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 ——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井上教授是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著名专家。他从西班牙获准摄制并经他整理出版（附影印）的《三国演义志传》，原为嘉靖27年叶逢春刊本，也是现存的举世无双的孤本；此书的整理出版和他的有关研究是《三国演义》研究史上划时代的事。本栏发表的他的这篇论文则对中国研究者了解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接受《三国演义》有很大的帮助，这不仅是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和挖掘《三国演义》的义蕴也深具启发作用。沈刚先生的一篇则是对鲁迅文学作品的特色形成原因的新的探讨，它同时也向我们提示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作家的早年（包括童年）生活环境对其作品的影响。当然，在这方面如何准确地掌握分寸同样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江户时代的汉籍流入
众所周知，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说它有史以来几乎一直没有间断过也不过分。从汉字开始，以致佛教、儒教等等，日本人从中国学到了很多的文化，以此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一般而言，在引进外国文化时，有人的交流和进口货物等几种具体的方法。引进中国文化时，不用说，起到特别重要作用的，就是文字资料的书籍。把中国出版的书籍运到日本，通过翻译来学习，日本人从中国得到了大量的文化财产，并且经过应用建立起独自的文化。进口汉籍的历史很长，中国一出版能够大体称为书籍的图书，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传到了日本。在此，我们就把焦点对在江户时代，简单地探索一下汉籍流入日本的情况。
很幸运，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保留着曾经担任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馆长的大庭脩教授的重要的研究成果。我们都知道，大庭脩教授是世界有名的东洋史专家，对汉代木简研究和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造诣很深。和我这次的主题攸关的是，1967年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出版的名为《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的学术书籍。在这一著作中，大庭教授通过调查江户时代从中国进口书籍的总数，试图制作接受中国文化的基础性资料。由于已经失去的资料很多，还没有达到完善的状态，即使是这样，这个脚踏实地的研究，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江户时代导入中国文化的具体形态。遗憾的是，大庭教授几年前因病去世，生前为了纪念他的古稀，由志趣相同的朋友出版的论文集《象与法》中，收录了以“流入日本的汉籍研究方法”、“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其方法和界限”、“唐船持渡书”等为题的讲演记录，让我们在这里一边参考这些讲演记录，一边看一看江户时代中国的书籍是通过什么经纬流传到日本国内，这些书籍流入日本后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就这些有关汉籍流入日本的几个颇有意思的问题简单地作一下介绍。
