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本《古文孝经》回传中国考
太宰纯校刻之《古文孝经孔氏传》最早是由汪鹏在日本长崎购得、带回国内的。（注：参见《知不足斋丛书》本《古文孝经孔氏传》卷首吴骞序、郑辰序和卷末鲍廷博跋。据狩野直喜考证，其书传至中国的时间当在享保十六年至二十年之间。汪氏购回《古文孝经孔氏传》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之后数年，“又闻估客伊孚九，乞长崎购获《古文孝经》及《七经孟子考文》各五六通而归矣”（日本覆刻《知不足斋丛书》本《古文孝经孔氏传》大盐良之跋）。大庭脩认为，很有可能在享保十九年（1734）十二月，丑七番船头伊孚九回国时将二书带回中国（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附篇第一章，第447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汪鹏，杭州人，字翼沧，号竹里山人，有一些学问，因商贾事，三赴长崎。其《日本碎语》（注：《日本碎语》又名《袖海编》，收入《昭代丛书》戊集。）附载于梁玉绳《清白土集》卷二四《瞥记七》，有曰：“我购得《古文孝经孔氏传》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传之士林焉。”（注：汪氏后来又购回根本逊志刊行之《论语义疏》。据狩野直喜《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收入《先秦经籍考·杂考类》，江侠庵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考证，时间当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前。因为《袖海编》卷末识语曰：“乾隆甲申（二十九年）重九日竹里漫识于日本长崎唐馆。”）乾隆四十一年（1776），鲍廷博（1728-1814年）将《古文孝经孔氏传》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一集，后附司马光《孝经指解》正文一卷（称作《宋本古文孝经》）。前有乾隆四十一年卢文弨、吴骞、郑辰序，次孔安国序，次日本享保十六年太宰纯序。内题汉鲁人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通计经若干字、传若干字。卷末有鲍廷博跋。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细黑口。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古文孝经孔氏传》，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九、《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三、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一均有著录。鲍氏本刊行后不久即回传日本（注：鲍氏刻本于日本安永七年（1778）传到日本，圣堂文书中有是岁载入此书的戌七号船的报告。详见大庭脩《江户时代日本秘话》第六章，第113页（中华书局，1997年）及《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一章，第82页。），江户时代光格天皇天明二年（1782）东都嵩山房小林新兵卫覆刻。[8]（孝经类）天明八年《嵩山房藏板目录》中著录“清人《知不足斋丛书》唐本翻刻春台先生音《孔传古文孝经》全”，亦可为证。
卢文弨（1717-1796年）考校太宰本文义、字数、避讳等，以为非近人伪作；指出隋去古未远，古书今存者寥寥，即使是刘炫“补缀”，亦不可废；同时，也辨明其疑点、讹误，态度较为公允。其《抱经堂文集》卷二《新刊古文孝经孔氏传序》有曰：
其文义典核又与《释文》、《会要》、《旧唐书》所载一一符会，必非近人所能撰造。然安国之本亡于梁，而复显于隋，当时有疑为刘光伯（炫）所作者，即《郑注》人亦疑其不出于康成。虽然，古书之留于今日者有几，即以为光伯所补缀，是亦何可废也？盖其文辞微与西京不类，与安国《尚书传》体裁亦别，又不为汉惠帝讳“盈”字，唯此为可疑耳。汉桓谭、唐李士训皆称《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言，今止一千八百六十一言，此则日本所传授，前有太宰纯序，所谓不以宋本改其国之本是也。唯是章首传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称也……仲尼之兄伯尼”十五字，断属讹误。……故备举其左证于前，以明可信。且《尚书传》朱子亦以为不出于安国，安在此书之必与规规相似也。然其误入者，则自在读者之善择矣。
吴骞（1733-1813年）《新雕古文孝经序》举例说明太宰本经文与通行本的异文，有其义为优者。吴氏按断并感喟云：
……或曰：然则此书出于安国之手，殆的然可信矣乎？曰：是未易以一言断也。……大抵其出愈晚，则其疑益甚，此亦世俗之恒情。然而汾阴之鼎，讵必非九牧之金？所谓各疑其疑，各信其信耳！嗟乎！是一书也，厄于秦，巫蛊于汉，亡于梁，哗于隋，聚讼于唐，散佚于五代，自有经传以来，其更历患难，屡兴而屡踬者，疑莫有甚于此矣夫！
郑辰《古文孝经序》考察异文，以为其中古文“句法相合而义更明畅”，《汉书·艺文志》所谓“诸家之说不安，古文字读皆异”，而司马光《指解》本“所刊与今文无异，然则此本为最古矣”。鲍氏跋又指出太宰本为古本的三条证据，曰：“司马贞议引用……二十四字，以今校之，俨然尚存，略异数字，而义更胜，可知此本更出开元敕定之上也。通本'义’字作'谊’，未经明皇敕改，尤为古本之徵。卷首安国自叙亦多与先儒称述之词合。”
