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历史】巴勒斯坦的口述历史、集体记忆 与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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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

口述历史、集体记忆与

民族认同

邓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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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48年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国，而巴勒斯坦人则错失建国机遇。受犹太复国主义影响，以色列传统主流历史学家运用大量的官方档案资料建构以“犹太民族家园”为中心的叙事。而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机构和档案文献的缺席，巴勒斯坦难民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经历以及之后流亡的历史在国际社会鲜有提及。为争取民族权利，以瓦利德·哈立迪、罗斯玛丽·赛义格、努尔·马萨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通过收集黎巴嫩等地难民营难民证词重建以乡村记忆、灾难记忆、回归记忆为基本内容的民族叙事，其突出特点是农民、妇女、贝都因人等普通群众以及部分犹太人参与巴勒斯坦民族历史书写。口述历史叙事强化了难民对巴勒斯坦地域、文化与政治的认同感，塑造了共同的民族意识，维护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促进了民族国家的构建。

关 键 词  巴勒斯坦  口述历史  集体记忆  乡村记忆  灾难记忆  回归记忆  民族认同

作者简介  邓燕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生（郑州450001）。

在发展中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个人和族群的身份认同面临历史虚无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多重挑战，集体记忆成为当代国家、群体和个人寻找归属感的路径和表现形式。集体记忆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对记忆和认同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认识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维度。口述历史因其对“活的历史”和“多元历史”的强调在关于记忆和认同的研究中显得非常重要，通过对个人历史与公共议题的结合，口述历史在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国际口述历史学界一般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于1948年创建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视为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标志。在美国的影响下，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在世界各地兴起与发展。巴勒斯坦史学界具有相当悠久的口述文化传统，现代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口述史诞生于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口述史作为记录难民经历的重要工具，在进行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日益受到巴勒斯坦学者的重视。经过长期发展，口述历史从边缘走向中心，且成为巴勒斯坦历史学界的一个重要流派。巴勒斯坦的口述历史因其数量、地点、方法和主题的多样性在阿拉伯地区独树一帜，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作为口述历史研究的典型个案，研究巴勒斯坦口述历史的兴起原因、特点及其功能，对研究中东和平进程难以推进的缘由、地区民族争端中文化对抗形式、难民权利的维护以及集体记忆在散居群体政治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巴勒斯坦口述历史的

兴起与发展

巴勒斯坦史学诞生于民族主义运动之中，为推动民族和国家构建而书写。口述历史作为巴勒斯坦史学的重要形式，其产生与发展与巴勒斯坦人的独特历史遭遇密切相关。

（一）巴勒斯坦口述历史兴起的原因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的史学以旅行者的手稿、人物传记和城市编年史等档案文献形式为主，主要描述耶路撒冷、拿撒勒、雅法、海法等城市社会的发展状况，阐述社会、宗教、宗族或家庭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民族主义的发展促使阿拉伯史学家思考民族之命运，提出了统一的“乌玛”概念，否定犹太复国主义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史学叙事，认为阿拉伯人民合法地拥有巴勒斯坦，并主张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地区大约4/5的阿拉伯人被迫离开家园成为难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研究焦点逐渐由民族主义运动如何被击败、如何重新出现等问题，转向关注国家和个人的创伤经历及其对记忆和政治意识的影响。巴勒斯坦口述历史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第一，第一次中东战争使巴勒斯坦民族身份遭遇危机，口述历史书写成为维护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1948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严重破坏了巴勒斯坦的社会结构，破坏了巴勒斯坦人与其历史上的土地之间的联系。从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间，包括7万名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在内的大批阿拉伯人逃离巴勒斯坦，流落到周边国家成为难民。20世纪50年代，人道主义组织及西方学者常给流散在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以及伊拉克等地的巴勒斯坦人贴上“阿拉伯难民”的标签，“巴勒斯坦人”随着第一代阿拉伯难民的离去而逐渐淡化，而其中有不少难民获得居住国的国籍，成为以色列人、约旦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因此，自1948年以来，维持民族身份成为巴勒斯坦民族的当务之急。由于当时缺乏健全的国家机构或档案文件，而以色列的占领又使得建立和维持“公共档案”相当困难。由此，口述历史“档案热”在巴勒斯坦人中蔓延，无论是在拉姆安拉、海法、贝鲁特、利雅得，还是在伦敦和旧金山，个人和团体都试图采访老年人，记录难民证词的口述历史成为流亡知识分子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工具。爱德华·萨义德曾谈到，“记忆是保存身份认同感的有力集体工具。口述历史不仅仅可以通过官方论述和书本来保存，也可以通过非正式的记忆来保存。那是抵抗历史被擦拭的一座要塞，是抵抗的一种方法。”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家努尔·马萨拉曾指出：“叙事历史、记忆和口述历史已经成为巴勒斯坦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个分支学科，其功能是防止巴勒斯坦人民‘从历史中消失’。”