日本的江户幕府采取了禁止与外国自由交流的“锁国”政策。但并不是全面地禁止和外国的贸易。江户幕府例外地批准了对荷兰和中国的交流，以九州的长崎为窗口，在政府严格的监视下可以进行物资往来。所以在江户时代，荷兰和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物资流入日本，当然中国出版的书籍也不例外。江户时代是从1600年开始的，用中国的年号来说，相当于明代的万历28年、神宗时代。尔后，从明代到清代的大约270年间，大量的汉籍被载入船运到日本国内。但并不是所有的汉籍都能无条件地进入日本，江户幕府严禁基督教在日本国内传教，所以对汉籍中有没有关于基督教教义的内容，有必要进行严密地检查。为此，幕府派遣了号称“书籍审查官”的官员常驻长崎，并让他们代代世袭地从事书籍审查的工作，采取了一种禁书政策。从中国来的贸易船只一抵长崎港口，要事先提交保证没有关于基督教书籍的誓约书“赍来书目”，然后制作“书籍总账”等，经过规定的一套手续，中国书籍才可以登陆，把它们纳入日本国内销售的渠道。也就是说，“书籍审查官”这个官职，就是执行政府禁书政策最前线的官僚；“书籍审查官”制作的简单的汉籍内容说明，即“大意书”就是了解书籍内容的“汉籍简介”。
这个“汉籍简介”被送到行政中心的江户（现在的东京）这个阶段，奉行人就马上可以得知从中国运来了什么样的书籍。就这样，可以说是政府书库的“红叶山文库”里不断蓄积大量的汉籍。这个“红叶山文库”现在改称为“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其中大部分的藏书都是江户时代经由长崎从中国进口的贵重的书籍。
从中国流入的汉籍不仅仅是运到了江户，还流入地方行政单位和私人书库。可以称为尾张德川家书库的“蓬左文库”、加贺前田家的“尊经阁文库”等日本各地的图书馆，现在也还保管着许多江户时代从中国传来的贵重的汉籍。其中包括许多贵重的白话文学资料。因为有些资料，中国也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以前孙楷第、王古鲁先生等中国著名的学者为了调查曾经特意来访日本。
二、《三国志演义》传到日本
可以想象，小说《三国志演义》也和其他众多的书籍一样，是在江户时代经由长崎传到日本的。《三国志演义》首次传入日本的时期虽然很难判定，不过可以根据现在留下来的私人读书记录或者藏书目录之类，精心地进行调查，对传入日本的时期大致做一个推测还是可能的。像这样的研究，在日本不是由中国文学研究者而是由书志学者（文献学者），或者是国文学者（日本文学研究者）来进行的，这是一个事实。根据长泽规矩也、中村幸彦先生或者德田武先生等著名的文献学者和国文学者的调查，使有关传来《三国志演义》的过去的记录渐渐地明朗起来。
首先，根据中村幸彦先生的论文“唐话的流行与白话文学书籍的进口”（《中村幸彦著述集》7、1984年）的记载，现存记录中，《三国志演义》的书名出现最早的是江户时期的知识分子林罗山的著作集。《林罗山先生集》附录卷一的庆长九年的信件，也就是公元1604年的信件里，附载着罗山本人的读书目录，里面记录着《通俗三国志演义》的书名。另外，估计是罗山的随笔《梅村载笔》中，也包含着汉籍目录，里面与《西游记》、《列国传》、《全相汉书》等书名一起排列着《三国志演义》的名字。这个是不是罗山的读书目录，就不大清楚了。总之，根据这样的记录，可以窥测江户时代的初期，日本知识分子的身边已有小说《三国志演义》了。
其次，根据长泽规矩也先生《日光山“天海藏”主要古书解题》（日光山轮王寺、1966年）的记载，宽永20年，也就是公历1643年去世的天海僧正的藏书中，记录着《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乔山堂刊本），还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明刊本）等书名。很显然，天海僧正在生前目睹了复数的《三国志演义》的明代刊本。
再有，根据遵照八代将军吉宗命令编制的江户幕府藏书目录《御文库目录》的记载，可以得知正保三年也就是公元1646年，《英雄谱》纳入“红叶山文库”。这个《英雄谱》是《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合刻在一起的书籍，由此我们可以确认，那时江户幕府的书库也已经有了《三国志演义》的刊本。
把以上这样的私人读书记录以及藏书目录，或者是幕府的藏书目录等综合一下，我们可以知道，在江户幕府诞生百年之后的1700年这个时候，《三国志演义》的版本就有《通俗三国志演义》、《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刘龙传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刻英雄谱》、《三国英雄志传》（杨美生本）等等，至少也有五种版本传到了日本。现存《三国志演义》的大部分是16世纪中期以后出版的，在其后的不足150年间，被陆续运到了日本。这说明，在江户时代的很早的阶段，就已经基本具备了日本人欣赏《三国志演义》的物质条件。像下面讲的那样，在17世纪末出版了第一部翻译成日语的《三国志演义》，但在此之前，日本国内已经存在几种《三国志演义》，可以窥见那时日本已经基本打好了接受翻译版的基础。
三、江户时代《三国志演义》的翻译与改编