王鸣盛（1722-1798年）《十七史商榷》（注：是书刊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考《四库提要》初稿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历经几次增改，在五十四年已经写定，并由武英殿刻版，而广泛流传则是在六十年浙江翻刻之后。由此可知，王氏《十七史商榷》成书当早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二《日本尚文》盛称“日本尚文，胜于他国”，提及“近日从彼土传入中国者，有孔安国《古文孝经传》、皇侃《论语义疏》，皆中国所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著录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其提要有曰：
据卷末乾隆丙申（四十一年，1776）歙县鲍廷博新刊跋，其友汪翼沧（鹏）附市舶至日本，得于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1672）所刊（注：其说实出自鲍氏跋。太宰本书末有“享保壬子梓行”，据干支推算，故以为康熙十一年（壬子）。实际上是六十年之后的壬子，雍正十年，即日本享保十七年（1732）。）。……考世传海外之本，别有所谓《七经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此本核其文句，与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应。惟山井鼎等称每章题下有刘炫《直解》，其字极细，写之与注文粗细弗类；又有引及邢昺《正义》者，为后人附录。此本无之，为少异耳。其传文虽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亦颇相合；然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体，并不类唐、宋、元以前人语。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欤！……足徵彼国之本出自宋元以后。观山井鼎亦疑之，则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乐睹，使不实见其书，终不知所谓《古文孝经孔传》不过如此，转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录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据《宋三朝艺文志》，五代以来，孔、郑注皆亡[3]（卷一八五《经籍考十二》引）；但出现了两次外国献书的情况。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新罗进献《别序孝经》等四种《孝经》类著作。（注：《五代会要》卷三○载：“其年（显德六年）八月，（高丽）遣使进《别序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三卷。”注云：“《别序》者，记孔子所生及弟子从学之事。《越王新义》者，以越王为问目，以疏注文之是非。《皇灵》者，止说延年辟灾之事，及志符文，乃道书也。《雌图》者，止说月之环晕，星之彗孛，灾异之应，乃谶纬之书也。”）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日本僧奝然进献《郑注孝经》。（注：《玉海》卷一五四《朝贡·元丰日本贡方物》条载：“太平兴国九年三月，日本奝然来献铜铃、磬、飘壶，并本国《职员全》、《年代纪》。又言其国多中国典籍，因出《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一卷。”原注云：“《孝经》即郑氏注；越王，唐越王正也。”其事又见于《宋史·日本传》。）《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孝经（郑）注》一卷解题云：“世少有其本（指奝然进献本）。乾道（1165-1173年）中，熊克子复从袁枢机仲得之，刻于京口学宫。而《孔传》不可复见。”又云：“古文有孔安国传，不行于世。”尤袤《遂初堂书目》亦著录郑元（玄）注《孝经》。也就是说，南宋时《郑注》又有了刻本，而《孔传》则始终没有下落。北宋时，“孔注不存，而隶古文与章数存焉”[3]（卷一八五《经籍考十二》引《崇文总目》）。司马光见到秘阁所藏《古文孝经》，“有经无传，以隶体写之”[4]（卷三）。晁公武《（衢本）郡斋读书志》卷三叙述《古文孝经》的传承及存佚情况，曰：
古文二十二章，与《尚书》同出于壁中，盖孔惠所藏者。与颜芝十八章大较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闺门》一章，不同者四百有馀字。刘向校书，以十八章为定，故世不大传，独有孔安国注，今亡。然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推此言之，未必非真也。