第二，民族文化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化过程中遭到破坏，是推动口述历史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一贯做法是通过对许多地名进行重新命名、对《圣经》时代遗址发掘、植树造林等各种手段将其犹太化，阿拉伯人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轨迹逐渐被抹去。另一方面，侵占或销毁巴勒斯坦档案也是以色列的基本做法，巴勒斯坦国家历史物质载体官方档案、家庭文件、遗址和文物、地图、民事记录遭到剥夺。以上两个方面的做法致使巴勒斯坦物质和精神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文化表现和特性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将恢复文化遗产视为一种抵抗性行为。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战争中的失利使之步入流散的深渊，其人口和历史记忆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很多难民都是农民，他们受教育程度有限，因此很少有回忆录或文献资料的存在，口述历史则成为保存文化遗产的主要手段。《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巴勒斯坦社会面临新的政治和文化风险。为了避免灾难记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从历史中消失，巴勒斯坦社会将记录纳克巴之前和期间第一代难民的证词视为一项国家最高任务，诸如萨利赫·阿卜杜勒·贾瓦德发起的“争分夺秒”等口述历史计划纷纷被提上日程。

第三，解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向国际社会讲述阿拉伯人遭遇的苦难，为建设民族国家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学术界及官方机构对于1948年战争后巴勒斯坦人逃离的集体记忆基本上都采用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此事件的叙述，认为巴勒斯坦人属于自愿撤离，主要是因为他们受到自己领导层和阿拉伯国家的鼓励。以色列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取代巴勒斯坦村庄和城镇，将世人对纳克巴的记忆从以色列犹太意识、西方公共言论以及官方媒体中抹去。西方学术界以及主流电影、艺术、音乐和新闻媒体机构，长期以来都将巴勒斯坦的叙述排除在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之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大都来自西方，受到西方支持。研究人员塞耶德·哈迪·博尔哈尼曾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高校使用频率最高的6本中东历史教材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其中以色列版本的教材就有5本。为证明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性权利，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竭力否定或忽略犹太人祖先曾经在此生活的历史，并且反驳犹太复国主义版本的1948年战争叙事。作为知识精英叙事的补充，口述史学成为重建巴勒斯坦民族叙事的重要途径，普通群众记忆中的灾难得以呈现。爱德华·萨义德论及创作《巴勒斯坦问题》的目标是“把巴勒斯坦的案例放在美国读者面前。这本书的对象不是阿拉伯人，而是西方国家读者，因为西方国家在巴勒斯坦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第四，口述历史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先例，它起源于更广泛的口述文化传统。在文字产生之前，口述历史作为一种交流手段对于文明的传播尤其重要，人们将口述历史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正如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保罗·汤普森所说：“事实上，口述历史就如历史一样悠久。它是历史的第一种形式。”在伊斯兰教早期，尤其是从七世纪开始，由弟子传述的穆罕默德言行录的真实性引起争议。著名的阿拉伯穆斯林历史学家布哈里（Al-Bukhari）通过走访穆斯林教众，收集、分析和比较各种版本，从而确定出公认的穆罕默德言行录版本。1948年以前，巴勒斯坦人以农村聚居为主，拥有高度发达的口述文化，耕作方法、财产界限、家谱、谚语、神话、历史、故事等各种经济、社会问题通过口述方式得以传播。“希卡耶”（Hikaye）是一种讲故事形式，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故事从女性的角度勾画社会结构，批评社会问题，反映中东阿拉伯社会和家庭问题。希卡耶于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讲古人”（Storyteller，al-Hakawati）是阿拉伯社会和文化中的另一种口述传统。1948年之后，被巴勒斯坦难民社区发展为保存文化记忆的“紧急科学”（Emergency Science）。正如萨迪观察到的情况：“纳克巴一代的许多巴勒斯坦难民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的孩子和彼此讲述着他们的故事。”总而言之，这些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以诗歌、流行歌曲、电影、讲古人等传播灾难记忆的丰富多样的口述形式为学术性和专业性口述历史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二）巴勒斯坦口述历史的发展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在难民营里的知识分子通过走访黎巴嫩、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约旦等地难民营，记录难民传统风俗、民间故事、家乡风景、传统舞蹈以及民歌，巴勒斯坦口述历史由此兴起。按照口述历史活动中心演变划分，巴勒斯坦口述历史可分为3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口述历史活动中心黎巴嫩流亡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中东战争后，海法、加利利地区等地75万流离失所的阿拉伯人中大约有11万逃亡黎巴嫩寻求避难。1953年，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黎巴嫩建立了16个难民营。谢哈卜将军统治时期虽然对难民营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但允许巴解组织在黎巴嫩设立办事处和文化机构。黎巴嫩难民营成为巴解组织领导民众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战场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分别于1963年12月和1965年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创建的巴勒斯坦研究所（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IPS）和巴勒斯坦研究中心（Palestine Research Center）为口述历史计划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自巴勒斯坦研究所成立以来，以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瓦利德·哈立迪、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和巴勒斯坦口述历史学家罗斯玛丽·赛义格（Rosemary Sayigh）为代表的学者，以研究机构为中心组织人员对难民营难民进行采访，收集难民口述证词，在期刊上发表难民口述证词和出版以难民口述证词为第一手资料的著述。