那么，日本第一次出版翻译成日文的《三国志演义》是什么时候呢？根据现阶段的信息，我们可以推测，最早完成的翻译版时间是元禄5年，也就是1692年。书名是《通俗三国志》，出版地点是京都，翻译人是自称“湖南文山”的隐士。对这位叫文山的人物掌握的情况并不多，依据石崎又造先生或者中村幸彦先生的研究，翻译人不是一位，先是天龙寺叫义辙的和尚翻译到中途，义辙去世后，义辙的弟弟月堂接过来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在这种见解之上，国文学者、明治大学的德田武先生，又指出了元禄5年出版的《汉楚军谈》的翻译态度和《通俗三国志》的相似点，并提出历来所知的《汉楚军谈》译者章峰、微庵兄弟俩很可能与义辙、月堂是同一个人物这样的假设。不管怎样，在谈论江户时代初期知识分子和白话小说的关系时，禅宗和尚很可能参与了把中国白话小说翻译成日语的工作这件事，叫人颇感兴趣。
《三国志演义》日文版是经过什么样的过程出版的呢？对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按照中村幸彦先生的研究，是京都制作金属首饰的工匠叫西川嘉长的人物在对马藩逗留时，偶然听说京都五山的和尚在讲谈《三国志演义》，这成了一个机缘。由于西川嘉长的资助，在京都的书肆，栗山伊右卫门的手下实现了翻译本的出版。据说这是对马人古藤文庵写的《闲窗独言》中的记载，所以被公认是可信的。在这里又涉及到京都五山和尚的参与，使我们联想到宗教与书籍的密切关系，和刚才一样，令人兴味盎然。
大家都知道，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自古以来书籍的诞生与宗教有着割不断的密切关系。《三国志演义》翻译版的诞生，其背景可以想象有着宗教界的大力参与。被视为五山的和尚轮流讲谈《三国志演义》的地点——对马，是九州近海的日本海上的一个小岛，因为这个小岛离朝鲜半岛很近，在和朝鲜进行外交谈判的时候，它就成了最前线。正因为与海外直接接触的机会甚多，幕府就不得不关心当地的状况，有必要派遣有教养的人士到对马，把对马和中央连接起来。所以，就设置了一个叫“以酊庵”的衙门，京都寺院的和尚被轮流地派到这里，对当地的官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讲话。在这个所谓定期召开的面向官员的教养培育讲座中，《三国志演义》大概就作为教材的一部分包括在里面了。想到京都五山的和尚轮流担任了这项工作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在京都佛教界中已经存在欣赏包括《三国志演义》在内的近世白话文学的人物了。就是作为翻译人被列出名字的“湖南文山”这个人物，在江户初期也已经大致能理解中国白话小说的原文，所以如果不是精通白话小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话，是绝对不能胜任那样的工作的。像刚才讲到的，有人指出文山这个人物有可能是禅宗的和尚，想必是顺理成章的。
日本第一次出版翻译成日文的《三国志演义》的经过就谈到这里。下面，让我来谈一下湖南文山翻译的《通俗三国志》用的是哪一个版本这个问题。
刚才已经提到，截至17世纪末传到日本的《三国志演义》一共有五种版本。文山到底是按照哪个版本翻译的呢？对这个问题，以前小川环树先生在出版现代日语版的《三国志演义》的时候，详细地调查了几个版本，结果搞清楚了是李卓吾批评本（吴观明本）。不过，据长尾直茂先生最近的研究，湖南文山翻译的底本虽然基本上用的是李卓吾批评本，但是发现里面插入了一部分独自的译文，所以也许考虑到日本读者的情况，增添了底本里没有的独自的文章。不管怎么说，《三国志演义》在日本第一次被完整地翻译成日文这项工作，是由叫湖南文山的人物所完成，以此为开端，以后才陆续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改编本。
这件事在下面我会详细地介绍，在这之前，我想补充一点。那还是关于《三国志演义》的日语版的问题。第一个完成完整的翻译说是湖南文山这不假，不过在湖南文山之前已经有人把《三国志演义》的一部分翻译成日文出版了。这个人是江户初期的儒者中江藤树。根据德田武先生的研究，那是被推断为中江藤树的著作《为人钞》，里面编入了有关《三国志演义》“连环计”与“孔明南征”的故事，估计这也是基于李卓吾批评本翻译的。把《三国志演义》的原文与《为人钞》中的译文仔细比较一下，虽然不是直译，但是从有些部分可以看出，的确是沿着《三国志演义》翻译出来的。《为人钞》是1662年出版的书籍，如果前面的指摘是正确的话，在湖南文山完整的翻译版出版的27年以前，尽管是一部分，可以说《三国志演义》的翻译版就已经问世了。
四、学习唐话和《三国志演义》