综合以上材料可知，北宋时《古文孝经》有经无传，就连隋代复出的、不知真假的《孔传》也已不存。又据《（衢本）郡斋读书志》卷三，北宋人注释《古文孝经》本文的著作有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一卷、范祖禹《古文孝经说》一卷。（注：1945年，马衡在四川大足发现了范祖禹书《古文孝经》摩崖石刻，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古文孝经》石刻，甚可宝贵。马先生撰《宋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石刻校释》（《史语所集刊》20本一分册），以《古文孝经说》之四库本和《通志堂经解》本校之，考辨甚详，并录有释文。）朱熹据古文本离析经传，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谓之《孝经刊误》。元代吴澄则用类似的方法将今文本分成经传，谓之《孝经定本》。其后，《孝经》注释之作大多依据今文本，或祖述朱子之本。
隋唐以降，学者多疑隋代复出的刘炫本经文（注：司马贞已指出刘炫本经文乃后人妄作，非孔壁所出之真古文。吴澄等更据桓谭《新论》所谓古文“凡二十二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字”的说法，指出刘炫本经文与今文《孝经》不同者仅数十字，可见其伪。陈铁凡《孝经学源流》亦从此说，详第二篇第五章《孝经今古文之流别》，第110页。）和《孔传》非孔氏之旧，至有指为刘炫伪作者。前揭《隋志》已云“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司马贞更指出其鄙俚不经，以为“传文浅伪”，近儒“妄作此传”，刘炫“妄称其善”。据丁晏《孝经徵文》，宋明以来，朱熹、陆秀夫、吴澄、张恒、宋濂、归有光等也都对刘炫本经传表示怀疑。清人如盛大士又指出作伪者是王肃（注：盛大士《孝经徵文序》有曰：“近汪氏翼沧所得日本国《古文孝经孔传》一卷。安国作传，汉人不言，独《家语》言之。《家语》为王肃伪撰，而安国之注《孝经》有与《家语》暗合者。《隋志》所载王肃《孝经解》久佚，今见于邢昺疏中，而多与《孔传》相同。是必王肃妄作，假称孔氏，以与己之臆见互相援证。唐司马贞指斥孔注俚鄙不经，刘炫诡随，妄称其善。或遂疑为炫作，而不知刘炫得之于王劭，劭与炫或皆被欺于王肃。”丁晏说详《孝经徵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认为系刘歆所作。胡平生先生据日本流传的刘炫《孝经述议》古抄本及林秀一《关于<孝经述议>复原的研究》论证刘炫作伪说不成立[5]（卷首《<孝经>是怎样的一本书》），其说可从。我们认为，唐玄宗《孝经序》所谓“刘炫明安国之本”的说法应当是比较客观的。刘炫对汉魏以来流传的所谓“安国之本”作了修订，有所发明，并非伪托。
背景资料二：《孝经》在日本的传刻
据近藤春雄编《日本汉文学大事典》，《孝经》传入日本的历史非常久远，六世纪末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中即有《孝经》由来的词句。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养老律》和《养老令》修成，其中《养老令》仿照唐朝制度，把当时的太学课程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三类--《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和《尚书》为小经。其学令第一云：
凡经，《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学者兼修。
凡教授“正义”，《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孝经》：孔安国、郑玄注；《论语》：郑玄、何晏注。
可见，此时儒家经典已大量传入日本，并成为知识阶层普遍学习的法定教材。其中，《孝经》的《郑注》和《孔传》并行，今、古文同时流传。1983年日本胆泽城（位于岩手县水泽市）发现的漆纸文书《古文孝经》写成年代当在奈良时代中期至后半（八世纪中叶至后半），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写本[6]（P311）。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757）诏令家藏《孝经》，时时诵读。淳和天皇天长十年（833）以《孝经》为皇太子和皇室贵族的必修课程。据《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二年（860）诏书，以唐玄宗御注立于学官，取代孔、郑二家注；“但去圣久远，学不厌博，若犹敦《孔注》，有心讲诵，兼听试用，莫令失望”[6]（P311）。而且，此后《孝经》孔、郑注仍然见于著录。宽平三年（891）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修成，其中著录《孝经孔传》（注：注云：“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文。”（据《古逸丛书》影印日本古钞本）注语出《隋志》，唯“古本”作“古文”。）、《孝经郑注》。这恐怕就是《古文孝经孔传》得以在日本长期流传的原因之一。日本保存的《古文孝经》写本，较早而完整的还有：爱知县猿投神社藏本，建久六年（1195）抄写；兵库县武田长兵卫氏藏本，仁治二年（1241）抄写；京都府三千院藏本，建治三年（1277）抄写。[6]（P310-311）涩江全善、森立之编《经籍访古志》卷二著录《孝经孔氏传》一卷，镰仓时代后宇多天皇弘安二年（1279）钞卷子本，福山城主阿部氏藏。解题曰：