现代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口述历史的出现，以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菲兹·纳扎尔（NafezNazzal）的由巴勒斯坦研究所出版的著作《巴勒斯坦人逃离加利利：1948年》为标志。美国乔治城大学研究人员纳菲兹·纳扎尔授业于阿拉伯著名哲学家沙姆·沙拉比（Hisham Sharabi），他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巴勒斯坦人逃离加利利：1948年》以20世纪70年代初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收集的来自占巴勒斯坦村庄总数14%、加利利人口40%的32个城镇和村庄111名难民的口述证词为史料，对1948年战争期间阿拉伯难民离开加利利的情况进行了叙述，引起史学界对黎巴嫩难民逃亡加利利经历口述记录的关注。巴勒斯坦裔美国历史学家拉希德·哈立迪将其视为证明以色列驱逐阿拉伯人和剥夺阿拉伯人家园、财产行为的不可辩驳的证据。罗斯玛丽·赛义格、巴勒斯坦作家阿巴德·雅哈（Abbad Yahya）等学者，基本上都将纳菲兹·纳扎尔视为巴勒斯坦第一个专业的口述历史学家。20世纪70年代初，由拉希德·哈立迪担任主编的《巴勒斯坦研究》（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以及由爱德华·萨义德和易卜拉欣·阿布-卢格德创办的《阿拉伯研究季刊》（Arab Studies Quarterly），开始发表罗斯玛丽·赛义格等学者基于难民个人口述证词的论文，巴勒斯坦纳克巴之前和期间的历史通过普通难民的个人叙述得以还原与再现。罗斯玛丽·赛义格以黎巴嫩难民的口述证词资料为基础，完成了《巴勒斯坦人：从农民到革命者》一书，该书主要研究犹太复国主义兴起至流亡这一阶段的巴勒斯坦人历史变迁。这一时期，无论是罗斯玛丽·赛义格还是纳菲兹·纳扎尔，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没有将口述历史理论化，只是简单地加以记录。正如罗斯玛丽·赛义格后来回忆的那样：“在我研究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我只是简单地使用了大量别人告诉我的内容。我不知道口述历史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会助力于民族解放斗争。”

第二阶段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本土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爆发对黎巴嫩地区口述历史研究活动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一方面，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迫使巴解组织撤离至突尼斯，致使巴勒斯坦研究所学者与难民营阿拉伯人接触的通道被迫关闭；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洗劫了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并把研究中心的档案文献转移到了以色列。但在民族主义者的推动下，被占领土上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比尔宰特大学、纳加赫大学等高校的入学人数不断增加，各种类型的研究机构相继建立，推动口述历史、音乐、戏剧、绘画以及电影等民族文化项目的启动。口述历史活动中心由黎巴嫩转移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标志性事件，是比尔宰特大学以村庄居民口述证词为基础的《被毁的巴勒斯坦村庄》大型乡村纪念书籍出版项目的开展。1985年，在巴勒斯坦民俗学家谢里夫·卡纳阿纳（Sharif Kanaana）的指导下，比尔宰特大学的巴勒斯坦社会研究与文献中心出版了《被毁的巴勒斯坦村庄》纪念书籍系列的第一部。尽管这一工程在以色列的干预下曾一度中断，但后来于1993年在口述历史学家萨利赫·阿卜杜勒·贾瓦德（Saleh Abdel Jawad）的努力下又得以恢复。乡村纪念书记载了村民的谱系、村庄的政治状况、经济结构、教育文化及社会习俗等生活细节，在此基础上兴起的村庄史成为巴勒斯坦史学中极具特色的部分。

巴勒斯坦学者以高等教育机构和文化组织为中心，积极倡议口述历史计划。比尔宰特大学图书馆保存着参加1936~1939年巴勒斯坦大起义民族主义者的录音，并最早教授口述历史课程，随后伯利恒大学、纳布卢斯的纳杰大学、加沙伊斯兰大学也纷纷效仿。阿德尔·叶海亚在拉姆安拉东部的比拉（el-Bireh）建立了一个书写难民营历史的口述历史档案馆，其专著《巴勒斯坦难民，1948-1998：一部口述历史》由巴勒斯坦文化交流协会出版。1998年，在学校教员的倡议下，加沙伊斯兰大学在加沙地区创建口述历史中心。截至2013年，该中心共收集1 500个口述采访片段，主要记录1948年纳克巴事件、难民移居加沙以及此后的生活，确保遗产、苦难、抵抗和忍耐都记录在案。这一时期以阿德尔·叶海亚、罗斯玛丽·赛义格、努尔·马萨拉（Nur Masalha）等为代表的口述历史学家，将历史书写作为民族解放、妇女解放的武器，与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研究相结合，运用现代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发展以灾难记忆、性别记忆为书写核心的口述历史。

