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编纂思想析论
时代的变动和进化史观的传播，致使清末民初的史学进入新史学时期近代史学的确立期。为适应新式学堂蓬勃发展和传播历史知识的需要，一批具有新的编撰体例和指导思想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成为新史学时期绚丽的风景。本文旨在揭示历史教科书在指导思想和编纂方面的特点，希望能引起学界对此关注和研究。
戊戌变法前，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权基本上操持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他们编撰的教科书存在很多问题，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这些译著“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因此呼吁“速自译编”各种教科书，或“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屠寄也竭力争取教科书的编撰权：“国民教育，以本国之伦理、语言、文字、地理、历史、宗教及法制经济为精神。此类教科书，必有本国学术家苦心斟酌编订，方为适用。”但是，由于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的呼声被时代淹没了。
戊戌变法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在“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戊戌变法时期，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社会学术不断地传播到中国，在新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史学界着手重新编写中国历史的工作，目的是为了普及新的历史观，适应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编写教科书的缘起同封建教育制度的改革，关系十分密切。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在清末社会转型时期，国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价值观、社会观，培养新型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新式学堂是一条直接的通道。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3年二次改革学制，规定以西方的教育制度为蓝本，废科举，设学堂。随着学堂的开设，教学课程相应改革，历史学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钦定学堂章程》规定：“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一门。”为培养新式学堂学生的需要，有必要编撰新式历史教科书。
一、编撰的指导思想
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社会中一部分人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一部分人醉心西学，成了“全盘西化”的鼓手。他们指出：“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清末崇洋心理颇盛行，1903年4月17日《大公报》就有当时青年人崇洋心理的描述：“他们看着外国事，无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的，所以学外国人唯恐不象。”甚至一些醉心欧化的人要求取消中国的语言文字，改用“万国新语”。面对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调，要想振作民族精神，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借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民族精神论》一文说：“民族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章太炎也认为，一些醉心欧化的人所以缺少爱国心，主要在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抑制的。”由此可见，历史教科书的编撰，正是为了回应清末社会文化界出现的这种面对西方冲击而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激励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的重要载体。
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痛感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严重，逼使旧营垒中人不能不痛心疾首地对既有的社会体制、思想文化作历史的回溯和深刻的解剖，许多有识之士都不谋而合地把编著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探路开道所必须做的“清理”工作。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了《历代史略》六卷。时年23岁的柳诒微，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据日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增辑元、明两卷，汇编为《历代史略》。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就是《历代史略》，学生有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史学史专家曾誉之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新式历史教科书”
清末一些进步学者编写教科书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以“史教救国”的目的。在这中间，商务印刷馆网罗了一批学者从事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如蔡元培、蒋维乔、吴丹初等人。1903年商务印刷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年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谨明于盛衰存亡之故也。”编者把“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培养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同当时“爱国”、“存学”的时代潮流是一致的。湖南留日学生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目的是为了彰显民族主义，陶铸国魂。他在《中国历史出世辞》中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于十九世纪西洋反动时代和活动时代。”并在《附录》中指出：“痛国家之脔革，愤种族之犬羊，忾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曾著出版后，学界对其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如1903年，《浙江潮》第七期“绍介新著”专栏说：“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横阳翼天氏痛之，特编中国历史一种。其上卷于今年初夏出版，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国民国民，不可不急读。”1904年，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也把自己对民族前途的关心融进史著中。他说：“智莫大于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以为推而已也。……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是必有一书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夏曾佑说的“目前所食之果”，指的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面对危机现状，从历史中探讨造成民族危机深重的原因，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成为其著史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正是他确立“足以供社会之需”的宗旨，才可以写出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