首存孔序二行，次孝经孔氏传，次开宗明义章第二（当作一）。卷末空一行书《孝经》一卷，次空二行署弘安二年九月十三日书写之毕，有花押，每章下有经文字数。界长八寸一分至八寸三分。每行经十四字、注十八字至二十二字。文政癸未年（六年，1823年）福山侯覆刻以行于世，卷末有侯手跋云：“此书梁末亡逸，而显于隋，故隋唐诸儒多疑此传伪托。然隋代至盛唐，此传与郑注并著令式，皇国先王亦著大宝学令。贞观（平安时代清和天皇年号，859-877年）中有诏立玄宗注，然如传仍不为所废。享保（江户时代中御门天皇年号，1716-1735年）中，清商来长崎者访求以归，鲍廷博雕梓之，而卢文弨序之，引用唐代诸书以证其为隋代旧本。《四库全书总目》乃以为宋元已后所影附之书，固属臆断，殆由未见正本欤？林祭酒述斋先生悲正本湮灭，以弘安钞本活字刷印。弘安钞本近日归余插架，纸质精坚，笔迹沉遒，装成卷子，实为五百年前之旧本。于是影摹以刻于家。原本序仅存二行，今以元亨（镰仓时代后醍醐天皇年号，1321-1323年）中清原良枝本补缮之，以仿百衲本《史记》之颦耳。
根据解题，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①弘安二年钞本的版式行款；②文政六年日本本州岛西南部中国地方福山藩主阿部氏据弘安抄本影刻；③清商自长崎访求以归，鲍氏刻之；④林（衡）述斋《佚存丛书》亦据弘安本为底本。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著录文政影刻本。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一著录日本刻《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一册，当即此本，解题曰：“此书国朝康熙末流入中国，长塘鲍氏刻入《知不足斋丛书》。卢文弨序引用唐代诸书，证为隋氏旧本；实伪撰耳，不独非孔氏之书，并不出自刘炫也。此本日本阿正精以弘安钞本影刻。……《佚存丛书》本亦由此出，但行款有改易耳。”《经籍访古志》卷二又著录正安四年（1302）钞卷子本、旧钞本卷子本（高野山藏）、元德二年（1330）钞卷子本（粟田青莲院藏）等日本古钞本。（注：此外，胡平生先生《日本<古文孝经>孔传的真伪问题--经学史上一件积案的清理》（《文史》第二十三辑，中华书局，1984年）还列出建久六年（1195）、建治三年（1277）、永仁五年（1297）、正平十三年（1358）、仁治二年（1421）、永享八年（1436）、文安三年（1446）等多种古抄本，未注明资料来源。）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又著录明应二年（1493）藤原亲长手写本《古文孝经》。据《日本汉文学大事典》，文禄二年（1593），日本最早以铜活字印制的书籍就是《古文孝经》。（注：《台湾故宫博物院旧籍总目》经部·孝经类著录室町末（1573前后）和文禄三年《古文孝经》钞本各一卷，大体同时。）庆长四年（1599）庆长敕版《古文孝经》刊行。幸岛宗意《倭板书籍考》卷之二“儒书之部”著录庆长七年船桥吏部秀贤跋本《古文孝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日本享保六年（1721）刻本《古文孝经》一卷，八行十五字，注双行小字同，四周双边，有假名标注。书后有享保辛丑（六年）孟夏小纳言兼侍从博士清原尚贤跋。《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著录此本，称作覆古活字“清家正本”。由以上罗列的各种钞本、刻本、活字本不难看出，《古文孝经》在日本由来已久，相关著录及传承源流是清楚的。
太宰纯（1680-1747年），字德夫，小字弥右卫门，号春台，又号紫芝园，信州（长野县）饭田人。他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思想家、古文辞学派（萱园学派）创始人荻生徂徕的门人。延享四年五月卒，年六十八。春台博学宏识，刚毅狷介，有真儒风范。著述有《论语古训》十卷、《论语正义》二卷、《论语古训外传》二十卷、《古文孝经孔安国传校正音注》一卷、《古文孝经正文》一卷、《古文孝经略解》一卷等数十种。徂徕死后，其学派分为二：诗文推服部南郭，经术则推春台。（注：有关传记资料最可靠的是服部南郭《南郭先生文集》四编卷八《太宰先生墓碑》。本文又参考了《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江户学事典·江户著名人录》和《日本汉文学大事典》等书。）春台继承并发扬徂徕的思想，重视六经，尊信孔子之道；反对宋儒理学，以为非圣人之学。他的思想在萱园学派中是比较活跃又有战斗性的，其最为突出的学术成就还是儒家经典的整理、研究。春台一生潜心经术，校定群经，于《易》、《诗》、《书》、《论语》、《孝经》等均有著述，这在古学派学者中是不多见的[7]（本论一第四章，P176-194）。春台与山井鼎是同门好友。享保二年（1717）九月，太宰纯与山井鼎、安藤焕图三人从金泽往镰仓绘岛远足。山井鼎考文、物观补遗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和太宰纯校刻、音注的《古文孝经孔氏传》又同时被收入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也是其中仅有的两部由外国人纂集的经学著作，堪称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享保十七年（1732），太宰纯刊行《古文孝经孔氏传》（以下简称太宰本）。（注：据《知不足斋丛书》本卷末鲍廷博跋，“原本刻于其国之东都紫芝园，太宰纯序后有一印云‘字曰德夫’，末称‘享保壬子梓行’”。壬子为享保十七年。紫芝园乃太宰纯号，鲍氏误。）翌年，献于幕府。（注：据日本《先哲年表》，享保十八年三月，太宰春台奉献其所校定之《古文孝经传》于幕府。）