第三个阶段为巴勒斯坦口述历史档案数字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其突出特点是难民证词逐步数字化，以2000年在线社区“巴勒斯坦记忆”网站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历史研究的社会空间和地域空间得到进一步扩大。1998年第一次全国性的纳克巴纪念活动推动了纳克巴从个人记忆上升到集体和公共记忆，确立了纳克巴在巴勒斯坦国家认同中的核心地位，实现了纳克巴纪念活动的国家化。纳克巴口述历史在获得学术地位的同时，也逐渐获得官方的支持，从民间到官方的口述历史项目开始激增。随着巴勒斯坦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依托摄像机、录音、互联网等数字化新媒体，巴勒斯坦人利用网络空间建立广泛的跨国联系。2000年，萨拉赫·曼苏尔在美国建立首个记录难民1948年之前巴勒斯坦和纳克巴记忆的在线社区“巴勒斯坦记忆”网站，该网站收录了来自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难民的661段录音。戴安娜·艾伦和马哈茂德·扎伊丹于2003年至2006年间对黎巴嫩难民营144个村庄的纳克巴幸存者进行了450次的采访，制作完成超过500段记录第一代黎巴嫩难民纳克巴记忆的视频文件，并上传到“纳克巴档案”网站上。为了对阿拉伯大众艺术资源中心和“纳克巴档案”网站在20世纪90年代收集的1 000多个小时的采访视频进行保存，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于2011年启动了巴勒斯坦口述历史档案项目，对居住在黎巴嫩的第一代巴勒斯坦难民口述历史证词进行数字化处理。数字档案的创建和发展有助于弥合过去与现在、公共与私人、个人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差距。数字化的口述档案致力于建立一个与英国或以色列风格不同的档案，逐步建构了一个由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组成的全面的巴勒斯坦记忆，重建和突出了巴勒斯坦人的形象。

综上，巴勒斯坦口述历史诞生于民族解放运动中，特殊的社会政治形势对口述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相应的条件，不断丰富口述史记录形式与内容。

巴勒斯坦口述历史的

叙事特征

长期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叙事在巴以民族争端中占据主导地位，处于弱势的巴勒斯坦人的历史一直被边缘化。尽管巴勒斯坦历史在巴以冲突的全球话语中失声，但它仍然是阿拉伯历史叙事的中心主题之一。巴勒斯坦史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贝尔福宣言》的发表、1948年战争、“六日战争”、1982年黎巴嫩战争等重大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巴勒斯坦人的毁灭性影响，决定了巴勒斯坦史学写作方向与内容。换句话说，巴以之间的冲突以及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灾难经历可以被看作一部巴勒斯坦史。巴勒斯坦口述历史自出现之日起就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在国家机构缺位和档案缺失的情况下，它肩负起向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叙述挑战的重任。因此，在民族流亡背景下，巴勒斯坦口述历史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口述历史学家从普通难民经历的微观视角重新审视巴以冲突，拓展了巴以冲突学术研究的史料来源，“自下而上”的草根叙事是对“自上而下”精英叙事的一种补充。在巴以冲突的发展史上，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最为严重，也最具有争议性。萨利赫·阿卜杜勒·贾瓦德认为，“1948年战争是一段充满漏洞历史的典型案例，它介于以色列史学虚构的历史与巴勒斯坦史学缺席的历史之间。相比之下，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历史编纂从来没有在关于1948年战争的重要性方面形成完整的叙述，这场战争以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诞生而告终，并且是当前以色列和阿拉伯冲突的核心。”数以百计的论文、著作从历史、社会、经济、心理和政治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巴以问题，除少数外，作为1948年灾难的主要经历者——以农民为主的巴勒斯坦普通民众的“声音”在大部分时间内被忽视。以1948年阿拉伯人逃离事件为中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学者围绕1948年阿拉伯人离开的原因、影响等争议性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以色列学者主要从军事史的角度研究1948年战争，他们主要依靠以色列国防军档案和政府文件为研究史料。由于以色列档案材料有一定特殊性质，这意味着对1948年每一个巴勒斯坦村庄和城镇所发生情况的详细描述十分缺乏。阿拉伯人关于记载1948年巴以冲突事件的官方和书面记录极为稀少，即使一些相关文献被保存下来，也是分散于诸多国家和私人档案中，阿拉伯学者很少或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些档案。阿拉伯学术界对于1948年事件的研究主要依赖难民口述档案。口述历史从经历过被剥夺和被驱散的普通难民的角度再现1948年阿以冲突事件的情况，其突出特点是处于底层的流离失所村民的直接参与。例如，罗斯玛丽·艾斯博（Rosemarie Esber）的著作《在战争的掩护下：犹太复国主义者驱逐巴勒斯坦人》中的史料来源于艾斯博采访的到1948年5月15日为止大约225个陷落地区中的75个难民的口述证词。斯托顿·林德、萨姆·巴胡尔等学者编辑了《家园：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口述历史》一书，该书主要内容为50名巴勒斯坦难民对过去失去土地、工作和生活资料故事的述说。伊拉姆·阿布-加扎莱认为这本书为中东和巴勒斯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来源。