1905年1、2月间，由邓实、黄杰、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他们编撰历史教科书也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为目的，注重乡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时代性的统一，获得了社会的良好评价：“本会所编乡土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至夥”。
由上可知，这批新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与传统士大夫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们有着新的知识结构、视野开阔而富有激情，他们将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爱国、爱家紧密联系起来，因而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教科书。
二、进化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
封建时代的史家往往把历史现象和本质对立和分割开来，不懂也不可能从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中去考察问题，不能透过历史现象抓住它的本质。因此他们研究历史只能做到：一是“考其得失，以为龟鉴”的“资治”；一是“微言大义，惩恶劝善”的“垂训”。这二种方法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1899年，王国维首先批判了封建史学“殆无系统”的弊病，他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明确提出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区别：“前者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
封建史家孤立地研究历史的方法、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史学思潮的需要。因此，以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来考察和分析中国历史，就显得十分必要。绝大多数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进化论，来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探索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社会进化的轨迹。如《普通新历史》的“凡例”强调：在“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之时，“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意内国数十朝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因此，其书即以中国历史为标准，并且按照社会政治的变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唐虞以前记载未盛，概谓之太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为封建时代”；“自秦以后至今（清）二千余年为郡县时代”。以此表明中国历史的进化。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他强调编写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他明确指出撰写历史要“调查历代国民全部运动进化之大势，摘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之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这比以往的历史撰述以帝王将相为研究对象，忽视人民的作用，无疑是一大进步。
陈庆年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1903－1904年），以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为指导，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外部世界相互联系的，历史发展的本身存在因果关系。他编辑《中国历史教科书》，运用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历史分为四个时代：一是由太古至秦统一的上古期，“此时代汉族势力日渐增进，与塞外诸族时有竞争，故名之曰汉族增势之时代；”二是由秦统一至唐亡的中古期，凡千百年间，由于“汉族在秦汉时代实凌压塞外诸族，虽五胡十六国之际，尚能与之颉颃，及隋唐之际又大拓版图，故名之曰汉族盛世时代；”三是自五代至明的近古期，此时代“汉族势微，塞外诸族次第得势，”尤其是“蒙古势力极盛，其于世界命运一切事变，彼等盖居其主位者也，故名之曰蒙古族最盛时代；”四是自清建国后的三百年的近世期，因欧洲势力东渐，“故名之曰西力东渐时代。”
夏曾佑著的《中国古代史》（1904－1906），是运用进化论和因果律分析中国历史的最有影响的历史教科书。此书历经五十年一直被史学界所推崇，1933年商务印刷馆把它列入《大学丛书》再版。这部书之所以受到史学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同夏曾佑娴熟地运用进化论，高度概括中国历史的总趋势，系统地划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夏曾佑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情况，认为“中国五千年之历史，以战国为古今之大界”，这是对中国古代史的总体划分。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他又结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当时考古学的成就，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自传说时代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并将三大时期“细分之为七小时代”：即太古三代的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的化成时代；秦至三国的极盛时代；晋至隋的中衰时代；唐为复盛时代；五季宋元明为退化时代；清为更化时代。夏曾佑上述对历史的分期，是依据历史的进化和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来划分的，虽然并没有真正找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确是近代史学史上首先提出的崭新的见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在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开始注意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反映历史发展的进化情况，表明中国历史教科书已经冲破传统史学的藩篱，具有创新意义。