元禄年间出版的《三国志演义》的日文版《通俗三国志》，好像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所以，从那以后被改编成日本式的《三国志演义》不断出版。目前正在详细地追溯日本鉴赏《三国志演义》本来状态的研究者中，有金泽大学的上田望先生。根据《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第9辑（2006年3月刊）登载的他最近的研究论文《日本的〈三国志演义〉鉴赏（前篇）——以翻译与插图为中心》，说是江户时代的正德（1711年）至享保（1716年）期间，兴起一个空前的学习唐话（汉语）的热潮，出现了以《三国志演义》等白话小说为教材的学习唐话的知识分子的团体。其结果是涌现出非常爱好《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小说的读者。可以想象，日本人通过阅读源源不断地进口到长崎的中国书籍，逐渐地对邻国的文化感兴趣，所以早早出版的完整的日文翻译版《三国志演义》，当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心。在如此高涨的对中国关注的背景下，上田先生把当时与《三国志演义》有关的人们的类型，设想有以下四种（上田望先生前述论文第9、10页）：
(1)学习唐话，在学习过程中阅读《三国志演义》的原文。
(2)虽然不学唐话，但是阅读《三国志演义》的原文。
(3)被唐话学习热、白话小说热、中国热所触发，阅读翻译成日文的《通俗三国志》和《通俗三国志》的摘要版。
(4)不读原文也不读译文，通过歌舞伎、人形剧、讲谈等来欣赏三国的故事。
其中，属于(1)和(2)类型的人们，两者都具备理解《三国志演义》原文的能力，只要有小说的原文就能达到目的。尽管不清楚这种人在江户时代前期有多少，但是有被称为从事口头翻译工作的“唐通事”的人们、有儒学者、有曾经到过中国的禅宗和尚们，还有在私塾经过辅导和自学能够解读汉语的知识分子等等，可以想象有一定数量的人是属于这两种类型的。另外，(3)类型的人们也是在湖南文山的翻译版出售后的元禄年间以后，把《通俗三国志》或者其摘要本放在手头，读得入了迷，对日本故事中所没有的，以雄壮、宏大规模展开的《三国志演义》的世界心满意足。但是，属于(4)类型的人们，无论是《三国志演义》的原本进口也好，《三国志演义》的翻译版出版也罢，“三国故事”在哪一个阶段对他们来说，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依然是遥远异国的虚无缥缈之谈吧。
五、《三国志演义》对江户民间文艺的影响
（一）带图本
像这样的，对不善于接触以文字作媒介的跨国文化的人们来说，带有插图的《三国志演义》的出现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下面，我们仍旧按照刚才介绍的上田先生的调查结果，来确认一下江户时代摘要版出版的数量。上田先生仔细调查了日本各地图书馆所藏的《三国志演义》的带图本，彻底查明当时出版了以下的种种书籍：
（红本） 《三国志》：羽川珍重(1685-1754)画，享保6年(1721)，所藏机关不明。
（黑本） 《通俗三国志》（别名《画解三国志》）：鸟居清满画，宝历10年刊(1760)，东京都立图书馆中央馆加贺文库，东洋文库所藏。
（黄封面） 《通俗三国志》：刊年未详（安永元年刊？），东京都立图书馆中央馆加贺文库、大东急纪年文库、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狩野文库等藏。
关羽五关破：安永元年(1772)，3卷，鸟居清满画，关西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孔明赤壁谋：安永元年(1772)，2卷、鸟居清满画，关西大学附属图书馆藏。
（黄封面） 《通俗三国志》（别名《画解》）：天明2年(1782)，桂宗信（源吾）画，学习院大学日本语日本文学研究室、上田望等藏。
（黄封面） 《绘本三鼎倭孔明》：5卷3册，睦酒亭老人作，北尾重政画，享和3年(1803)刊，国会图书馆藏。
《绘本通俗三国志》：葛饰戴斗二世画，京都池田东篱亭校订，天保7年(1836)—天保12年(1841)。