第二，巴勒斯坦口述历史女性证词表达了女性话语权，体现了女权主义和女性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在传统史学的性别地位及其表述中，巴勒斯坦女性一方面是大地、母性和生育能力的象征，是民族纯洁的守护者；另一方面，与男性相比，她们的社会地位较低，常常沦为男性的附属品。但在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中，巴勒斯坦妇女日益觉醒的女权、民族意识及其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独特作用逐渐吸引了学者和记者的关注。1927年，首届阿拉伯妇女大会在耶路撒冷召开，巴勒斯坦妇女代表们会见了英国高级专员，抗议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和《贝尔福宣言》。在1948~1949年以色列建国后的阿以战争期间以及1967年以色列入侵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期间，妇女组织向逃亡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巴勒斯坦口述历史的重要贡献在于增加了对被传统史学所忽视的妇女生活史的叙述。在第一次“因提法达”之前，中东和西方的阿拉伯妇女以及非阿拉伯女权主义者就开始收集巴勒斯坦妇女的故事。口述历史的妇女叙事不仅冲击了传统的父权制社会的根基，而且向犹太复国主义叙事发起挑战。罗斯玛丽·赛义格与其合作者在她们完成的网络书《声音：巴勒斯坦妇女叙述流离失所》中采访了大量女性，这一点本身就打破了巴勒斯坦历史主要由男性书写的局面。其他口述历史学家纷纷采访女性难民，出版了大量以女性证词为主要内容的口述历史作品。例如，法蒂玛·卡塞姆（Fatma Kassem）的《巴勒斯坦妇女：叙事历史和性别记忆》收录了2002~2004年间37位女性和6位男性的生活故事。在口述历史学家舍娜·格卢克（Sherna Gluck）的采访中，巴勒斯坦妇女热烈讨论有关妇女生育及妇女在巴勒斯坦国家中的作用等问题。口述历史通过展示女性权利意识觉醒和社会角色的改变，有利于推进女性解放事业、减轻女性痛苦及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

第三，巴勒斯坦口述历史具有“流亡”特征。它主要表现在口述历史研究者流亡者身份、访谈对象流亡者身份以及难民口述证词流亡主题三方面。其一，在中东地区的难民营地对难民进行采访、收集证词、展开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人。例如，历史学家瓦利德·哈立迪长期致力于19世纪70年代以来巴勒斯坦问题、阿以冲突的起源和演变的研究，努力留存巴勒斯坦人民集体记忆。他一生漂泊，在耶路撒冷、伦敦、贝鲁特、马萨诸塞州都留下了他一生的流亡足迹。他的作品写作过程往往历经多个城市，初稿、修改并最终定稿。其二，接受采访的阿拉伯人分布在多个难民营，主要有黎巴嫩的萨布拉-夏蒂拉（Sabra and Shatila）、布尔吉·巴拉杰尼（Bourj al-Barajneh）、恩·希尔威（Ein El Hilweh）以及贝尔谢巴附近的贝多困、加沙拉法（Rafah），等等。其三，难民口述证词的主要内容为难民纳克巴的亲身经历、纳克巴文化记忆以及代表纳克巴受害者的发言，其表现的主题为占领、被毁乡村、驱逐、抵抗等流亡生活，如伊哈卜·萨乌尔（Ihab Saloul）所著的《现代巴勒斯坦人想象中的灾难和流放：讲述记忆》、罗斯玛丽·赛义格所著的《纳克巴与口述历史》，描述了巴勒斯坦人如何成为流亡者的过程以及其流亡生涯。欧美口述历史研究的重点是在社会史领域，如农村史、城市史、妇女史、家庭史、企业史和个人传记等，而巴勒斯坦口述历史是围绕“流亡”叙事而展开的民族史、文化史和政治史。

第四，巴勒斯坦口述历史研究的学者来源具有广泛性，部分以色列犹太人和国际学者参与到巴勒斯坦口述历史计划之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后锡安主义思潮中出现的本尼·莫里斯、艾兰·佩普等“新历史学家”，通过大量新发掘和解密的政府文件、口述证词重新解读1948年战争及其后果，力图还历史以真实。为了提高以色列人对纳克巴的认识，犹太人布朗斯坦于2002年在特拉维夫建立了非政府组织“佐科特”（Zochrot）。“佐科特”的主要活动包括组织参观被毁的巴勒斯坦地区，采取法律行动保护巴勒斯坦遗址，2003～2006年间出版17本以难民证词为史料的希伯来语宣传册，等等。以色列女权组织巴特-沙洛姆（Bat-Shalom）通过组织展览、示威和出版难民证词宣传册等形式，为以色列社会中犹太妇女和巴勒斯坦妇女争取平等的发言权。来自巴勒斯坦以外学者则通过对难民的采访探查巴以冲突持久对抗的原因和观察难民的人权状况，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中东中心研究员伊恩·布莱克在《敌人与邻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一书中，借助解密档案和口述历史描述了普通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相互遭遇和对抗，尤其对巴勒斯坦人困境给予了更多关注；美国犹太人和女权主义者舍娜·格卢克于1988年12月至1991年夏季之间前往被占领土，采访巴勒斯坦激进主义者，参加妇女委员会会议等活动，对“因提法达”期间妇女斗争发展状况进行调研。犹太人和国际学者的参与将口述历史研究的立足点从建构民族主义史学扩展到书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认可的历史，以此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口述历史叙事与