太宰纯对日本流传的《古文孝经孔氏传》作了初步考察，发现“古人所引孔安国《孝经传》者、及明皇御注之文、邢昺以为依《孔传》者毕有，特有一、二字不同耳，得非传写之互讹乎”。他又从内容上分析，以为传文允当平易，更加证明其不伪。太宰纯校刻《古文孝经孔氏传》，以足利学校所藏刘炫《孝经直解》本为底本（注：《足利学校贵重书目录》云：“享保十七年，太宰春台校刊此书，传入中国，与《论语义疏》同为《四库》著录。”川濑一马《足利学校之研究》亦云：“享保十七年，太宰春台以此本为底本印行《孔传》以来，足利本《古文孝经》闻名于世。”长泽规矩也《足利学校秘本书目》和林秀一《关于<孝经述议>复原之研究》则以为太宰本并非以足利本为底本。胡平生先生《日本<古文孝经>孔传的真伪问题--经学史上一件积案的清理》征引上述诸说，认为太宰本当出自足利本，其说可从。），广校众本，又做了大量校勘、考证和音注的工作。其《重刻古文孝经序》有云：
幸孔壁《古文孝经》并与安国之传存于我日本者，宁不知珍而宝之哉？惟是经国人相传之久，不知历几人书写，是以文字讹谬，鱼鲁不辨。纯既以数本校雠，且旁及他书所引，若释氏所称述，苟有足徵者，莫不参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从彼改此，盖相承之异，未必宋本之是而我本之非也。传中间有不成语，虽疑其有误，然诸本皆同，无所取正，故姑传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陆元朗尝音之，古文则否，今因依陆氏音例，并音经传，庶乎令读者不误其音矣。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卷首《凡例》提及用以参校的足利学所藏写本《古文孝经》，“今所梓行者文字多误，而此本颇佳。序有刘炫释”。卷一八六《开宗明义章第一》谨按曰：“其刘炫之作《直解》（注：如上所述，刘炫有关《孝经》的著作只有《古文孝经稽疑》一篇（或即《去惑》一卷）和《孝经述议》五卷，所有中国的文献记载都没有著录所谓刘炫著《孝经直解》。我们推测，其中存在三种可能：一是足利本《孝经直解》仅存《古文孝经序》一篇，是否《孝经直解》与《古文孝经稽疑》有什么关系呢？二是《孝经直解》是否就是《孝经述议》呢？三是刘炫尚有其他“序其得丧，述其义疏”（《隋志》）的《孝经》类著作，书题作《直解》？因为没有机会看到武内义雄发现、林秀一复原的本子，这个问题只好暂付阙如。），虽无确据，依古本作《孝经直解》卷第一《古文孝经序》；而彼本后人记注云：‘《直解》者，魏刘炫为之也。’或云汉蔡邕作之，误矣。臣验其一二，中有‘炫以为’之语，则刘炫作之明矣。但古本序有其解耳，馀亦同今世所行本也。原注：按炫《直解》与《孔传》并中华所无，故经籍诸志不录，今亦其全本不可得而见也，惜哉！”由此可知，足利本《古文孝经》乃刘炫《孝经直解》之残本，仅存卷首《古文孝经序》，其他与传世本相同。这一点也可以从《经籍访古志》的相关记载中得到印证，其书卷二著录求古楼藏旧钞本《古文孝经孔序直解》，解题云：“首题《孝经直解》卷第一，次行题古文孝经序。所谓‘直解’者，皆就孔序为注。……求古楼又藏旧钞二通，亦皆注孔序者魏刘炫，魏字为隋误。”足利本《古文孝经》，原题《孝经直解》，凡三卷。（注：《台湾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经部·孝经类著录《古文孝经》一卷，附《孝经直解》一卷、《孝经正义》一卷，旧题孔安国传、日本江户时代影钞室町时代正亲町天皇永禄三年（1560）钞本，疑即此本。）太宰纯只翻刻了其中的《孔序》、《经文》和《孔传》。
据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经部·孝经类，大陆现存太宰本的翻刻本主要有四种：宝历十一年（1761）和宽政六年（1794）紫芝园刻本、嘉永二年（1849）嵩山房小林新兵卫重刻享保十七年本、万延元年（1860）东都书肆嵩山房刻本。据《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经部一，宽政六年本的版式、行款是这样的：书题孔安国传，太宰纯音。前有享保十六年辛亥（1731）太宰纯序，次孔安国序。九行十八字，每章下注经若干字，卷末注通计经若干字、传若干字。版心有“紫芝园”三字，副叶有“宽政六年甲寅十一月再版”一行。
相关版本还有《佚存丛书》本、片山本和山本龙本。据《日本汉文学大事典》，江户时代学者林衡（述斋）（1768-1841年）搜集散逸在日本的中国古书，凡十七种八十六卷，包括《古文孝经》（孔安国传）、《文馆词林》、《崔舍人玉堂类稿》等，汇刻成《佚存丛书》，从宽政十一年（1799）到文化七年（1810）以木活字印行。其中，《古文孝经》刊于宽政十一年[8]（孝经类），天瀑山人（林衡）是岁（己未）（1799）卷末题识云：
《古文孝经孔传》坊刻数本。余所见古写本四、五种，唯弘安二年书本为最古，而又多与坊本异。经文往往杂异体字，……盖所谓隶古文者已。足利学藏《孔传尚书》多用异字，而其体亦与此同，乃知此本之传于我，盖在唐开元改定之前也。往者山井鼎等撰《七经孟子考文》，独收《尚书》异字，而不及《孝经》，或未之见耳。余故取书本数种，参互校订，定为此本。至《孔序》，则刊本皆载之，而书本多不载，今亦从之。《孔传》之出于伪托，先儒既已论之。虽然，旧籍之留遗于今日者无几，即其出于伪托，要亦千年外物，宁可使之终归沦废乎？己未仲春初七日天瀑识。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弘安二年抄本中往往夹杂异体字即所谓隶古文，传入日本的时间当在唐朝开元之前；二是林衡也认为其书出于伪托，但去古未远，终不可废；三是《佚存丛书》本与坊刻本有所不同，因为它以弘安二年钞本为底本，由数种书本（抄本）参互校订而成。