲婉婷为她的“英雄”母亲做过的最大贡献，是一直在以各种方式催审判、催开庭，就连律师都非常惊讶：犯罪嫌疑人每被拘押一天，都会在判决以后折抵刑期。最着急开庭和着急判决的，常常都是法院，曲婉婷何以会对一纸注定有罪的宣判这么心急如焚？
曲婉婷的如意算盘，早已打得震天响：她想用自己母亲的命换来自己安稳享受这三个亿；用这三个亿，换来自己一辈子的纸醉金迷和穷奢极侈。
娱乐硬糖在2016年的一则报道中援引了一位律师的观点：“若是认罪，就要退赃，但还有个死缓的机会。但这家人可能是豁出去了，也要保住钱。”只有早一日判决或者说自己的母亲早一日被枪决，她心里的这块七上八下的大石头，才能最终落地。
某种程度上，曲婉婷和她母亲的关系，只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首《我的歌声里》，是曲婉婷的成名作，曾经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广为传唱。
这本也是一首不错的歌儿，温婉的钢琴声奏出了美妙的旋律，当钢琴声缓缓落下，曲婉婷颇有“欧美味儿”的嗓音出现了：“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和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
只是不知道，你美妙的歌声里，是否也有过东北下岗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孩子和老人们的悲欢？
是否哪怕有过那么一秒，他们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千里冰封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最后选择自杀的惨戚身影，也曾存在在你深深的脑海里？
也许从来都没有：他们命如草芥，他们的全部身家也许还不够作为“音乐人”的你买一架漂亮的钢琴，他们不配进入你的贵族世界；就连那个被你口口声声称之为“英雄”的母亲，和你的荣华富贵比起来，也是同样的不值一提。
你的“英雄”是自作孽，死有余辜。那些“下岗潮”里哈尔滨土地上的亡灵和家庭，何其无辜？尔今，三十个亿、三百个亿……也再买不回他们本不该那么凄惨和绝望的人生了。
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用@罐头辰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吧：
“我希望法律可以满足你的愿望，让你那连工人们保命钱都要贪的母亲，能在黄泉路上，见见那些绝望的老人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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