就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从18世纪前半叶到19世纪中叶的大约100年里，日本出版了各种各样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关于这些《三国志演义》的摘要版的内容，上田先生的论文里也有详细的说明，在这里就不再细谈了。总之，可以指出的是，像这样的摘要版的共同特点，就是都附有插图。宝历年间到安永年间非常活跃的画家有鸟居清满、羽川珍重、北尾重政，还有葛饰戴斗等人，由于这些当时有名的画家给《三国志演义》精彩的场面插入彩色的图画，所以对需要文字以外要素的广大民众来说，这个本来不外乎是遥远异国故事《三国志演义》的世界，却马上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被人们所接受、所熟悉，从而一下子缩短了与《三国志演义》的距离。另外，在这些带图本中，有些好像是专对儿童或妇女出售的。从中可以窥见，书肆当时借中国热的东风，试图抓住更多读者的强有力的经商精神。
说起带图本的登场，马上使我联想到的是中国也曾经出版过同样版本的事情。我曾经在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宫殿调查过的“叶逢春本”《三国志演义》，也正是这样的带图的版本，估计这是最初的《三国志演义》带图版本。把带图本的产生归结为识字率的问题，可能是有点小题大做，不过，在明代嘉靖年间擅长文字的人，我想并不多。所以，把精彩的场面视觉性地进行介绍，让人一看就懂，这样的版本的诞生，那可真是划时代的创举，可以推断它是成为扩大《三国志演义》读者层次的极大契机。类似的情况不仅仅是在中国，在日本也产生了，所以元禄年间仅以文字翻译出来的《通俗三国志》，由于以后画家也来参与给它增加了插图，从而使《三国志演义》朝着大众化的方向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享保年间以后接连不断地出版的《三国志演义》的摘要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登场人物的容貌或者服装逐渐地演变成日本式的了。渡边由美子女士，还有上田望先生指出，各个版本插图的演变虽有程度之差，里面比如说，关羽或者孔明的面孔、服装，有的甚至变得和中国的毫无共同之处，无论怎么看都是日本式的也是有的。其中最典型的是刚才举出的葛饰戴斗的《绘本通俗三国志》的插图，里面的关羽和孔明已经与中国的完全两样，样子已经是变得奇形怪状的了。而且，葛饰戴斗所运用的描绘技法，也和以前一系列的“绘本三国志”的完全不同，据说是一种独特的技法。当时日本已经进口了“周曰校本”、“刘龙田本”等带有插图的原本，应该说日本的画家对中国人心目中的关羽和孔明的形象已经了如指掌，他们这样画，很可能是为了迎合那个时代的日本人的口味，而且渐渐地向日本式发展，最后竟然变到无法窥见其本来面目的程度了。
回顾起来，日本人很久以前在导入与日本不同的外国文化时，总是绞尽脑汁地进行改造，以便让它适合自己的风土。换句话来说，就是日本人为了使外国的东西符合自己的感性，让跨国文化通过一种过滤装置改变形态，谋求与自己生活方式的和谐、融洽。这一点在进口《三国志演义》上也不例外。在出版带图的摘要版的时候，看来也进行了同样的加工。对这个背景，如上田先生指出的那样，研究当时流行的歌舞伎呀、净瑠璃呀，等等日本独自的文艺表演对带图本创作的影响尤为重要。上田先生对《绘本通俗三国志》的创作背景作了如下论述：
直至桂宗信画插图之时，大部分的画家都认真地把《通俗三国志》视为中国的小说，以从中国运来的明清小说和绘画为样本，费尽心思地创作描绘中国风味的造型。但是到了江户后期，小说《三国志演义》传到日本已经流过了两百年的岁月，鉴赏的形式也多层化起来，有军谈、净瑠璃、歌舞伎、讲谈、浮世绘或者改编的作品等等，广大民众对三国故事已经完全熟悉了，所以画家们改变了对小说和插图的意识，就产生了日本式的戴斗那样的插图了吧。 （前示上田望论文第26页）
上田先生这样论述之后，还指出，附载在摘要版的许多插图，其本身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可以把它说成是日本人长年累月创造的《三国志演义》模仿滑稽作品吧。这个看法，在思索日本人接受鉴赏跨文化的方式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启示。
（二）净瑠璃
由于1689年《三国志演义》被全部翻译成日文，其后又进一步地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带图的摘要本，所以在18世纪初，获得了不仅是知识分子阶层甚至于老百姓阶层的众多的读者，据说在元禄到享保年间，迎来一个“三国志热潮”。在这样的热潮中，三国故事被采纳到一个又一个的丰富多彩的表演艺术之中。它不仅是通过文字或插图来欣赏的小说之类，它的影响迟早会遍及舞台艺术的领域。