据日本《通航一览续辑》二卷及《长崎年表》、《续长崎实录》等书记载，享和元年（1801）、文化二年（1805）、文政六年（1823）、七年、八年等都有《佚存丛书》西传中国。（注：光绪八年（1882）沪上黄氏以木活字排印此书；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日本宽政至文化间活字本影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著录《孝经》一卷日本文化十二年（1815）嵩山房重刻本，题汉鲁人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后学上毛山世璠标注。（注：丁氏著录有误，“毛”下脱“片”字，下文“山世龙”亦涉上文而误，“世”当作“本”。片山世璠，号兼山，日本江户时代学者，著作有明和九年（1772）序刊《古文孝经标注》和天明八年（1788）刊《古文孝经参疏》。）前有“明和九年壬辰春山世龙《标注古文孝经序》、次享保十六年辛亥太宰纯《重刻序》、次《孔安国序》。……其上界、旁界记《述议》文。彼土原刻于享保十七年，再刊于文化十二年”。是为片山世璠《古文孝经标注》，所谓片山本。同卷丁氏又著录日本宽政十二年（1800）刊本《足利本古文孝经》一卷，孔安国传、山本龙校。前有“北山山本信有撰序，时为宽政庚申五月朔；又有南阳山本龙序，亦宽政十二年庚申所撰。馀与文化本同，第无旁界《述议》之文”。此本台湾中央图书馆有藏，据其《善本书志初稿》经部·孝经类，书题汉孔安国撰、隋刘炫解。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同。首卷首行顶格题“古文孝经”、次行低二格题“汉鲁人孔安国传、日本足利山本龙校”。扉页上记“南阳山本龙校订足利本古文孝经孔氏传”。卷末牌记有“东都书肆嵩山房小林新兵卫发行”。事实上，山本龙据以校订的足利本正是太宰本之底本。
太宰纯校刻之《古文孝经孔氏传》最早是由汪鹏在日本长崎购得、带回国内的。（注：参见《知不足斋丛书》本《古文孝经孔氏传》卷首吴骞序、郑辰序和卷末鲍廷博跋。据狩野直喜考证，其书传至中国的时间当在享保十六年至二十年之间。汪氏购回《古文孝经孔氏传》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之后数年，“又闻估客伊孚九，乞长崎购获《古文孝经》及《七经孟子考文》各五六通而归矣”（日本覆刻《知不足斋丛书》本《古文孝经孔氏传》大盐良之跋）。大庭脩认为，很有可能在享保十九年（1734）十二月，丑七番船头伊孚九回国时将二书带回中国（大庭脩《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附篇第一章，第447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汪鹏，杭州人，字翼沧，号竹里山人，有一些学问，因商贾事，三赴长崎。其《日本碎语》（注：《日本碎语》又名《袖海编》，收入《昭代丛书》戊集。）附载于梁玉绳《清白土集》卷二四《瞥记七》，有曰：“我购得《古文孝经孔氏传》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传之士林焉。”（注：汪氏后来又购回根本逊志刊行之《论语义疏》。据狩野直喜《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收入《先秦经籍考·杂考类》，江侠庵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考证，时间当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前。因为《袖海编》卷末识语曰：“乾隆甲申（二十九年）重九日竹里漫识于日本长崎唐馆。”）乾隆四十一年（1776），鲍廷博（1728-1814年）将《古文孝经孔氏传》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一集，后附司马光《孝经指解》正文一卷（称作《宋本古文孝经》）。前有乾隆四十一年卢文弨、吴骞、郑辰序，次孔安国序，次日本享保十六年太宰纯序。内题汉鲁人孔安国传、日本信阳太宰纯音，通计经若干字、传若干字。卷末有鲍廷博跋。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左右双边，细黑口。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古文孝经孔氏传》，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九、《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三、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一均有著录。鲍氏本刊行后不久即回传日本（注：鲍氏刻本于日本安永七年（1778）传到日本，圣堂文书中有是岁载入此书的戌七号船的报告。详见大庭脩《江户时代日本秘话》第六章，第113页（中华书局，1997年）及《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一章，第82页。），江户时代光格天皇天明二年（1782）东都嵩山房小林新兵卫覆刻。[8]（孝经类）天明八年《嵩山房藏板目录》中著录“清人《知不足斋丛书》唐本翻刻春台先生音《孔传古文孝经》全”，亦可为证。
卢文弨（1717-1796年）考校太宰本文义、字数、避讳等，以为非近人伪作；指出隋去古未远，古书今存者寥寥，即使是刘炫“补缀”，亦不可废；同时，也辨明其疑点、讹误，态度较为公允。其《抱经堂文集》卷二《新刊古文孝经孔氏传序》有曰：