巴勒斯坦民族认同

现代性的记忆是民族和国家形成的关键因素，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创造，即在家庭、宗教和阶级的影响下，通过语言的结构、日常生活的仪式和空间的界定发展而来，旨在保存和塑造一个群体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身份，许多民族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通过神话、象征、仪式来创造一种文化传统，通过营造“共同之过去”来厘定“共同之未来”。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集体记忆是跨越时间和地点的特定历史事件的集合，其突出特点在于它的流动性。集体记忆的移动性主要基于“日常交流”，或者也可以被称为“交流记忆”，当人们在交流他们的故事和经历时，每个个体都创造了一种记忆，就像哈布瓦赫揭示的那样，它是一种社交媒介，通过建构一个共同的过去来巩固在群体中的归宿感，每个个体都属于无数的群体，因此也就拥有无数的集体自我形象和记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口述历史学家确立“讲故事的重要性以及所有记忆都是选择性的社会建构”的观点。大多数国家将民族记忆的保存视为维护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积极的纪念活动和仪式被视为文化生存的保证，通过文学、口述历史等多种叙事方式将碎片化的个人经验转化为统一的集体记忆。就巴勒斯坦而言，巴勒斯坦民族的现代历史以建构“巴勒斯坦人”这一身份概念为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历史建构不再大力突出其阿拉伯属性，而是全力强化和强调巴勒斯坦的独特性。保存和传播集体记忆成为维护巴勒斯坦身份的一种重要方式，巴勒斯坦流亡知识分子通过口述历史记录难民的声音，将个人记忆转化为公共历史，完成了民族记忆的书写，构建难民的巴勒斯坦土地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一）乡村记忆与巴勒斯坦土地认同的塑造

领土是民族国家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民族国家提供了边界和栖息地，被视为民族国家的家园。民族国家通过领土的叙述和意象向作为地域界定的民族成员的个体灌输一种对某一领土的认同感，称之为空间社会化过程。在国家叙事中，领土被描绘成“我们”的同质家园，作为“我们”的身份来源，而“其他人”则可能位于领土内或领土外。历史书写在确立以英国委任统治范围为基础的现代巴勒斯坦边界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历史学家穆斯塔法·穆拉德在书写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时谈到，“巴勒斯坦——我们的祖国，坐落在西亚，西邻地中海，东邻叙利亚、约旦，北部与黎巴嫩、叙利亚接壤，南邻西奈和亚喀巴湾。”1948年之后，巴勒斯坦原先所拥有的疆域和土地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因军事失利而被以色列占领。1948年，94%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被以色列国用军事手段夺去，当作犹太人的土地，而且留下来的巴勒斯坦人也被禁止拥有任何土地。据乔治城大学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罗谢尔·戴维斯估计，巴勒斯坦70%的村庄被毁于第一次中东战争，22%的村庄仅留下了几间房屋以及一些宗教场所。但无论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战争或冲突，人们都不会淡忘早期产生的民族身份认同，疆域、边疆的界定往往能够产生身份认同。

作为领土重要组成部分的土地，是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形成与巩固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而且在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的争执中，民族与土地的联系尤为紧密，因为记住家园是维持流亡中民族共同体的手段。作为幸存下来的巴勒斯坦基本社会单元，难民自觉地承担起传承民族故事和重建家园形象的重要任务，而妇女的家庭角色使之成为先辈在故土生活历史的主要讲述者。口述叙事通过重复叙说土地上亲密而强烈的日常生活体验，再现巴勒斯坦村庄、社区或城镇的基本组成部分：水井、洞穴、山谷、山丘、街道、农田、建筑物、清真寺、教堂、树木、咖啡店和商店。绘制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图是了解巴勒斯坦政策问题的基本工具，第一手资料帮助恢复和记录了1948年被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摧毁的418个村庄的巴勒斯坦名字。巴勒斯坦绘制的被毁村庄的地图，不仅是关于所记录村庄的地理位置，还包括村庄中社会、自然、劳动、经济和亲属关系等方面表现出的复杂世界。曾经居住在纳卡布的贝都因人巴斯玛对纳克巴之前的生活描述道：“1948年，我们贝都因人的生活是很自然的，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并且很幸福地生活在那里，家族的农业用地被划分为几块，分给几个较小的家庭，每一块土地都有耕种家庭的名字。在播种季节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种植小麦、大麦和玉米等谷物。在收获之后，我们种植甜瓜、黄瓜、西红柿和西瓜，我们也种葡萄、橄榄、无花果、杏仁、石榴。”通过不断地重复口述，贝都因人得以了解、铭记先辈们的生活点滴，并将这些历史记忆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当我们重游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孩子们，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曾居住在这里。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了解这些历史。”