“歌舞伎”是江户时代盛行的伴有舞蹈的日本独自的戏剧。它的题材是历史事实或者传说，还可以采用当时的种种社会现象为题材。根据记载，我们得知在这个歌舞伎中，有以“三国志”为剧目的曾经实际上演的一场戏。那是宝永6年，也就是公元1709年的事情，在大阪的岚三十郎座首次演出，仲达和诸葛孔明好像登场了。很遗憾，具体是怎样的故事情节就不清楚了。从登场人物的组成来分析：刘备归天后，被委任蜀国掌舵人的孔明领悟到自己的死期，就以仲达为对手耍了一场一世一代的大花招……，没准儿演出的就是那段“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短剧吧。
江户时代流行的戏剧中，除了歌舞伎以外，还有“净瑠璃”。这个“净瑠璃”，是一个叫“净瑠璃太夫”的说评书的，在弦乐器三味线的伴奏下，详细说评舞台上的演员的动作和心情的一种曲艺，是江户时代初期在老百姓中广泛流行起来的。到了元禄时代，它发展为人形净瑠璃，涌现了竹本义太夫、近松门左卫门等各种流派，直至江户后期一直博得老百姓的极大好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元禄年间已经向净瑠璃的世界提供了翻译成日文的“三国故事”，可以说是必然的吧。不仅在政治中心的江户，听说在文化中心的大阪，也多次上演了三国故事的净瑠璃。这个情况，鸟居フミ子女士在最近的研究、题为“中国素材的日本戏剧化——《三国志演义》与净瑠璃”（《东京女子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纪要》第59卷、1998年）的论文中作了详细的考察，让我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其概要。
鸟居女士说，一进入元禄时代，在江户的土佐净瑠璃以及大阪的近松净瑠璃中，有意识地利用《三国志演义》的角色初次登场，享保年间以后，净瑠璃世界开始再三采用三国故事。鸟居女士在论文中，作为土佐净瑠璃的例子，举出了“通俗倾城三国志”、“续三国志”和“末广昌源氏”；近松净瑠璃的例子有“国性爷后日之战”以及“信州川中岛之战”。鸟居女士最后作出了如下的结论：这两派净瑠璃的创新风格虽有不同，但它们都是强烈地意识着《三国志演义》的登场人物和角色，把舞台或情节换成日本风味的曲目。而且当时的观众，也是在充分地领会那是《三国志演义》的模仿作品来欣赏的。
（三）洒落本
到了18世纪后半叶，三国故事在江户老百姓中可以说已经是家喻户晓，依据原本情节改编成日本风味的故事接二连三地不断涌现。经过明和年间(1764-1772)到天明年间(1781-1789)的岁月，以江户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叫“洒落本”的小说，我觉得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潮流。这个“洒落”跟汉语的“洒落”意思不同，日语发音为“syare”。这个洒落即“syare”是指一种语言游戏，小说中陆续出现的一个接一个的富于幽默、潇洒轻松的对话，把读者诱入脱离现实的幻境。可以说它是以此为目的的一种游戏文学吧。
人们最熟悉的三国故事的“洒落本”是千代丘草庵主人编写的《赞极史》。据说是宽政7年以后的作品，具体的编写年月不太清楚。“赞极史”和“三国志”的日语发音相同。《赞极史》的作者是充分意识着《三国志演义》，有意地改变了书名的文字。也就是说，从书名开始，已经贯穿了这种“游戏”的精神。关于这本《赞极史》，德田武先生和中川谕先生已经作了研究，同样在这里也作一下简单的介绍。
先让我们看一下《赞极史》的内容。让我一边借用中川先生的论文《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的鉴赏：以洒落本〈赞极史〉为中心》（《集刊东洋学》71、1994年）中的梗概，一边简单地介绍。
蜀国的玄德把一切事情都托付给孔明，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德玄”，把孔明的故居“卧龙冈”改名为“卧乐冈”并在此生活。这时候吴国的孙权来了，和玄德在谈品茶、点心的同时还谈到日本的时尚流行。很巧，魏国的曹操也来访问，三人又闲聊起当时的热门话题，互相打趣逗乐儿之后，商量好到烟花柳巷去玩。
这是全部的内容。从以上的梗概可以知道，这个《赞极史》没有能称为情节的情节，是非常单纯的一场游戏文学。但是让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开展的对话，你就可以发觉，在没有什么意思的语言背后，展开着合乎《通俗三国志》细节的巧妙的对话。德田先生在ゅまに书房出版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1984年）的解说中指出，刘备、孙权、曹操三人的大多数会话是立足于《三国志演义》之上而成立，并且把这样的部分一个一个对照揭示出来。还有中川先生在《集刊东洋学》上登载的题为“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的鉴赏”的论文中指出，即使没有固有名词出现的场面，利用《三国志演义》知识的地方也是随处可见。即《赞极史》才是充分地显示了“洒落本”独特的“游戏”精神的作品之一。那么，里面究竟贯注了如何的意图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德田先生解说中的以下内容，击中了所有的要点。