其文义典核又与《释文》、《会要》、《旧唐书》所载一一符会，必非近人所能撰造。然安国之本亡于梁，而复显于隋，当时有疑为刘光伯（炫）所作者，即《郑注》人亦疑其不出于康成。虽然，古书之留于今日者有几，即以为光伯所补缀，是亦何可废也？盖其文辞微与西京不类，与安国《尚书传》体裁亦别，又不为汉惠帝讳“盈”字，唯此为可疑耳。汉桓谭、唐李士训皆称《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言，今止一千八百六十一言，此则日本所传授，前有太宰纯序，所谓不以宋本改其国之本是也。唯是章首传云“孔子者，男子之通称也……仲尼之兄伯尼”十五字，断属讹误。……故备举其左证于前，以明可信。且《尚书传》朱子亦以为不出于安国，安在此书之必与规规相似也。然其误入者，则自在读者之善择矣。
吴骞（1733-1813年）《新雕古文孝经序》举例说明太宰本经文与通行本的异文，有其义为优者。吴氏按断并感喟云：
……或曰：然则此书出于安国之手，殆的然可信矣乎？曰：是未易以一言断也。……大抵其出愈晚，则其疑益甚，此亦世俗之恒情。然而汾阴之鼎，讵必非九牧之金？所谓各疑其疑，各信其信耳！嗟乎！是一书也，厄于秦，巫蛊于汉，亡于梁，哗于隋，聚讼于唐，散佚于五代，自有经传以来，其更历患难，屡兴而屡踬者，疑莫有甚于此矣夫！
郑辰《古文孝经序》考察异文，以为其中古文“句法相合而义更明畅”，《汉书·艺文志》所谓“诸家之说不安，古文字读皆异”，而司马光《指解》本“所刊与今文无异，然则此本为最古矣”。鲍氏跋又指出太宰本为古本的三条证据，曰：“司马贞议引用……二十四字，以今校之，俨然尚存，略异数字，而义更胜，可知此本更出开元敕定之上也。通本‘义’字作‘谊’，未经明皇敕改，尤为古本之徵。卷首安国自叙亦多与先儒称述之词合。”
王鸣盛（1722-1798年）《十七史商榷》（注：是书刊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考《四库提要》初稿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历经几次增改，在五十四年已经写定，并由武英殿刻版，而广泛流传则是在六十年浙江翻刻之后。由此可知，王氏《十七史商榷》成书当早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二《日本尚文》盛称“日本尚文，胜于他国”，提及“近日从彼土传入中国者，有孔安国《古文孝经传》、皇侃《论语义疏》，皆中国所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二著录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其提要有曰：
据卷末乾隆丙申（四十一年，1776）歙县鲍廷博新刊跋，其友汪翼沧（鹏）附市舶至日本，得于彼国之长崎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1672）所刊（注：其说实出自鲍氏跋。太宰本书末有“享保壬子梓行”，据干支推算，故以为康熙十一年（壬子）。实际上是六十年之后的壬子，雍正十年，即日本享保十七年（1732）。）。……考世传海外之本，别有所谓《七经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此本核其文句，与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应。惟山井鼎等称每章题下有刘炫《直解》，其字极细，写之与注文粗细弗类；又有引及邢昺《正义》者，为后人附录。此本无之，为少异耳。其传文虽证以《论衡》、《经典释文》、《唐会要》所引，亦颇相合；然浅陋冗漫，不类汉儒释经之体，并不类唐、宋、元以前人语。殆市舶流通，颇得中国书籍，有桀黠知文义者摭诸书所引《孔传》，影附为之，以自夸图籍之富欤！……足徵彼国之本出自宋元以后。观山井鼎亦疑之，则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秘文，人所乐睹，使不实见其书，终不知所谓《古文孝经孔传》不过如此，转为好古者之所惜，故特录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提要中所谓“山井鼎亦疑之”，见于四库本《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卷一八六《古文孝经》，山井氏谨按云：“……由是观之，则《古文孔传》唐宋以来中华所不传，而吾邦独存焉。今以世所梓行本校之，足利本、古本是为其元本也；但展转书写，致有少异耳，乃此本所得于隋而唐以前所传者亦明矣。至于其真伪不可辨，则臣之末学微贱所不敢辄议也。”按照《四库提要》的说法，其书出于宋元以后，并非古本；之所以入选《四库全书》，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提供一反面教材而已。事实上，我们分析其论证并不充分，仅从“释经之体”来考察，又以山井鼎说为辞，比较勉强。其初衷当在疑似之间，不能明断；又碍于天朝大国钦定丛书的体制，只得认定成伪托之作。倒是后来学者的相关论证更为缜密，证据也更加充分。
以《四库提要》为界，其后诸家对太宰本多持否定意见。（注：尽管意见分歧很大，东瀛学者对《古文孝经孔传》的整理和刊印还是极大地震撼了清朝学界。除了鲍氏《知不足斋丛书》，乾隆中《四库全书》、同治中真州张丙炎辑、张允顗重辑《榕园丛书》、番禺李光廷辑《反约篇》等均收录太宰本。）孙志祖（1737-1801年）以为太宰本非但不是汉晋古注，亦非唐人所见之本，其《读书脞录续编》云：“近刻日本国《孝经孔传》，词意繁复，不类西汉传注文字，较之魏、晋间人所作《书传》，体制更为卑下，盖彼国人伪撰以欺世，并非唐人所见之本也。”