三、历史教科书编撰上的特点
周朝民先生把二十世纪初年历史教科书编撰上的特点概括为：“文不繁，事不散，义不隘。”这确是对这一时期历史教科书编撰的非常有见识的总结。历史教科书的出现，是为了适应新史学思潮的要求，在学制改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编纂者确立编写原则时，既要贯通古今，顾及历史发展的系统，又要能表达历史进化的观点，同时还要便于传播历史知识，培养国人的爱国热情。基于此，历史教科书必须文笔简洁，叙事集中而有条理，这样才便于学堂教学，和国人获取历史知识的需要。
章节体历史教科书是在新史学思潮勃兴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新史学思潮要求表达历史进化的情况，寻求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据往事以知来”。新的历史观点，新的历史内容，需要有新的形式来表现它。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开头几节是“史学之要”、“地理”、“人种”、“历史源流”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在新形势下史学研究的新课题。因此，要叙述过去封建史家所没有接触的新内容、新问题，在编撰方法上不摆脱旧的编年体、纪传纪事本末体是不行的。夏曾佑将西方输入的分章叙述的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创新的目的。《中国古代史》按篇、章、节叙述，同时又寓含以大事为纲的特点。刘师培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用章节体叙述中国历史的杰作，作者在“凡例”中表示：“其用意与旧史稍殊。其注意之处，在于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关注的重心，由旧史的王朝政治，治乱兴衰，转到对政治、民族、学术、文化等关系整个历史发展进化的探索。
传统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大多网罗繁富，卷帙浩繁，用于教学是不切实际的。司马光曾说过：“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生不暇举其大略。”纪传体不适宜教学，编年体同样卷帙浩繁，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例，它上起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迄五代后周政权的灭亡，把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按年代编成294卷，可谓篇幅浩繁，用于教学也不适宜。因此，编写能够贯通今古，文笔简洁，叙事有条理，反映历史发展进化的教科书，成为二十世纪初历史编撰学不断前进的目标。夏曾佑编撰《中国古代史》的要求是“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陈庆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明确指出：“历史之学，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义不隘，而后足以为教。三者一不备焉，皆无当也。”陈氏之言，比较精到地概括出历史教科书编撰的特点。
所谓的“文不繁”，是指新式教科书在内容安排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体现了科学的现代教育规律。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提供给大、中、小学堂的教学用书，凡编著的深浅程度，都按教授的对象而定，每章节的篇幅适宜，文字晓畅明白。如国学保存会在“编辑国学教科书出版广告”中写到：“本会所编教科书皆就国学之一面着手，盖以吾国学术历五千年，浩瀚渊博，典籍浩如烟海，学人苦无门径，每兴望洋之叹。非荟萃群籍，提要钩元，折衷至当，重行编辑，不足以发扬国学之精粹，而合学堂教学之用。”刘师培也指出：“读中国史书有二难：上古之史多荒渺，而记事多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记事多相袭。中国廿四史即不合于教科，《通鉴》、《通典》、《通考》亦卷繁多，而今日所出之历史教科书，复简略而不适于用。欲治中国史，非编一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他首次根据课时和学时来编排教学内容，使之容易传授和学习。他还受西洋历史编撰学的启发，批判中国古代史书不分时代，杂乱无章。他在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时，吸取西洋历史编撰学的优点，以时间为经，以事类为纬，重点论述了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大势，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等内容。夏曾佑著的《中国古代史》“荟萃群籍”，参考几百种传统典籍，用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演进作了别开生面的叙述，全书30万字，对近三千年的历史“提要钩元”，可谓“文简于古人”。
所谓“事不散”、“义不隘”，是指历史教科书叙事集中有条理，重视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探索历史发展进化的规律。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叙事脉络分明，以大事为纲结构全篇。作者说，文字虽繁，以关乎皇室、关乎民族、关乎社会风俗三者为纲，属于此三者的大事则详，“如与所举大事无关，皆不见于书”。
历史教科书体裁新辟，文字浅显，叙事集中而有统系，故刊行后受到读者一致好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出版后，读者认为“使人有心开目朗之感”，“上下千古，了然在目。”学界要求再版，直到1934年商务印刷馆第9次印行并改名《中国古代史》，列为“大学丛书”之一。横阳翼天氏《中国历史》上卷出版后，被誉为“体裁新辟，材料丰多，而又以民族主义为其宗旨。诚我国历史界开创之大作，而普通学历史教科书中稀有之善本也。”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刚成书，就被友人索去，在浙东一带广为传抄，出版后又风行于时，在民国初年由商务印刷馆重订再版，定为中学历史教科书。
综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不仅数量日益众多，而且种类繁复，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还出现了乡土历史和时务掌故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的编印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满足了新式学堂对历史教科书的需要；其次，它也是用新观点、新体裁编写中国历史的尝试，将历史从帝王的庙堂中解放出来，为普及教育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服务。总之，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不仅促进了中国历史编撰学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而且以史教救国，迅速成为清末社会各阶级“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了救亡图存的舆论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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