阿拉伯乡村物质的破坏、农民变成无地难民的过程以及农民职业角色的转变，使难民对过去的回忆具有“地理乡愁”的特征。社会学家将“由于对家园的无限渴望所遭受的痛苦”定义为“乡愁”，其重要特征是促进归宿感或社会联系的强化。巴勒斯坦人将村庄及其地理空间定位为1948年以前历史的载体。因此，通过回忆一些地方，甚至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地方，他们得以与过去历史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尽管在1948年和1967年的两次中东战争中，一半以上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但巴勒斯坦人通过与自己出生的村庄、城镇和城市保持情感联系等方式，继续把自己定义为巴勒斯坦人，属于某个特定的村庄。口述历史记录集中记录了巴勒斯坦家园象征和情感联系的社会历史、难民经历以及过去生活故事，这些“文件证据”证明了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和他们拥有对祖先土地的合法权利。正如罗谢尔·戴维斯在《描绘过去》中指出的那样，对乡村生活记忆的强化使人们更加强烈地要求获得纳克巴之后失去的土地。这一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在口述历史的村庄纪念书中得到了明确的证实

（二）灾难记忆与巴勒斯坦文化认同的形成

文化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个体也会逐步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武装抵抗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牺牲、斗争的英雄形象是巴勒斯坦叙事话语的主流。1948年战争对巴勒斯坦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并引发了一种新的巴勒斯坦叙事，即纳克巴（“Nakba”意为灾难，等同于“Catastrophe”），其核心是巴勒斯坦地的“殖民化”和巴勒斯坦人的受害。经过长期发展，在第二代和第三代难民之中产生纳克巴文化记忆，包括诗歌、流行歌曲、民间传说、民族舞蹈、小说、风景画和流亡文学，如格桑·卡纳法尼的小说《重返海法》、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诗《橄榄叶》和《身份证》。纳克巴代表散居在外的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梦想，以口述历史保存灾难记忆成为文化抗争的一种手段，以《纳克巴与口述历史》《巴勒斯坦纳克巴的口述历史》等作品为代表。由努尔·马萨拉编辑的著作《灾难铭记：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内部难民》，描述了难民韦尔德用拳头猛击桌子讲述以色列空军轰炸摧毁村庄时的情形。“村民们来到韦尔德所居住的那座山的房屋前，看到了这户人家遭受轰炸的场景。他们现在称之为哭泣之山，因为那天从卡夫·比里姆来的每个人都在哭泣。”在网络书《声音：巴勒斯坦妇女叙述流离失所》中，巴勒斯坦妇女苏亚德·安德拉奥斯（Suad Andraos）用英语讲述了当卡车在黑暗的夜晚驶离雅法前往未知目的地时的恐惧和焦虑：“我们停在一个地方，被围住了，大家都不安地睡在地板上。和我在一起的贝都因人给了我们薄荷茶，对茶的味道至今记忆犹新。每次喝薄荷茶时，我都会想起那天晚上。”这本书所描述的被驱逐和逃跑的人们的情形给受众深深的带入感，由此产生震惊和愤怒之情，留在了他们的记忆中。

1948年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态，而且从那时起口述历史成为巴勒斯坦人民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虽然巴勒斯坦民族认同在1948年之前就已经扎根，但巴勒斯坦人对后纳克巴时期的记忆在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重建和20世纪60年代巴解组织的出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纳克巴是现代巴勒斯坦集体记忆、国家认同和争取国家民族权利的中心，连接所有巴勒斯坦人与特定时间点最重要的事件，使被迫分开的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人和难民社区在情感上深深地团结在一起。作为受到不公正对待和暴力对待的受害者，他们通过口述历史讲述其所思所想，灾难记忆遂成为民族国家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资源，在塑造遭受灾难民族诸如塞尔维亚人、犹太人以及巴勒斯坦人的自我认知和文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用欧内斯特·雷南的话来说，“共同的苦难比欢乐更能凝聚人心，在国家记忆中，悲伤比胜利更有价值，因为它赋予了责任，需要经历者同舟共济。”纳克巴50周年纪念引发了关于其含义及其对巴勒斯坦民族身份的意义的公众辩论，纳克巴也被重建为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创始神话。

（三） 回归记忆促进巴勒斯坦政治认同的构建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就巴勒斯坦而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对民族的构建起了决定性促进作用，巴勒斯坦的国家和民族主义先于民族产生，并展开了自身的民族构建，即发展民族认同。实现建国目标和争取回归权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形成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认同。1968年经过修订的《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给予回归权中心地位，巴勒斯坦斗争的目标被定义为“解放家园”和“回归家园”。1974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2届会议通过的《临时政治纲领》首次使用了“回归权利”的提法，并将其视为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最前线。因此，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回归权是一项神圣和合法的权利，永远不能放弃。