曾经充分肯定并覆雕《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的阮元（1764-1849年）对日本传本《孔传》则一概加以否定。其《孝经注疏校勘记序》曰：
《孝经》有古文，有今文，有《郑注》，有《孔注》。《孔注》今不传，近出于日本国者诞妄不可据。要之《孔注》即存，不过如《尚书》之伪传，决非真也。[2]（《孝经注疏·孝经序》后附）
周中孚（1768-1831年）的观点与孙志祖有些接近。《郑堂读书记》卷一认为，孔安国但传《古文孝经》，未曾作传。梁末安国所传之《古文孝经》本经亡。隋唐时流传的古文经、传俱是刘炫伪作，其中伪传又在五代中佚失。而太宰本则是伪中之伪，非隋唐旧本。其文有曰：
……安国但传古文，而不作传，其古文本梁末亡逸。自刘炫伪作《孔传》，人皆以其不类汉人，反疑真孔氏曾经作传，至梁而亡矣。其实所亡者，安国所传之古文，后之古文并传实炫一手所为。……今以日本所刊《七经孟子考文》证之，彼国亦以是书为伪本，好奇者误信之也。其经文亦分二十二章，较司马氏《指解》本增多五十字，中间尚多字句不同之处。而离句为传，盖又伪孔之重佁，当属好事者摭拾《释文》、《会要》、《邢疏》所引《孔传》，以己意足成之，故成浅陋冗漫，不类隋、唐间人所作也。所附宋本即《指解》本正文，以所据为宋刊《指解》本，故蒙以宋本之称，乃鲍氏所附刊也。《佚存丛书》中亦载有是本，经文多作古字，而著太宰纯音，并无宋本附刊云。
丁晏（1794-1875年）《孝经徵文》考察《释文》、《唐会要》、《邢疏》等所引《古文孝经孔传》，以为“大旨皆与日本书同，殆即隋刘炫所得《古文孔传》、唐宋以来流传之本也”。接着从汉唐以来的著录源流、内容、书证、字数、字体等五个方面考证，“有此五验，则世所传《古文孝经》必非安国之传明矣”。然后又列举五证，指出作伪者是王肃。总之，“夫《孔传》与古文不合者五，可断其非真古文；与王肃宛合者五，又可断其为肃伪撰矣。唐司马贞、元吴幼清（澄）、明宋景濂（濂）、归震川（有光）皆斥古文之伪，日本所得之古文尤伪之伪者”。
郑珍（1806-1864年）亦以为孔安国未曾作传，唐人所见乃刘炫伪撰，更举出十证辨太宰本之伪，《巢经巢文集》卷一《辨日本国古文孝经孔传之伪》有曰：
隋刘炫始伪作《孝经孔氏传》，与今文《郑注》并列学官。五代之乱，亡其传，惟本经存。乾隆中，汪翼沧市日本，携彼国太宰纯校刊《古文孝经孔氏传》以归，付鲍廷博刻之，其书遂遍布海内。《四库提要》已斥其伪矣，然止谓陋冗不类汉人释经，而不暇实核其伪。当时精审若召弓卢氏，且极序辨为真孔氏作，赝书之惑人若是。余故为列十证辟之……验此十事，可以知作是书者，彼岛僻岙一空腐之人，见前籍称引《孔传》，中土久无其书，漫事粗捃，自诩绝学，以耀其国富秘藏耳。不知孔氏原未与《孝经》作传，就令唐人所见《孔传》至今尚存，亦是刘炫伪撰，不足与汉儒注说并重。
郑氏说影响甚大，后人多以为可谓定论。黄遵宪（1848-1905年）对于太宰本《古文孝经》也持否定态度，《日本杂事》（八）即认为“山井鼎、物茂卿亦自谓误编，故不足述”。20世纪30年代，王正己《孝经今考》（注：收入罗根泽编《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前揭彭林先生《子思作<孝经>说新论》一文引用郭店楚简等作参照，驳斥了王正己对《古文孝经》的辩难，以为出于孔壁的《古文孝经》绝非伪作。）、蔡汝堃《孝经通考》均以为郑氏说无可置疑。胡平生先生利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根据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资料，论证太宰本不伪，认为刘炫既未伪造《古文孝经》，也不是《孔传》的伪造者。而日本古抄本系统的《古文孝经》是在隋唐之际传入的，即所谓“刘炫本”。
余论
所谓《古文孝经》孔安国传当是汉魏以后长期流传的《孝经》注本之一，未必是孔安国所作，其书在梁末亡逸。隋朝开皇十四年以后，经刘炫之手又出现了所谓的《孔传》本，对于其真伪问题当时即有争议。一般认为，此本已非原《孔传》本之旧，是经过刘炫改造的。刘炫著有《述议》五卷并《古文孝经稽疑》一篇。隋代复出的、经刘炫整理的《古文孝经孔传》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而五代以后在中国就已佚失了。《古文孝经》在日本的传授源流是清楚的，祖本当是隋唐旧本，非日本人伪造。（注：李学勤先生考察胆泽城漆纸文书《古文孝经》的隶古定体文字，并对照郭忠恕《汗简》卷七及夏竦《古文四声韵序》提到的、唐代宗大历中发现的帛书本《古文孝经》古文，认为“这似乎可以说明孔传本经文的隶古定文字确乎是有其根据的”。详见《日本胆泽城遗址出土<古文孝经>论介》，第312页。）太宰本《古文孝经孔氏传》正是以日本足利学所藏刘炫《孝经直解》本为底本，参校众本，旁及他书所引，更加音注而成。可见，太宰本虽非汉魏时期的《孔传》原本，但直接渊源于刘炫本，亦非伪作。
需要说明的是，今、古文《孝经》并不存在那么大的差异，最初的源头应该是一个，不过是由于在汉代复出时书写字体的不同而有了所谓今、古文之别，“文字小异，章句大同”。南宋大儒黄震就比较通达，《黄氏日抄》卷一《读孝经》曰：“《孝经》一尔，古文、今文特所传微有不同。……所异者又不过如此，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我们可以把太宰本《古文孝经孔氏传》当作《孝经》的一种隋唐旧注来看待，这样更有利于发挥其学术价值。（顾永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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