《赞极史》把《演义》正派的雅谈转义为江户街巷粗俗的闲扯来取乐，这就是模仿滑稽作品的目的。要想理解模仿滑稽作品的意思，就必须要知道其引用部分是《演义》的哪一回的怎样的故事。否则就无法品尝模仿滑稽作品的妙趣，作者通过编著这种性质的作品，来夸耀自己熟知到《演义》的细节。而且要求读者阅读时具备与自己同等的知识。精通《演义》的细节，用江户话来表达，那就是记着《演义》的穴位，作者说穿了作品中的《演义》之穴，所以要求读者也知道穴位在何处。就这样，《赞极史》一方面估准了江户的热门话题，同时另一方面又道破了《演义》的穴位，它就是这样的作品。
在“三国故事”的世界广泛地被人们所认识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洒落本”——《赞极史》，是《三国志演义》世界以至它的细节都深深地渗透在人们心中的确凿的证据，也是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显示了鉴赏深度的资料，而且可以说，它还是传达18世纪末江户民间文化情况的贵重资料。
六、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代为结语）
以上对江户时代初期传到日本的《三国志演义》经由什么样的经过被日本人接受、鉴赏；在鉴赏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在日本国内怎样地发生了演变；在演变中又怎样地反映了生活在江户时代的老百姓的感觉。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边介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边看了一下大致的轮廓。
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和吸收别的文化的情况相同，接受、鉴赏《三国志演义》也是一旦出版了翻译版，它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吸收到日本本来的民间艺术中，登场人物的容貌、服装，甚至他的性格都渐渐地改变了原来具有的形态。对演变成“日本式”的这个过程，我们得到了确认。
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也许是由于这个关系，在导入不同性质的文化的时候，日本人直接受它影响的情况倒是很少的，一般都是花费一定的时间仔细地考虑、斟酌，然后选择符合自己风土的内容，才在精神上产生接受的余地。当然《三国志演义》也不例外，我们并不否认有些人是马上接受了翻译版的，但是欣赏被改编成日本风味的、带有插图摘要版的人总归是大多数。不仅如此，由于受到江户时代盛行的歌舞伎的影响，甚至享受脱胎换骨、似是而非的《三国志演义》世界的人都有。追溯接受、鉴赏《三国志演义》的过程，我觉得它和搞清日本人吸收不同性质文化时的模式相联系，所以今后大有研究的必要。
另外，对江户的民间文化，近年来，在日本，通过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的研究，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锁国政策的闭塞性反而产生了形成独自文化的效果，同时还了解到当时老百姓的文化程度之高。关于鉴赏《三国志演义》，也同样应该考虑有这样的江户民间文化的强烈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以前是以日本文学研究者为主进行的，但是我认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应该发挥能理解汉语原文的优势，今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也积极地进行研究。
来源：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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