难民证词充满了对回归巴勒斯坦地渴望的描述，强调流亡生活的暂时性一直是巴勒斯坦民族叙事的中心主题。口述历史在构建巴勒斯坦政治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通过乡村史著作、纳克巴网站、自传体著作和电影等形式，收集了巴勒斯坦物质和文化记忆，以此证明巴勒斯坦人对其土地的所有权。萨尔曼·西塔（Salman Sitta）在伦敦创建了一个巴勒斯坦回归中心，其目标是记录和出版关于难民问题的法律和道德方面以及回归权的材料，并强调占领与1948年以来难民遭受的痛苦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它通过在巴勒斯坦难民中传播回归文化，将希望和信念传递并保存于青年一代中，重申他们在巴勒斯坦拥有的权利。即使时间流逝，即使目前的情况不允许难民返回，他们也不会放弃这一权利。难民梅龙·本韦尼斯蒂（Meron Benvenisti）将前往被毁的巴勒斯坦村庄的旅行描述为“植物学”，因为“村庄的轮廓被仙人掌树篱所保存，野生的果树、某些种类的草和荆棘在居民区的废墟中茁壮成长。种植的或野生的植物，在人类消失的景观中仍作为路标。”著名巴勒斯坦学者易卜拉欣·阿布·卢格霍德回到家乡雅法短暂旅程的记忆和故事是其女儿非常个人化、感人文章的主题。易卜拉欣·阿布·卢格霍德去世之后才最终返回家园，在与以色列当局进行艰难的谈判之后，他的葬礼得以在雅法举行。难民家庭保存着诸如祖屋的钥匙、地契等过去的一切物证，钥匙作为回归的象征，寓意不只是回到离开时的房屋，而且也是回到正常的充满尊严与温暖的生活状态。一位参加纳克巴50周年纪念游行的伯利恒难民营难民讲道：“我快要离开人世了，现在我有责任将我手里象征被毁家园与村庄的钥匙传给青年一代，他们将继续为我们的回归权而斗争。”

结  语

随着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兴起，以色列传统历史学家所建构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史遭到质疑，口述历史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史学重建民族历史的重要工具，得到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的认可。1948年以来，虽然大学、研究中心、档案收藏中心、博物馆等民族文化机构在巴勒斯坦各地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难民营中建立，但巴勒斯坦的民众记忆长时期被民族文化机构所忽视，大多数巴勒斯坦口述历史的工作都是由个别研究人员和非政府组织完成的。由于记录巴勒斯坦历史和文化的资源凤毛麟角，且重大的事件经历者主要是以农民为主的普通群众，因此历史学家提出的许多问题只能通过普通群众的经验数据来回答，巴勒斯坦口述历史的首要和明显的价值是为历史书写提供资源。以色列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以客观性为由，抨击其作为一种史料的合法性。针对以色列传统历史学家对口述材料真实性的质疑，“新历史学家”代表人物艾兰·佩普指出，巴勒斯坦口述历史可以准确地记录1948年的历史，以详细和生动的形式再现1948年被驱逐、逃亡的故事。长期以来，中东和平进程举步维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巴以双方都漠视对方的存在，双方所建构的历史记忆都将对方排除在外。承认巴勒斯坦人作为受害者的身份将是建构巴以共同历史叙事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实现巴以和解的前提条件，口述历史的最大任务是建立记录难民具体历史的新模式，揭露该地区的“隐藏历史”，以澄清和重现历史真相。

以社区建设为目标的口述历史实践不仅是通过收集难民的证词恢复和保存过去，而且是确立土地回归或补偿土地损失的合法性来源。口述证词建构的民族历史论证了巴勒斯坦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推动了民族国家构建。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国家经过战争的洗礼得以巩固，而巴勒斯坦的名字从地图上和词典上消失了，作为难民或“二等公民”的巴勒斯坦人在世界民族历史上开始了长时间的缺席。争取回归权和建立民族国家成为巴勒斯坦民族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使命。因此，作为文化抵抗的一种形式，口述历史对难民证词的记录唤醒和构建了以色列境内、被占领土以及难民营内难民的民族意识，形成了共同的巴勒斯坦民族的领土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政治认同，即对本民族至高无上的忠诚和热爱，并以这一民族认同为基础推动独立自主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发展。

巴勒斯坦口述历史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局限性。首先，口述历史项目覆盖的区域极为有限、分布极不平衡。黎巴嫩和约旦河西岸的难民经历得到详细记录，而对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美国的巴勒斯坦人的社会历史仍然相对知之甚少。其次，口述历史体制和文化框架的薄弱限制其发展。除了比尔宰特大学、伯利恒大学和加沙伊斯兰大学的个别教师外，口述历史的课程还未广泛设立。再次，受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难民研究人员和难民受访者之间互动过程中“农民过去”被神圣化，变得统一和僵化，抑制了普通群众声音的差异性。口述历史过于注重强调其灾难性，选择性描述过去事件则影响了历史事件的客观性。

（原文请见《西亚非洲》2021年第3期，也可在“中国知网”查阅、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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